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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二部 夺权·掌权 九、改天换地大会战:大寨县的诞生之四

九、改天换地大会战:大寨县的诞生之四

  陈永贵上台后就开始在昔阳境内转悠。两辆小车拉着陈永贵,拉着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几个头头,今天沿着界都河跑,明天顺着松溪河开,前前后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全县二十个公社四百多个大队。陈永贵常常半路叫车停下,他下车站在干河滩上抽着烟卷,眯缝着眼睛上下打量他治下的这片贫瘠的山河。他的助手们有的在他身后摊开地图,有的和老陈一起指点江山。很像是照片和电影上常出现的那种场面。

  一年过去了,县里的各种工作已经理顺,各层领导班子大致顺了手,陈永贵心里也有了重新安排昔阳山河的总谱。

  与流行全国的印象不同,陈永贵的第一炮并不是修梯田。修梯田费工多,成本高,不如向干河滩要地来得容易。昔阳境内有五条大川,干河滩有的是。陈永贵概括他的战略思想说:“昔阳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首先要抓河滩。打一条坝,就可以造成几十亩、几百亩平地,能机耕,能水浇,投工少,受益大。要先抓滩,后抓山,地下滩,树上山。”

  在昔阳的五道川里,陈永贵首先看中了县城边上的南河滩。这里只消打一条坝,就可以造地两千余亩。因为挨着县城,影响也大。代价是挖土毁东关大队的好地130亩。造地两千亩在当时听来是令人瞠目结舌的大工程,陈永贵想出手不凡,但是昔阳的干部社员一时难以适应这种“想新的干大的”陈永贵式的气派,一会说同意,一会又说东关大队不通,犹犹豫豫地来回变。“一个村不通就不干?”一位县里的领导人火了,要开会整整反对者,动硬的。陈永贵说算啦,学大寨嘛,不敢干,有怀疑,也是情有可原。还有好几条河哩。于是就改在界都河。

  界都河宽700米,按陈永贵的设想,只要筑一条高8米,长2,700米的拦河石坝,把河床截直压窄到150米,腾出来的河滩就能垫成三千亩平地。这个想法并不错,问题是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县里又缺钱,谁能白干呢?

  大跃进时,城关公社曾经想平调大寨的劳力建万头猪场,陈永贵顶着不给。现在轮到陈永贵向各公社大队抽劳力搞界都河会战了,当年他说人家是共产风,这回他该怎么说?

  1968年8月24日,中共昔阳县核心小组把783名县社两级干部召到大寨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主要解决这些干部“路线斗争自觉性不高”和“为实现大寨县而奋斗的自觉性不高”的问题。学习班到第十一天,陈永贵在前呼后拥和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登台训话。

  “同志们!”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后,陈永贵朗声说道,“建设大寨县很重要哩!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更重要的是政治问题!我们无限忠于毛主席,这句话谁都能讲,谁都能说了,那么要落实在行动上,这样就很重要了。”

  他先把纲上到当时的最高度,即忠不忠的高度,然后就讲他和县革委的同志怎么为建设大寨县遍了20多个公社做规划,不如此又如何不行。他说:“那么我们掌权啦,我们再不下去到社到队,那还不是打倒皇帝做皇帝?那还不是只有我们富裕了哪管群众痛苦呢?……我们就按我们全县不同的情况和条件,使大家各公社和队,全制定出不同的规划来,在三年五年之内使我县变成大寨县是毫没有问题的。”

  说完规划和设想他再次上纲上线:“过去是有绊脚石哩。现在绊脚石拔掉了,我们要不搞,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就又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那么也就修了。”

  听了这话,恐怕每个有不同意见的干部都得掂量掂量自己是不是绊脚石,是不是犯错误,是不是修了。

  纲和线上足之后,他终于谈到了平调劳力的问题。陈永贵说:“按照各生产队和各大队的不同条件,公社有权来调动,来发展公社集体经济,使公社过渡以后,穷队去共公社的产,不要穷队去共富队的产。我想群众也满意,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

  陈永贵以未来的向公社所有制过渡,各队去共公社的产的设想作为抵押,去交换即刻向各村抽调的大批劳动力,并且一口咬定群众是不会不满意的。700多名各级人尖子坐在下边听着,会场上鸦雀无声。

  散会后,立即有几位积极性过人的干部上街,刷出了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标语:“坚决拥护陈永贵同志的报告,立即行动起来,为在三至五年内把我县建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寨县而奋斗!”

  紧接着,又有讨论会,表决心会,斗私批修会。各级干部在会上纷纷表决心,只要能把昔阳建成大寨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大寨能办到的,我们也一定要办到”

  1968年9月23日,700人学习班结束不久,县办界都河工程誓师大会在县城召开。陈永贵面对林立在会场上的猎猎红旗,庄严宣告:“治山治水、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昔阳河山的战斗打响了!根治界都河的工程上马了!”

