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一部 走向中南海 十六、“农业学大寨”的提出
洪灾前的大寨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洪灾后的大寨简直是灿烂夺目了。大寨人在灭顶之灾面前表现出来的骨气和热火朝天的忘我劳动精神感染了许多旁观者。
昔阳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李一清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候补书记。他听说毛泽东主席对昔阳干部参加劳动做了批示，便回到老家去看看。听了县委干部在汇报中谈到大寨，又去大寨一看，听陈永贵一讲，这位1927年便在太原进山中学投身革命的老共产党员似乎重温了当年的革命热情，竟不回武汉，直奔省会太原，找山西省委的领导鼓吹大寨。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是抗日战争时期的昔阳县委书记，与昔阳的关系称得上是千丝万缕，有点大事差不多都知道。李一清跟这样一位知根知底的人讲了，按说也就足够了。可是李一清太受大寨人的精神感动了，意犹未尽，又跑到北京去讲大寨。找了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建议他向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报告，树立这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这位副主任被李一清说动了，就去大寨看了看，回到北京便向上边做了汇报。
陈永贵自己也在积极寻求高层领导的了解和承认。1963年秋，他到太原办私事，找到昔阳老乡，新华社山西分社记者范银怀，托他联系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毛联珏也是陈永贵的昔阳老乡。陈永贵见到毛联珏，便向他汇报了大寨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大受感动，说：“你这是坏事变好事了呀！”陈永贵记住了这个说法，以后就经常讲坏事变好事的辩证法。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做报告。于是陈永贵的事迹迅速传遍了山西。（注：参见冯东书：《“文盲宰相”陈永贵》P79）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陈永贵的汇报毫无八股气，十分生动，又非常合乎当时的时代精神。在刚刚掀起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之中，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
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面对着万余名衣着笔挺的听众和台下闪烁的各级军官的肩章，陈永贵毫不怯场。他不拿讲稿，手不时在空中比划着，把烂熟于心的大寨建设史讲得眉飞色舞。听众们盯着这位不同凡响的农民打扮的大队书记，随着陈永贵讲的那些新鲜生动的英雄般的故事，时而振奋，时而沉静，时而发出笑声。讲到精彩处，陈永贵还不紧不慢地端茶杯唱上一口水，大厅中静得连那茶水下咽的咕嘟声都清晰可闻。
陈永贵着重讲的正是在大寨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他讲合作化，讲三战狼窝掌，讲抗灾，讲三不要三不少，讲自力更生的十大好处，讲凭着人的志气打粮食。他的报告与当时弥漫在全社会的理想主义精神很合拍，大家听了使劲鼓掌，报告大获成功。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还播送了陈永贵的传奇般的讲话。节目播出后，中央台收到了13个省市上百封听众来信。这些几十年前的旧信可以向今天的人们传达出当时的社会气氛，传达出那时的社会舆论对人的志气、意志、干劲和精神力量的高度推崇，也可以证明一个学大寨的运动正在自发地形成。
北京效区的农民邢凤德在信中写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树立坚强的革命意志，顽强的战斗精神，付出艰巨的劳动。陈永贵同志说得对：‘世界是人闹的，山再大，沟再深是死的，人是活的。’我相信这句话。只要我们艰苦奋斗，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曾经想过我们队的底子薄，土地少，每人平均二亩地，工作有困难，比不了别的队土地多。这次听了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扭转了我的思想认识，……我们要学习大寨的自力更生精神。正如陈永贵同志指出的：‘干革命就得有干劲，不能靠国家扶着走’。”
河北听众刘致芳写道：“大寨人民知道，要建设社会主义，就必须听毛主席的话，长革命志气，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这是方向。方向明确了，路就走对了。这就是大寨之路，也是全国人民的路。”
河北农民冯书范在信中写道：“起初，我听广播向大家介绍大寨人民的模范事迹，后来干脆，他们都直接到我家听广播。社员赵希赞怕来晚了，每天晚上顾不上吃饭拿着干粮就往我家跑。我的屋里每天晚上都拥得满满的。白天在生产中大家都以大寨人民为镜子，对照自己的干劲和行动。”
广西大新县干部社员在信中写道：“大寨能够条条山沟种地，坡坡岭岭打粮，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呢？”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以《大寨之路》为题的长篇通讯。这篇由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通讯生动而耐读，非常引人注目。通讯一发表立刻引起轰动。所谓大寨之路，在宋莎荫和范银怀的笔下，就是组织千万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就是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夺取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险三大革命胜利的道路。大寨十多年走过的路，最主要的经验是抓人的思想转变，树立集体主义力量，把个人溶于集体，克服自私心理。这一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正是紧紧扣住了革命精神和农村建设这两个要点，即：“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是专为《大寨之路》配发的社论。中共中央机关报以最高的规格为这个感染了无数中国人的村庄敲响了锣鼓。
