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二部 夺权·掌权 十一、脸面问题
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之后，学大寨运动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全国各地的参观者以每年数十万的规模如潮水般地涌向大寨，记者们更是蜂拥而至。
偏偏天不作美。1972年春，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长达17个月的大旱降临昔阳。
这天陈永贵从外边回来，一路上观察着路旁的庄稼，发现缺苗断垄的现象十分严重。回到大寨后他上地转了一圈，见大寨的地里也有不少缺苗断垄的地方。他把贾承让和郭凤莲等大队支委召到一块训了一通。“骄傲自满么！”陈永贵说，“墒情不好，为什么不早动手？早耙早搂保墒保苗也不懂哩？为什么不早想办法？”训够了大寨党支委，陈永贵吩咐道：“你们写个申请，要求县委通报批评！”
按全县的平均标准衡量，大寨的缺苗断垄算是轻的。可是陈永贵善于抓反面典型，他就把大寨当作反面典型抓了一回。他下令在全县通报批评大寨，并且组织了一次现场会，让全县的干部到大寨去看。这一手先拿自己开刀的敲山震虎果然厉害，各公社的书记像火烧眉毛一般地行动起来抓全苗，男女老少担着水桶移栽补种，地里的苗基本算是补上了，大寨更是补得一棵不缺。尽管如此，这一年由于旱情太重，昔阳的粮食总产量还是比1971年下降了将近40%，全国第一个大寨县似乎丢了大脸。
1973年春天继续干旱。虎头山上干得冒烟，偏偏大寨的输电线路又出了毛病，水泵转不起来。那些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国的参观者却照样络绎不绝，简直像专门来看大寨的笑话。
陈永贵心里有气就爱喝酒，喝了酒脾气也就愈发地大。他骂道：“像这些死不死，活不活的庄稼，还有他妈的脸叫人家参观！咳！”
这天他在和顺喝了一斤半酒，回到大寨又陪着客人喝了半斤。送走客人，陈永贵的酒劲上来了。他问大队科研组组长高玉良：“电上来没？”“没？”陈永贵抡起拳头，叭地一声把办公桌上的厚玻璃砸了个粉碎。“你说那水上不了山是没有电，”陈永贵红着眼问道，“怎么，那电还长着腿哩？看你的面子哩？它知道天旱了，自己给你送上股水去浇地？啊？你去问问那电，长腿没长腿？”B53
高玉良年轻，挨了一通训，不由得上了火，一转身就走了。陈永贵还没出够气，又把电工召来了训了一顿。
高玉良赌气回家找了个手电筒，带上钳子改锥，半夜三更地就上了山。说来也怪，大白天怎么查也查不出毛病来，高玉良深更半夜打着手电筒愣查出来了。他修好了线路，只觉得又饿又困，找个坟堆靠上歇会儿，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陈永贵的酒醒了。他找到会计，掏出十块钱：“昨天砸了块玻璃，我赔。给我下帐，”听说水上来了，陈永贵一喜，想找高玉良说几句好话，找来找去却找不着人。陈永贵问高玉良的老婆：“玉良昨天黑夜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呀？不是开会？”高玉良的老婆说。陈永贵笑道：“一黑夜你也不去找找？人丢了你不急？”
这年春天，陈永贵督着全县抗旱抗保苗，全部车辆出动往地里运水，男女老少一齐上阵担水点种，号称“千里百担一亩苗”，苦干了一个月，硬是把20万亩玉米百分之百地种满种严了。与此同时，全县的水利工程纷纷上马，捷报频传。陈永贵喜道：“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他给中央写了封信，汇报昔阳人民抗旱的情况。这年中国旱象严重，报纸和电台立刻抓住昔阳大做文章，“天大旱人大干”喊遍了全国，昔阳人民的英雄业绩宣传得几乎人人皆知。
四月，周恩来总理陪同墨同哥总统埃切维里亚访问大寨，一下车周恩来就对前来陪客的山西省和晋中地区的领导说：“天大旱，人大干，我将你们一军，你们要学昔阳呀！”（B54参见昔阳县农业合作化史办公室：《陈永贵记事二十年》。）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对陈永贵颇不以为然，但在总理面前也只能连连点头称是。
