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与苏联大多数著名将领一样，出身于贫困的农村。他之所以能够引起读者的关注，不只是因为他作为农民之子跃升为苏军元帅，更在于他曾17 次受到苏联最高统帅部嘉奖，并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他从19 岁开始就担任团长，率领部队转战东西，与高尔察克匪帮血战，同波兰白匪军搏斗。战争稍息，他即弃官从学，跨入苏俄第一所最高军事学府——伏龙芝军事学院，苦修7 年。随后赴华任军事顾问，1931年回国。
1940年参加了侵芬战争。同年，受斯大林的委托，带着鼓动中国国民党抗日、消除苏联东部威胁、察明日军意图的使命，再度赴华，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在外交战场上巧为斡旋。1941年回国，历任军事要职，直至被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他带领部队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先后指挥第64、第62集团军担负着市区防御的主要任务，并在城区防御战中有诸多战术创新，成功完成了前苏联最高统帅部下达的“不许后退一步”的作战任务。随后他又参加了解放前苏联本上的历次会战及柏林会战，在苏军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二战胜利后，他先后任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副总司令、第一副总司令、总司令，并兼苏驻德军管局总指挥和对德管制委员会主席，处在北约与华约对抗的前沿。后任基辅军区司令，国防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及民防司令，成为前苏联军界举足轻重的人物。
崔可夫的成功在于不落俗套，勇于创新，在丰富的战斗实践中，他不拘泥于原有的条令、条例，认为“战术的使用与制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加以完善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探求组织和遂行战斗的新方法”。他说，如果不经常预见事态的发展，不研究变化的条件，不提出新的问题，迟早会走向失败。在防御战斗中，崔可夫反对消极的阵地防御，主张抓住每一个有利时机及时转入反攻，实施积极防御。在进攻战斗中，崔可夫强调时间和突然性，认为出其不意乃取胜之关键。为了达成突然性，他创造性地总结出了由战斗侦察发展为大规模进攻，将小股部队的夜袭扩展为以一个方面军的庞大兵力实施夜袭的新战法，为苏军达成进攻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进攻战斗中，崔可夫还擅长夹击和侧击，对敌结合部则采用集中突击的战术。
崔可夫认为，对敌情周密细致的侦察与深刻透彻的分析是完成战术动作的基础。作为一名指挥员不仅需要全面掌握己军的情况，而且要尽可能多地了解敌军的情况，找出敌军的长处和短处，克敌制胜。为此，崔可夫采取了及时派出侦察员搜集情报；亲赴现地观察，掌握第一手材料；密切与友邻联络，频繁交换情报等方略。
崔可夫特别强调人的作用，他指出战斗的胜利不仅取决于力量的强弱对比，而且要讲智慧、技能、随机应变、出其不意等要素，概而言之，就是比士兵的创造性和精神状况。因此，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充分调动士兵的主观能动性成为崔可夫的一条不可动摇的信念。为了作好思想政治工作，崔可夫强调根据形势选择做工作的方式方法，在城市防御战中，他就号召广大政治工作者把政治工作的中心从营团转移到连队和强击队，采取个别谈心等灵活多变的方法，要求各级指挥员要接近战士，善于找到打开战士心扉的钥匙。崔可夫还特别强调党、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各级指挥员和党、团员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生死相依，在战斗中身先士卒。崔可夫作为指挥员始终如一地与战士们保持着密切联系，他的指挥所总是设在战斗最激烈的地区，对激励士气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崔可夫的品格、意志、才干、博学、律己、勇气和预见力，都是令人敬慕的，但他性格中的严谨超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常常令人望而生畏。
但无论如何，崔可夫堪称是一位出色的战役指挥员和战术家。
传记是对生命的鉴赏。这部著作尽管不是描述崔可夫的最详尽的传记，但它完整地叙述了崔可夫的一生。作为一名军事史研究人员，我不图探奇惊人，也力避亦步亦趋，满足于给历史教科书作注释，而是力求将崔可夫这一历史人物置于社会的大背景上来追寻他的身世、事迹及精神追求，给历史赋予活的灵魂，使人们对十月革命以来的前苏联军事历史，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场规模恢宏的战争有更真切、更丰富、更感人的了解和认识，同时使人们能参照崔可夫的生命旅途审度自身的人生，汲取力量、智慧和信心。
在写作过程中，由于这部书是迄今为止国内甚而国外第一本从战役学的角度专门记述崔可夫生平的著作，资料的收集、整理均极为困难，加上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错误之处，敬请读者赐教。
杜正艾
1993年8月2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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