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美国之路 > 第四部 当主席 第二十章 换帅
“沙漠风暴”过后数月的一天，我的心情突然又拉回到昔日在越南稻田中的时光。1991年秋天，我再次见到武公孝上尉。他于1989年12月给我写了封信，事隔27年，我第一次听到武公孝的音信。武公孝在信中祝贺我荣升主席职务，并向我通报了这些年来他的生活状况。他写道：“在你荣任如此显赫的职务之际，我却处境艰难。”武公孝在共产党再教育营地内呆了13年。美国驻曼谷大使馆已批准他偕同妻子移居美国。但是他的已婚子女和孙辈共7人却未获批准，他请我帮忙。
我前去找足智多谋的里奇·阿米蒂奇，他对华盛顿官场和越南事务很熟悉，有办法安排武公孝家庭的其他成员前来美国。
大约一年半后，1991年10月，我应邀去明尼阿波利斯在一项名为“明尼苏达会议”活动中发表讲话。我走进举行活动的饭店大厅时，有一个小个子站在那里，身披一件不合身的大衣，神色若有所失。我一眼就认出是武公孝。他等在那儿，腼腆地对我微笑。我们两个人热泪盈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他感谢我帮忙，并告诉我他已在明尼苏达州为他的家庭找到一个美国保人的经过。我邀请武公孝参加我的演讲会，并安排他坐在讲台前面的一张桌子旁。我讲话一开始就说：“我在这里遇到了一位老朋友，一个有近30年未见面的朋友。希望大家欢迎他，他是你们的新邻居，一个新美国人，武公孝。”武公孝站起来感谢暴风雨般的掌声，这种命运使他显然有些迷惑不解，他在美国的心脏地带有了一个新的家，一个离他故乡如此遥远又如此不同的家，但他终于获得了自由。
在我被重新确认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当日，海地历史上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琼—伯特兰·阿里斯蒂德神父在执政后不到8个月被一个军人集团推翻。随着阿里斯蒂德的倒台，海地人登上任何能漂浮的东西争先恐后地逃往美国。10月29日，布什总统禁止美国与海地的一切商业往来以惩罚军事独裁政权，这使得海地人出逃的心情更加迫不及待。美军领受了一项不受欢迎的任务，负责将出逃的海地人滞留在被我们占领的一块古巴领土关塔那摩湾，让移民归化局在那里鉴定，他们是否可以政治难民身份合法进入美国。
到12月，五角大楼被要求拿出使阿里斯蒂德重新掌权的军事选择方案。我对切尼的建议是慢慢来。我说：“我们可以动用一两个海军陆战连在一个下午就拿下这块地方，但是问题是如何脱身。”1915年美国曾出兵干涉海地，理由和我现在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为了结束恐怖，恢复稳定，促进民主和保护美国利益。那次占领持续了19年之久。切尼无需听我的论点。我俩谁都了解海地人热切盼望逃离如此贫穷和政治上如此受压抑的国家的原因。但是这些情况并不能说明美国的入侵是正当的。
负责关塔那摩难民事务的大西洋总部司令巴德·伊德尼海军上将想将这项工作命名为“安全港行动”，但是我反对。因为这个名字好像举起一块招牌，欢迎海地人前来。然后又把他们关在一个越来越像集中营的地方。我希望起一个听起来中性的不会引起幻想的名字。我们决定采用海军使用的关塔那摩的缩写；于是将“安全港”改成了“关塔那摩行动”。
尽管如此，海地人继续从海上出逃。
也是这年的12月，我接到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罗恩·德勒姆斯的一个电话。他想在五角大楼见我。德勒姆斯是黑人，他代表奥克兰地区的一个白人中产阶级居多的选区。他讲起话来依据听众的不同一会儿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自由派，一会儿又像他先前当过的海军陆战队成员。在国会中我们常发生摩擦，但是在国会外关系相当融洽。不过，他以前从未要求单独见我。
他来后，我们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在一对一见面时，我喜欢用这张桌子。“我一直在同高层人士——民主党的资深成员交谈，”德勒姆斯开始说，“而且你知道你是什么身份？”
我等他说下去。
“你是我们最喜爱的梦中偶像……但同时又是我们最可怕的睡魔。”
我继续听他说。
“你是我们最喜爱的梦中偶像，”德勒姆斯继续说，“如果我们能将你作为副总统列在候选人名单上。在这之后，我们就能万无一失。可是你若加入共和党，上了他们的候选人名单，那你就是最可怕的睡魔。那样的话，提倡黑人民权小组的成员就不能离家外出了，德勒姆斯只得呆在家中了，你分裂黑人投票者，而且我们失去了一个祷告者。”
我说：“罗恩，你在花言巧语地骗我。”德勒姆斯又说了20分钟。他的主题是，与像杰西·杰克逊那样的领袖相比，我是一个“摘桃子的人，而不是栽桃树的人”。德勒姆斯最后问道：“我希望你明白的是这样一点，你打算成为我们梦中的偶像，还是成为我们的睡魔，抑或打算无所事事？”
我说：“承蒙过奖，但我不打算回答你的问题，因为我是个现役军官。我不想说任何可能引起揣度的话。我的打算是穿着戎装报效祖国直至退休。”
我们握手告别，他显得颇为满意。我猜想他获得了他想带回给他的党的信息。鲍威尔将不与我们为伍，但也不跟他们走。
※ ※ ※
那年圣诞节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令人意想不到的大事件——苏联解体了。没有战斗，没有战争，没有革命，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聚会在边远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大笔一挥解散了世界上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就此消失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失去了工作。没有什么事情留给他管了。正如他1988年对乔治·舒尔茨和我说的，他将尽力而为，一直干到有人出来取代他为止。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曾经想到整个苏联帝国将会与他一起被人抛弃。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承认交给他的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他原本希望不更换马克思主义的心脏就复活其躯体。然而他没有做到这一点。幸运的是，他在台上的时候，恰好美国有这样一位总统，愿意靠美国的优势地位拿和平去冒风险，这个人就是罗纳德·里根。这两个人携手合作实行大胆的领导，开始结束冷战。
