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克汉姆夫人，大卫能来公园踢球吗？”
我相信母亲一定能把它找出来，那是我踢球的第一盘录像带。是的，是我，大卫·罗伯特·约瑟夫·贝克汉姆，只有3岁，我穿着父亲送给我的圣诞节礼物一一套崭新的曼彻斯特联队的队服，正在家门前的空地上踢足球，当时我们的家还在钦福德。25年过去了，在我今天清晨出发赴训之前，维多利亚或许也录下了我与布鲁克林“开球”的那一幕吧。尽管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比如，身上的队服已经易色，但一些本色的东西却一点未变。
如今，我也成为了父亲，目睹着孩子的成长。从他的身上，我似乎看到了孩提时代的自己，也慢慢地回忆起了当初的父亲。在我刚刚学会走路的时候，父亲就坚信我有踢足球的天赋，或许，我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踢球吧。我还记得一个下午，在训练之后，我和家人一起吃饭，当时的布鲁克林要靠人扶着才能站得稳。不知为什么，厨房的地板上有一个盛烘豆的罐子，还没等我反应过来，我们的布鲁克林就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地冲了过去，一脚把罐子踢了起来。一个站都站不稳的孩子，你能想像得出他踢得有多艰难！我真吓坏了，这样踢是容易挫伤趾骨的！当我把他抱起来的时候，却忍不住笑了。当年的我—定也是这个样子吧。
这大概就是遗传，你瞧我们的布鲁克林：他总是想玩球，跑呀，踢呀，横冲直撞，他总是在倾听，好像他随时乐于学习。在布鲁克林3岁半的时候，每当我把足球滚到他面前并让他截住球，他就会马上用脚踩住，让它停下来，然后后撤一步，身体一耸，再把球踢回给我。布鲁克林还有着相当好的平衡能力，在他大概2岁半的时候，我们住在纽约，有一次，我们从一家饭馆里走出来，布鲁克林面对着维多利亚和我，踮着脚尖站在那里，随后又用脚后跟做了一个漂亮的转身。饭馆里有一个人一定是在里面看到了这一幕，他立即跑了出来，问我们这个孩子有多大了，我回答了他。这个人告诉我们，他是研究儿童心理学的，像布鲁克林这样的年纪，能够这么好地平衡自己是很令人吃惊的。
现在谈论罗密欧还为时过早，但布鲁克林确实充满了自信，这种信心来源于他的活力、力量和良好的协调感。他能用两个轮子的滑行车急驰一我是指飞速地滑行，他能这么好地驾驭滑行车已经很多年了。布鲁克林对于自己的身体素质很有信心，我想我也是这样。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只有在踢足球的时候，我才会有那么笃定的感觉。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也是如此，尽管维多利亚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给我以信心，我知道她会同样把信心传递给布鲁克林和罗密欧。
人们常说儿子很像父亲，布鲁克林和我却十分不同。我在他那个年纪的时候，总是要告诉任何一个听我讲话的人：“我将来要为曼彻斯特联队踢球。”而布鲁克林却说，他想做一名像父亲一样的球员。他想加入联队吗？我们从来没有听他说过。
布鲁克林的确是一个身强体壮的孩子，而我却一直很瘦弱，不论我吃多少东西也不会有什么变化。当我开始踢足球的时候，我一定看起来很瘦小，因为，在家附近拐角处的蔡斯巷公园里，我如果不是和父亲以及他的朋友们一起踢球，就是和那些年纪比我大一倍的男孩子一起踢球。
我不知道那是因为我踢得不错，还是因为每次他们在传球时撞了我，我都并不介意，接着再踢。反正，他们常常在放学后到家门口来找我：“贝克汉姆夫人，大卫能去公园踢球吗？”
