首页 > 传记文学 > 骁勇善战：崔可夫 > 第五章 出使中国
崔氏弃官为求学，学成持节赴中国；大清洗时官运通，入侵芬兰败而归。
1922 年，苏联红军粉碎了国内反革命的反扑和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苏维埃政府在列宁的领导下，开始了由战时**向新经济政策过渡，国内的局势开始稳定下来。23 岁的崔可夫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进入军事学院系统地学习，以便掌握系统的军事理论，为以后的军事生涯铺路架桥。崔可夫见国内形势已趋稳定，决定“弃官求学”，于是申请进入苏俄最高军事院校——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习。他积极求学的愿望，很快得到了上级首长的批准。金色的8 月，当崔可夫接到渴慕已久的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入学通知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即飞到那令人神往的地方。
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的前身是1918 年9 月8 日开办的红军总参军事学院，它是遵照列宁的指示创办的第一所苏联军事学院。1921 年8 月正式命名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1924 年4 月19 日，伏龙芝元帅受命担任该院院长。伏龙芝任该院院长后，进行了大量的改革，使该院的教学质量有了很大提高，像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等苏联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都是这里培养出来的。
1925 年10 月31 日，伏龙芝逝世，学院全体人员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家、卓越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传奇式的统帅、可亲可敬的老院长，热切希望苏联革命委员会批准，将学院以米哈伊尔·瓦西里那维奇·伏龙芝的名字命名。革命军事委员会尊重学院全体人员的意愿，于1925 年11 月5 日正式批复了学院的请求，将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改名为伏龙芝军事学院。
崔可夫刚入军事学院学习期间，工农红军参谋长帕维尔·帕洛维奇·别列杰夫兼任院长。别列杰夫在前几任院长的基础上做了大量工作，使学院的教学工作进一步系统化，各学科界线日趋分明，科研和教学的关系逐渐完善，各门课程的内容不断充实，教学工作很有起色。主要学科都由资深的教研室主任担任主讲；辅助课程也在教研室主任的直接组织和监督下，由指定的专门主讲人或教学小组领导人讲授。经过几年的努力，学院教学的重点开始突出，方法更趋灵活，理论学习与实践的结合更趋紧密。经过广大教职员工的辛勤努力，学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编写了大量教材和参考资料，如《外军手册》、《炮兵手册》、《空军手册》、《红色骑兵》及各种战史、战略学、未来军事学、战役战术著作。学院还有一大批著名教授、学者，他们理论功底深，造诣高，如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战史研究专家诺维茨基，杰出的军事学者卡库林、瓦采蒂斯，战术学学者萨波日尼科夫、雅库、瑟罗米亚特尼科夫、利格纳马、莫罗佐夫等。
伏龙芝担任院长后，聘请了许多著名的军事领导人在学院兼任教研室主任之职。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任战略教研室主任，工农红军副参谋长特里安达菲洛夫任战役教研室主任，红军装甲坦克兵总监卡利诺夫斯基任装甲坦克兵教研室主任，著名军事工程师卡尔贝舍夫教授任工程教研室主任，著名学者诺维茨基任世界战争史教研室主任。崔可夫得以师承如此多的名家，受益很大。
学院在对军事理论学习重视的同时，对学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思想政治素质的培养也十分关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中，又着重于观点、方法、立场的锤炼。
1924 年4 月，伏龙芝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后，明确提出：“工农红军指挥员不仅应该是技术专家，而且应该是社会活动家。”他们必须“具备十分远大的政治眼光，能够辨明活生生的现实中所反映出来的阶级力量和民族力量的错综复杂和千变万化的关系”。为此，“必须使他们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为了加强社会学科的教育，学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引导学员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史、俄共（布）党史和党纲、帝国主义理论、国际关系原理以及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形式和方法等课程。
俄共（布）中央亲自为某些社会经济课程选择主讲人、教员。党的著名活动家立陶宛一白俄罗斯政府第一任主席米茨凯维奇一卡普苏卡斯受俄共（布）
