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那天真的不属于我们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迟早要发生，尽管没有多少人真正确信。老头子在1999年签下那份新合同后不久，就宣布那将是他和曼联队的最后一份合同，并且2001—2002赛季将是他在曼联队的最后一个赛季。他的理由似乎显得很充足：他需要放松，作为一名苏格兰教练，他已经在老特拉福德工作了20多年。他想去旅游，他想和家人们在一起，他也许想花更多的时间待在赛马场里。甚至在他成为著名教头之前，我们就知道他对赛马的喜好程度丝亳不亚于对足球的热爱。我在曼联队的最后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他带全队去切斯特赛马场玩了个遍。那的确是个很开心的下午。
尽管那是在2003年的4月底，也就是我在老特拉福德的最后一段日子，我仍然在那几个小时里感受到了全队的那种凝聚力，那种感觉和我以前的感觉同样美好：当时球队真的好似一个和睦的家庭，老头子那天也玩得非常开心，你会情不自禁地融入到那种氛围中去。
当弗格森最初对我们每个人提起退休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觉得那是件很遥远的事情。但2001年，这件事被越来越频繁地见于报端。有传言说他将会成为俱乐部的一名特使，出访远东地区。还有的报道说他和董事会闹了矛盾，他甚至声称要和俱乐部断绝一切关系。队员们其实并不比记者们知道更多的内幕推测。直到那个对于弗格森而言的最后一个赛季开始，直到他坐下来告诉我们，他将要在次年的5月离开俱乐部的时候，整件事才开始浮出水面。可一旦一个新的赛季开始了，教练退休这件事便不再是队员们每天都在更衣室里考虑或者谈及的了。我认为，我们当中并没有多少人已经开始想像没有阿莱克斯·弗格森负责的曼联生活。球员和教练仍有争吵，我保证我绝不是这其中惟一的一个。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当你陷入和上司争吵之中的时候，你就会企盼他不是你的上司。尽管大多数时候，如果你问任何一名曼联队的队员，他都会告诉你，为弗格森工作就意味着为世界上最好的教练工作。
在我还是一名十几岁的少年，第一次离开家来到曼联队报到的那一天，弗格森就知道我的名字，他甚至还知道我的父母和姐妹们的情况，他似乎知道我所有的事，他让我感到自己很受欢迎。我仿佛是离开一个家庭而加入到另一个家庭之中。对于任何一名教练而言，这都将是个优势，就是让你的队员们感到教练知道、了解并且在关心着他们。我们可以看看老头子是如何追逐路德·范·尼斯特鲁伊的，他在范尼韧带断裂养伤期间始终和他保持着联系。弗格森还总是安慰范尼，说他最终肯定能来到老特拉福德。球员们往往很认同这种情义。毫无疑问，范尼后来在2003年用他的所有入球报答了弗格森并帮助球队赢得了联赛冠军。
弗格森很善于让新加盟的球员从第一天起就能感受到回家的感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一旦那种关系确定了，你就决不会感到他会收回这种恩惠。曼联的主教练就像一位父亲，在这里保护你，给你建议；并且只要你还是这个家庭中的一员，只要你还是俱乐部中的一员，他就会为你指点迷津。无论是新秀还是已经成名的球星，弗格森都能让他们感到自己的与众不同，并且他确信，他的队员们能认识到这个俱乐部的与众不同。曾经有这样一些球员，比如德怀特·约克和贾普·斯塔姆，他们对球队做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他们突然发现自己被排除在球队之外了，并且没有了退路。原因在于他们曾经说了或是做了一些让弗格森认为对俱乐部不利的事情。尽管最终我也被证明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那是在2001—2002赛季刚开始的时候，我从没有想过会发生那些事情。
从名声上来讲，曼联主帅是个既暴躁，又令人同情的人，而且他通常是从早到晚两者兼具。可是谁又不是这样呢？那些更衣室外面的入，永远无法看到弗格森在更衣室里是如何激励队员的。他们也同样无法看到弗格森如何与队员们开玩笑。当弗格森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时候，他在球队面前会显得很放松。一场大胜之后，在球队喧闹的更衣室里，他会比所有的入笑得都灿烂。我承认弗格森在大多数时候和队员保持着一种职业的距离，这是一种正确的做法。他使自己和所有队员保持同样的距离，虽然他对待那一两个特殊的队员，比如埃利克·坎通纳和罗伊·基恩，还是和对待其他队员不一样的。
很少能有人像弗格森那样对足球理解得如此透彻。这意味着无论球队在赛季中或在比赛中处于什么样的情况，所有队员都坚信他知道下一步该做些什么。他知道他拥有改变事情结果的能力，并且他从来都不怕改变，甚至当最该做的事就是什么也不做的时候，他也从不在意别人会对他的做法说些什么。我认为所有人都听够了关于“弗格森的吹风机”的事。这件事经常被入提起，你可由此想像出那就是曼联队更衣室里一贯的生活。那些在老特拉福德外面的人最应该理解的，是俱乐部内部的入已经知道的一个道理：即老头子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他在特殊时刻认为对球队有利的事。
我还记得一场很惊心动魄的比赛，那是2001年在白鹿径，英格兰队迎战希腊队的前一周，那个下午我太激动了。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被任命为曼联——线队的队长。
老头子用他最典型的方法让我知道了这件事情：在比赛前一天的晚饭前，在球队下榻的饭店里，他把队员比赛时需要的门票交给了我。要知道发放这些门票可是队长的任务。我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开始激动起来，而教练却已经从屋子的另一端离开了。我太自豪了，尤其是我知道将会和父母一起看比赛，尽管祖父仍是一名热刺队的球迷。
作为队长这件事本身已经足够让找记住那个下午了。所以我仍然记得那场比赛。
我打赌其他人不会像我这样记得。当时发生了太多的意外。半场结束的时候，结果是这样的：3比o
，热刺队领先，这的确重创了我们。你可以想像得出我们的教练，面对他的队员如此糟糕的表现，将会用何种方法来唤醒他的队员们。你可能想他也许会陷入疯狂。可那个下午，教练进入更衣室后是如此地冷静。那里没有互相责怪。
那里没有一句过激的言语。我坐在地板上，盼着比赛还不如结束算了。我看了看周围的同伴们，他们都低着头，有同样的感觉。我们的教练只是走了进来，坐在那个来伦敦时用来装球队队服的塑料桶上。他说的话并不多：“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再失球了。”
但他太了解他的队员们了，并且对他们充分地信任，所以他让我们自己以他所期盼的方式来反思。我确信当时我们当中很多人突然理解了教练的真正意图，我们知道教练的意思：我不想就这样输给热刺队。
我们走出更衣室去进行下半场比赛，安迪·科尔不久就进了一个球，并且我们最终翻了盘，以5比3赢得了比赛。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惊心动魄的45分钟比赛。当你以为弗格森，或是换了任何一位其他教练会大发雷霆的时候，弗格森在中场休息时表现出冷静和对我们的抚慰，这确实太重要丁。弗格森是个很严厉的人，但是在我作为曼联队员的大部分时间中，他总能给我们更多的自信。