我的许多时间都是在蔡斯巷公园里度过的，或者和那些比我年长的男孩一比如，艾伦·史密斯。他是和我们住在同一条街上的邻居，与我们家只隔着两户；或者就是和我的父亲在那里。我们一开始是在后花园里踢球，可我实在是糟蹋花圃，所以，在父亲下班之后一他是一名热力工程师，我们就一起去公园，在那里要连续练上几个小时。至今，我几乎所有的用力技巧都是20年前父亲在公园里教给我的：他教我用正确的方法来踢球，我们拼命地练习，直到天黑得看不见了。父亲总是把足球尽可能地踢向高空，然后让我去控制它，确保我每一只脚都能用正确的方式把球踩住。
这样的训练太棒了，即使父亲有时简直让我发疯，我甚至想让他站在球门里做守门员，然后我狠狠地射门！你一定会说，父亲这是在鞭策我，可事实上，你也得承认，这一切也正是我想要做的。幸运的是，父亲愿意陪着我进行这样的训练。
弗里斯特区联赛中有一个叫做翠丰队的地方球队，我的父亲泰德就是这个球队的一名队员，我经常和母亲桑德拉、姐姐琳恩、还有妹妹乔安妮一起去看他踢球。
他踢的是中锋的位置，和马克·休斯一样，不过比他更勇猛一些。他还在莱顿队踢过，在芬切利·汶哥特队当过几年半职业运动员。父亲是名出色的球员，虽然他经常因越位被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越位是如何判罚的，我不知道父亲是否真正了解越位的判罚。我喜欢看着他。我热爱任何有关这一运动的事情，我也能看出踢球对于他有多么重要。当他告诉我他打算停止自己的常规训练，集中精力来训练我时一那时我大约八九岁一我深深地知道那样的牺牲对于他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从不认为那是一种牺牲。
我7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叫沃德汉姆·洛奇的地方，就在我们那儿北环路的旁边，每周三的晚上参加翠丰队的训练。我清楚地记得那些美妙的夜晚，不仅仅是因为跟父亲和他的同伴们在一起，还有那块足球场。从家出发到那儿开车需要10分钟。我们驾车沿着两边是一排排房子的大街，驶过一排蓝色的木质大门，路过一个停车场，开进第二个停车场，就正好到训练场的旁边了。足球场是由橘红色的砂砾和煤渣铺成的，有正规的门柱和球门网，还有一个小酒吧，是当地社区俱乐部的，可以俯瞰整个球场。离这个球场稍远的地方，还有三到四个足球场，最好的一个是留在杯赛和特殊场合时才用的。那个球场周围有低矮的围墙，还有两个运动员休息室。在当时的我看来，那儿就像一个巨大的体育场，我梦想着有一天能在那块场地上踢球。
现在看来，那时沃德汉姆·洛奇真不怎么样。我记得更衣室都是周日联赛的，地板上都是泥，昏暗的灯光，淋浴喷头里只能滴出冷水。还有运动员抹在腿上的止疼剂的味道，你一走进更衣室，这种味道就扑鼻而来。球场上的照明灯只有6盏，但每次训练至少要熄灭一次，然后就要有人跑进更衣室，往壁橱里的电表里投硬币。
赛季期间我们参加翠丰队的训练，暑期里我们就会回到沃德姆·洛奇。这时父亲通常会在暑期为一支球队踢球，所以我就可以跟着他去踢球。我们一起练习，当他在大球场上比赛时，我就会找一些男孩在隔壁的煤渣场地上踢球玩。虽然我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是在有着最先进的设备和最佳管理的俱乐部里度过，但我很高兴在我的孩提时代，有在像沃德姆·洛奇这种地方踢球的经历。我的意思是，如果当时我不是和我的父亲在一起，我就永远不会知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道理，我是在那儿开始练习任意球的。
当所有人都下场，坐在社团俱乐部里时，我站在罚球区的边线上，朝球门的边角搓出一个一个的旋转球。每当我射中了，我就能从父亲那儿得到50便士额外的零花钱。而且，更重要的是，父亲会轻拍我的背表示赞许。
