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陈永贵：毛泽东的农民 > 第一部 走向中南海 十二、陈当家的之三：公私之斗
集体化时期，几乎每个村庄都发生过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一些社员有意无意地把猪或鸡撒出去，这些家伙便大模大样地进了集体的庄稼地，吃饱了肚子再摇摇摆摆地回家下蛋。因此北方农村有流传颇广的“鸡嘴巴对准集体，鸡屁股对准自己”之说。队干部们对于鸡和猪的进犯通常是高度警惕的，稍有松懈就可能导致全村的猪和鸡倾巢而出。
大寨的社员也有私心，也玩撒鸡放猪一类的占小便宜的把戏。一天，陈永贵针锋相对地宣布了一条规定：各家各户一律把家里的猪关好，从明天起，只要在庄稼地里逮住了猪，不管是谁家的，一律罚玉茭一斗。
第二天，陈永贵叫他老婆把猪放出去。他夫人不愿意，说了几句，陈永贵急了，一瞪眼：“叫你放你就放！”说完就出了门，召集了几个干部绕着村检查新制度的执行情况。
这一圈转到一半，陈永贵家的猪也到了庄稼地。这些干部们彼此极熟，认谁家的猪几乎像认谁家的孩子一样准确。一位村里的干部低声对陈永贵说：“老陈，你家的猪……就算了吧？”陈永贵没说话，甩开大步直奔大队的库房。另位几位干部在后边跟着。
进了库房，陈永贵提上斗，说：“走，到我家装玉茭去。”
从此大寨便结束了干部与猪和鸡的战争。
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经常地体现在每天的生产劳动上。大寨的社员也想多挣工分少出力。
1961年夏季的一天傍晚，陈永贵像往常一样在收工之后绕着道往家走，一路上看着庄稼和农活质量。半路上，陈永贵遇见了二队队长，便聊起了当天的营生。二队长似乎是有意等着他，一开口就诉苦，说是定额太高，社员们铆着劲干一天也就能锄七分地，叫他反映反映，把定额调低点。陈永贵瞥了二队长一眼，问：“你的看法哩？”二队长说：“恐怕是定额高。”陈永贵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试试看。”
第二天，陈永贵扛着家伙跟二队上地干活了。他和社员们打着哈哈说着嗄话，还闹了一次比赛。欢欢喜喜地一天干下来，二队人均锄地1.2亩。
收工后，陈永贵跟二队长一道走，陈永贵问道：“你看是什么原因？”二队长张了张嘴，却找不着话说，干脆耷拉着头不吭声了。B44
陈永贵“斗私”的基本手段似乎就是以身作则。这一手往往令人惭愧从而大获全胜。
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们把各个地块都号了分，社员们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说好了要锄这块。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片地里的草多，便后悔了，躲到别的地块去了，摞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过来也没说什么，自己挑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
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黑着脸闷头干活，心知不妙，预感到阴天之后就要打雷下雨。一位社员预言道：“这下可该挨训了。”没想到阴渐多云最后转晴，陈永贵不但没训人，反而做了几句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如果大家去锄了就要吃亏。”这几位社员听了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顿时惭愧起来，赶紧让着说，“是我们不对，不该挑肥拣瘦。”B45
陈永贵也有彻底翻脸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公私之争涉及到制度，涉及到国家利益。
1956年至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一阵子大鸣大放，动员老百姓给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陈永贵几乎是每场运动都要冲在前头的，这次鸣放部署下来之后，他也向县委领导表示要搞好。搞好的关键呢，陈永贵对县里的干部说，就是看能不能动员社员们给他本人提出有分量的意见来。谁在大寨代表共产党？这是明摆着的。