正如我上面听说的那样，我们的教练能让他的队员感到自己与众不同：当他告诉你，你在比赛中或在训练中做了让他感到高兴的事的时候，这些话语确实很起作用。我不太清楚他对于我在国家队中作为队长的表现评价如何。他当时从没对我提及过这件事情，尽管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囊恍┗坝铩K 邓 ⒚挥兄竿 页？
为队长。也不肯表明让我作为队长是否是个好主意。但在世界杯预选赛期间，当我们击败德国队之后，他对我说了下面这番话：“你让我感到惊讶。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球员。也许会是一个更出色的人。我从没想到过你会成为队长。”
老头子的这番话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就好比我小时候，当我听父亲说，他为我做的某件事而感到高兴的时候的心情一样。这就是弗格森与队员交往的方法，他让他的队员们时刻注意到，他会在球员需要鼓励的时候鼓励他们，也会在他的球员自恃过高的时候让他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当我最初成为一名—线队的正式球员的时候，我的球衣号码是24号。第二个赛季他把10号球衣给了我。这对我来说的确意义深远，因为丹尼斯·劳尔和马克·休斯此前都穿过10号。也许正是这件球衣光荣的历史成为我穿着它进了许多球的动力。尽管，我仍记得球队引进谢林汉姆的那个夏天，弗格森费尽周折给当时正在马洛卡度假的我打了电话，告诉我，谢林汉姆穿走了我的号码。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选择和争论的余地。我记得当时我对加利·内维尔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为什么非要打电话告诉我这些？难道他只为了毁掉我的假期吗？”
我陷入一种不知昕措的状态中，试图找出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一个月后，球队重新集结进行赛季前训练的时候，他已经为我准备了一件新球衣：7号球衣。
教练竟然把埃利克·坎通纳的球衣交给了我。那种受宠若惊的感觉彻底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
在每场比赛前的准备会上，教练总是细心地对待每名队员。在更衣室里，无论是在一场冠军联赛还是一个赛季前的热身赛前，他都确信我明白他对我的期望。他还会给我需要的信息和建议。他把尽可能多的时间用来和他的队员们待在—起。他会告诉我们，每名队员可以为球队带来的价值。到2001年秋天为止，我已经和弗格森相处了很长时间，但他的经验意味着我每天仍要向他学习很多东西。看—下他在曼联以及早些时候在阿伯丁队时的记录，那些在记录中没有体现出来的弗格森思想变得有些习以为常了。就如同俱乐部内外所有人想的那样，我也觉得很难找出一个人来代替弗格森。
俱乐部周围有一些优秀的教练，并且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一比如马丁·奥尼尔和吉奥瓦尼·特拉帕托尼，甚至斯文·戈兰·埃利克松，都被曼联队考虑过。但在老特拉福德工作需要的东西远比一张简历多得多。将来任何来曼联执教的新教练都要像弗格森那样，具有一种使命感。这就是许多入都非常钦佩弗格森的原因。弗格森也凭此让许多人兴奋不已。对于弗格森，我永远不希望他对我说那些话或做那些事。
但对于俱乐部，我希望它能永远接纳弗格森说的话和做过的事。弗格森彻彻底底地属于曼联。任何关心曼联队的人，任何真正领悟足球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甚至就在我们夺得三冠王之后，尽管他知道这对于我们球员来讲是个多么大的荣耀，他还是立即开始准备下个赛季的工作，准备今后球队需要的东西，去想方设法把今后的比赛踢得更好。
为老特拉福德赢得荣誉是我们每个队员前进道路上最大的动力；像我、内维尔兄弟、保罗·斯科尔斯、莱恩·吉格斯和尼基·巴特，都在球队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5年。可我们的教练，永远是我们所有人当中最警醒的一个人。他从来不固步自封，他时刻专注于下一个挑战。我要说，对于我们的成功而言，弗格森对工作的专注比其他任何因素都重要。他并不经常在公众场合发表言论，可我们所有队员都清楚他对我们取得的成就心中有数。拿我来说，我确信弗格森能认识到我将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永远不会在曼联队碌碌无为地过日子。总之，我是一名曼联队的球员。自从我来到老特拉福德的那一天起，我就理所当然地为弗格森工作。
2001—2002赛季早期，球队的状态很不稳定。许多权威把症结归结到弗格森的去留问题。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谣言，比如有一种说法，是弗格森后悔把他退休的消息告诉我们，因为这样使他在队内失去了权威。我可以发自内心地说，这绝不是真的，没有队员希望弗格森离开球队。我们—旦进入每周毫无例外的训练、比赛的赛季生活的时候，教练在次年5月要离开这件事并不会影响我们什么。这绝对不能成为我们输掉比赛的借口。我的惟一疑虑就是由谁来顶替弗格森。我当时正在和球队谈一份新的合同，我担心我和新教练的关系也许不如和老头子那样好。就算我是个曼联队的支持者，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促使我离开伦敦而加盟曼联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弗格森。甚至关于我未来道路的选择的疑虑也从没有影响过我在曼联的比赛状态。
其实球队当时的不安气氛与夏天失去史蒂夫·麦克拉伦有很大关系。我已经给过史蒂夫·麦克拉伦教练很高的评价。2001年6月，他离开曼联队成为米德尔斯堡队的主教练。即使当时弗格森要离开曼联，我也不认为史蒂夫会确信他自己将替代弗格森。史蒂夫只是想成为候选入之一。我认为肯定有一些幕后的会议已经做了决定，结果也许很清楚，史蒂夫并不是未来的头号候选人。所以当米德尔斯堡向他发出邀请的时候，没有人会惊讶他的接受。球队的所有入，包括弗格森在内，都祝愿他在米德尔斯堡能工作顺利。在那个赛季里，弗格森仍然土持着每天的训练，他仍旧是球队当之无愧的教练。弗格森并没有因为退休的事而变得松弛，反之他在2001—2002赛季中更加投入。但史蒂夫也确实是名伟大的教练，和他在一起的合作令我感到很愉快，我们在战术上也很合得来。他是我遇到的教练中最善于和队员交流的。
他在曼联工作的两年中得到下和在国家队工作时同样的好评。
当然，我在国家队的日子里还有机会和史蒂夫合作，在2002年世界杯之前，他同时担任国家队和米德尔斯堡的工作，我们会在慕尼黑迎战德国队时重新走到一起。