其他人的父亲有时也会把他们的孩子带去训练，但我一旦开始，就一周接一周的不停地训练。我会坐在酒吧间里，看着球员们训练。等训练快结束时，他们会让我加入到他们5人一方的小场比赛中。在那里跟他们踢球让我很兴奋。他们都是大人，但我竭尽所能地跟他们拼抢。我记得一次他们中的一个人冲向我，给我来了个抢断，撞倒了我，父亲尽管对此有些不满，但如果我被撞倒了，他总是喝令我站起来继续踢。他告诫我必须去面对不时发生的粗暴侵犯。如果父亲不让大家跟我抢球，我即使站在最好的位置也是毫无意义的。我相信，正是这段经常与比我高大、强壮的球员们踢球的经历，对我以后的职业生涯大有裨益。
在沃德汉姆·洛奇的那些晚上，我很喜欢去蔡斯巷公园。我们有一条秘密的小路可以到达那儿：穿过马路，距离我家有四五间房子的后面有一条私人的小径。我们会在附近等到周围没有人了，快跑50码到了围栏外，然后穿过篱笆上的洞就进了公园。我现在仍然有一两个在蔡斯巷相识的朋友。我和西蒙·特拉葛洛文以及他的兄弟马特一起去上学，到现在我仍然和西蒙保持着联系。有一次我们为我的进球得分是否超过他而吵了起来，进而演化成一次打架。
打架，是男孩们交友的一种有趣的方式。虽然西蒙比我大4岁，这种事还是发生了。但是从此以后我们决定要好好相处。通常我们只是踢球，一直球踢到夜色降临。那里也曾经有过一个青年俱乐部，在一个小茅屋里，是由一名叫琼的女士组织的。我母亲认识她，而且会打电话跟她说我们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到那儿可以打台球、喝一杯汽水，或吃些巧克力。后院还有一个公园池塘，夏天的时候水是满的，可以划船。有时候，琼会找来一辆中型客车，把我们带到瓦尔萨姆斯托去洗澡。小屋的旁边还有一个玩轮滑的斜坡。我猜我母亲现在还会记得我的一些伤口和撞伤是因为滑板弄的，当时她不允许我带着滑板回家。我最严重的一次撞伤发生在一个晚上，公园已经关门了，我去捡球的时候摔了一跤。琼还在那儿，她打电话告诉我的父母，我头上的伤是怎么来的。在我少年时代的六七年里，我几乎所有的生活都是在那个公园里，现在那些设施都没了，真是遗憾。时过境迁，一些小孩开始把这个地方弄得乱七八糟，这样下去迟早会被迫关闭的。
我第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是一个叫约翰·布朗的男孩，他就住在临街的一幢房子里。约翰和我一起度过了小学和初中。他不算真正的足球运动员，所以当我不能跟他在公园里谈论踢球的时候，我就跟他在我家或他家玩一种叫垒高的拼装玩具，有时也玩别的一些游戏，或者沿着门前的马路骑自行车、滚轴。后来，当我开始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约翰经常与我们在一起，尽管他并不踢球。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中的孩子们，尤其是我和另一个叫尼克·洛克渥德的男孩，对电影着迷，约翰也是。我记得母亲曾在瓦尔萨姆斯托把我们从电影院里拉出来。约翰·布朗是我小时候最好的朋友，但我想是足球让我们分道扬镳。约翰在我们离开学校以后成为了一个面包师。
我很幸运，我的第一所学校一蔡斯巷小学重视足球运动。我仍记得麦克吉先生，我们以前的教练，一个苏格兰人，对足球充满热情，事实上有点像阿莱克斯·弗格森。孩子们经常谈论一些关于麦克吉先生的轶事：当他生气时爱往墙边扔茶杯、板球什么的。虽然我自己从未亲眼看见过，但不管怎样，我们在他的“盛名”之下都有点惧怕他。我们有一支很好的球队，曾经穿全绿色的球衣出场。我还和小孩子们踢球，但这只有星期天去教堂时才可以。所以我们家一我、母亲、父亲和姐妹们一保证每次都会去，一次不落。
我的父母知道我有多么喜欢足球。如果我有可能参加比赛，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帮我实现。不论是踢球还是受训，我都有机会。我去过每一所足球学校。第一所是罗杰摩根足球学校，这所学校是由热刺队的一位退役边锋创办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去那儿，得到了所有的奖牌，最后拿到了冠军。父亲是忠实的曼联队的支持者，我们从他们开始在伦敦踢球时，就开始看他们的球赛。我的外祖父是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铁杆球迷，他经常带我去白鹿径球场。每年圣诞节，我都会得到一件曼联队和一件托特纳姆热刺队的队衣，还有可能从母亲那儿得到英格兰队的队衣。只要是足球，或任何关于足球的事儿，都会有我的存在。
