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二部 夺权·掌权 十、“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
1970年8月9日，中共中央九大政治局候补委员，一度出任中国农业最高行政首脑的纪登奎，奉周恩来总理之命抵达昔阳。他此行的使命是探索中国农业的发展战略。
三个月前，美国出兵柬埔寨，同时派出了黑压压的轰炸机群狂轰越南北方。一年零五个月前，中苏两国的军队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打了一仗，随后又在新疆等地大动刀枪。在南北夹击之间，毛泽东主席告诉中国人民“要准备打仗”。于是，发展农业，广积粮，提高各地自给自足各自为战的能力，便有了新的战备意义。纪登奎的昔阳之行就是想找出一条解决南粮北调，发展北方农业生产的路子。即使没有战争的威胁，辽阔的北方养活不了自己，北方人要吃南方的粮，这个问题也够让国务院头疼了。
纪登奎的到来惊动了山西的党政要员。山西省革委会主任谢振华，副主任王庭栋和王治平等领导人特地前来陪同这位正在上升的政界新星。
下午三点，陈永贵陪着纪登奎和省里来的同事在大寨转了一圈，随后又上了虎头山。时值盛夏，茁壮的玉米被矫阳晒得叶子微微有点打卷，谷子已经抽了穗，密密实实地挤得风雨不透。看庄稼的长势，1970年又是一个特大丰收年，很可能继三年三大步之后再跃一步，再创一个历史纪录。
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探索者们随意聊着路边的玉米，聊着肥料、土层和谷子的长势。纪登奎也是山西人，操一口陈永贵熟悉的乡音，他又是从地委书记到省委书记一层层地干上来的，对农业极熟，聊起庄稼和农业来很像是随随便便地拉家常。
晚上，陈永贵陪纪登奎吃过饭，又坐到会议室里接着聊。这次讨论的问题比下午深入了一些，涉及到学大寨应该学什么，在全国学大搴的可行性，大寨的工分评法和分配制度等等。这几个人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一个半月之后将通过报纸和广播传遍全国，并成为几年内中国农业发展的指导方针。他们不知不觉间聊到了半夜12点，纪登奎说：“明天再谈一次，今天休息，不误干活。明天再来。”于是各自回房睡觉。
第二天，纪登奎和陈永贵在一群随行人员和记者的簇拥下看了昔阳搞的水利工程，然后又转了几个公社。纪登奎对昔阳全县老百姓的苦干精神印象深刻。同是一个天，同是一块地，昔阳的自然条件并不比其它北方省份好，为什么人家三年粮食产量就翻了一番？为什么人家就能从一个缺粮县变成余粮县？看来还是人的因素在起作用。纪登奎吩咐随行的记者，写学大寨要突出人的因素，不能见物不见人。
从1970年8月9日到11日，纪登奎在昔阳转了三天，走了七个公社。三天走了七个公社自然只是走马看花，各公社书记的汇报和上下级之间的问答也挺浅显。然而一个新的重大决策——“建设大寨县”，就在这个过程形成了。至于建得成还是建不成，学大寨学得通还是学不通，动力在哪里，需要哪些条件，农民的态度如何，农民的积极性又如何调动，这一切都没有经过深入的探讨分析，定量研究就更别提了。只是一样，关于学大寨的阻力问题，陈永贵汇报了领导班子中存在的“五种人”，譬如走资派老好人之类，既有分析又有数字，很有实干家的经验之谈的味道。纪登奎听了很感兴趣，吩咐陈永贵细细准备，好好在将要举行的大会上谈谈。就这样，即将决定一个农业大国的农业发展大策——建设大寨县，基本上就算探讨完毕了。
其实这已经够了。转了七个公社，看到昔阳农民苦干的成果，知道传闻不虚，这便足够了。纪登奎本人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他与毛泽东主席的私交不错，文革前毛泽东听过他的一次工作汇报，觉得这位地委书记很能干，印象颇佳。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一次路经河南，问起“我的老朋友”的情况。众人惊问，才知伟大领袖的老朋友是纪登奎，而这位地委书记尚在挨斗。慌乱之中找来了纪登奎，毛泽东问起挨斗的滋味，纪登奎比划着学了个喷气式的姿势，说没什么，也是个锻炼。毛泽东乐了，也比划了一个喷气式，弯下腰，把两手举到背后。从此纪登奎青云直上。文革后有记者采访纪登奎，他说，当年在毛主席的强大意志的影响下，他本人只有两条路走，要么顺从老人家的意志，毛主席指向哪儿他就冲向那儿，要么就反对老人家。他不敢想象走后一条路。比起邓小平来，他感到不能原谅自己。B52既然毛泽东已经指出了农业学大寨，纪登奎所能探讨的最多也只能是怎么学的问题。至于学不学，学得通学不通，恐怕也属于这位中国农业的最高行政首脑不敢想不敢问的禁区。