那场比赛4天后，我们将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迎战阿尔巴尼亚。史蒂夫一直在给全队打气。埃利克松也是如此。其实在5比1大胜德国队后的周三夜晚，所有入都认为能铁定拿到另外3分。但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地准备着那场比赛。然而事实证明，主场迎战阿尔巴尼亚的比赛比对德国队还要困难。因为我们太疲劳了。大家对我们又有了许多悬而未决的期待（直接小组出线），尤其是看到了在慕尼黑发生的一切之后，便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能在客场以5比1击败德国队的话，我们就能击败任何对手。最后我们击败了阿尔巴尼亚，但比分很接近，场面也不很好看。阿尔巴尼亚的队员们早就做好了被淘汰出世界杯决赛圈的准备，他们不用担心失去什么。
他们在比赛中时刻保持着充沛的体力。看得出来，他们踢得很开心。而我们却不是。
我最想说的就是比赛结果。我们以2比O
赢得了比赛，拿到了3分。
接下来的比赛就是在老特拉福德迎战希腊。这是击败阿尔巴尼亚后我们面临的最后一场世界杯外围赛了，当时我们以净胜球的优势领先德国，排在小组第一位。
每个人都感到如果我们能在下一周就迎战希腊队，那不会是一场艰难的比赛。尽管我们都很疲劳，但是对自己迎战阿尔巴尼亚时的表现的确很失望，所以我们想在下—场比赛里来重新证明自身的实力。我想如果就在那个周六，我们就如同在俱乐部比赛时那样迎战希腊，我们肯定能获胜。可是赛程安排却是一个月后迎战希腊。接下来的一个月，所有国家队的队员都要竭尽全力为各自的俱乐部比赛。这期间有许多关于一个月后那场比赛的疑问，因为那场比赛可能会左右整个英格兰的夏天。几周过后，国家队重新集结，离与希腊比赛的日子已经不多了。
全队周日在曼彻斯特郊区的马里奥特饭店集合。似乎我们在那里心绪不安地待了好长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希望下个周六的那场比赛能早点到来。无论在饭店内还是在训练场，所有的入都在谈论着那场比赛的重要性和英格兰若能直接从小组出线意味着什么。我们能赢吗？平局能确保出线吗？净胜球会是多少？这些问题真让人感到窒息。最重要的在于如果英格兰能击败希腊，则德国队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这就是我们需要全神贯注的那方面。而所有媒体和球迷们似平认为困难的比赛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铁定出线了。
我们还要忍受5天的精神压力。周六终于到来了，这时候我们感到压力是前所未有的。
我也同样地紧张不安，但我比其他队员有更多的方法来克服这种心理。首先，这场比赛在老特拉福德进行。我最近—次在这个球场以国家队队员的身份出场是在1997年，当时我们迎战南非队，那次我是替补上场的。可现在，2001年10月6号，我以英格兰队队长的身份在这里比赛。谁又不期盼着那一时刻的到来呢？第二个原因就是英格兰队将身穿全白色球衣进行比赛。在那一周里，球队负责球衣的管理员问我。他是否要请示埃利克松让球队穿上全白色的球衣。曼联队的客场队服、国家队的队服甚至还有皇家马德里的队服都是白色的，于是得出一个结论：我总是喜欢穿白色队服。埃利克松同意了那个方案。我的家人也很期待着比赛的到来。我当时没能预见的就是那个下午，我将会在老特拉福德的运动员通道里遇到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我从父亲那里第一次听说克里斯汀·霍华德这个名字。父亲在电话这样介绍她：“她是个可爱的女孩子，但是身体不很好。她周六和你一起进场，你可要照顾她—下。”
我父亲受了英格兰足总的委托，所以他知道克里斯汀以及弗朗西斯儿童医院的情况，克里斯汀已经为医院募集了很多资金。电话内容就只有这些。周六全队抵达老特拉福德后，我在进更衣室之前先来到运动员通道去田‘克里斯汀。她和她的父母以及两个慈善机构的人正在那里等我。她很耐心地在那里站着，她很矮，但脸上却挂着灿烂的笑容。我甚至最先注意到她的笑容，而不是她背后的须臾不可离身的氧气瓶。我挨着她坐在台阶上，和她聊了几分钟：关于她如何与疾病做斗争，关于她出生后心脏和其他器官的先天性位置错乱。她向我解释，她是如何为弗朗西斯医院募集资金的，她目前就在那听医院接受冶疗。我问她现在是什么感受，在她回答之前，我身后有人说：“你愿意亲他一吗？”
第一次，我见她有点不好意思。但她还是轻轻地亲了我脸颊，然后我们还相互拥抱。这时我该走了，我站起身说：“我们待会儿还会见面，不是吗？过会儿我们一起走进球场。”
克里斯汀回头看了看我，并微笑着点头。我回到了更衣室。我似乎到了个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更衣室里出奇地安静，我花了一两分钟才适应过来。这不太像是英格兰队。
没有入愿意和其他人说话。只有埃利克松说：“我们要确保快速地处理球。”
然而，那恰恰是整个下午全队没有做到的一点。铃声响了，我们比赛的时间到了。在通道里，我找到克里斯汀，拉着她的手。她的手简直小得难以想像，也就刚刚能够握住我的一个手指。她紧紧地抓住我。我问她是不是有点紧张，她回答：“不，没有。”
我只能对她微笑了。
“现在外面有65000名观众在等着我们，他们都盼着我们能直接进入世界杯，如果你不紧张的话，你就是这里惟一不紧张的人。”
“不，我不紧张。”
她抬头微笑着看着我，这已足够表明她感觉很好。我们一起走进充满着欢呼和阳光的赛场。照相机的镜头都在克里斯汀走向球场中圈的时候对准她。我已用不着再问她感觉如何了。她显得极其优雅和镇定。我真希望英格兰的队员们也能向她那样冷静，她是整个老特拉福德里最冷静的人。她简直太棒了。
从那个下午起，克里斯汀成了我和维多利亚的好朋友。我们尽全力帮她募集资金，但我不希望别人认为这是我们之间全部的交往“克里斯汀总能给人带来惊喜，她身上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你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你一点都感觉不到地是个重病在身的人，而事实上她每天都在与死神进行搏斗。你应该忽略她的氧气瓶，你应当忽略她的重病。你应该看到她身上的品质，看到她改变他人生活的那种决心，看到她脸上洋溢着的快乐。她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
我记得在2阊2年夏天，在曼彻斯特举行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我手举火炬跑进体育场，将要和克里斯汀‘—起去见英国女王。当我在跑道上奔跑的时候，我总是担心火炬上的火焰会突然灭掉，或者是我运动服的扣子突然脱落，或者我跌倒在跑道上。可当我见到克里斯汀的那一刻起，一切紧张情绪都不见了。就在那一刹那，仿佛整个体育场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入：你看着她的眼睛，她回报给你的就是平静和鼓舞。她的微笑能把你从自己的世界带到她的世界里，她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大踏步地前进。英格兰队队长？尊敬的女王陛理？看台上数万名的观众？很高兴见到你。
我叫克里斯汀·霍华德。
这就是我们走向老特拉福德球场中线时的状态。整个礼拜，我都很烦躁。突然，我脑海里想的事情不再是比赛了。我不再想这个场合是多么的重要，以及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拿下比赛。我只想知道走在我身旁的克里斯汀感觉是不是还好。她向她遇到的昕有人一一问好。她显得容光焕发。在我的记忆中，那个下午以遇到克里斯汀开始，以我的进球结束。