母亲并不是那样狂热于足球，但她的父亲乔却对足球十分迷恋，这使我非常愿意跟他在一起。乔干的是印刷业生意。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远离家，住在伊斯林顿的文具营业部。后来他搬到舰队大街。他和我的外祖母贝奇住在城市路的一栋房子里，就在老街的附近。每个星期六我父亲早早地出去工作，家里其他人就到瓦尔萨姆斯托坐火车去看我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我们必须在中午以前到那儿。外祖父如果要去看热刺队的比赛，就会在11点30出发。在走之前，他会下楼来看我在小停车场上踢球。我确信外祖父一定记得好几次我打碎了他的眼镜。我当时只有6岁，但我已经踢球踢得很猛，有时我不小心将球踢到他脸上，都踢碎了他的眼镜片。
一旦乔去了白鹿径球场，贝奇就会带我们去商场。有时我们会去西区，但更多时候我们会乘公交车到安吉尔去小礼拜堂市场。对此我无所谓，但不得不跟着母亲、外祖母和姐妹们转悠，而我总是在傍晚的时候可以骗到一个玩具或什么其他东西。
等我们回到公寓，乔已经从球场回来了。然后他就准备去上晚班。父亲下班后会在温洛克大街接我们，开车把我们带回家。
当我正式踢球时，乔和贝奇会在星期日早上来我们这儿。外祖父来看我所有的比赛。我喜欢有他在场：在谈论比赛和我的表现时，他总是比父亲显得更慈祥。母亲也想来，所以贝奇只有留在我们家了，她要照顾琳恩，还要在我们都回来时准备好午餐。然后，星期日的下午，我们经常去哈克尼的维多利亚公园。那儿有大块的场地，我和父亲、外祖父可以踢球，那儿还有一个大操场，一个可以泛舟的湖，甚至还有一个小动物园。
我不应该再奢求什么了，我也没有。但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来了，接管了我的生活。我当时只有7岁，所以如果说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我的母亲记得我当时满身污渍地在公园里踢球，一个叫斯图亚特·安德伍德的小伙子敲响我家的前门，询问我的情况。我的父亲知道在当地报纸上一定有一支新的少年球队的广告，那天下午在蔡斯巷要进行考试。不论怎样，成为首支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的球员，令我很激动一而且骄傲。那个组建球队的人为我在足球事业中能够成就未来，给予了很多帮助。
斯图亚特·安德伍德是个大个子。他身高约有1.93米，声音洪亮，气质极佳。
他有点像军士长。我一开始很怕他。他很严厉，不管你年纪多小，如果你踢得不好，不论是在比赛中还是在训练中，他都会说你是垃圾，需要加油，而不是一味地表扬你。斯图亚特对人很诚恳。他绝不是那种在自己的孩子比赛时站在场外尖叫的父亲。
他也有父亲的温情，他自己的儿子罗伯特也在这个球队踢球，但斯图亚特就好像我们大家的父亲。而且他一直有着要创建一支真正球队的梦想。
所有的男孩都喜欢为斯图亚特踢球，我们就有了这样优良的团队精神。他组织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到荷兰、德国打比赛，这样我们就有了像职业球员那样在冠军联赛或国际比赛上踢球的经验。其他人的父亲也加入进来。我的父亲担任一些教练的工作。史蒂夫·柯比也是如此，他的儿子瑞恩曾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10年之后他在联赛中成了我的对手。父亲总是精力旺盛，他不仅训练我们的技巧，还和我们一起跑。史蒂夫有点像个谋士，他擅长罚定位球等等这类事情。很多时候，他们三个在那儿，我们就会分成几拨：像我们那个年纪的男孩很少会那么专注于训练的。他们仨一史蒂夫、斯图亚特和我父亲一常常在争论，但都是有原因的。他们都是很正直的人，希望尽他们所能把球队搞好。