再说，关于中国农业该不该走大寨道路的问题以前早就探讨过了。1965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写的《大寨之花》，通讯前的编者按指出：“像我们这一个土地辽阔，经济落后的大国，发展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依靠国家投资么？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出路只能像大寨人那样，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坚持思想领先的原则，贯彻执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国发展农业最有利的条件，就是拥有雄厚的劳动力，只要加上大寨的革命精神，就能够充分发挥五亿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改天换地”。这个道理自毛泽东提出大跃进式的经济发展战略以来便不容置疑了。中国有什么？唯一充裕的资源就是人。没有钱，没有东西，怎么让这些人苦干？只有靠思想上的动员。这个路子听起来是很合理的。
但是有人敢有不同的想法，敢表达不同的意见。一位在黄河边插队的北京知青，名叫张木生，他就在研究着另外一条路，不同于大寨的路。若干年后，他将与他的朋友们一起为大包干的诞生大声疾呼，呐喊助威，还将与纪登奎一起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当然那已经是后话了。
纪登奎离开昔阳之后，又过了半个月，国务院召开了北方地区农业会议，14个省市的代表云集昔阳。他们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听了昔阳粮食产量三年翻一番的惊人成绩，看了许多令人难忘的苦干工程，不禁大受感动。在山东组的小组讨论会上，一位山东汉子操着山东腔问道：“同是一个天，同是一个地，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毛主席的领导，为什么昔阳能办到的我们办不到？”
这个问题问得很能刺激人的自尊心，也很发人深醒。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在写“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时，也把这个问题写了进去：“在学习昔阳经验的时候，都应当给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昔阳能办到的，我们为什么办不到？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
这份报告还说，代表们这次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明白了学大寨就要学会抓思想政治工作，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农民，使精神变物质。二是要把大寨经验推开，就要搞阶级斗争，清除“五种人”，建立一个革命化的领导班子。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报告要求全国都走这条路。
这份报告呈送到毛泽东主席手里，毛泽东阅后批示：“照发”。
197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了两块大文章，一篇是正式宣告全国第一个大寨县已经建成的关于昔阳县学大寨的调查报告——《从大寨大队到昔阳县》，另一篇是专为此文配发的社论：《农业学大寨》。这两篇文章是纪登奎亲自指挥两位记者写的。文章把整五种人作为学大寨的重点提了出来。社论还指出了陈永贵搞成的大寨县对中国农业发展的意义：“昔阳的经验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它提供了在一个县的范围，全面学大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人，以比较快的速度跨《纲要》的范例。”（注：纲要，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6年1月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纲要规定：到1967年，黄河、秦岭以北的地区，粮食亩产要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的地区，粮食亩产要由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要由400斤增加到800斤。这几条标准，后来被简称为过黄河、过长江。）这篇社论最后也捅着全国的县委书记的自尊心发问：“昔阳成为大寨式的县，向各县的领导同志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昔阳能办到，你们难道不行吗？一年不行，两年不行，三年行不行？四年、五年总可以了吧？关键在有一个很大的干劲。”
县委书记们好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看起来，如果不是没脸没皮，如果不想跳崖，就只剩下一条上天的路了——像陈永贵宣称已经在昔阳做到的那样，把农民们基本上改造成一心为公、一心为革命，满脑袋毛泽东思想的社会主义新人。这些热爱劳动、无私无畏的战士自然能够改天换地。当然，动手实施改造之前，首先要像昔阳那样开展阶级斗争，把民主派、走资派、老好人等从领导岗位上清除出去。