克里斯汀离开了球场之后，我也开始提醒自己正在这里参加一场必须要赢的比赛。你在开球前不会清楚将要发生什么。开球后，我们发现希腊队真的很难对付。
他们踢得很积极认真，尽管他们已经出线无望。我记得他们中的一两个队员试图研究什么战术，虽然他们没说希腊语，我还是听不懂他们在商量什么。他们踢得很出色，而我们却迟迟进入不了状态。队员们显得很紧张，观众们也发现了这一点。比赛越发平淡，似乎我们的队员觉得一个入球就足够了。可麻烦的是，大约半小时后，我发现英格兰队根本没机会破门。10分钟后，灾难发生了：希腊队率先进球了。这是我们松散的防守所致，在上半场剩下的时间里，我们根本找不到比赛的节奏。本来一开始全队想取得胜利以确保直接出线，可现在我们不得不期盼着平局也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机会。半场休息的时候，埃利克松并没有发火。
“我们需要加快比赛节奏。我们一直在等机会来找我们，而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主动去寻找机会。”
果然下半场开始后场面有所改观，但是并不大。队员之间没有交流，我的头脑里也只想着去抢球。我心里很愤怒，对自己愤怒，对正在把我们推向深渊的希腊队愤怒，对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种局面愤怒。球场里显得那么燥热，那么死气沉沉，英格兰的队员们显得无精打采。我想，指望别人帮助是行不通的，你必须自己改变命运。在那种情况下想一些关于队长责任之类没有用，简单地说，冒险的时候到了。
于是如果我在自己的位置上拿不到球，就跑到其他位置去争抢。我记得当时加利·内维尔冲我喊：“你应该站住位置。我们必须保持阵型，不然他们会再度破门的。”
要是在其他比赛里，加利的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在那个下午与希腊队的比赛中，我已经不能听加利的话了。我试着带球突破并且造成了对方两次犯规。可就是那样一个下午，无论我怎么努力，踢出的任意球要么偏离球门，要么高出球门。似平所有事情都朝着不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至少截止到下半场前20分钟是这样。希腊人继续保持着攻势并且又一次差点破门，如果他们真的再次得分的话，我们就真的落入深渊了。这时门将尼格尔·马丁把球从禁区里抛给在左边路的我。我敢肯定，当时加利一定在奇怪：他怎么会在那个位置？我带球过了一名防守队员，在对方禁区外10码的角旗附近准备晃过另外一名队员，这时裁判吹希腊队防守犯规，也许那并不是个犯规。可那个角度对于任意球直接射门来讲太偏了。这时泰迪·谢林汉姆准备换下罗比·福勒。就在我等待换入完成的时候，我注意到草皮上有—张红卡片紧挨着皮球，我迅速把它捡起来扔到一旁。当时我太泄气了，以致把麻烦归咎到乱丢垃圾上。这时泰迪慢跑着经过我，他说：“注意我的位置，就注意我的位置。”
我明白他的意思，我们一起在曼联队踢了很多场比赛。我把任意球踢向一个空当位置，我知道泰迪会在那里出现。他需要做的只是碰一下皮球，他知道皮球的运动轨迹。结果球越过对方门将飞入球门远角，我们终于追平了比分。但是仅仅过了一分钟，似乎我们还没有结束庆祝的时候，希腊队突破后再入一球。难道那天真的不属于我们吗？我们正向着加时赛前进。
我像被冻僵了似的站在那里。我看到其他队员都同时垂下了肩膀，大家的脑海里划过了同样的念头。我们继续比赛，当然，你必须得把比赛踢完。但是我们扦没有再得分。我们又获得了两次任意球，又是两次偏离门柱。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总是跑来跑去的原因。那场比赛我在任意球上受了太多的挫折，我获得了大约七八次任意球机会，结果竟然没有一次打在门框以内。比赛的最后一分钟，尼格尔没有时间做太多的选择了，他大脚把球踢到前场。谢林汉姆上前去争抢。他十得太棒了。
找不知道他是否真的被从背后推了—把，总之他又为球队赢得了—次任意球机会，位置就在希腊队禁区外左侧5码的地方。我把皮球放在罚球点上。但谢林汉姆走了过来，仿佛他要来亲自主罚。
“我来踢。”
“不，泰迪，这距离对你来说太远了。”
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这么说，因为事实并非这样。但是谢林汉姆抬头看了看对方的人墙后走开了，他还是把机会让给了我，我心里明白这将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连着做了两个深呼吸，试图让自己放松下来。泰迪则做着他以往做的事。他很善于这样做：站在对方人墙后面，他能找出对方门将的位置并且站住门将的前面，但是他并未把门将完全遮挡住，然后在我把球发出的最后一刻闪开，这时往往门将的空当就暴露无遗了。如果没有泰迪的那些努力，希腊队的门将很有可能及时做出判断并把球挡出去。而此时我只要全神贯注地把球射在门框以内就行了。我助跑，然后起脚射门，当我的脚触到皮球的—瞬间，我就知道，这个球必进无疑。
那个下午在老特拉福德看球的所有人，那天通过电视看了直播的所有人，都会记得找在进了那个球之后有些难以白控。谢林汉姆飞快地跑到球门里把球拣了出来。
而我却跑到一旁，和队友们庆祝起来，包括里奥·费尔市德、埃梅尔·赫斯基和马丁·基翁，我们甚至忘了我们离胜利还差一个球呢。当时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我并不是惟一的在那一两分钟内完全失去自我的人。马丁是个非常敬业且有趣的人。
但我从没见过他的表情像那天那样：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可笑，回想那天他的眼睛似乎都要从脸上突出来了。他紧紧地抱住我，一边笑一边喊：“太不可思仪了！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就是为什么你是男子汉！“
但突然，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还需要一个人球。德国队同样在那个下午主场迎战芬兰队。他们上半场打成了平局：如果在曼彻斯特和慕尼黑的比赛都以平局收场，出线的还是我们。我激动得难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变化了。我跑回到自己的半场，看到史蒂夫·麦克拉伦站在端线附近。我冲他喊到：“比分是多少？”
“零比零。”
“结束了吗？”
“马上。”
希腊队重新开球，并把球大脚踢向前方。我祷告着我们绝对不能再让他们得分了。球一出界，我对加利·内维尔喊：“那边发生什么了？如果他们也是平局，我们能出线吗？”
加利在弄清楚我的问题后，点了点头。我们发界外球的时候，史蒂文·杰拉德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拿球。他仍然以为我们还需要一个人球。当他把球扔给我的同时，裁判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子。我拿起球，把它尽可能高地踢向空中。我的所有队友们都朝我跑来。
阿什礼·科尔已经被换下场了，但他还是穿过替补席向我跑过来，后面跟着其他队友们。我感到无比地自豪，因为我的任意球把球队带入了世界杯决赛圈。我们在体育场广播员宣布之前就确信我们已经出线了。
“德国队与希腊队的最终比分是……”
猛然间，整座球场陷入了一片寂静。我记得自己当时还打了个小冷颤。
“……德国比芬兰，零比零。”