他们的努力确实有效果。我不知道斯图亚特从哪儿找的，不过我们队里真有一些很好的球员：瑞恩·柯比，弥迦·海德（他现在在沃特福德队），詹森·布里赛特（我上次听说他现在在伯恩茅斯队），还有克里斯·戴（他是个瘦长的中前锋，但后来在昆士柏流浪队当守门员）。斯图亚特·安德伍德的儿子罗伯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坦白地说，他的天分并不高，但他的努力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球员。他为自己争得了荣誉，也为斯图亚特和我们大家争得了荣誉。
我们从不认为他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是个不够格的球员。这就是我们的球队。
斯图亚特把每件事情都做得井井有条。我们总是在相当好的足球场上踢一些小比赛，就像在离我家不远的安斯列伍德球场上踢的比赛。我们每周训练两次。斯图亚特住的很近，就在拉克斯伍德路上，那儿有一个球场，设施都很好，我们还经常在那儿踢球。不论怎样，斯图亚特都会确保我们都能得到我们需要的东西。当我们要进行一些诸如英格兰足总杯决赛这样的重要比赛时，他会坚持让我们这些八九岁的孩子穿上衬衣，打上领带。我们训练的一条重要规定是，如果你那个星期训练时没有出现，你周末就不要踢球了，就这么简单。这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好习惯：我总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去训练，。并且准时到场。总之我喜爱这样的训练，它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过我们成为如此出色的球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总能以正确的方式处理各种事务。
在这么多孩子们中，你会注意到最赋天才的球员。他们在球队中爱出风头。但这在瑞德维流浪者队中是不允许的：任何的炫耀只会使你被剔除出去。这就是这支球队的作风。不久以后，我们开始以10比0、11比0的比分在比赛中获胜，人们可以看到我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地方。职业俱乐部开始关注我们的球员，我猜想西汉姆队在我11岁的时候就开始打听我的情况了。但斯图亚特、史蒂夫以及我父亲都认为我们当时年纪还小，不需要加入俱乐部。如果你一旦参加了职业俱乐部的训练，那你就不能同时参加周日联赛球队的训练了。我知道我不想那样，我还没准备好要加入俱乐部。我们都坚守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我觉得正是队里这些规则使我们这么多人最后都走向了成功。我们从一开始就学会了承诺和付出。
我还必须学会如何面对不沾球的日子。因为我比队中大部分的人都要矮小，常常被撞倒。大部分时候父亲都会向我鼓掌示意，告诉我应该勇敢地站起来继续踢，就像当年我和他的队友在沃德汉姆·洛奇时那样。他还教我很多如何避免受伤的方法。作为一名前卫球员一再加上人们对我也开始渐渐熟悉一常常会有对方后卫试图跟我抢球。父亲教我如何控球，如何拿到球后迅速地传出去。这些为我以后成为职业球员打下了基础。而且这也是踢球的最佳方式。在我大约10岁的时候，因为受伤停训了一段时间。很多孩子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不停地跑啊、跳啊，尤其是在坚硬的球场上，使得膝盖、小腿和脚踝都酸痛不已。而我则痛在脚后跟，开始时像针扎一样疼，后来训练时和训练后都会很疼。我试着在鞋里放了一些塑料泡沫，但最后我不得不完全中断训练。我不能踢球了，不能参加训练了。甚至连在公园里踢一下都不行。那是我一生中最长的5个星期，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我从未忘记那段时光。只能看球不能踢球的感觉会让我无奈地爬上墙头。