我深信，现在让国会接受“基本兵力”方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两个超级大国将来不再互相显示军事力量之后，“基本兵力”方案将是适用于未来的现实军事态势。2月5日，切尼和我前往国会山参加另一次听证会。这一次是向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作证，因为我们试图让国会通过该建议，而国会的主要成员认为我们的头号敌人垮了，因而“基本兵力”方案裁减的幅度还不够大。正当我们跨进听证会会议室时，我的法律事务官保罗·凯利上校偷偷提醒我，要为众议员巴尼·弗兰克就一个不同主题的提问做好准备。
在听证会的大部分时间里，提问按预计的轨道前进——后备役和现役部队搭配的比例合适吗？我们能从欧洲撤回多少部队？然后，会议主席准许众议员弗兰克发言。这位马萨诸塞州的议员先转向切尼说：“部长上次来这里时说，禁止同性恋者到军队中服役的部分原因是出于安全考虑。”弗兰克然后转向我问道：“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处理的是一种多数人反对一个群体的人的偏见吗？而且这一偏见是告诉男女同性恋者，武装部队不想要他们的正当理由吗？”就这样，把这个一代人中最棘手的社会问题赤裸裸地推给了五角大楼。
我说：“我认为将这部分人吸收进目前的军队里对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是有害的，而且我认为……”
弗兰克打断我的话说：“如你所知，一段时间来，部长承认军队中存在男女同性恋者。因此而发生过任何行为方面的问题吗？”
“没有，”我回答，“因为事实上他们是处于所谓的隐蔽状态……如果有的年轻男女异性恋者由于不同的性偏爱而决意不想非常接近，那么我就得面对这样的问题：为同性恋者和异性恋者提供不同的住宿地方，然后在同性恋者中又得按性别分别安排？”众议员弗兰克那天未再追问。
然而，科罗拉多州女众议员帕特·施罗德随后给我来信，表示对我的证词感到不快。施罗德援引一份1942年的政府报告，并声称我今天是拣起当时用来反对军队中种族一体化的同一论点来反对同性恋者。“要是数十年前，你的推理定会使你进不了食堂。”施罗德说。
我在回信中写道：“我用不着别人提醒非洲裔美国人捍卫祖国的历史。”但是她的逻辑错了。我指出：“肤色是一种无危险的非行为特性，性取向也许是人类行为特性中最深刻的特性。将这两者做比较不难，但论点站不住脚。”
将同性恋权利与公民权利运动联系起来在非洲裔美国居民中引起了混杂的反应。众议院提倡黑人民权小组主张取消对武装部队中同性恋者的禁令。但是其他非洲裔美国人领袖告诉我，他们痛恨同性恋者盗用——或用其中有的人的话说是劫持——民权运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听说黑人神职人员坚决反对取消禁令。战斗开始了，在大选之年，我们遇到了一个难办的问题。
这一年，在一种非常不同的背景下，又给我提出了美国种族遗产来历的问题。在卡特当政年代，我于1978年作为查尔斯·邓肯的初露头角的军事助手首次去非洲，对该大陆的东半部进行了短暂的访问，当时没有使我引起很大的感情共鸣。1992年3月8日，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再次去非洲正式访问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阿尔玛与我同行。我特别想访问塞拉利昂——我们访问的第二个国家，因为我的堂兄弟阿瑟·“索尼”·刘易斯曾任美国驻塞大使，他是一位当过水兵的外交家。我们于3月9日抵达首都弗里敦。我们在那里进行了一次小型的家人团聚，因为索尼当时在该国出差。
我们经历了老一套的正式招待会、宴会、祝酒和演说等活动。然后，到了第三天的上午，阿尔玛和我在美国大使馆与乔·奥帕拉有了一面之交。他是美国和平队的老队员，现定居在塞拉利昂。奥帕拉担任我们的向导，带领我们参观邦斯岛。“我是挖掘和恢复你们将在那里见到的景物的人员之一。”奥帕拉自豪地告诉我们。
抵达该岛后，他带领我们一行去到一个倒塌的旧城区。他解释说：“奴隶在内陆抓到后，被送到邦斯岛上，你们看到那里了吗？”他指向原本一定是漂亮住房的一片废墟。“那是奴隶贩子和政府官员居住的地方。”奥帕拉领着我们参观破败不堪的外屋，一会儿介绍这，一会儿描绘那。“这里是存奴隶的地方。这里是给他们喂食的地方。这里是对他们进行检查，以确保不让损坏的次品占据船上的舱位。”他带领我们登上一座大型建筑物的石阶，走到一个阳台上。我们往下看到砖墙的围栏。“装船前，奴隶们被圈在这里。”奥帕拉解释说。他描述着怎样对“货物”进行装运，横越大西洋的航程需要多长时间，以及预计会有多少“损耗”等。
我感到内心很不平静，我以前对此想得并不很多。今年2月，阿尔玛和我去了趟牙买加。当时，在我看来，我的根始终意味着我双亲的故乡——西印度群岛。但是我现在感到，我还有更早的感情牵连，我同非洲有着联系。我向阿尔玛提到了我的反应。她说：“我也有同感。”向下凝视着这些关押人类的畜栏，我能够想象得到拥挤在一起的人体的异味。我能够描绘监工的一副凶相，手中拿着皮鞭，驱赶着惊恐不已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上船。我的曾曾祖父或曾曾祖母当年一定站在像这样恐怖的地方。
那天下午，我在弗里敦机场的简短欢送仪式上发表了讲话。我说：“正如你们所知，我是个美国人。我是从牙买加岛移居美国的牙买加人的儿子。但是今天，我还不限于此，我还是个非洲人。我感到我的根在这里，在这个大陆上。”
访问尼日利亚后，阿尔玛和我带着对我们祖先来历的新的认识飞返国内。我们目睹的非洲史是悲剧史。但是历史的经验也在不断地丰富提高。它证明，不管人们被打到地底下多少层，一旦他们有机会挣脱锁链并懂得自由，不论在非洲或任何国家，包括我的祖国，他们的地位能够向上攀登得多高。
到了1992年初，我们已进到了裁减军队的实质阶段，要将我国武装部队削减到政府早先宣布的百分之二十五。我们向部队人员发放离开军队的复员退伍费，可是多年来我们一直给部队人员发放留在军队中的补助金。我们削减了招兵数，只招收必要数量的新兵，以便补充今后10年内所需的士官和军士长。我们正在每周从德国撤回数千名官兵和他们的家属、车辆、宠物和其他财物。我们得在本土为他们准备好工作和住房。在我第一个任职的驻地——盖尔恩豪森被关闭的当天，我感到我的生命的一部分也随之消失。钥匙交给了德国人，一支美军后卫分队按着《约翰尼荣归曲》的曲调走出营区。在德国重新统一的过程中，富尔达峡谷成了吸引旅游者的景点。
甚至在冷战结束前，我们的军营就太多了。在上世纪向西扩展的过程中，建设了某些军营以打击土著美国人——当时的印第安人。有些军营是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有些是冷战的产物，例如缅因州阿鲁斯托克县的洛林空军基地，它曾经是航程有限的B—36轰炸机的基地，从这里这种轰炸机才能飞到苏联。B—36轰炸机早已退役，但是该基地却难以关闭，因为它有助于支撑缅因州北部这个经济萧条的县。与关闭本土的基地相比，关闭海外的设施可算是不费吹灰之力。盖尔恩豪森的人们不参加美国的选举投票，也用不着让众议员们像为了争取国内的乡亲那样奋斗。正如众议员莱斯·阿斯平在谈到有争议的国防设施时曾对我说的，给别人谋好处是为了替自己捞选票。