老特拉福德球场顿时爆发出排山止倒海般的欢呼声，我以前从没听过这么热烈的欢呼，这种声音一直伴随着我们走进更衣室。这太奇怪了：人们那天都陷入了疯狂，震耳欲聋的看台以及教练员和替补队员们。但回到看台下相对安静的更衣室，大部分队员都安静下来了，甚至有点沮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踢得并不好，下午的阳光和刺激把球迷们折磨得够呛。我发现自己总回想着那些被我射失的任意球，而并不是最后得分的那个任意球。我们后来重新回到球场上来享受——下荣誉，这多少让我们的情绪得到了些恢复。我们可以自豪、可以激动，因为我们毕竟闯人了世界杯的决赛圈。对于老特拉福德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的狂热场景，我只有一点遗憾，就是迈克尔·欧文因腿部拉伤而不得不在电视里看比赛。我们应该让他也加入到庆祝活动中来，他在慕尼黑表演的帽子戏法对于英格兰队来说太重要了，那3个入球把英格兰带到了他们想去的地方。
老特拉福德球场主队更衣室的外面就有一部电话，我们回到更衣室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维多利亚打电话。她正在意大利工作，因此她没有看到比赛。她已经知道了比赛结果，她想让我告诉她现在的感受。我的心仍在不停地跳动，我体内的肾上腺仍在不断地分泌，我的嘴里感到干极了。每次当我很想讲话的时候，我的声音都会显得沙哑，并且什么都说不出。维多利亚很了解我：我轻微的喘气和嘶哑声已经足够令她了解这边发生的一切了。她也许并不十分了解足球，但她深深懂得足球对人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她也知道，那天下午与希腊队的比赛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父母随后告诉我，他们周围的球迷是如何庆祝的。他们说我不是惟一控制不住眼泪的人。那个下午，我很高兴地看到有那么多人在老特拉福德外面关注着我。这其中包括我的父母，他们也坐在球场外面，因为他们喜欢用这种方式来看比赛。我为托尼、杰奎琳以及布鲁克林，还有一位叫阿舍尔的美国R&B
歌手订了包厢。阿舍尔这次来是作为我的客人。当埃利克松最初接手英格兰队的时候，他很不喜欢赛前在更衣室里放音乐。事实上，他当时就把音乐关了。球员们都为他踢球，而且我觉得埃利克松肯定明白赛前我们的准备工作是多么重要。而那一年，我们更衣室里总是播放阿舍尔的歌。他在2001年推出了一盘新专辑，名字叫《8701》，所以他来英国为他的唱片做推销。他得到消息后很乐意和我见面，于是我邀请他来老特拉福德。
我是阿舍尔的超级歌迷，现在仍是。那天比赛后我在球员休息室和他见了面，他一见到我就说：“大卫，大卫，这是我看到过的最惊心动魄的事。”
我送给他一件签名球衣，我们还照了合影。他是幸运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足球比赛，你不会找出比那更具戏剧性的比赛了。遇到克里斯汀、比赛本身、我的进球、和我的家人在一起，以及后来见到阿舍尔……所有的事都那么令人高兴。另外，那天还有一个场景给我印象深刻。去球员休息室的路上，我沿着草坪路过老特拉福德的旧球员通道，那上面左边的楼梯下就是新闻工作区，当时有二十几个足球记者在那里写他们的报道。当我走过那里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个人起身为我鼓掌。接下来，所有的记者都站起身冲我鼓掌。这可是以前从没发生过的事。回想1998年世界杯后的那段日子，我不敢想像会有这种事发生。我希望那几个兄弟能明白，那个下午，他们让我感到很快乐。
通常情况下，英国的媒体远没有阿莱克斯·弗格森那么严厉。
当我回到卡灵顿训练基地，弗格森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从你回到曼联队开始，我希望你能极其刻苦地训练。”
我对老头子很了解，所以我对他的话并不感到很惊讶，但那句话还是多多少少地触动了我。我开始恢复到高强度的训练中，所有其他英格兰国家队队员也是如此。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俱乐部的下一场比赛有些迫不及待了。我很喜欢比赛中那些令人难忘的时刻，但我觉得自己还不至于为此而难以自控。当我回到俱乐部训练的时候，我并没有指望队友们会走上来拍拍我的肩，然后夸我踢得如何之好。我并不是那种自命不凡的入。我是怀着—种良好的心态回到曼联队训练中的。可弗格森却明显不这么认为。至少，他不相信我能有这种心态。他只想着我需要冷静，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
对弗格森来说，2001—2002绝对是个奇怪的赛季。也许他真的后悔把退休的事告诉我们了。但就如同我说过的那样，这绝不是影响曼联队发挥的原因。但如果弗格森每天都在报纸上看到这种说法，他也许就真的慢慢相信了。我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了主意。我只记得他把改变主意的决定告诉我们了。那是2002年2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训练结束后回到卡灵顿基地的更衣室。
“我决定继续留在这里。”
他的话就这么简单。我记得当时加利·内维尔开始鼓掌，其他一两个队友开玩笑似的说：“天哪，不，你不会这样的，不是吗？”
我们全队都很高兴：我比其他人更高兴，尽管事后证明，这也许只是我要离开俱乐部的一个开端。总之，当时我也不知道在接下来的17个月电，在我和弗格森之间会发生些什么。我还记得那天吃午饭的时候，我感到既解脱又兴奋，因为我目前为之工作过的惟一的教练决定留在曼联继续执教。阿莱克斯·弗格森成就了我，成就了俱乐部。我有什么理由为他的留任而不感到高兴呢？
弗格森留任的决定鼓舞厂全队，于是我们的成绩从2001—2002下半赛季开始反弹。但这不足以让我们夺得联赛冠军：阿森纳队—路高歌猛进，他们赢得了最后所有12场比赛并最终夺得联赛冠军。
他们还赢得了英格兰足总杯。我们则在第4轮被史蒂夫·麦克拉伦的米德尔斯堡队淘汰。我们最好的机会出现在欧洲冠军联赛上。我们在第一阶段小组赛上就和西班牙的拉科鲁尼亚队同组，我们两场比赛都输给了他们。但到了春天，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时又抽到了拉科鲁尼亚，可前两场的失利并没有影响我们。我们首先在第一回合时客场2比0取胜。全队发挥得棒极了，惟—不利的是罗伊·基恩由于大腿拉伤不得不在上半场结束前就下场了。我也攻人了一粒自己在曼联时最得意的人球之一。我在距球门30码外得球后一脚抽射。对方门将并没想到我会选择射门，而且他的站位有些靠前，球在他头顶急速下落后钻入网窝。
事实上，我的左脚第一次受伤也是在里亚佐尔球场（拉科鲁尼亚的主场）。当时比赛还剩下5分钟，我在边线附近得球。正当我带球的时候，对方的前锋迭戈·特里斯坦跑过来，抬起脚踢在我的支撑腿的脚踝上。每个运动员都清楚这个动作是多么危险，一股剧痛向我袭来，我当时就觉得他一定是把我脚踝踢伤了。事实就是那样，我的脚踝上出现了一道伤口和淤血。更严重的是，我在回英国的路上不得不用拐杖走路，而且脚根本不能受力。我记得当时报纸上有一两条图片和标题写着我是否还能参加世界杯，而根本没提到第二回合的比赛。作为预防我进行了检查，但1周后的那场比赛之前，我的伤已经没事了。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我真的迫切想参加第二回合的比赛：因为我们每次和拉科鲁尼亚的比赛都很精彩。比赛的前15分钟，他们保持很强劲的攻势，似乎要将比分扳平。可最终我们还是以3比2取胜，进入了半决赛。但是比赛还没结束的时候，我就被送进了医院。