在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的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是美好的，不仅仅是对于球员，我的家人也参与进来，不论是洗球衣，还是开车带我们出去，还是出门旅行或是募集资金。这支球队维持了6年，同时也意味着我的家人也拥有了这6年。度过那段时光，使家人们之间的距离拉得更近。我记得弥迦·海德的父亲肯（他留着骇人的发绺）
和我父亲（马桶盖式的发型）在周日的瑞德维流浪者队的比赛上会一起站在场边。父亲们经常组织宴会和周五晚上的舞会来筹集球队所需的资金。虽然是父亲带我们训练，我的母亲也几乎把她所有的时间放在了我和我的足球上，尽管她还有她自己的工作一美发师。
她是所有母亲中惟一会开车的。当父亲出去工作时，母亲就会开车准时带我去我需要去的地方，并为我准备好一切，哪样东西放在什么包里，都有一定之规。
现在看来，当时我的姐妹们一定不太舒服，家里这么多精力都放在我的足球上了。我曾经跟琳恩谈论过这一点，她说她当时确实觉得有点被冷落了。她比我大3岁，有她自己的朋友，刚刚开始了她自己的生活。即使这样，当我们同在学校时，琳恩总是在我遇到麻烦时站出来帮助我。在钦福德中学的时候，我记得一次午饭时间我和一位稍大些的男孩在排队时吵了起来。他把我拉到操场上打我。是琳恩把我带回家的。她确信我没有受伤后，向学校的老师解释事情发生的经过。虽然对于足球，她一点儿也不喜欢。我们现在都有了我们自己的家：琳恩和她的丈夫科林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名叫乔治娜和弗雷迪。虽然我们因为孩子的拖累不能经常见面，我却认为这些年来我和我姐姐的感情比我们小时候更加深厚了。
对于乔安妮就不一样了。我5岁的时候她出生了。我仍然记得当时我站在厨房里，我父亲走进来告诉我她出生了，我高兴得流出了眼泪。当然我很想要一个弟弟。
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在后花园里，我叫她射门，她总说“不”。她总是跟着我：去踢球，去公园，去商场，去任何地方。乔安妮现在是个美发师，和母亲一样；也就是这几年，她开始工作。我结婚了，我们才不像以前那样在一起。
我知道她总是会长大的，我也是。有时候我很怀念周围能有小伙伴的日子，我相信乔安妮也怀念围着大哥哥跑的那段时光。
妈妈总是努力使我们能像一家人一样坐在一起吃饭。那是在她和父亲试图让我告诉他们，我都在学校里干了些什么的时候。现在我也是这样对待布鲁克林的。如果我问他，通常我得到的答复和我父母从我那儿得到的答复一样：没什么。那倒不是秘密或其他什么。孩子们不都是这样吗？当我还在小学时，我就开始帮着家里做饭了。我会把乔安妮带到花园里或前厅玩，这样母亲在做饭的时候不会被这个初学走路的孩子绊到。到要坐下来吃饭的时候，我的工作是摆桌子。之后，到了初中，我选择做“家庭经济学”一基本上是做饭一因为另一个选择是双倍长时间的“科学技术”。当我在家的时候我喜欢在厨房里。在我13岁的时候，如果母亲在工作，她会让我准备全家的晚饭。如果她在家给人理发，我会为她的顾客沏上茶，准备几小碟饼干。
可能是因为什么搞错了，我在升初中（内文·德莱夫的钦福德中学）后才知道这所学校不玩足球，而是玩橄榄球。我很幸运，我们的橄榄球老师约翰·布洛克虽然很严厉，却是个可爱的人。我们都对他心存感激，而且他似乎总是在我身上花很多时间。他是个出色的老师。几年后他去世了，就在我出发去圣埃蒂安参加与阿根廷的比赛的那天晚上，但他是我惟一保持联系的老师。即使在我第一次前往老特拉福德以后，我仍然经常回学校去看他，还给他写信，我想他很看重这些。别人告诉我，从那以后，他真的非常喜欢我，还总是把我挂在嘴边。