只要有一个很大的干劲，就一定能够完成这个创造新人改天换地的任务吗？在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1965年7月，几位刚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坚信这一点，他们怀着充满理想主义的英雄气概和必须信念到了内蒙古巴盟临河县插队。这伙自信的热血青年的领头人是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和他的两位同样是出身高干的同学，一位叫张木生，一位叫李秋梦。
“开始真是苦学苦干。”张木生后来回忆说，“下去前想的是改造自己，然后改造整个农村。吃三睡五干十四，剩下两小时抓大事，一天只睡五个钟头，苦干十四个钟头，真是脱胎换骨。陈小农干好几次累得晕过去。我倒没晕，长了一身虱子，还豉吹这是革命虫。刚下乡，表个决心，就是当时写的一首诗：
耕云播雨塞疆，沙漠变成粮仓。
绿波依依草地，白云缕缕绵羊。
野坳处处绿装，层林处处果香。
干它个血汗滴滴，待它个白发苍苍。
平生志已足矣，换得人间天堂。
“陈小农还批这首诗意境不够高，政治性不够强，没有‘赤遍环球是我家’的精神。
“女怕坐月子，男怕割麦子。河套地区地多人少，割麦子累得爬不上炕，到炕沿上得有人托你一把。割完了麦子自查极严，别人查出来，丢一穗麦子自己主动赔一毛钱。
“走民工挑泥，一担200斤左右，27天压得我拉了26天稀，膀子全压破了。海碗盛的面条一顿吃四五碗。农民呢，出工是摇，干活是聊，收工是逃。我们对他们看不惯，批评他们晚出工，早收工，不到时间就听打钟。其实农民比我们难，我们是配给，饿不着，他们没吃的。我们当时就认为农民有反动思想。农民中间尽是这样的话：‘想社会，盼社会，社会来了更受罪’。当地把社会主义叫社会。还有，‘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十六七年过去了，让人咋说共产好。’”
拚着命干了一年，这几位知青插队的两狼山公社五加河大队的日值更低了。产量没有多大提高，却多了十几位知青参加年终公红，分值自然降了下来。几位知青的头头大惭，发起了救济贫困户运动，把挣来的那些钱粮都捐献了出来，衣服、被子、现款、药品，能捐什么捐什么，只留下口粮。结果呢，张木生道：“杯水车薪。再说小惠未遍，人家也不念你好，去的时候说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骨里子却觉得，大干一下，改变一个小队还不容易？实践证明，别说无力补天，就是补一个小队也补不好。还赤遍全球呢，连这一个队都越过越不像样。一年结束后，内心存了很多矛盾和动摇，心里打了一个大问号，只是不敢往下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木生和陈小农等人跑回北京闹革命，在北京折腾了一阵，又跑到大寨去取经。
那正是1967年冬，陈永贵建设大寨县的第一年。张木生和李秋梦到了大寨，见到了战天斗地的大寨人，也见到了后边老跟着警卫员小刘的陈记贵。大寨的社员们数九寒天还在地里干活，中午也不回去吃饭。啃的是冻成冰坨子的窝头。张木生和李秋梦看了，心里挺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张木生问李秋梦：“有什么感受？”李秋梦憋了半天，道：“苦。人就得苦。不苦干不了社会主义”。
后来张木生又在外边折腾了一阵，想在湖北办一个“半农半读毛泽东思想讲习所”，在当地农民中招不来人。张木生败兴而归。回到村里，他发现了一个奇迹。文革初期天下大乱，李秋梦在他兼任队长的生产队搞了小包工，还增加了各户自留地的面积，结果增产了十几万斤粮食。同时，他又组织泥瓦匠、皮匠、鞋匠、画匠出去搞副业，队里又办了磨坊、油坊，利用市场。工分值也提高了。就是这么简单的措施，并不费力，只要不当成资本主义批就是如此管用。张木生说：“这事对我教育挺深。大家似乎明白了，老百姓不是不能干，政策稍微改一改就能这么好。”
“那时我有一大堆想不通的问题，”张木生说，“不仅仅是农村，整个文革都有那么多想不通的问题。比如说苏联修了，只有中国、阿尔巴尼亚不修，可是我们这是干什么呢？生产搞成这样？抓了革命总得促生产啊？促生产总得解决动力问题，老百姓的动力在哪儿呢？无论什么东西，无论叫得多响，到了基层，老百姓都不接受。除了评工分，你说啥就是啥，爱说啥就说啥。到了基层一切都烟消云散。”
至此，张木生发现了除了工分，对政治和种种说教一概不感兴趣的农民，大大不同于陈永贵的农民。这时他特别想读读书，好好想想问题。他的父母被打倒了，他的当革命接班人的狂想消失了。白天和社员们在地里抢工分，晚上不时还和过去他批评的落后知青干些偷瓜摸狗的勾当，可是他心里不断地翻卷着各种战略性的疑问。他开始读禁书。