弗兰克·卡卢奇在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曾与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迪克·阿尔梅达成一笔交易。成立一个独立的委员会，每两年审查一次五角大楼的关闭基地建议。其想法是使这些关闭基地建议不受政治压力。经总统批准后，委员会提交了一份“要同意就同意，要不同意就拉倒”的清单让国会投票表决。这一方法很灵验，因为大多数议员不受基地关闭的影响，因此用不着担心批准关闭基地建议。不过，我们不得不如此花工夫来关闭既费钱又不需要的设施，这就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国会不知羞耻地不愿意放弃政治拨款和做出选民要它做出的艰难决定。
事实证明，削减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比关闭基地还要难办。里根总统和卡普·温伯格将预备役的兵力从25万扩编到110万，以对付苏联的威胁。这些兼职的战士对于我们的战备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而且他们在“沙漠风暴”中大显身手。他们是最优秀的平民军人。但是，既然冷战已告结束，我们就不再需要以往那样多的国民警卫队员和后备役军人了。当我们试图将规模削减至明智的水平时，我们遭到了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组织及其国会支持者的激烈反对。指责我们对兼职工作和兵工厂以及流入各社区的钱构成威胁。我们设法削减了部分人员，但仍有很大的余地，在国民警卫队和后备队身上可为国家节约更多的钱，而又不致损害国家的安全。
取消一项不需要的计划会使鸽派一夜之间变成鹰派。康涅狄格州民主党自由派参议员克里斯·多德一贯猛烈抨击我们把钱花在不必要的防务上，只要把钱花在他所在州的州界以外他认为都是不必要的。可是当我们试图取消在康涅狄格州格罗顿的电力船舶公司生产的攻击潜艇计划时，克里斯却喊破嗓子地大叫，抗议说这会给国家安全造成损害。多德临终前改变态度，主张加强战备，而且像他这样的人不是绝无仅有。他在国会议员中找到了广泛的支持，他们高兴地发现，在他们珍惜的计划可能被取消时，出现了一个知心的同盟者。
有一次，我向大西洋总部司令建议，我们从冰岛调出我们的预警飞机，将之派往加勒比海地区，以便搜索走私毒品飞机。他拼命反对我。我指出，现在从冰岛方向飞往美国的苏联轰炸机只有前来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苏联空军的新的“姐妹”部队）访问作客的飞机。我未能把他说服，我们也未再进一步争论，我只是下令把冰岛的飞机调出执行新的缉毒任务。
我们曾计划储存1．1亿桶石油，以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而外国供应来源被切断时，我们仍能够照常运作。但是现在只存在爆发地区性战争的可能性，到时我们总能找到替代的外国石油供应来源。因此，我们将储备量减少了一半，给纳税人节约了4亿美元。另一个削减费用的项目是：陆军想装备一种新的无线干扰机，以挫败苏联突击队在北约集团后方的攻击。什么攻击？什么后方？什么苏联人？我们削掉了这项要求，又节约了2亿美元。
尽管遭到官僚机构的抵制，我们的削减工作仍在不断向前推进，并且开始产生良好的效果。基地关闭了，军人和文职人员离开了部队。计划的削减影响了经济，并将在1992年成为一个选举问题。不过，我们精心调整削减的幅度，以便我们不像以前曾经出现过的那样大刀阔斧地使部队伤筋动骨。五角大楼仍有无必要的项目，仍存在着浪费和经济诈骗现象，这在过去曾使我们名誉扫地。我希望这些丑闻只是往事。在切尼领导下，各军种参谋长和我力图成为美国纳税人委托给我们的资金的称职管家。我们决心建设一支胜任任何使命的更精悍、更有效的高质量军队。我知道，这乃是国家军事领导人的目标。
1992年5月1日，我打开办公室内的电视机，看到的情景令人伤心。前一天，4名被指控殴打罗德尼·金的警察被宣布无罪释放，从而触发了动乱。我收看的是关于洛杉矶动乱的最新消息。金有前科，他不是圣人，不是用来大造舆论的理想人选。尽管如此，凡是无偏见的人，只要看过现已家喻户晓的录像带之后，都不会否认他确实是警察使用过度暴力的受害者。无罪的判决在黑人社区中激起了暴怒。
这本是不该发生的事。当我观看着焚烧、暴乱和抢劫的画面的时候，心里不断地在想，艾森豪威尔总统派部队开进小石城平息因学校融合问题发生的暴力事件已经过去了差不多35年，布尔·康纳在阿尔玛的出生地伯明翰用狼狗和水龙对付抗议种族歧视的黑人事件已过去29年；因马丁·路德·金遭暗杀使美国各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的悲剧也已过去24年。在我们经历了这么长时间后，这一幕幕丑剧又被搬上了舞台。
我在看电视时，接到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电话：“科林，”布伦特说，“我知道这不是你分内的事。但是请你帮个忙给总统即将就动乱发表的讲话稿提些意见。”总统将于当晚发表电视讲话，斯考克罗夫特解释说，阐明联邦政府结束动乱的行动。布伦特说：“我给你发去一份初稿，你看一下，然后来这里向萨姆·斯金纳说说你的意见。”斯金纳已于去年12月取代约翰·苏努努任白宫办公厅主任。
南希·休斯给我取来总统讲话的传真稿。我读着它时颇感失望。我认为讲话的调子全不对。不错，暴乱是犯罪行为，法治应当恢复。但是暴乱不是孤立地酿成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讲话稿只讲暴乱不对，却没有讲造成它的社会根源。在大选之年，我能从这份手稿的字里行间感受到极右派的影响。
我来到白宫西翼斯金纳的办公室，对他说：“萨姆，法律与秩序这部分还可以。但这里有些用语只会火上浇油。”我指出，甚至连罗德尼·金都在祈求种族和解。“你听到他说了些什么——‘我们能不能和睦相处？……让我们设法把问题解决了。’”我建议降降讲话稿的温度：“在总统的讲话里加些和解的内容。”
萨姆心情不安。离讲话的时间只有数小时了。他说，他不能把文稿推倒重写，他必须在广播前搞好。不过，他会尽力改好的。