就在比赛进行了
20分钟左右的时候，我们已经逐渐控制了比赛，当时我在对方禁区外15码控球，那是我最喜欢的位置。可这时一个讨厌的家伙：阿尔多·杜舍尔，他似乎想扯平他同胞（西蒙尼）的纪录，他是在我生命中留下印记的又一个阿根廷中场队员。我当时只想着和他的对抗中占据上风，我从没担心当时我会遭到—个打击。我在他身前控制球并且做了个假动作，可他却飞起双脚向我蹬了过来，我没能躲过，结果他的两只脚都踏在了我的左脚上。
我当时躺在地上翻来覆去，握住那只疼得要死的脚。我试着站起来，可左脚在疼的同时，开始发软。我根本不能用左脚来着地。
有人把我抬到边线外，我当时还想着尽快回到比赛中去。
“赶快喷药水，那样会好点。”
队医也就是这么做的，但当我再次试着站立的时候，我差点摔倒在地上。我的左脚半点重量也承受不住了。疼痛使我的脚根本不能接触地面。曼联的队医弯下身把我的鞋脱掉，按我说的找到受伤的位置。那种感觉就像脚里的什么东西漏了出来，原本应该很牢固的部位却感觉很薄弱。我居然能感觉到骨头在移动。我替队医说出了那句话：“骨折了。”
“对，我想是这样。”
队医点了点头，然后我想：世界杯怎么办？随后就很颓丧地躺了下去。
“我真的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
他们用担架把我抬到了场外，然后到了更衣室，半路上我们不得不经过摄像区。
我已记不清自己上一次受伤下场是什么时候了。
我的职业生涯还算幸运。可为什么好运气偏偏现在到头了？我抬头朝维多利亚在老特拉福德经常坐的看台看去，她已经站起身，正领着布鲁克林朝楼梯下走。当我到了达治疗室，就托了个伙计去找她。我知道她肯定担心死了。我以为维多利亚会比我更难过，但当事情逐渐明朗的时候，她却比我坚强。“别担心。”她说，“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
布鲁克林也在场。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爸爸，你怎么不比赛了？你的腿怎么了？”
对我儿子笑笑不会对我有什么害处的。我知道我们要直接去医院了。
“嘿，布鲁克林。我们要上救护车了。”
他睁大了眼睛：“我们吗？”
曼联的外科医生诺博一直和我们在治疗室里。我当场就想知道结果：“我最长要离开球场多久？”
“我看了x
片之后马上就能告诉你。“
他们把我送上救护车，而且也同意维多利亚和布鲁克林陪我一起去。我一进救护车，他们就用带子把我固定在一张床上，这样我的脚在途中就不会移动了。为了布鲁克林，我请求司机打开救护车的顶灯。毕竟对布鲁克林来说，这个夜晚太刺激了。我们于是穿过曼彻斯特向在威利山脉的皇家医院驶去，这大概要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
我一到医院就拍了x
光片。维多利亚和诺博医生一起去看结果，她回来后把结果告诉我：“坏消息是你的脚骨折了。好消息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你还赶得上世界杯。”
我对第一点并不感到意外。第二条消息才是我被杜舍尔铲伤以来最期盼、最想听到的。维多利亚让诺博医生来向我转告详细伤情。我的伤是趾骨骨裂，趾骨就是连接脚趾和脚面的一小块骨头，通常周围有许多肉来保护。表面上，它不容易受到伤害。但加利·内维尔和达尼·默菲都曾因趾骨受伤而错过世界杯。医生确信我有足够的时间康复。我寄希望于接下来的几周，甚至尽管我仍有一些疑问一无论我的伤恢复得如何，也必须要达到能够参加世界杯的健康程度。
第二天早上，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醒来。我的脚伤究竟如何被登到了报纸的头版上？埃利克松是最先给我打电话的人之一，尽管电话内容简单说就是“你还好吗”，复杂的说法就是“你多久能康复”？我还是很高兴接到他的电话。他对我说，无论我是否能亲身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他都希望我能加入到他们中去。埃利克松对我的支持给了我很大帮助。在医院里，我的脚被打上了石膏，德怀特·约克用车把我送到卡灵顿训练基地。球队的医疗人员把我的石膏退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叫空气石膏的东西，有点像充气皮靴，当它被充足气体的时候，能对我的脚起到和石膏同样的固定作用。在需要对脚踝和腿做一些治疗的时候，我可以松动阀门来放掉气体。在石膏里呆了一两天后，我的小腿和脚踝肌肉都有些萎缩了。空气石膏的保护作用可以使我免受这方面的痛苦。在完成物理治疗之后，我还要对气靴进行重新充气，然后架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两天后，我和医生坐下来。仔细地谈了我如何才能尽快地康复：“我会做你让我做的所有事。”
我可不想坐着轮椅去日本。我知道球队的队医会尽全力帮助我。我的任务被分派下来了：在至少一个月内让脚部充分休息，不得让脚部承受半点力量。为了缩短我的恢复时间，要做许多其他的工作；一旦我的脚伤痊愈后，就能马上回到足球场上。只要队医认为有必要，我就会待在卡灵顿基地。我总要为未来的比赛做好准备，努力让自己得到更好的机会。在我受伤的日子里，泰利·比尔恩总是来到我的房间，在我做特殊治疗的时候，他的眼睛时刻注视着我。我要在深水池里“跑步”，但一定要确保脚没有触到池底。
我还要在健身房进行其他方面的锻炼，以保持整体身体的健康。世界杯是我训练动力的全部源泉，而每天周而复始的健身安排也的确使我强壮了不少。
通常，球员受伤后都要自己来面对每天单调的训练安排。就在四五月份里，似乎几百万英格兰球迷都在注视着我，他们和我有着同样的忧虑。球迷们的美好祝愿对我帮助很大。加利·内维尔也很关心我：他在与拉科鲁尼亚队比赛结束后马上给我打了电话。半个月后，我在电视上看妄联与勒沃库森队的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那个晚上，他受了和我同样的伤。在加利倒下的那一刻，我就知道发生了什么。我还清楚，如果我还能赶上世界杯的话，加利肯定是没有这个机会了。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了。如果我是他，我也许会崩溃。但加利始终保持着积极的心态，无论他内心实际的感受是什么，他尽全力保持着乐观的态度，他应该有更好的结果。但命运的安排偏偏不是这样，他要因为脚部手术而错过下个赛季前三个月的比赛。
整个夏天我忧心忡忡，找还对错过曼联队的赛季而感到失望。
勒沃库森最终凭借客场进球多把我们淘汰出了欧洲冠军联赛决赛。
我敢肯定如果能进军晦普顿公园球场参加决赛，我们有很大机会击败皇家马德里队。那段时间对于我和俱乐部来说都很失意，但我知道正如弗格森说的那样，曼联下次会回来的。我不能想像下次曼联崛起的时候，我已经不是球队的一员了。我当时正在与球队谈一份新合同。我很清楚我想做的事，我也很清楚球队想做的事。
但是现代足球远远没有那么简单。谈判和报纸的预测早在一年多前就开始了。现在是对这件事作个了断的时候了。