“雪夜无人读禁书”，张木生说，“乃天下第一快事。冬天，把所有没人用的被子都搜罗来，围着被子读书。”禁书中包括供内部批判出版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有布哈林的，考茨基的，伯恩斯坦的，德热拉斯的，有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一系列中国的右派的作品，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发言。四大卷右派言论和向党交心的报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此外还有俄国的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雷波夫的著作和毛泽东主席五卷本的内部讲话。反正找得来的东西都拚命读。只要农活不紧，他和比他晚一年去插队的李小峰、骆小海等知青常常彻夜畅谈读书心得。谈来谈去，读来读去，这几位发现自己的根底太浅，又回过头来读《资治通鉴》，读苏联的政治学教科书，最后干脆啃起了《资本论》和《列宁全集》。
“当时一堆一堆的问号，太多了。”张木生回忆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想找一个好方法。当时我和小峰定了一个目标：马克思、列宁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列一个大系表，以排除后来的不属于他们的东西。”张木生他们这么一排，把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许多见解都排除出去了。
“斯大林一生的事业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张木生说，“就是三位一体。集体化、工业化和肃反扩大化就是三位一体。要成为强国就必须搞重工业，搞工业化要搞原始积累，就必须剥夺农民，搞集体化。遇到任何阻力都要粉碎，于是就有了肃反扩大化。三位一体就是他一生的事业。他的确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基础，但是这些事绝不会带来马、恩所说的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回过头来看中国的问题，一切都迎刃而解。
“所以那时就写了个东西：《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第一部分从批判斯大林开始，当然也不敢直接批，只是客观地描绘苏联的三位一体的形成，其成功和失败之处。
“第二部分论中国的农业发展史，合作化前与大跃进做一对比。借着毛主席在1962年前后对三面红旗说的话来说自己的话，说明为什么‘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违背它就会碰得头破血流。结论就是：我们有列宁所批判的主观社会主义的东西、民粹派的东西、乌托邦的东西。
“第三部分是讲学大寨。也不敢把大寨说得一无是处，只是说学偏了，评分法是奖懒罚勤，劳三人七的分配比例不是多劳多得。
“第四部分是分析五七年之后大说假话的根子。
“第五部分是论机械化和农民积极性问题。要消灭城乡差别，病根是积累问题，剥夺农民的问题。农民的一切都统购统销，统收统分，哪有价值规律？农民永远低收入、低效益。”
最后，张木生写了自1956年以来反反复复在农民中出现的包产到户的要求。他写道：“包产到户证明了一点：农民能够增加产量。我们不拒绝更好的办法，但这个办法在哪儿呢？”他没敢说包产到户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他指出了一个事实，即所有搞包产到户的地方都是“产量上升、方向不对。”
这篇于1968年秋写成的论文总共三万多字。1969年初张木生带着他的论文回到北京征求朋友们的意见。他的大逆不道的见解立刻引起反响，论文不胫而走。先有手抄本出现，后来有油印小册子现现。有表示赞同的，也有批判的。几位在山西插队的知青或许是受陈永贵的影响格外深，还编写铅印了一本书：《老贫农怒拆张木生》。
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被批得一塌糊涂，“三自一包”已经成了毫无疑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的时候，民间竟然有张木生这样的人唱反调，这一点已经奇特了。更奇特的是，在中共中央领导集团的上层，在一片红光的环绕之中，不同的见解或宽容的精神依然存在。
胡耀邦当时读到张木生的论文，评论道：“讲得有道理。”论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人向更高层反映，写了内参。周恩来总理看了，批了一段话，大意是知识青年自己探讨一些问题，不要简单地当成反革命来对待。
凭着这一句话，张木生安全了三年。1972年，林彪叛逃的事情闹腾完了，不知谁又想起了此事，到底在呼和浩特逮捕了张木生，把他关进监狱。“一天八两窝头，天天吃菠菜。草捆都不解开，放到大锅里煮的菠菜。”张木生笑道，“坐牢八个月，最大的收获就是吃窝头吃出了桃酥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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