我离开白宫赶回家换衣服，准备出席当晚在格兰德·海厄特饭店举行的一年一度的霍雷肖·阿尔杰①奖学金颁发宴会。当晚晚些时候，我找借口退席后，立即要我的特工人员给我在海厄特饭店找一空房间，收看定于晚上9时开始的总统讲话。我及时赶到房间，听到他在说对暴力感到遗憾。他接着又说：“我还正在使国民警卫队联邦化。我正在命令科林·鲍威尔将军将所有这些部队置于一个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之下。”我通过电视台接受军令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时刻。在60年代的动乱后，我曾希望我们将决不再需要调动军队到一个美国城市恢复秩序。使我感到宽慰的是，总统接着说，对金的殴打“令人厌恶”。人们对无罪开释感到“震惊”，他说：“我与巴巴拉都深感震惊，我的孩子们也有同感。”他承认，我们必须给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人以更美好的未来，而且他要求每个人“用他们的心，他们的声音和他们的祈祷来消除仇恨。”我感到那天下午呆在萨姆·斯金纳办公室的时间没有白白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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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霍雷肖·阿尔杰（1832—1899），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其作品的基调是：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奋斗，出人头地和发财致富。——译者注。
那个周末，在洛杉矶的动乱尚未平息之际，阿尔玛和我前往田纳西州菲斯克大学出席她第35届学友联欢会。她为能让我在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而感到特别高兴。我乘此机会强调总统讲话的精神。“问题不局限于罗德尼·金一人，”我对菲斯克大学的毕业生们说：“我们必须记住，美国是一个家庭。家庭中免不了会发生分歧和争吵。但是我们决不允许家庭分裂成动武的两派……我希望你们从你们的多样性中找到力量。不论你们是黑种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让它成为你们自豪和鼓舞的源泉。从中汲取力量。让它成为他人的问题，而决不是你们的问题。决不要躲在它的背后或把它当作不尽力而为的借口。”
乔治·布什将不仅仅依靠对“沙漠风暴”的回忆争取重新当选。他在民意测验中的赞同率一度高得惊人，但到1992年下降到了百分之四十（不赞同率为百分之五十三）。他还遇到其他的麻烦。有人提醒布什，把丹·奎尔留在候选人名单上拖了他的后腿，而且“该死的丹·奎尔”的说法在共和党人的圈子里不绝于耳。报界不断提到我是可能的取代人选之一。早在1990年11月，在海湾战争集结兵力期间，《检阅》杂志就提出了布什—鲍威尔联袂参选的可能性。据传说，当时负责布什竞选运动的弗雷德·马利克——我早年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的导师——支持这一动议。竞选运动的参谋班子进行了不加声张的民意测验，证明吉姆·贝克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得分高于丹·奎尔。而我的名字得到的支持率比贝克还高。揣测变得十分盛行，以至于到了5月中旬我感到我得给奎尔去个电话。我说：“副总统先生，我知道这种传说对你来说多么令人不快。我能对你说的是，我不是风源。我没有策划任何事情。我打算坚守我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位。”
奎尔很感激。“我知道，科林，”他说，“这是在本城干一番事业的部分代价。”
关于我上共和党候选人名单的种种传说，纯属“环内”政界人士对我的猜测。乔治·布什为人忠厚。在鲨鱼从伍德沃德的书上闻到血腥味的时候，他忠于我。而且我深信，由于副总统明确表示他无意于退出竞选，布什将忠于丹·奎尔。
不过，一些不速之客络绎不绝地前来打探消息。有着政治背景的华盛顿律师、我的密友弗农·乔丹5月间代表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阵营前来看望我，当时克林顿已完成了民主党的提名工作。“在民意测验中你上了候选人的名单，”
乔丹对我说，“你有兴趣作为克林顿的副总统参选吗？”
“弗农，”我说，“首先，我不打算头天脱下军装，第二天就介入党派政治。其次，我甚至不知道我在政治上干些什么事情好。再次，乔治·布什看上了我并忠于我。我决不会在竞选中同他对阵。”
许多个月以前，曾有一位共和党人前来探望我，他就我在政界的位置发表了饶有兴趣的看法。斯图·斯潘塞这位实际上造就了现代政治顾问的加利福尼亚贤人到我在五角大楼的办公室登门造访，我们泛泛地谈到了政治生活。斯图临别时对我说：“科林，如果你什么时候拿定主意进入政界，请加入民主党。我对你很了解，我不认为你对共和党的某些议程感到快慰。你是在一个老派的民主党家庭中长大的。你的社会意识太强了。”他给了我一个似顽童的微笑并补充说：“作为一个共和党人，我不应当给你谈这些。”
7月25日，我返回利文沃思堡实现我的夙愿。为“野牛勇士”树立一个纪念碑的想法产生后10年，它终于变成了现实。我前往堪萨斯州参加揭幕典礼。在参观了非洲的奴隶围栏、并经历了洛杉矶动乱的痛苦后，参加庆贺非洲裔美国人取得的令人自豪的成就便人深感心情舒畅。
正当我的才华横溢的撰稿人拉里·威尔克森上校同我一起斟酌庆典上的发言稿时，我发觉自己是在深思着在军队中为种族平等而展开的长期斗争。我想起了本·戴维斯，他曾在西点军校的4年中挺了过来，当时他的同班学员谁都不理睬他。经历了磨难后，戴维斯前往本宁堡赴任，在那里，白人军官在社交场合故意避开他和他的妻子。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戴维斯指挥图斯克吉族飞行员。有一次他说：“作战不容易，但死亡只有一次。生活在日常种族主义侮辱人格的环境中比死亡还难熬得多。”
我不会忘记我的某些上司的一些善意的话：“鲍威尔，你是我所认识的最优秀的黑人中尉。”谢谢，先生。但我内心里在想，如果你打算只用黑人中尉衡量我，你就错了。我将向你表明我是军队中最优秀的中尉，就是这么回事。随着我军衔的晋升，我学会了容忍其他用心不坏的白人的客套话：“见到你很高兴，鲍威尔将军。你知道，我曾经与查皮·詹姆斯一起服过役。”或者本·戴维斯，或者罗斯科·罗宾逊。他们为什么不对我说他们曾与乔治·巴顿或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共过事呢？我知道他们这样说是作为一种与我建立友好联系的姿态。然而这样说恰恰表明存在着隔开我们的鸿沟。如果我在会见一名白人军官时对他说：“你知道，我同白人歹徒埃默森将军共过事。”我敢打赌，听这话后他定会目瞪口呆。
“沙漠风暴”后，美国人民终于再次为他们的军队感到自豪。我想利用这种势头帮助中学的青年学生，特别是处境不佳的内陆城市中学生。办法是增加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的数目。根据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由现役军士，但大部分是退役的军官和军士给学生讲授诸如公民权利和义务、领导才能和军事史等中学课程。他们操练学生，并且带领他们进行地图判读练习和野外拉练等。