中央的委托主讲了社会学；波兰**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讲授了政治经济学。此外，党的著名活动家加里宁、安东诺夫一奥夫先科、克雷连科、雅罗斯拉夫斯基等人就国际生活、国内形势、军队建设以及全军教育等问题做了系统的讲演和报告。
由于学院有一支精干的教学队伍，又有民主的学术气氛，学员们思想十分活跃，所有这些都对崔可夫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崔可夫为自己能够亲耳聆听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及革命家、军事家的演讲而感到十分幸运，他积极向他们请教，认真阅读他们推荐的大量军事学术著作，并广泛参加军事实践，使自己的军事理论素养在丰富的实际经验基础上得到升华。崔可夫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作为一名军事指挥人员，不仅要成为战役战术的执行者、创造者和组织者，更应该是一个教育者，要用心灵去感召自己的士兵，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勇于为祖国、人民去战斗和牺牲的精神。在具体的战斗中，不仅要激发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更应创造一种军纪与民主相和谐的气氛，培养士兵遵守严明的纪律及严格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的自觉性，又要鼓励他们养成敢于创造、勇于提出自己观点的素质。崔可夫所具有的这些优良品质，在他今后的军事生涯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尽管国内的形势已开始好转，但是，学校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学员们都是按入学前的职务领取生活费，崔可夫虽然已经是中级军官，但每月领取的生活费仍然少得可怜。伏龙芝在描述这一时期红军的生活状况时写道：“关于红军过去生活的特点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红军过着饥寒交迫、衣衫褴褛的生活。”岁月易逝，1925 年8 月，崔可夫作为军事学院第五期学员毕业了。与他同期毕业的还有后来在苏联军界影响颇大的扎米亚京、库尔久莫夫、莫尔德维诺夫、什列明、雅尔切夫斯基等人，他们后来都成为苏联著名的指挥员和高级参谋人员。
为了庆祝第五期学员毕业，8 月5 日，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在联盟宫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殷切希望每了名毕业生在新旧世界激烈搏斗的时代，灵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聪明才智，集中全部精力，完成领导红军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伏龙芝在他的贺词里，衷心祝愿毕业生们把丰富的战斗实践经验和深刻的理论结合在一起，“为部队军事技能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奉献出全部力量。”崔可夫毕业后，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政治素质过硬，军事学院决定将他留在东方系中国部继续深造。学院东方系的培养目标旨在造就一代新的军事外交官，因此对学员要求十分严格。学院要求每一名学员必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机敏的反应力和处理紧急事务的魄力和勇气。所有这些都需要有广泛而精深的社会、政治。军事、甚而法律知识，特别是要有汉语功底。学院的高要求督促着崔可夫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
汉语的学习，占去了崔可夫大量时间。为了掌握好汉字的准确发音，记住各式各样的方块字，崔可夫广辟蹊径，强化训练，细心研究中国文字的特点，摸索汉语学习的规律。他对中国丰富多彩的风俗习惯和古老的文明历史有浓厚的兴趣。课余时间，他找曾去过中国的同学攀谈，并经常前往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参加有中国留学生参加的集会，与中国留学生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与命运及当前中国的时局。但是，没有感性认识的崔可夫，对中国的历史和人民无法有十分切实、真切的理解，对中国革命的过去、未来也是似懂非懂。中国革命的风暴将往何处去？中国人民将怎样脱离苦。海？领导中国人民走向光明的领导者将是谁？军阀丛生的中国将何时得以统一？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强烈地吸引着崔可夫。