我觉得布洛克先生对于足球并不感兴趣，但我们这么多孩子跑去缠着他，最后他同意成立一支足球队。于是一切都变了。自组建起校足球队，我们就开始不断地赢得各项联赛和杯赛冠军，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当然，对学校也是一个鼓励。也许是足球才让我在那儿有那么快乐的生活。对于功课我没有兴趣。我曾经获得了那个镇的越野赛冠军，还代表钦福德中学参加游泳比赛，但只有踢球这件事情是我一生都愿意干的。我很庆幸自己在那么小的年纪就有那样的动力。一旦明确了将来我要做什么，以后的学习是不是就瞎混了？我有一两次真的如此了，脸皮很厚，像其他男生一样。但是，大部分时候，我都会把头低下，做自己的作业。我经常匆匆走进阿兰·史密斯的家，他母亲帕特会教我做一些作业。她数学很棒。阿兰现在从事保险业，在罗施尔德公司效力，我经常会碰上他。他结婚并且已经搬家了。他是从他父母亲的房子顶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起家的。最重要的是，我从未旷过课，除非是我病了，无论是在蔡斯巷小学还是在钦福德中学。
如果没有足球，我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干什么。我喜欢音乐课，在小学的时候，他们都认为我的嗓音不错。就在我离开学校唱诗班之前，我还曾担任独唱。在学校里有一门课是我始终都很喜欢的：美术。在我去钦福德中学以前，我就爱上了素描和油彩画。在我还在蔡斯巷小学学习画画的时候，琼在公园的小屋里为我们准备了画画所需的所有工具。下雨天在家的时候，我会花上几个小时临摹漫画书中的迪斯尼卡通形象。我好像记得唐老鸭是我的最爱。等我长大了些，我开始画一些我自己创作的卡通形象。虽然最终我从绘画又回到了足球上。当我开始效力于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时，我不再画米老鼠、唐老鸭了，而是开始画比赛的漫画，画队里其他人的漫画：漂亮的进球，背景里加上斯图亚特，斯图亚特的画外音描述着当时的情景。
在校队里踢球是进入代表队的前奏，很自然地，我代表沃尔瑟姆森林队参加了区级比赛，还代表埃塞克斯参加郡级比赛。我很庆幸，在那些在公园里父亲指导我训练的夜晚以后，我还能有这么好的教练：唐·威尔特希尔和马丁·海瑟。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他们都对我帮助很大，不过他们俩却截然不同。唐是管理区级球队的教练，是个体格健壮、非常结实的人，以其低沉的嗓音和独特的表达方式告诉你，他知道他到底需要你为球队做些什么。当我第一次为沃尔瑟姆森林队踢球时，我感觉好像是被挑选为英格兰国家队的球员。
人们有时会批评校球队，说他们踢球只是用又踢、又推的战术把球快速带到另一边，往往是大孩子赢得比赛。我想说的是，我所在的校球队不是这样的。不论是区级球队还是县级球队，那些球队都在努力踢球。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融入队员中，因为我比大部分的孩子年纪要小得多。但一旦我有机会了，唐和马丁就会鼓励我，也鼓励队里的其他人尽力去踢。
马丁·海瑟是埃塞克斯队的教练，与唐以及斯图亚特·安德伍德这类人完全相反，所有的孩子都爱他。马丁也是那种受我们的母亲喜欢的人：文静，聪明，很会说话。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教练。他几乎从不大声喊叫，如果他大喊大叫，你就知道他不高兴了。他对我们非常照顾。我记得在我13岁的时候，他带我们去得克萨斯参加足球比赛。我想为了这次旅行，所有的父母都必须拿出一些钱来的，但马丁自己把一切都办妥了。