1992年春，我召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人事军官玛丽·威利斯准将，并且对她说：“10天后我要一份增加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的计划。”未过一周，威利斯准将呈上一份计划，将训练范围从1500所中学扩大到2900所中学。各军种参谋长都是当事人。国防部长切尼和布什总统支持该项计划。经萨姆·纳恩在参议院支持该项法案后，我们终于获准在3500所中学为初级后备役军官训练团计划提供经费。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像得克萨斯这样具有广阔农村的州中我们将这类计划推行得轰轰烈烈的同时，在某些城市中却继续遇到阻力。自由派的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声称我们在试图使教育“军事化”。是的，我愿承认，武装部队可能因推行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而获得更愿从军的年轻人。但是社会得到的回报要大得多。内陆城市的小青年许多出生于破裂家庭，他们在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中找到了稳定和行为样板。他们接受了纪律的熏陶，学到了职业道德，而且因加入一个比小集团健康的组织而获得了自豪感。在1993年以前，纽约市仍没有一所公立学校推行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只有一所私立学校实行这项计划。最后，我们取得了突破。目前，纽约市有7所市立学校拥有初级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其中包括我的母校莫里斯中学。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差不多决定了我的一生。初级计划为成千上万处于危险境地的小青年提供了开始新生活的机会，特别是为那些居住在犯罪猖獗的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小青年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后备军官训练团计划是一项社会协议。
在思考在“野牛勇士”纪念碑落成典礼上讲些什么内容的过程中，我浮想联翩，洛杉矶动乱，本·戴维斯和内陆城市的青少年全都涌入我的心头。我在一个闷热的夏日下午抵达利文沃思堡。典礼场址的上空雷声滚滚，天色转黑，但是没有什么事情能够破坏气氛。成千上万的人把纪念碑所在的营区中心挤得水泄不通。彩旗招展，鼓乐齐鸣。第十骑兵团——“野牛勇士”的创始团——的护旗队骑在马背上列队行进。堪萨斯州的国会代表团参加了仪式。州长讲了话。最后轮到我发言。我环视了一下听众。眼前共有几十名“野牛勇士”老战士，有的弯腰拄着拐杖，有的坐在轮椅上，还有的仍笔挺地站立着，他们均已进入了90岁高龄，有的甚至是百岁老人。我仰望着天空说：“我知道你们都在观看着天上的乌云。不用管它。雨不会下到我们头上，今天不会。”
我感谢利文沃思堡军事史学者冯施莱默上校，是他使我孕育了纪念“野牛勇士”的第一念头，我感谢多尔蒂将军，是他在这个项目的火炬快要熄灭之际使它不停地燃烧。我用最热情的话赞扬了美国海军的卡尔顿·菲尔波特中校：“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从心底里感谢你使我的梦想成为美好的现实，”我说，“请看，那里就站着‘野牛勇士’，”我指着18英尺高的雄伟塑像继续说，“他骑在马背上，穿着蓝色军装，纽扣上铸有鹰徽，军用水壶上交叉着两把军刀，手中握着来复枪，腰间佩着手枪，勇敢，刚毅，哪一点都不比他的白人兄弟逊色。”非洲裔美国人从建国初期起就响应祖国的每一个号召。我提醒听众说。“然而，他们应该得到的名誉和财富却从未到来。他们流了鲜血，付出了生命，夺取了胜利，但却一无所得。他们重新变成了奴隶，实际的奴隶或经济的奴隶，陷入了仇恨、偏见、偏执和不容异己的可悲境地。”
我指出，今天非洲裔美国人正在攀越障碍，赢得早该属于他们的承认。但是黑人的成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知道我的出生地，”我说，“我们大家都需要知道我们来自何处，以便我们的年轻人知道他们正在走向哪里……我深深意识到我欠先辈们的恩情太多太多。我是踏着他们的肩背向上攀登的……今天在场的每一个年轻人，我要求你们：不要忘了先辈们的功劳与所受的苦难；也不要忘了我们的功劳与所受的苦难，睬着我们的肩背向上攀登吧。雄鹰们！”
这一天有多么美好啊！它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8月份两党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战线已经分明：布什和奎尔对克林顿与戈尔。中间夹着第三方候选人罗斯·佩罗，使得这场竞选活动更加生动活泼。至少，随着候选人名单的确定，关于我的政治揣测便烟消云散了。
8月也标志着我个人生活的里程碑，阿尔玛和我结婚已满30年。孩子们在家中组织了一次家庭兼朋友式的庆祝活动。忽然迈克提请大家注意。我们要观看阿尔玛与科林的故事，这是一盒录像带，由旧家庭影片剪辑拼凑而成。我观看着孩子们争抢生日蛋糕、狼吞虎咽的不清晰的抖动的图像，父母露出笑容并向摄像机挥手的镜头，以及祖父母一副威严庄重的神态。我对我们的下一代感到自豪。迈克现已康复，已能够站立起来，他已是有家室的人了，现在乔治敦法律学院上学。琳达在桑顿·怀尔德的作品回顾演出剧目《怀尔德，怀尔德，怀尔德》中首次在百老汇登台演出。安妮玛丽5月毕业于威廉—玛丽学院，在两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为有线新闻电视网工作，担任《拉里·金节目》的制作助理，后来又加入了特德·科佩尔的《夜钓绳》新闻节目班子。我对他们说，由于他们干得很出色，这年春天我被全国父亲日委员会提名为“本年最佳父亲”，而孩子们却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好笑的事。在我们家中，谁也不准把自己看得太重。送走朋友们后，阿尔玛和我座位的四周杯盘狼藉，俩人感受到人生的天伦之乐。