陈永贵当真动员了几次，号召大家给他提意见，可是成效不大。陈永贵想了几天，冒出来一个主意，就找县里派来的驻队干部郝兑元商量。陈永贵说：“我给咱装起下台的势来，不要参加会，你到大会可以宣布。群众要问永贵怎么没来呀，不用多说，你就高声地说：他还能参加会呀？就这么一句话就行啦。”B46
郝兑元想了想，觉得这个办法确实挺不错，既没有骗人说陈永贵下台，又造成了一个下台的架式，还真是一个打开局面的办法。他忽然又想起党内的鸣放来，便问支部会该怎么办。
“支部会我也不要去参加，”陈永贵说，“开支部会要是寻我，你就说群众会还不能参加，还让他参加什么支部会呢？”
郝兑元说：“沾，就这么干。”他便在会上很像那么回事地演了一回。这一下果然热闹，用陈永贵的话说，“可就放了一个透，放透啦。”
据说开会的时候陈永贵就蹲在窗外听着。会场上的农民们不知中计，七嘴八舌的什么都说，还觉得挺痛快。这些年来大寨的农民也积了不少怨气，特别是在办社和卖粮这两个大问题上。复员军人、共产党员赵启福在外边闯荡过，回到村里后一直自负得紧，却又不得志。他便带头跳出来替众人出气。
赵启福首先热血沸腾地骂了一通陈永贵等村干部向国家卖粮太多。卖粮多自然农民吃亏就多，这一骂很得人心，当下就有不少人插嘴附和。赵启福得意起来，骂完了陈永贵卖粮又骂陈永贵办高级社。“高级社算个甚？”赵启福问道，“一切财务都归公！甚也得听他陈永贵的！劳动生产也不由人了。高级社不就是富户背穷户么！”听他的意思，似乎是反对公有制提倡单干。
会场上的穷户不少，富户们也不好多说。不过在卖粮问题上大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众人就专说卖粮。
“陈永贵的胳膊弯不是往里曲，是往外曲哩！”
“哎！陈永贵卖粮有他的目的哩！”有人笑骂道，“他卖粮是为了上太原吃白馍馍哩！”
有人恨恨地把陈永贵是外来户的老底也联系起来了：“在大寨他学会了啥？他甚也没学会，就学会个卖粮！他除了卖粮还会干啥？”
“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
陈永贵听了心里当然不是滋味，不过他忍住了，最后甚至是挂着笑脸出现在瞠目结舌恨不得拔腿溜走的众人面前。他笑道：“我拥护大家，同志们对我关心，对我的帮助很大。我首先表明态度，绝对不报复，除了不报复还要表扬大家，对我很好，很关心……”接着又向众人解释卖粮问题。
很难判断陈永贵这么说是不是也打算这么做。因为上边的风向变了。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写道：“事情正在起变化。”“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人们吃的鱼翅，就是这种鱼的浮游工具。”B47不久，将55万条“鲨鱼”一网打尽的反右斗争开始了。回头看去，毛泽东最初的鼓励鸣放，竟然是一个陷阱，一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陈永贵也立即组织反击。据1959年8月22日中共昔阳基层干部训练班党总支印发的《大寨管理区党支部领导群众改变山区贫困面貌的经验》介绍：“支部及时组织社员，摆明事实提出问题，……狠狠地对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了批判，党内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赵启福开除出党，歪风邪气压下去，朝气勃勃的社会主义正气迅速上升。”于是，回头看去，陈永贵也玩了个漂亮的引蛇出洞。
这件事后来也成了大寨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事例之一。1969年11月13日，陈永贵在山西省农业学大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提到此事时说：“五七年大鸣大放，那一小撮阶级敌人把我说成什么狗！别的地方的狗是咬外，大寨喂下的狗是咬自己人！”怨愤之情依然不减当年。
合作化之后，毛泽东主席最感愤恨的现象之一就是基层干部的蜕化变质、以权谋私，不参加劳动还要多记工分。在他看来，这是背叛中国革命的传统，重新骑在人民头上当官做老爷。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了30多年的消灭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社会理想就有沦为笑谈的危险。毛泽东主席三令五申，中共中央也专门发出指示，要求“农业合作社干部必须参加生产劳动”。B48
