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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四章 叶剑英、徐向前拍案质问

  “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江青的问题想捂,所以只在1967年2月14日召开了没有外人参加的小组会议,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次批评陈伯达、江青的小组会,连周恩来也没让参加。

  不过,在2月10日,当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评陈伯达、江青时,在座的并非全是“中央文革”成员,李富春和叶剑英也在座。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使李富春、叶剑英感到高兴。

  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富春(他还是周恩来指定的“副总理小组”的组长),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们传达了毛泽东对陈伯达、江青的批评,顿时群情欢跃。须知,老帅和副总理们的心头,早就积压了对于“中央文革”,对于陈伯达和江青的怒火,一下子便迸发出来了。他们在李富春家进行了议论。

  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还有国务院当时主管生产的余秋里、谷牧。

  他们乘着毛泽东批评陈伯达、江青之际,发动了对“中央文革”的强大攻势。2月14日,“中央文革”那温吞水式的批评会刚结束,陈伯达去中南海怀仁堂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所谓“中央碰头会”,是由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成员共同组成的会议,研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恩来主持、召集。这天,江青没有去,陈伯达在会上简直成了被告。刚坐定,陈伯达说:“江青同志身体不好,不能来开会,托我带个意见来:军委搞了个八条命令,部队不搞大民主,不成立战斗队,这个文件没经‘中央文革’讨论,怎么就送主席批了?”顿时,一连串的质问,像一连串带着呼啸的炮弹,落到陈伯达头上。

  叶剑英元帅头一个向“理论家”开炮:“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元帅拍着桌子,当面质问陈伯达:“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

  两位元帅说的是1月19日至30日之间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中央文革”力主在军队内搞大民主,当时,叶剑英元帅在盛怒之下,拍案痛斥,以致把右手掌骨震裂,这一回,两人又盯住了陈伯达,一个劲儿批驳。只是陈伯达挨了毛泽东的批评,此时显得十分狼狈,不像往日那样威风。

  徐向前提起了刘志坚被打倒的事,愤愤地问陈伯达:“你说刘志坚是叛徒,完全是捏造!我还不了解刘志坚吗?刘志坚同志根本不是叛徒。我们带兵的人,军队的干部跟随我们作战那么多年,难道我们不了解他们?”

  陈伯达嘟囔着,说道:“刘志坚叛徒的案子已经定了,再不能改变了。”这时,叶剑英接着放炮。他质问陈伯达:“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为什么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想干什么?”

  陈伯达无言以对,因为毛泽东为这事已经批评过他,使他无法招架。

  叶剑英趁机嘲笑这位“老夫子”:“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陈伯达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虽然恨得咬牙切齿,可是,他正处于劣势,正处于挨毛泽东的批评之际,只得忍气吞声。

  据他的秘书回忆,陈伯达回到家中,一言不发,便往床上一躺,闭上了双目……才隔了一天,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再度在怀仁堂召开中央碰头会。事先通知,会议讨论经济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和国务院余秋里同志。陈伯达、康生是作为政治局委员出席会议的。“中央文革”出席会议的是王力。张春桥、姚文元因与上海经济工作有关,参加了会议。江青不去。关锋、戚本禹没有接到通知,所以未出席会议。另外,聂荣臻、谷牧也没有出席会议。开会时,周恩来居中。在周恩来右首,坐北朝南,依次为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皆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在周恩来左首,依次而坐的是谢富治(政治局候补委员)、余秋里、王力、张春桥、姚文元。陈伯达因挨了批评,不敢坐周恩来右首第一个位置,躲在后边桌角上去。周恩来命令他坐回原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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