1926 年，崔可夫终于实现了他一直梦寐以求的梦想，来到梦萦已久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大地。他是作为一名实习生，充当外交随员，跟随老布尔什维克罗日科前往中国的。这是崔可夫一生中数次赴华经历的第一次，为此，他感到特别的惊喜和新奇。他们乘坐特快列车，经过连续7 个昼夜的长途跋涉，穿过广阔的西伯利亚，奔赴中国东北边境。进入中国境内后，崔可夫发现，这里的地形、地貌与苏俄大地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但是，对崔可夫来说，一切仍是陌生的。一路上，崔可夫怀着好奇的心情，细心观察着这块曾被西方世界描绘为吸毒、堕落、饥荒的土地。在这里，崔可夫见到了昔日的俄**官和白匪军，他们仇视苏维埃国家，崔可夫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他们充满敌意的眼光。
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的哈尔滨到了，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车站热情迎接崔可夫一行。哈尔滨作为中国东北的商业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此时正处在奉系大军阀张作霖的控制之下，这里聚集了俄军、沙俄时代的贵族，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外币贩卖、毒品和武器走私等随处可见，官场**，官员道德沦丧、贪赃枉法，而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却承受着来自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崔可夫初识旧中国，仿佛回到了昔日的童年。中国劳苦大众生活的艰辛与痛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们一行在哈尔滨逗留5 天后，继续甫行至长春。在长春火车站由中长铁路转南满铁路至旅顺港，然后又由旅顺赴大连。在这里，崔可夫感到日本密探密布，他们的间谍人员工作方法独特，与西方间谍机关采用的方法大相径庭。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行动，对崔可夫等公然监视，有时候甚至以借火吸烟为名直接刺探他们。
到旅顺后，崔可夫一行取道海路，乘客轮经辽东半岛至塘沽港，接着弃船登岸，由天津赶到北京。一路上，崔可夫深深感到日本在中国有很大的势力，对中国的政局、民众的生活有一定的影响。但崔可夫的心里也存有大国沙文主义的狂热情绪，途经旅顺港时，他竟要去拜谒“在保卫旅顺的战斗中阵亡的”俄国英雄纪念碑。却不想想自己的同胞是怎样在中国的土地上践踏中国人民的尊严的。崔可夫头脑中的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一直阴魂不散，这也正是他的局限所在。
1926 年的中国，革命形势喜人。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发动了北伐战争，北伐军很快由广东攻入两湖、江西、安徽等省，革命的红旗差不多染红了大半个中国。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阀在北伐军的猛烈打击下，节节败退，北伐战争取得了空前的战果。湘鄂豫的工农群众运动也如火如茶，蓬勃发展。
正当南方的革命形势风起云涌之际，北京的形势则动荡不安。各派军阀明争暗斗，大肆抢占地盘。吴佩孚虽然在湖南、湖北连连受挫，但依仗英、法、美的扶持仍在作垂死挣扎，不过势力已大大削弱；奉系军阀张作霖借日本之威，趁机扩大影响，在北京称霸一时。北京老百姓在夹缝中求生，生活十分艰苦。崔可夫身处黑暗与光明交织在一起的中国，才真正体会到，中国民众要脱离苦海，唯有革命一途。此行使崔可夫增长了不少知识，对中国的了解也更真切、更深入了。
1927 年秋天，崔可夫正式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习，奉命第二次前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第二次来中国，崔可夫没有了初次来中国时的惶恐，但是，崔可夫知道，要做好中**事顾问工作，必须先了解中国，因此，在中国广阔的地域作了多次旅行。他到过京津各地，去过四川省，走遍了几乎整个华北和华南，经过两年艰苦锤炼，崔可夫对中国的了解更全面了，他的汉语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了。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期间，崔可夫对中国革命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崔可夫认为，**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队不同，它不从属于任何指挥官，他们有推翻旧制度的热望、勇敢和坚毅，具有很强的战斗力，中国革命的未来就靠他们了。
1929 年，中东铁路事件爆发，崔可夫奉召回国。
中东铁路是由沙俄与中国清朝政府共同修建的。1924 年5 月，苏俄政府与中国政府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提出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该路外，所有关于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的一切事务均由中国官府办理，苏联政府同意中国赎回铁路。1929 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了削弱张学良的势力，竭力煽动张学良与苏联发生冲突，以便坐收渔人之利。