  在掌声、口号声和欢呼声中,陈永贵扛起一把老镢头,走下主席台,率领着由20个公社抽调来的1,400名劳力组成的治河大军,向三十里外的界都河工地出发。53岁的陈永贵在队伍的最前列。长龙般的治河大军步行30里,到达工地后,只见陈永贵叉开双腿结结实实地站稳,抢圆了镢头,刨下了昔阳改天换地的第一镐。

  当年秋,凤居、界都、赵壁等8个公社先后有工程上马,治山治水的战斗在昔阳全面铺开。到处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上阵的不仅有壮小伙子,还有“铁姑娘战斗队”,“老大娘战斗队”。

  界都河工程一年干下来,垫出了近千亩好地,一眼望去平平展展海大的一片,而且还在继续垫,继续扩展。这个样板工程在昔阳的影响如同一场地震,农民们被自己的力量惊呆了。原来反对上南河工程的东关大队书记找到陈永贵,说我们也要干,以前错了。于是会战界都河之后又会战南河,随后还有赵壁川大会战、秦山水库大会战、水峪水库大会战,最后整个昔阳社社有工程,队队有工程。五条大川的治理迅速见效。

  也有不干的。洪水公社有一条大川,公社书记1967年等了一年不敢治,说万一让洪水冲了呢?看看人家的工程怎么样再说。第二年,人家的工程没有被冲毁,洪水公社的几位领导人就算帐,还请来一位专家帮着算,算投工、投资、开支,一算,造地三千亩要打20里长的一条大坝,20里!这个工程大得吓人,公社没钱没东西,干不起。于是又一年没干。第三年,1969年,全县各公社都像开了锅,唯独洪水公社没动静。陈永贵坐着小车就去了,劈头盖脸地把那位小心谨慎的公社书记训了一顿。

  陈永贵瞪着眼睛问道:“你们算的什么鬼账?怎么算的?你把社员的积极性算进去没有?把学大寨的干劲算进去没有?就知道算那几个毛几个分?”

  陈永贵训人可以几个钟头不重样,他左一问又一问地解气地训,那位公社书记极度紧张地听着,脑子里嗡嗡响,不时被噎得倒抽气,几乎晕倒。经陈永贵这一训,这位书记病了一场,爬起来后就带着人上工程,也不管什么账不账了,无非是一大笔民工的开支,反正可以学陈永贵拿未来开支票,兑现不兑现也顾不得了。结果,洪水公社后来居上,那位戴罪立功的书记亲率人马苦干两年,造出了三千调平展展的好地。

  从1967年到1969年,昔阳搞大中小农田基本建设工程1225处造地3万亩,扩大水浇地31万亩,每个农业劳力平均年投110个。1969年,昔阳的粮食总产高达167亿斤,比1966年的8千万斤翻了一番。

  在昔阳,学不学大寨的主要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工程。有山有河的村子沾了自然的光,基本上都是是学大寨的先进大队,没山没河的村子常常挨批。压力大了,昔阳也现了不少花架子工程和蛮干工程。刀把口公社要劈开一座山,让一条河穿山而过,腾出河滩来造地。也没什么设计人员,干部瞄了几眼就开干,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劈开了山,却没有改成河——除非河水能往高处流。

  昔阳大规模平调劳力搞农田基本建设,激起了从上到下的一片议论。陈永贵开始还不怕,原来只抽调6%的劳动力,你说我刮共产风,我抽10%。事情越闹越大,越传越广,陈永贵也心虚了。正好一位中央领导参观昔阳的农田基本建设,陈永贵问道:“我们这到底是不是刮新的共产风?还是什么问题?”那位领导答道:“这不是共产风,这是经验,这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一支专业队。”陈永贵听了中央领导给起下的名字,大喜,心里也踏实了。“要是没有党中央,没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支持,”陈永贵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你尽管办法想得多,干劲足,也还是难以支持的。”

  有了中央领导的一句话,陈永贵脾气大长。当时昔阳的干部心里也犯嘀咕,真怕犯刮共产风的错误。陈永贵给他的部下打气,在大会上骂道:“他们不是给我们造谣说什么,昔阳是东山再起,又刮起了新的共产风?胡说!放屁!这正是不懂共产风的人提出来的,他企图让我们守摊不创业。这就是对!要创业要有人哩,没有人怎么办?要调人就是共产风?我们所在位的人恐怕都吃过共产风的苦头,是懂共产风的,共产风是抽肥补瘦,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总而言之,没有给社会增加财富,那叫共产风。”

  陈永贵似乎没有感觉到这番话里的漏洞,似乎忘了他干的事也是抽了小集体,肥了大集体,忘了他在大跃进时期顶过的抽劳力建猪场也是要让劳动力们去创造财富的。他对自己的部下说:“说这是共产风东山再起?昔阳刮共产风?这共产风我们可是要刮哩!这次会后,你们回去要刮,一直往起刮,直刮到共产主义!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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