在爱情与婚姻的抽奖中，我觉得我是个大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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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4日，星期天早上，我在家中浏览《纽约时报》，一篇题为《至少：放慢屠杀的速度》的社论吸引了我的注意。一片新的乌云进入了我们的雷达屏幕，它始于1991年，原南斯拉夫按照苏联解体的模式开始崩溃，只是规模不如苏联大。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宣布独立。然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也如法炮制。居住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在新独立的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支持下发动战争，想独占一个穆斯林占优势的国家。24小时不停播放的电视将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对该地区穆斯林犯下的一个个奸淫、掳掠和谋杀罪行的镜头呈现在我们面前。被关在波斯尼亚塞族人集中营中一个个骨瘦如柴的穆斯林战俘的照片使人感到昔日的达豪和奥斯威辛集中营①又重现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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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集中营。——译者注。
在《纽约时报》这篇社论见报的一个星期前，我接受了该报防务问题记者迈克尔·R·戈登的采访，他问我美国为什么不能在波斯尼亚发挥“有限的”作用。我以前曾参与过有限的军事干涉，如在越南。我对这位《纽约时报》记者说：“他们若告诉我是有限的行动，那就意味着他们不在乎你是否能打出个结果来。他们若告诉我是‘外科手术’式的行动，我就往掩体跑。”我批评了在出事地区既要表现美国的“存在”，而又不规定明确目标的伪政策。我指出，这种方针使241名海军陆战队员在黎巴嫩丢了性命。
《纽约时报》星期日版的社论提到了早先的这次采访，它把我和那些在波斯尼亚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时继续“优柔寡断”的美国官员归为一类。这篇社论提到美国每年在防务问题上花去2800亿美元，武装部队对美国人民所作的投资不应仅仅以“无能为力”作为回报。社论最后说：“布什总统可以把林肯总统曾经对麦克莱伦将军说过的话再对鲍威尔将军说一遍，即‘如果你不想动用军队，我想借用一段时间’。”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曾被指责为麦克莱伦，我的反应同他当时的反应差不多同样强烈。我要戳穿这种论调。我急步走进书房，一口气写了份措词严厉的反驳文章。写好后，立即把比尔·斯马伦叫到家中念给他听。
“长官，”这个一向爱沉思的斯马伦说，“把它发给《纽约时报》，请你再附上一封信给编辑。我建议你把调子缓和一些，把论据搞得再充分一些，他们也许会把它作为专栏文章登出来。”
我照他说的办了。4天后，经切尼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我的文章出现在《纽约时报》的专栏版上，标题是《将军们为什么发怒》（标题不是我的，是《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拟定的）。但是我确实阐明了我的意思。我指出，不论什么时候军队只要有明确的目标，如在巴拿马，菲律宾政变和“沙漠风暴”中那样，就能获得成功的结果。如果国家的政策含糊不清或压根儿不存在，如猪湾、越南，在黎巴嫩建立海军陆战队的“存在”，其结果就是一场灾难。在波斯尼亚，我们应付的是一种已有千年历史的盘根错节的民族纠纷。基本的决定很简单，但很棘手。我们卷入这场战争还是不卷入？如果政治决定是卷入，我准备做我在“沙漠风暴”中所做的事情，安排各种军事选择方案。但是《纽约时报》社论指出，我们可以只是轻轻敲它一下。“在所谓的专家们建议我们需做的事只是进行一次小规模的外科手术式轰炸或有限袭击时，我当然心情不安，因为在期望的结果达不到时，又会有一群新的专家出来谈论来一次小小的升级。历史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向来没有善报。”我最后写道，至于林肯与麦克莱伦的问题，它产生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林肯确定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后，麦克莱伦不想动用他所掌握的拥有压倒优势的部队。“我们已经吸取了适当的历史教训，而有些记者却没有。”
总统竞选进入最后一个月，我觉得乔治·布什乱了阵脚。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带有种族色彩，而且将政治与宗教混淆在一起，这使得甚至原来可能支持乔治·布什的中间派美国人都大倒胃口。人们对他的“沙漠风暴”的赞扬像春雪一样消融了。国家摆脱难以应付的衰退的速度不够快，而且有人指责总统在玩胡佛的一套做法：经济嘛，不治自愈。宣传花招起不了作用，例如让布什设法显示平易近人的品质，从戴维营小跑到最近的J·C·彭尼开的商店去买袜子。由竞选运动总管弗雷德·马利克、竞选运动主席鲍勃·蒂特和财务主席鲍勃·莫斯巴赫尔组成的三驾马车，未能使布什重新当选的努力摆脱僵局。勉为其难的吉姆·贝克被从国务院调去创造竞选奇迹，但也于事无补。在白宫上下，我意识到了一种情绪，布什这条好船在吃水线以下出了漏洞。11月3日，总统被克林顿州长以百分之四十三对百分之三十七点四的得票比例击败，罗斯·佩罗获得了约百分之十九的选票。
我常常吃不准乔治·布什在竞选期间身体是否健康。1991年，在重新任命我为主席前，他得了心房纤维性颤动，这是一种由叫做格雷夫斯氏病的甲状腺失衡引起的心律不齐。后来，他接受药物治疗，有个时期一次服5种药。总统自己说过，药品造成“思维过程放慢”。改变剂量后，他说他感到敏捷程度已恢复如初。尽管如此，在竞选活动期间，我看到乔治·布什精神疲惫，有时候表情冷漠。他已不再是先前的那个领导人，当时他能够倾听其顾问们无拘无束的辩论，从中抓住问题的要害，并且做出说一不二的决定。竞选运动搁浅了。心怀不满的选民不再担心冷战或沙漠之战了，比尔·克林顿和罗斯·佩罗对他们产生了吸引力，而这证明是决定性的。
大选后的第二天，我给总统去电话告诉他我对竞选结果感到遗憾。但是不管输赢如何，他为国家和世界做了出色的贡献。
“谢谢，科林，”他说，“但很痛心，痛心极了。”
当晚我回到迈尔堡的家后，我向阿尔玛提到这一谈话，她说：“真有趣，巴巴拉·布什刚打来电话，要我们一起去戴维营度周末。”
“真想不到这个时候他们还邀请家人以外的人。”我说。
“而且他们还要我们把孩子们也带去。”阿尔玛说。
那个星期五我得去芝加哥发表一次演说，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回来时，我飞到了戴维营附近的机场，海军陆战队的一架直升机正等候在那里。与此同时，阿尔玛与安妮玛丽、迈克、简和我们的孙子杰弗里也驱车赶到，整个鲍威尔的一大家子，只有琳达缺席。我们抵达时，总统等候在直升机坪旁，坐在高尔夫机动车内，还是老习惯。我全家在一间住房刚安顿下来，总统和夫人就把我们叫去沿戴维营的周边进行力量型的散步，他和我走在头里，布什的爱犬米利和兰杰狂吠着跟在后面。