对我来说，在哈克尼马斯球场踢球，还是在外国比赛，没有什么不同：不论在哪里，我都是踢球。正因为如此，大部分的旅途我都没有什么印象。由于各种原因，现在旅途对于我就是：乘飞机，乘长途汽车，吃、睡、打比赛，然后又乘飞机回家。
不过我仍然记得随埃塞克斯队去美国比赛的那次经历。
我爱美国。我爱他们的爱国精神，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那儿我一次也没想过家。
那次的旅行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我们球员不像以往那样住在一起，我们寄宿在当地人的家里。我住的第一个人家是家墨西哥人。坦白地说，他们的房子只比简陋的小屋好一些而已，但他们却是很和善的人。他们有个儿子也参加了比赛。他们对足球疯狂地热爱，对我也是非常热情。我所有埃塞克斯队的同伴们都住在这些大房子里，被大轿车拉来拉去。每天早上我们搭上车，开到麦当劳去吃早饭。在那个家里我度过了美好的一周，即使现在我有时也会想起他们。
在家的日子很开心，可以想踢球就踢，我的生活中只有一件事儿让我担心：曼彻斯特联队永远不会注意到在伦敦的我。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关于年轻孩子不能直接转会到职业俱乐部的政策并未困扰我。在这支球队踢球和训练我很快乐，而且因为我父亲的影响，我只愿意为曼联队效力。在我的记忆中，我当时只能相信，如果我努力，曼联队会注意到我的。我还能做什么呢？
到处是瑞德维流浪者少年队成功的新闻，我们也习惯了每周出现在我们比赛场地上的星探。我知道除了阿森纳队和热刺队，西汉姆队和温布尔登队的星探都曾经和我父亲接触过。当到了需要参加职业俱乐部训练的机会时，我不得不在两个伦敦北部的俱乐部之间选择，因为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加入曼联队，除非我搬到曼彻斯特去。于是，我选择了托特纳姆热刺队。也许这跟我外祖父是托特纳姆队的发烧友有关。我记得当时我对母亲说：“外祖父一定会高兴的，对吗？”
托特纳姆似乎是很友好的俱乐部，我觉得就像在家一样。后来大卫·柏列是这所俱乐部的教练。教练很好。热刺队里有一批与我同龄的优秀球员：尼基·巴姆比在这儿，索尔·坎贝尔也在，他已经有出色的表现。我不知道教练们和其他队员们看见我身穿曼彻斯特联队的球衣参加训练会怎么想。我只是不想隐瞒我是一个曼联的球迷，虽然我在白鹿径球场的那段日子过得很开心。
尽管伦敦的俱乐部对我很感兴趣，我却一直对曼彻斯特联队情有独钟，我可能最后会成为曼联的支持者或是为它效力。父亲是导致这一切的最主要的因素。他是地道的伦敦人。在我还没有意识到时，他已经把他对曼联队的热情传染给了我。1958年慕尼黑飞机失事时我父亲10岁。他一直都追随着曼联队，但那次的空难成为萦绕他一生的遗憾。我想这对于他那一代的许多球迷来说是同样的伤痛。在我还小的时候，我们就经常谈论起那时的曼联队：罗布森、史特根、休斯以及其他人。但他常常跟我谈起“巴斯比的孩子们”，谈起温布利的欧洲杯，谈起贝斯特、斯蒂莱斯、丹尼土·劳尔和查尔顿。当时的曼联队领队巴斯比，训练出一拨年轻球员，创造了辉煌的战绩，由于平均年龄只有22岁，这支队伍被戏称为“巴斯比的孩子们”。对于我还会有其他球队吗？当时的我，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人们觉得我很有可能有一天会成为职业球员。我不知道我是否是为曼联而生，但我肯定是在曼联中长大的。
激励我不断努力的是一条信念，那就是，终有一天，我会等到从我第一次踢球起就一直在等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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