我认为与我最喜欢的俱乐部签新合同是再严肃不过的事了。因为要确定许多细节：一份新合同对双方都意味着权利和义务。我需要俱乐部尊重我在球队中的价值，而对于处理球队重要事务的负责人彼得·凯尼恩和大卫·吉尔而言，他们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必然为事情进展的顺利而努力，而且我相信他们能够恪守每个诺言。为这件事，我很感激他们，我感激在谈判桌上，能有这么公正、这么优秀的人坐在我身旁。
托尼·斯蒂芬斯从1995年开始就作为我的经纪人。他曾经是温布利球场的负责人，我最初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哈德斯菲尔德队建造新球场（麦卡尔卑球场）的顾问。我记得一次有关他的很特殊的事：托尼曾邀请我们几个当时年轻的队员去听布莱恩·亚当斯的演唱会，这其中有我、内维尔兄弟和本·托恩利。我们最后竟然设法混到了舞台上，那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夜晚。而就在那个晚上，托尼竟然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工作安排：处理阿兰·希勒从布莱克本到纽卡斯尔联队的转会问题，他当时已经是希勒的经纪人了。我不清楚我们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被介绍认识的。
但我很清楚地记得我们第一次对话时，托尼说过的一些话。那些话至今我没忘记，而且我相信托尼也不会忘记。
“大卫，足球对你而言是最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确保在你的足球之路上没有任何障碍。”
过了一会儿，当我们开始谈关于合作问题的时候，托尼这样描述他的工作，他说他的任务就是让我对比赛以外的所有事都不用操心。他认为这才是一名经纪人应该做的：减轻委托人的压力，以使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比赛。从那时起，他对我的确是这样做的。无论在何种情况，托尼属于那种我可以绝对信任的入。有时我感觉他总是忙来忙去，为我安排好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他是具有这种才能的一个人，当他走进一个满是陌生人的房间，他可以在15分钟内制定好工作计划并把工作分配给每个人。也许每个人都有不知所措的时候，但他却总是那么镇定。那的确是我在过去的8年中需要的东西，将来也需要。
如果你像我信赖托尼这样信赖某个人的时候，你们之间的真诚和坦率就不仅仅只意味着工作了。他是我的经纪人，他还是我的密友之一，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建议和指导。我们可以促膝长谈，我们谈话的内容不仅仅包括我的足球生涯，还包括我生活中的其他所有方面。在某些方面，托尼比其他任何人都了解我。但我在曼联时惟一的问题却很棘手。他和弗格森相处得不是很好。至少，弗格森和他相处得不够好。我应该记得：在我和托尼认识几个月后，当我把让托尼担任我的经纪人这件事告诉弗格森的时候，我当场就遭到了质问。
“经纪人能为你做什么呢？难道俱乐部对你照顾得不周吗？”
托尼也认为有必要让弗格森知道这件事，他从来都不想在弗格森不知情的情况下作我的经纪人，于是，他直接去弗格森的办公室面对面地去谈。有故事说这次谈话最后以弗格森在街道上追打托尼作为结束，我知道这绝不可能发生，但我明白他和弗格森的谈话是很不愉快的。
我对弗格森与托尼始终谈不来感到很遗憾。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大家的生活会更轻松些。我觉得如果他们能冷静地坐下来谈一谈，弗格森也许会发现他错怪了托尼。没错，托尼只是一名经纪人，但他同样热爱足球，他明白曼联是我足球生涯中不可动摇的基石。托尼从不说或做一些有损我利益的事。弗格森确实经常向我发脾气，我和弗格森也确有争吵。可这些吵闹却似乎总是被不成比例地夸大。在每个足球俱乐部，都会发生这种算不上是新闻的事。我想如果弗格森和托尼能改善他们之间的关系，两个人能主动给对方通电话，许多分歧都可以被很快地解决，那些争吵也不至于被媒体夸大。
但是，弗格森和托尼之间的不和谐并不是我和俱乐部签新和约的障碍。合同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纸上功夫，尤其是关于我的肖像权的问题，曼联队可以把我的名字和照片用于他们的商业活动。似乎在任何事都没确定之前，许多签约会谈已经开始了。所幸的是我不用参加所有的活动。也许确定一份新合同需要一年半的时间，但就像我担心的那样，所有谈判都是关于一些细节问题。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很有趣的谣言，就是，如果我没有和曼联签新合同的话，许多其他欧洲大俱乐部希望与我签约。但那都是些白日梦。我除了与我踢过球的球队签约外根本没作过其他的打算。
我、托尼和俱乐部都很明白这一点。
在2001—2002赛季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和俱乐部就合同问题已经快达成一致了。
我打算在某场比赛前，在老特拉福德的草坪上与俱乐部签字。我想让关心、支持球队的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的猜测后能亲眼看到这一幕，尤其是在我和拉科鲁尼亚比赛后一直不能上场比赛的时候。然而下一场主场比赛是迎战阿森纳。那个晚上我本已下定了决心并且不断催促着托尼。但事实证明，那晚有好几个临时的小障碍。阿森纳1比0赢得了比赛，并凭此获得了联赛冠军，事实上，这是他们的第二个冠军。
对于我们来说，在自己的主场丢掉冠军的确令人沮丧，但我认为这种失望情绪反而能在第二年里不断地鞭策我们。当然那个夜晚并不是庆祝我续约的理想日期。我于是等到下一个周六，我们在主场迎战博尔顿。那天很完美，阳光普照，我和弗格森一起走到草坪中央，他在65000名球迷面前给了我一个拥抱。毫无疑问，我属于老特拉福德。无论别人曾经说过些什么，我心里早就想好要和俱乐部签这份新合同了，可用笔签字的那一刻仍让我感到很大的满足。
我的未来终于有了定论。医学专家也通知我，我的第二块趾骨已经痊愈了。突然间，所有事情都很明朗了。我要做的就是全身心地为英格兰队准备两周后就要开始的世界杯。第二天晚上，打算在我索布里奇沃思的家里举行个欢送会。下周一，全队就要开赴大阪进行赛前准备训练了。当时的计划是把欢送会和为我的慈善组织“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募集资金联系到一起，我们甚至把欢送会的转播权卖给国家电视台，当然所有收入都将捐给“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而一些安排直到最后时刻才有定论。我当时还不知道谁最终人选埃利克松的国家队大名单，所以在名单公布之前，我也不能确定邀请哪些队员。所以那次排列客人名单是件很有趣的事。来的客人中有足球界的朋友包括足球名宿、其他体育项目的明星、著名歌手和演员。
为了募集到更多的资金，晚会专门为捐款的客人设了几张桌子。我们与主办方和一些对此可能感兴趣的公司取得了联系，这件事是由维多利亚办的。他们都爽快地答应了。我认为人们都知道这将是一个特殊的夜晚，人们还清楚他们捐出的钱会有个好的归宿。
我当时一瘸——拐，也没有多少时间来帮助维多利亚，因此她几乎负责了所有事情。她也因此获得了一份礼物：就是后来晚会上发生的一切，以及晚会开始的时候，那里所有供客人享受的东西。她负责晚会的筹办从始至终，事无巨细。