从1929 年上半年开始，中苏双方在中东铁路问题上出现纠纷，7 月13日，苏联外交当局强烈抗议中国挑起事端，并宣布同华断交，召回驻华大使、领事及其他人员，崔可夫也受命取道日本回国。
由于中苏双方互不相让，都在边界地区调兵遣将，8 月15 日，张学良发表对苏作战动员令，决定出兵6 万，分东、西两路抗击苏军。苏联方面也毫不示弱。8 月6 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组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命令，任命曾在1924—1927 年担任孙中山顾问的布柳赫尔（即加仑将军）为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员，14 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张学良在蒋介石的煽动下，对苏持强硬态度，表示要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种种不义行径进行报复。
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的做法令苏联十分恼怒。远东特别集团军奉命以武力解决中东铁路问题。这样，中俄边界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开始了。
1929 年8 月，崔可夫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威）后，马上赶到红军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部驻地——伯力，在该集团军参谋部从事情报的收集、整理工作，直接对布柳赫尔负责。
10 月10 日开始，中苏双方在黑龙江和松花江的汇合处——同江、富锦地区激战，东北军失利。
11 月17 日，苏军又在黑龙江省东部的密山地区以及黑龙江省西部的满洲里、海拉尔地区发起猛攻，均取得胜利。
战斗正炽，崔可夫彼布柳赫尔派到东线，在那里，罗索科夫斯基的库班旅正与东北军激战。在这里，崔可夫大开眼界，第一次看到步兵坦克协同作战所具有的无穷威力。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未来的战斗中，他将指挥庞大的钢铁堡垒和步兵在苏德战场与法西斯分子搏斗。敌我力量悬殊，张学良的部队战术落后，武器装备也远远不如苏军，平时部队的训练也比较差，因此战斗一打响，东北军在苏军坦克的冲击下就败了下来。
军事上的失败使张学良不得不面对现实。11 月26 日，张学良致电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要求中苏两国就中东铁路问题重开谈判。
28 日，李维诺夫复电张学良，接受了重开谈判的建议。
12 月13 日，东北当局与苏联签订《双城哥子草约》，22 日，签订《伯力协定》，约定：两国息争；苏军退出满洲里一带，中方解散境内白俄军并驱逐其将领；中东铁路恢复到7 月10 日前中苏共管状态；“彼此释放被俘军民，重开苏、辽领事馆等。
30 年代初，苏军开始进行技术装备改造，组建了装甲和机械化部队，发展了空军、炮兵及其他兵种，这就需要有大量熟悉新式武器和技术装备，并能正确组织其操作、保养和战斗使用的指挥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单凭军事院校培养人材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选派具有较高理论功底和文化素养的指挥人员主持指挥人员的训练工作，参加指挥人员训练班的组织，加快训练的周期。在这种背景下，崔可夫这位曾有6 年军事学习经历，具有颇深军事功底的“军中才子”理所当然地被选为主持首长进修班工作的首要人选，他担任了首长进修班主任的职务。崔可夫上任后，在推广新的军事技术、新的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方面作了大量工作，深入研究了纵深战斗和纵深战役的理论，走出了单一的“阵地战的死胡同”，对于推广新的战役战术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6 年，为了加强机械化部队，苏军选送了大量学有专长的指挥员进入工农红军机械化和摩托化学院速成班。崔可夫作为其中一员，刻苦钻研新的现代化理论，掌握了大量新的知识。
12 月，他从速成班毕业后被分配到机械化旅任旅长。此时，苏联正掀起一场规模庞大的清洗运动，当国家和人民被卷进灾难性风暴中时，崔可夫在这场血腥的清洗中得以幸免，而且由于军队指挥员遭到严重清洗，中高级指挥员严重缺乏，崔可夫因此连连晋职加爵。1938 年4 月，他被任命为步兵第5 军军长，7 月升任白俄罗斯特别军区博布鲁伊斯克集团军集群司令。
1939 年初，国际形势日趋恶化，德国法西斯侵略的危险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位于西部前哨的白俄罗斯特别军区进行了改组，在原博布鲁伊斯克集群基础上组建了第4 集团军，崔可夫任司令。