1973年立夏时节，天终于下了场透雨。昔阳的庄稼一下子窜起来了，漫山遍野一片郁郁葱葱。9月，陈永贵参加十大归来，跑遍了全县20个公社，满心欢喜地评论道：“今年比七一年可能还要好，最低也能顶住一个七一年。”他在9月21日的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上说：“今年大旱的时候，我向中央写过报告，说没有见过的大旱，没有见过的大干，这在全国反响很大。春天和夏天是两个没有见过，秋天怎么样呀？一定是没有见过的大增产。”
于是报纸和电台立刻就嚷嚷开了：“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陈永贵成功地把新闻界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抓住不放。可是老天爷似乎成心要跟陈永贵过不去，庄稼正在灌浆的时候，天又没完没了地下起雨来。“正在灌浆上籽，来了个涝！”陈永贵说：“这一涝，造成了籽粒不饱，份量轻。”庄稼上场了，陈永贵在张怀英的陪同下看粮食灌包，往年一麻袋能装二百斤玉米，今年一麻袋照样是鼓鼓的，一秤只有一百八。玉米粒没份量。结果，1973年的实际产量与大减产的1972年差不多，比“最低也能顶住”的1971年少了将近40%。“没见过的大丰收”眼瞅着就要成为“没见过的大吹牛”。
陈永贵丢不起这个脸，只好打肿脸充胖子，硬把当年的粮食总产量149亿斤说成239亿斤，比大丰收的1971年还高出三百万斤，虚报8979斤，相当于1967年以前昔阳一年的粮食产量。B55
一天陈永贵和县委里的几位老熟人一块吃饭，陈永贵对王富元叹道：“看起来当劳模光荣，可是当劳模的内心的苦头，人可不知道哩。天大旱人大干，没见过的大旱，没见过的大干，没见过的大丰收，最后你还不得来个秋后大卖粮！”
号称多打了粮食就只好多卖粮。这一年，昔阳吐血大卖粮。陈永贵下令给国家的粮食不仅不能少卖，还得像真的获得大丰收那样超额完成售粮任务。于是，昔阳把多年积攒起来的1419万斤储备粮全部挖空，又把社员的口粮从520斤压到460斤，同时猛砍饲料粮，勒紧腰带硬是售粮5001万斤，超过包购任务2500万斤。
陈永贵不知道这么做的后果么？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不仅知道这么做对农民的影响，连对猪的影响他都知道。“那么多的工程，那么繁重的任务，这四百六恐怕也还不行的吧！哪还有猪饲料哩？”B56陈永贵说。他知道这么一来最苦的是昔阳的老百姓，他们吃不饱，又无粮养猪，收入也难免下降。但是他坚持这么做。他说：“报道早就报出去了，这一报道，全国都知道了。”陈永贵在同一场合还说，他这么做是为了赌气，不过他不肯讲赌的是什么气。“现在不讲，”陈永贵说，“那也是打怨气，生了气，赌气来，才那么样搞了一下。”B57当时山西的派性斗争正酣，另一派正在“抬西沟压大寨”，哄着本派的著名劳模李顺达弄虚作假，想在粮食产量上压陈永贵一头。这个背景也许能够解释陈永贵赌气的由来。
有了1973年的虚报，昔阳第二年不得不继续虚报。1975年陈永贵在一次会上这样谈到1974年的粮食产量：“去年的产量谁也闹不清，这个数只有县委有数。去年是往起补前年的空哩，前年给挖了老底了，把储备粮都挖了，不往起补倒咋呀。所以说去年的产量是也真也不真。B58
说上边这番话的时候，陈永贵的身份已经是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在这次会上，这位副总理向昔阳县学大寨先进人物做了检查，他说：“1973年搞了个很不好的事，我应该向大家检查，就是估产高了……”说着说着他似乎动了气，话也说得有些乱：“如果七四年比七三年还要好，超了几千万斤，糟糕，这空就坐下空的屎了，逐年往超空加。七四年就落实了，您放心吧，落实了。没有空债啦。要不你说了假话啦，你骗了人啦，你不声明。向省委也报了，地委也报了，中央也报了，就是没报告给您。趁这个机会告给您，我的错误您批评。完了。”
事实上，昔阳并没有做到从此不说假话。陈永贵开了虚报粮食产量的口子以后，昔阳多次犯虚报产量的毛病，据说是不敢说实话，怕给英明领导和正确路线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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