在散步的过程中，选举问题像块千斤重石压在心头，没有提它但无法摆脱。我没有触及这个话题，因为总统好像还没有进行事后分析的情绪。不过，一会儿他说：“你知道，我对比尔·克劳感到失望。我认为我待他不薄，”总统接着说，“我曾提议让他再干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克劳是我的前任，布什把他心中的看法告诉我，我想原因就在这里。比尔·克林顿的逃避服兵役和个人作风问题曾对他的竞选带来麻烦，而克劳海军上将率领另外21位退休的陆海军将领公开支持克林顿，此事大大减轻了克林顿在逃避兵役和作风问题上所受的压力。
布什总统摇摇头说：“我丝毫没有料到他们会选他。”他的语气里显然传达了他深深的厌恶感。“真莫名其妙。”他向我作了惨淡的一笑说，“但是生活照常进行。”
那晚吃完晚饭后，我们全都聚集在总统别墅的起居室内观看一部好看的电影《令人陶醉的四月》。第二天上午分手时，巴巴拉·布什似乎看出了我眼神中的疑问。她说：“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与真正的朋友呆在一起，最亲密的朋友。”阿尔玛和我深受感动。不管是不是总统，不管是不是第一夫人，这两位杰出的人将是我们的终身挚友。
选举前两天的11月1日，我到弗农·乔丹家吃晚餐，当时乔丹问我：“你对国务院还是国防部感兴趣？沃伦·克里斯托弗想知道这一点。”他说，考虑到克里斯托弗是卡特时期的助理国务卿，如果克林顿获胜当选，预计此人将是克林顿过渡班子的一位负责人。
我说：“弗农，我哪个职务都不要。我不想要任何政治任命。”我真正想要的是结束我的任期并于1993年9月退休。此外，选举如此集中于经济问题，以至于我弄不清楚新班底在外交政策和防务问题上持何立场。
由于与乔丹的谈话仍然记忆犹新，因此在选举后两周有人给我捎话说当选总统克林顿想见我时，我心中有点忐忑不安。11月19日下午3点，在瓢泼大雨中，我奔进海—亚当斯饭店，它在白宫北面，相隔一个街区。走进当选总统套间时，我受到克林顿竞选运动副总管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的迎接。此人看上去像个参加毕业典礼代表中学生致告别辞的学生，衣着贴身而笔挺。“州长略迟一会儿，”斯特凡诺普洛斯说，“但他急于见您。”
克林顿随后赶到，斯特凡诺普洛斯留下我们两个人单独会谈。当选总统脱去短上衣，请我坐下，自己也在一张安乐椅上坐下。我以前从未见过比尔·克林顿本人，发现他甚至比电视上显得还要体格魁伟，精神抖擞。他显得很随便，没有因刚取得的成就而盛气凌人。
“自从我看到你在莫里斯中学讲话的录像带后，我一直想见见你。”他边说边给我倒了杯咖啡。他进而提到了我讲话的几个要点。我对此深为感动。这次讲话是我一年半前发表的，当时比尔·克林顿仍是一个小州的州长。正如我即将领教的，此人具有像海绵一样的吸收能力和记忆能力。他嘴里叼着一支雪茄，好像总想点燃它，但始终却没有点。我们面前的咖啡桌上放着一盘小甜饼，我拿了一块。他拿了一块。我又拿了第二块，最后我们把它干个精光。
他向我问了波斯尼亚问题。他想知道，我们能不能用什么法子通过空中力量，即某种惩罚程度不太重的手段影响局势？又来了，始终不为人厌弃的空中解决办法，带有一种善良的人道主义怪癖——不要伤害任何人。我说：“不大可能。”但是为了不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就说出令人扫兴的话，我告诉他，我将让参谋人员做进一步研究。
我们讨论了伊拉克、俄罗斯，以及新总统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而可能采取的步骤。他对外交政策的了解比他竞选时显示的要多。在看来对全世界的问题都谈遍后，我提出了萦绕在我心中的想法，特别是面对这位罗斯福以来的第一位非军人总统的一些想法。我说：“先生，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您不久就将是我们的总统。但对于我和数百万部队来说，您还是我们的总司令。您将会发现军队比任何其他团体更忠实于您的命令。所以请允许我提几个建议。设法尽快会见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并视察部队。不要同我们保持距离。”
克林顿欣然同意。既然谈到了军事问题，他就告诉我说，他正在考虑国防部长的3个人选。“你对萨姆·纳恩、戴夫·麦克迪（时下为俄克拉何马州众议员）及莱斯·阿斯平有何高见？”他问道。
显然，名单上没有我。至少一个不想要的职务不会挡道了。但是这会不会是打埋伏？我作为里根—布什任命的人给他以支持会事与愿违吗？“纳恩人很好，但您可能发现他有点自作主张，”我回答说：“而且我说不准他愿不愿放弃他在国会中的权力。但他无疑是一流的。”戴夫·麦克迪？“行，但也许有点古怪。”莱斯·阿斯平？我的看法不一定很客观。这倒不是我对阿斯平的为人有什么异议。这位满头银发的麻省理工学院哲学博士才华横溢，我喜欢他。但是，自我担任主席以来，阿斯平除了支持“沙漠风暴”行动外，几乎事事与我作对。他曾试图彻底推翻“基本兵力”方案。我们已经裁军50万人，而阿斯平却建议克林顿再砍掉20万人。
“你知道，莱斯的确很聪明。”克林顿评论说，其说话的口气是要我相信，我的下一个上司将是谁。
“聪明并不是主持五角大楼的全部要素。”我指出。我曾同阿斯平共事过很长一段时间，足以让我看到了他炫耀才华的凌乱不堪的情况。“莱斯不一定带来您所期望的管理风格。”
我说。
当选总统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明确表态。退休开始显得具有吸引力。由于克林顿正在考虑起用一个前对手压住我，我想我最好改个话题，于是说：“您知道，在过去12年中，我大部分时间在为共和党总统效力，他们的国家安全政策上都有我的手印。但是我首先是个军人，而且在您就任时，您将得到我的全部忠诚。我的任期到9月份结束。但是，如果您希望我早点让位，没有问题。而且，先生，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发现我因过去的立场从心里不能完全支持您的政府的政策时，我会对您说的。而且我将安安静静地退休，决不会找麻烦的。”
“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克林顿说。
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克林顿知识的渊博让我吃惊。他好像对什么事都感兴趣，而且具有那种过目不忘的记忆力。最后，一位助手进来通知当选总统，有位州长等着见他，他已经比日程表晚了半个小时。
“抱歉，我们不能多谈一会儿，将军，”克林顿说，“我一直在希望希拉里按时回来见到你。”
我站起身，又犹豫了一下。我在告别前还得再说一件事。在竞选活动期间，他曾许诺取消在军队服役期间不准搞同性恋爱的禁令。我说：“克林顿州长，我们还忘了一件事。无论如何，请允许我把我的想法说给您听。取消禁令对您来说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而且将给武装部队造成文化冲击。各军种参谋长和各总部司令都不希望取消。大多数军人不希望取消。我认为大多数国会议员也反对取消禁令。问题的核心是隐私权。但在军营和舰艇上那种相互关系密切的生活条件下，隐私如何能行得通呢？”