1939 年9 月1 日，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但是，英法宣而不战，没有出兵援波，波兰就如放在屠案上的肉，任人宰割。苏联政府根据1939 年8 月23 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议书，以防止战火东延，保护其西部边境安全为名，不顾1921 年苏波《里加条约》和1932，年《苏波互不侵犯条约》关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的规定，在波兰民族大难临头之际，于1939 年9 月17 日悍然正式宣布，波兰政府现已流亡国外，波兰国家已不复存在，苏波之间缔结的全部条约无效。鉴于波兰的局势对苏联的安全已构成威胁，苏联政府不能对居住在波兰境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同胞漠不关心，于是决定放弃中立态度，命令红军越过边界，“解放”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为此，苏联政府组建了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方面军指挥部，第4 集团军被编入白俄罗斯方面军。崔可夫指挥这支部队进行了所谓的解放进军，侵入波兰境内。
苏芬战争前夕，崔可夫被调至第9 集团军担任司令之职，指挥部队参加了侵略芬兰的战争。
苏芬战争的源起还得追溯到1938 年4 月，那时苏联以加强北方防务为由，多次无理要求获得租借芬兰本土和芬兰湾某些属于芬兰的岛屿并取得在岛上设防的权利。芬兰政府表示坚持中立政策，拒绝苏联的建议，但保证不允许任何外国利用芬兰领土作为进攻苏联的基地。
10 月，苏联政府向芬兰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为了保障列宁格勒的安全，要求将靠近列宁格勒的芬兰边界向北推移20—30 公里，并把卡累利阿地峡南部等地区2700 平方公里的土地割给苏联，苏联将以相当于它面积两倍的东卡累利阿地区作为交换。此外，苏联还要求以每年800 万芬兰马克的租金租借汉科半岛30 年，并割取芬兰湾的一些岛屿。芬兰政府严辞拒绝了租借汉科港的要求，但采取了灵活的对策，同意调整边界，割让芬兰湾的一些岛屿。
12 月，在苏联的倡议下，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了秘密谈判，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苏联见要挟不行，竟诬称芬兰对苏联采取极端敌视和挑衅态度，已经走上了直接对苏联发动战争的道路。接着，苏联宣布废止1932 年签订的苏芬互不侵犯条约，断绝两国外交关系，挑起了苏芬战争。
崔可夫率领的第9 集团军参加了这场极不光彩的侵略战争，同时也是他一生中所参加的败得最惨的一场战斗。苏芬战争中，崔可夫的第9 集团军辖4 个师，承担了切断芬兰“腰部”的任务。到12 月底，崔可夫部虽然揳入了芬军防御区35—45 公里，但是在随后的战斗中，他的摩托化步兵第44 师和步兵第163 师在芬军神出鬼没的游击战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没。
12 月7 日，步兵第163 师进抵芬兰境内的村庄苏奥穆萨尔米，在这里，芬军一个约5000 人的旅对其进行了顽强阻击，并等待援军的到来。到圣诞节那天，芬军总兵力增加到了1.15 万人，援军与该旅合编为步兵第9 师，由贾·西拉斯武奥上校任师长。
第9 集团军的第163 、第44 师实力雄厚，有4.8 万人，并拥有335 门火炮、100 余辆坦克、50 辆装甲车。但是，第163 师多为蒙古人，缺乏在冰雪严寒天气下作战的训练；第44 师原属基辅军区，多为乌克兰人，他们与蒙古人一样，对邻近北极圈的气候和北方森林都无法适应。该地区12 月份的白昼时间仅为5 个小时，积雪深约1 米，气温在零下30—40C 以下。这种恶劣的环境无疑对摩托化或装甲部队极为不利，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和拥有特殊装备的轻型步兵部队才能发挥良好作用。
12 月27 日，芬军步兵第9 师对第9 集团军的步兵第163 师实施了大规模反击。经过两天激战，步兵第163 师溃败。此时，摩步第44 师正在拉泰附近越过国境线，沿公路由东南方向向苏奥穆萨尔米推进。芬军很快侦悉了摩步第44 师的行动。如果该师与步兵第163 师会合，芬兰中部地区的防御将受到严重威胁。为此，西拉斯武奥上校命令两个步兵连在苏奥穆萨尔米东南约9.7 公里处的库伊瓦斯湖和库奥马斯湖之间的山脊线上设置了一道防线，阻击苏军。苏军因不了解芬军的兵力和部署，对地形又不熟悉，只是沿着唯一的一条狭窄土路运动。芬军利用其熟悉地形、擅长滑雪等特长，采取打了就跑的战术，使摩步第44 师遭到严重损失。摩步第44 师师长误以为遭到芬军大部队的反击，匆忙放弃了与距离9 —13 公里之外的步兵第163 师会合的企图，从而断送了切断芬兰中部防御的任何可能，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摩步第44 师在严寒的环境中作战，不仅要抵御芬军的袭扰，更需抵御严寒。芬军可以睡在暖和的军用帐篷里，而苏军士兵完全在露天生火取暖，或者在雪中挖洞栖身，或者利用路旁干沟、壕沟修筑临时单坡或浅坑掩蔽所栖身，而且大多数人穿着夏季皮靴，无法御寒，很多人冻伤了脚。更有甚者，许多士兵在睡觉时就不知不觉地冻死了。
1940 年1 月6 日，苏军摩步第44 师为芬军所困，师长维诺格拉多夫下达了全师撤退的命令，并通知下属指挥官：目前本师已处于绝境，凡能逃走者可自行逃走。他自己乘一辆坦克逃回苏联，后以玩忽职守罪被处死刑。
此战，崔可夫的第9 集团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损失了大量枪械弹药，人员伤亡达2 万余人，崔可夫也因此被解除了第9 集团军司。令的职务。这正是：不义之师难取胜，空自鏖兵梦难成。欲知崔可夫被解职后去向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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