我直到星期六晚上才从曼彻斯特回到家，所以显得有些匆忙。
但还来得及准备一份礼物。我送给托尼一块手表，对他为了我与曼联在24小时前签下的新合同而做出的所有努力表示感谢：而那个星期天下午，我家的厨房里显得忙碌极了，我们全家人都跑前跑后，不但要为晚会做最后的布置，还要为我第二天飞赴大阪而准备行囊。
最后，我们终于准备完毕，穿戴整齐了。我们为了能多筹集到资金而照了合影，然后就向屋后的大帐篷走去，晚会将在那里举行。
到那儿之前，要穿过一片颇具日本特色的小树林。我把它作为整个晚会的主题。
由于许多客人都带了孩子，于是我们在成人帐篷边上准备了一个充气式的城堡，那真是神气十足。布鲁克林走在我的身旁，我俩穿了配套的衣服：一件长到膝盖的日式夹克，胸部有一条红色饰带。我不知道自己穿那件夹克时的效果如何，但布鲁克林穿上它显得可爱极了。我们都穿那种很轻便松软的鞋，因为当时我的脚趾在鞋里仍感到有些不太舒服。晚会的全过程都在我家的花园举行，由于维多利亚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她总共请了枷多位客人。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她究竟为我们在树林里准备了些什么。
整个花园都被点亮的灯笼点缀着。花丛和树木间有体操和杂技表演，还有舞蹈和艺术家。到处都能令人感到惊奇。来宾中有R&B
歌手贝弗利·耐特和歌剧演员拉塞尔·沃特森。两个连在一起的大帐篷是提供晚餐的地方。第一个帐篷被装饰成一座东方式花园，里面有上千朵来自日本或印度尼西亚的兰花。还有一座小桥，鲤鱼就在桥下的池塘里游动，走过这座小桥就能进入主帐篷。穿过两边巨大的窗帘，有日本女孩在那里迎接客人。桌子在人们面前被很漂亮地码放着，甚至连餐巾和餐具都是维多利亚亲自挑选的。所有东西都是由红、黑、白三色组成，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布置。
从那时起我感到有些紧张，因为周围的客人当中，有许多人我以前根本就不认识。比如我邀请雷·温斯顿仅仅因为他是名出色的演员，我很想见他一面。我知道这是我在婚礼后第—次公开演讲。
我作为英格兰国家队的队长，而且所有客人都是因我而来，所以讲几句话是免不了的，不是吗？我知道应该从何处讲起：送给维多利亚一份礼物并且感谢她为今天晚会所做的一切。但在这之前，我还要感谢许多其他人，还要谈论一下“全国防止儿童虐待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为后者和曼联队有一定关系。我知道还要谈论一下那些我们为之募捐的受虐待儿童。我生怕讲话的时候漏掉哪一点，所以我把要点写在一张小卡片上。最后，我又说了一件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就不用看卡片了。那是在前不久，我去过伦敦南部的一座儿童避难营。我坐在一大群孩子面前，他们每个人都有—段悲惨的故事。你可以感到空气中的一股敌意，但不是对我，而是对整个世界。他们都是受到不公平待遇的孩子，我也第一次为之感到惊讶。他们的问题都很直白：“怎么才能变得时髦？”
“你开什么牌子的轿车？”
“你能挣多少钱？”
他们并不担心我或者其他人对他们的问题做何反应。我不想说我不想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很幸运，我没面对过他们曾经遇到过的经历：强奸、卖淫、吸毒、禁闭。
我只是很粗略地回答了他们。在场的大人们看着我，看我想做什么。
“很好。我不需要回避什么问题。让他们随便问吧。”
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是我在足球领域以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很显然，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只有我和那些孩子们在谈话。我和他们都很放松。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我们都开始喜欢上对方了，我们谈足球、谈我的生活，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话题。最后，我们以笑声结束了交谈。在那段时间里，我和孩子们都消除了彼此间的戒备。我不能改变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但对于我来说毕竟有所收获，因为我通过交流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也许，在那样的夜晚讲这段故事会让客人们觉得有些奇怪，但我想借此解释举办晚会的原因，让大家知道我为什么希望大家捐款的时候慷慨一些。结果，我们的客人们共捐了25万英镑。
那的确是个奇妙的晚会。午夜的时候，我和维多利亚不得不先回房休息了。尽管一些客人已经和他们的家人离开了，当我和维多利亚回屋收拾床铺以及准备行囊的时候，还有许多客人仍在兴头上。也许当时已经有些晚了，可我还是有时间去见雷·温斯顿一面。
我听见有人在前边敲门，我开门后发现温斯顿就站在那里。在他走近之前，我就看出他那晚过得很不错，也许他自己没意识别。他原本是来向我道谢的，可是他却走到客门：里来了。演员都懂得如何进场。就像我说的那样，那是个非常棒的夜晚：为我们飞赴日本前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知道曼联的队医不很乐意我随队去日本进行赛前训练。我猜弗格森一定认为那一周队员们会去寻欢作乐，所以如果我和队医待在卡灵顿基地也许会恢复得更好。
我明白这一点，就算我山去为国家队比赛，我也还是曼联的队员。如果俱乐部真的坚决反对我的某个决定，我往往会毫不犹豫地听从俱乐部的意见。埃利克松则希望我能在开赛前的两周内和全队呆在一起，因为英格兰队的队医加利·列文和道奇·克莱恩都是这个领域最出色的医生。另一方面，英国足总提出曼联的医疗队可以随我一起前往。说实话，对这个问题人们确有争论。我认为我个人不应该卷入到这场争论中。我做好服从任何内部决定的准备。而最终的结果，我还是随队前往。
2002年5月13号的早上，我和维多利亚躺在床上。屋子里非常安静。远处，我听见最后几位客人上车离开的声音。我伸手摸了摸我的左脚，从昨晚我和维多利亚晚饭后跳舞开始，左脚微微有些痒。几个小时后，我就要去机场了。我只剩下18天了，18天后的5月3l号，我就能清楚我到底能不能在地球的另一端出战和瑞典队的比赛了。我的后脊梁不禁打了个冷颤。兴奋？还是害怕？4年前，我已经作好参加最后一次世界杯的准备了，从那以后又发生了多少事情？1998年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了：阿根廷、红牌和后来的事。但就在那一刻，下—个挑战似乎已经在眨着眼睛看着我们了。有机会参加世界杯是个梦想，是个恩惠。每个队员都清楚在那一个月的比赛中，你的职业生涯以及你的生活可能会发生水久性的改变。而在法同，在用泛光灯照射下，充满着数万名怒目而视的球迷的圣埃蒂安，我的生活已经经历了一次改变。我闭上眼睛，重新回到黑暗中去。这次在日本，等待着我、等待着英格兰队的究竟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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