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毛泽东冷落了陈伯达，把他撂在一边，忽地从王力那里传出爆炸性消息：陈伯达要自杀！
消息是绝对可靠的，因为那是陈伯达亲口对王力说的：“很紧张，想自杀。”
王力当即劝慰他：“主席批评你，是爱护你，是好事，主席说过，没有希望的人，就不批评了。可见主席是把你当成有希望的人，这才批评你。”陈伯达却答道：“我查了书，拉法格是自杀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
“理论家”到底与众不同，自杀还要查一查书呢！
拉法格（Paullafargue1842－1911）是马克思的女婿———马克思次女劳拉的丈夫。
陈伯达的思想压力，确实是够重的。毛泽东在2月10日那几句分量很重的话，不时在他耳际响着：“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过去你专门在我和少奇之间进行投机。我和你相处这么多年，不牵涉到你个人，你从来不找我！”
在那次会上，毛泽东还说了一句至为重要的话：“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
毛泽东这话，指林彪，也指陈伯达。打倒陶铸，成立上海人民公社等等，陈伯达都未向毛泽东报告。
陈伯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深知毛泽东的话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不论你资格多老，地位多高，毛泽东一推，你就会倒。彭德怀如此，刘少奇如此……
摆在陈伯达面前的道路有两条：要么检讨，要么自杀。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文革”决定于2月24日下午开会，批评陈伯达和江青。
陈伯达是怎样度过这次比郑州会议更险峻的政治危机呢？
陈伯达闹着要自杀，王力劝他还是写检讨为好。
“我心里乱糟糟的，怎么写检讨？”陈伯达说。
王力给他出主意：“那你就简单写几句，在主席那里挂个号，备个案。以后再详细写检讨。”
陈伯达仍摇头：“这简单的几句，我现在也写不了。这样，你替我写几句，我照你的抄。”
这么个“理论家”，连向毛泽东“挂个号”的几句话，也要王力代为捉刀！
据王力回忆：“在2月14日‘中央文革’会议之前，周恩来在钓鱼台十四楼同陈伯达谈话，谈了几个小时，陈伯达打消了自杀的念头。陈伯达还找康生谈了一次，说了情况。开会前，我和关锋去请康生到会，康生拍着桌子说：‘这都是江青搞的，要开会就批江青。伯达让她逼得都要自杀了’当时我没说话，认为他们要吵就吵吧！关锋哀求说：‘康老，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发脾气，要忍住，这样你到会上骂江青同志，怎么得了？’康生憋住了。”
刚刚度过政治危机的康生，此时装出一副要替陈伯达打抱不平的样子。其实，他也只是私下里说说江青而已———他深知“第一夫人”是万万碰不得的。
批评会在1967年2月14日下午3时召开，会议的地点是“中央文革”所在地———钓鱼台十六楼。江青理应到会的，因为她是“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何况是这次挨批评的对象，可是她说自己“病了”，也就溜之大吉。
于是，挨批评的对象，变成只有一个———陈伯达了。尽管江青没有来开会，会上谁也没有批评她一句。
康生、王力、关锋对陈伯达的批评，轻轻的，轻轻的。据说，因为他们已经知道陈伯达准备自杀，生怕说重了，陈伯达受不了会真的去自杀———究竟是他们怕陈伯达自杀还是存心护着陈伯达，不得而知！
倒是张春桥、姚文元“动真格”，批评起陈伯达来火力颇猛。
显而易见，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的“嫡系部队”。
陈伯达作了一番检查，无非是说自己“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泽东思想领会不深”，等等。
康生打了圆场：“今天的会，算是第一次会，江青同志生病了，没有来，以后等江青同志身体好了，再开吧。”
康生这么一说，会议便结束了。此后，“中央文革”再也没有开过批评陈伯达、江青的会。
后来，关锋跟陈伯达闹矛盾，便把陈伯达声言要自杀的事告诉了江青。
江青见到陈伯达，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给我自杀！你给我自杀！你自杀，就开除你的党籍，就是叛徒，你有勇气自杀吗？”
面对江青的辱骂，陈伯达不吱声，再也没有搬出“拉法格是自杀，列宁还纪念他”之类“自杀理论”。陈伯达的一出自杀闹剧，至此算是降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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