28岁就当了昔阳县委书记的张怀英爱写诗。他下乡视察合作社，发现基层干部们普遍不参加劳动，派完一天的营生就回家歇着去了。一位社员跟他发牢骚说：“过去是一个人坐轿四个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合作社“养活不了干部，拖拉不起累户”。张怀英听了也恨恨的，便提笔写了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男女老幼齐生产，干部天天不上地。”
视察到了大寨，张怀英觉得眼睛一亮，他发现大寨的干部都参加劳动，与别处大不相同。梁便良号称“铁肩膀”，宋立英人称“长不闲”，贾进才钢筋铁骨任劳任怨自不必说了，按照规定可以脱产的陈永贵也带头下地苦干。贾承富说：“永贵到地一个人顶两个人干，带得别人能顶一个半干。”
张怀英由此得了一个大灵感，随后就干了一件大事，数年后竟博得了大诗人毛泽东的喝彩叫好。
张怀英开始狠抓干部参加劳动。“我把这当成主要矛盾来抓，一抓抓了三年。”张怀英说。
他号召干部们向大寨学习，向陈永贵学习，派人去大寨总结材料，同时他自己也下去劳动。乡里和公社一级的干部见县委书记到他们这里来劳动，也只好跟着去劳动。村里的干部也只得去劳动。一时间大会小会、大材料小材料全在说干部参加劳动。
下面是1959年的一份题为《一个模范的党支部书记》的材料，里面这样描写陈永贵的日常生活：
“永贵同志一贯劳动就积极肯干，他每天总是十二点以后休息，早上四点起床，白天劳动总在12个钟头以上，每天三顿饭就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工作时间。……如4月23日下雨后社员都准备要休息，觉得不能干活，永贵同志却担了一担朴兰去积肥，社员们都跟随前去，一下午就积肥400担。……在前段营生紧张的情况下，永贵同志提出了‘起早午不息，一天两担饭，夜里要加班，一天劳动14点’的号召，在他本人带动下，突破了前段营生紧张关。”
“他总抢着干别人不乐意干的活。天热了挖厕所，带上党员，挖了个遍。”
经过数年的宣传呼吁，昔阳的干部参加劳动成了风气。张怀英在诗中写道：“社员看了哈哈，现在的官民一球样。”此时，陈永贵又冒了一次头，他引人注目地取消了大寨的干部工分补贴，每个干部不下地就没饭吃。这一手实在是太激进了，一时昔阳无人能出其右。
1960年，张怀英调到刘胡兰的老家山西文水县当县委书记。一天他下乡，见一块地里有几个妇女在锄草，地头坐着一个男人。张怀英下了车，那男人见张怀英一副干部模样，又是从小车上下来的，便向他汇报，怎么记分，怎么分工等等。张怀英问：“你咋不去锄”？那男人答道：“她们给我锄了么。”
“就三四个妇女你就这样？”张怀英有点上火，“这不是剥削么？！”
那男人很不服气，说：“噢，那我就白管记工呀？”
“你也锄锄么，”张怀英说，“记几个工还不好记？”
张怀英挺生气地回到车上，一位干部告诉他：“这人算是不错的，下地了么。”原来这里不仅大队干部不下地，小队干部也不下地。于是张怀英又在文水大讲干部参加劳动。
正巧当时的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到文水检查工作，叫张怀英汇报，张怀英就说了一通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还提到昔阳的情况。李雪峰听了极为赞赏，让他马上拿出面材料来。过了不久，李雪峰就把写有陈永贵的事迹的材料送给了毛泽东。
这时毛泽东已经把注意力从人民公社、总路线和大跃进这三面红旗转开去，一方面在考虑怎样领导中国发展生产摆脱饥荒，一方面又开始为中国的防修反修大业操心。读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主席不知怎么联想起《红楼梦》中的贾家，又从贾家的衰落联想到他亲手创建的人民共和国的命运。神思飞转之中，毛泽东提笔而书。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昔阳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毛泽东本人的议论也转达到地委书记一级。原文大致如下：“昔阳土质不好，生产上来了，就是干部参加劳动。贾家怎么败下来了呢？他们主仆上下，安福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
陈永贵不谋私利。毛泽东把谋私利与修正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变质联系起来，把干部不谋私利与中国的独树一帜的发展道路联系起来。在这个意义上，陈永贵的名字初上毛泽东的案头，就碰着了革命领袖的那根最敏感的神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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