中国早就需要一个路标式的样板村了。习惯于大搞群众运动，擅长于以点带面、典型引路的中国共产党人，早在七年前合作化完成之后就该树立这样一个样板，可是这种需要被大跃进掀起的狂热转移了。
建国以来农村政治运动的各大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任务和特定的典型。首先是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平分了土地。由于土改的时间和地区差别很大，这一阶段只能产生诸多的地区性典型。其次是互助组和合作化，开始限制和取消土地私有制。这一阶段的著名典型是王国藩的穷棒子社，还包括李顺达的金星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三阶段是特别激进的一跳，直接蹦到了人民公社，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所有制单位直逼公社一级，农民的私人生活都被迫集体化了，农民的权利被压缩到了最小，党政干部的权力扩张到了极点。这个阶段的旗帜，有号称接近共产主义天堂的徐水人民公社。跃进失败了，离天堂不远的徐水人大片饿倒，几乎找不到一个有力气把水桶从井里提上来的人。这个阶段的许多典型后来都成了笑话。将息数年后再次爬起来，农村究竟往哪里走的问题又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死守人民公社的阵地，击退了“单干风”和“三自一包”（注：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主持制订了可以视为人民公社最低纲领的《六十条》，但是还缺少一个可供全国学习的先进的典型，一面举在人民公社前边的旗帜。只要能找到这样一面旗帜，一个理想中的设计就能获得真实的生命，就能在现实的世界和人们的眼前活起来。那将是一个伟大理想的生命力的证明。毛泽东开始搜索他中意的旗帜。
显然，能够使毛泽东主席动心的典型必须合乎中国革命的传统，也就是高度发挥人的献身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同时又必须能够成功地解决中国人多地少、一穷二白，除了自己的两只手再无所依靠的现实问题。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自然谈到了陈永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有些人说怪话：‘看这些穷小子们还办社哩，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沾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全村的工分帐和财务帐，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联系人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的。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
毛泽东插话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哲学。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有新套套。他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所以很见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说他们的粮食平均亩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八百斤甚至一千斤时，大寨却如实上报粮食单产四百来斤。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知道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甚至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说没有，然后他挺起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也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可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是个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他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是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秋禾，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七百多斤的高产记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夜间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改观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的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奇迹！
“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上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1963年11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人民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去参观的人越来越多，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劳动英雄。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听到这里，饶有兴趣地稳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他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这时，毛泽东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做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写过许多好文章。”
毛泽东又问陶鲁笳，你们有他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随即，陶鲁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注：以上内容出自山西省档案馆省委常委记录，转引自张怀英先生的一篇手稿。）
这一段时期，毛泽东经常谈到识字不识字的问题。30多天前，毛泽东在春节谈话中曾聊了一通历史人物，说历代有状元很少有出色的，当了进士翰林也尽是不成功的，他说：“明朝搞得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两个皇帝，一个不识字，一个亦识字不多。以后到嘉靖，知识分子当政，反而不成了，国家就管不好。”（注：见1967年出版的《学习文选》第四册，第2页。事实上，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都识字。我见到过这二位留下的笔迹，朱元璋的字迹熟练流畅，中学水平以下的人恐怕写不出来。朱棣的字迹不仅流畅，还相当有功力。而且朱元璋嗜读史书，对历史人物和历代史实很熟悉。）
也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关于山东曲阜陈家庄大队的一则批示中写道：“曲阜陈家庄陈以梅被打成下去了，亩产从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来，亩产从三百斤翻到五百斤。这是靠自力更生。……陈以梅这些人小学没上过，大学也没上过，可是能把事情办好。”
知文断字似乎是与条条框框、清规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联系在一起的，它导致“管不好”。大老粗则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办好”。毛泽东好像在沿着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着中国的前进道路问题。
这是一个国际形势相当严峻的年代。美国在搞封锁包围，苏联翻脸撤走了专家，中国孤立无援。毛泽东主席循着他的思路想下去，写下去，写到了苏联，写到了修正主义，最后又写到了陈永贵：“……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愿意。我们不走那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贷款我们也不要。我们要靠陈家庄的陈以梅，大寨的陈永贵。”
既然是给全中国亿万农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战略家和行政大师都不能不慎重。1964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奉命，亲率由国务院农村办、中国农科院作物所、山西省和晋中地委有关部门的人员组成的调查组进驻大寨。一项重大政治决策的最后一步迈出了。
廖鲁言一行在大寨考察了21天，开了八次联席会议，读了许多材料，听了许多汇报，看了许多地方，对大寨的自然条件、经济状况、干部状况、思想状况和发展历史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工作进行顺利。
5月11日下午，调查基本结束。廖鲁言召集中央、省、地、县和大寨干部又开了一次联席会议。廖鲁言对大寨显然很满意，他透露了一条消息：在即将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央要“把你们作为一面旗帜”。他告诫道：“大寨可是给吹开了，全国工业上树大庆，农业上学大寨，这面旗帜垮下来可不行。”“全国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工农兵旗帜大家都学，全国都学，你们要搞得更好更红才行。”
共和国的农业部长直接向大寨提出要求，这本身就意味着大寨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政治关系。它与数十万普普通通的中国村庄再也不一样了，它有了独特的地位、独特的责任、独特的动力。有几个村庄能像这个样板村一样在最高层的关注和帮助下发展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寨被赋与了代表性，同时也就失去了代表性。大寨今后的成功未必能证明大寨模式在全国几十万个村庄必然成功。
大寨模式的特点是什么呢？廖鲁言部长在那次联席会上概括了六条：第一，革命的思想。树雄心，立壮志，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很出色。第二，阶级路线，始终依靠贫下中农。第三，比较好的领导班子，仅仅有一个陈永贵这样的好当家是不够的。第四，干部参加劳动。以身作则，大公无私。第五，冲天的革命干劲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第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扬共产主义风格，爱国家爱集体爱社会主义，助人为乐。总之，廖鲁言说，“学赶大寨，必须是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使干部和群众革命化。有了大寨式的干部，大寨式的人，才能够自力更生建起大寨式的稳产高产农田。”
廖鲁言最后又指着陈永贵说：“白羊峪的王殿俊过去是你的老师，现在他学你。过几年如果不注意，你又得学人家。”陈永贵笑着频频点头。
廖鲁言回了北京。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明确宣布：“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自力更生。”
1964年12月21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次日，周恩来总理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依据廖鲁言一行形成的材料，进一步将大寨精神概括为三个要点：第一，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第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第三；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原则”、“精神”、“风格”，这就是大寨模式的核心所在。
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大寨的介绍和提倡，表明高度强调精神力量的中国农村发展的大寨模式登上了政治舞台。作为亿万农民群众蕴藏的“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代表，陈永贵和大寨从此开始活跃于中国政坛。
正是把陈永贵作为这样一位代表，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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