“我知道，”克林顿说，“但是我想找到一种办法制止对同性恋者的歧视。”
“我想提个建议，”我继续说，“在您宣布国防部长人选的记者招待会上，毫不犹豫地说：‘我已要求被任命但尚未上任的某某部长研究此事，并且在6个月后就是否取消和如何取消禁令的问题提出一项建议。’您给自己留点考虑的时间。不要让这个问题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不要让同性恋问题成为你和军方第一个要处理的问题。”
他点了一下头，我的印象是他同意我的意见。其实不然。
没有几分钟，我下了电梯，坐进了汽车的后座。他给我留下了印象。克林顿自信、聪明、富有好奇心、讨人喜欢，而且对他的主张富有激情。他也好像是个注意倾听他人说话的人。而且使我感到宽慰的是，他对我只字未提政治任命的问题。
这年秋天，全世界发生了十几起令人头痛的事情，但是电视一个劲地转播索马里的情况，真让人揪心，夜复一夜地播放着人们饿死的镜头。联合国在那里进行人道主义救济，而且美国投入了600名军人，提供C—130飞机运送食品。我们极少知道救济物资到哪里去了。地方军阀偷走仓库中的食品，他们劫持救济机构的卡车。联合国的努力实际上陷于停顿状态。而奄奄一息的儿童一个个骨瘦如柴，肚子鼓胀，他们的形象继续令人担忧。我不想让我们卷入索马里内战，但我们显然是能够结束这种苦难的惟一国家。
感恩节的前一天，布什总统召集了一次由我和切尼、斯考克罗夫特等数人出席的会议。中央总部新任司令约瑟夫·霍尔将军——他接替了诺姆·施瓦茨科普夫——准备对索马里实施一项紧急救济任务，名叫“恢复希望行动”，我现在把它展开给总统介绍。“恢复希望行动”需要投入大量美国地面部队守住地方，并确保食品到达快要饿死的索马里人的手中。
“我同意，”我讲完后总统说，“就这样做。”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显出不安的样子说：“不错，我们可以进去，但是怎么出来呢？”
“就这么干，并且设法在1月19日前撤出。”总统总结说。
“我不想把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留给克林顿去完成。”
切尼和我对视了一下，他说：“总统先生，我们不可能两个日期都遵守。在12月中旬以前，我们的部队不可能都抵达那里。而且在1月19日以前这事也完不了。”我感激迪克把这看法说了出来，因为在1月20日以后，这个房间里将只有我留下来继续背这个特殊的包袱。
到12月8日，“恢复希望”行动已开始实施，海军“海豹”突击队——2．54万名部队的第一批——于夜间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登陆。“海豹”突击队遇到的惟一阻力来自约75名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他们把聚光灯对着登陆部队，下定决心实况转播一次军事行动，这给每个人都增加了危险。不过，我并不十分忧虑，因为我知道，索马里的军阀们看到顽强的“海豹”队员们将会对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开始，任务进展顺利。我们有一个第一流的三星海军陆战队将军鲍勃·约翰斯顿负责此项行动。在“沙漠风暴”期间他是施瓦茨科普夫的参谋长。数天前，我们派鲍勃·奥克利特使前往索马里，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老同事，先前担任过美国驻索马里大使。鲍勃原已退休，这次请他重新出山执行这一使命，只是在我向他的妻子菲利斯立下誓言，保证让他回来参加女儿的婚礼后，他才同意。在索马里，鲍勃会见了军阀们，并向他们做说服工作：干预强大的登陆部队不符合他们的利益。军阀们进行了合作，食品开始流到乡下。数周之内，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以至于打乱了市场经济。如此大量的免费食品源源不断运进索马里，使得农场主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不过，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最初的担心证明是有道理的。造成饥荒的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内部的人祸。不把这个国家交回给原来那些军阀——首先是他们之间的对抗造成了饥荒——我们怎能从索马里脱身呢？很显然，新总统就职日前我们走不了。
12月22日，当选总统克林顿提名莱斯·阿斯平担任国防部长。圣诞节过后第一天，莱斯和我在五角大楼会面。我已对阿斯平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业绩研究了很长时间。这个人脑子灵，并对防务问题很熟悉。他也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能够通过说些打趣话和偶尔搞些小动作来耍阴谋。他缺乏组织能力，要靠他的国会班子的帮忙才不至于翻车。
“莱斯，”我说，“我想把我对总统说过的话再对您说一遍。我的任期到9月份结束。如果您想用您自己的人，我会提早离开。您打一下招呼就行。”
阿斯平大笑：“这里了解参谋长联席会议如何工作的人就你一个，”他说，“我们相互了解。我们会配合得很好的。”
我们回顾了有待解决的主要防务问题，他只有一次表情显得阴沉。他说：“我对同性恋之事感到不安。”如果克林顿以行政命令撤消关于同性恋问题的禁令，他认为国会将不会推翻禁令并使之失效。我向他重申了我给当选总统提出的建议，即不要仓促行事以免陷入困境。我们分手时问题没有解决，这颗定时炸弹仍在嘀嗒嘀嗒地作响。
我从未料想到会回亚拉巴马州的菲尼克斯市，当然更没有料到因为在布什政府最后的日子里促使我到那里的原因。菲尼克斯市与佐治亚州的本宁堡隔着查塔霍契河。我于1964年前来这里报到上步兵军官高级训练班。正是在菲尼克斯市郊，阿尔玛和我设法在一排棚屋中间找到了尚能歇脚的位于两地中间的客栈。该市是典型的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风格，在美国的这一部分，不允许我们居住体面的地区。在那里，我在越战后被拒绝在一家汉堡包店里用餐；在那里，一个州骑警可以称呼陆军军官为“小子”并要他滚出该市去。28年后，阿尔玛和我故地重游，来到菲尼克斯市主持“科林·L·鲍威尔将军园林式大道”的落成仪式，它与“马丁·路德·金园林式大道”相交。
1993年1月7日一个细雨蒙蒙的寒冷的下午，我们乘飞机来到本宁堡的劳森陆军航空兵机场。轿车加速前进时，我举目凝视着机场周边5英里长的道路，在我当空降导航员时，一向跑的就是这条道。我们驱车越过查塔霍契河驶进菲尼克斯市，尽管天公不作美，仍有大批的人出来迎接，白人和黑人都有。看来已把方圆50英里以内的殡仪馆坟墓边的罗伞都借来了，罗伞下面挤满了人。市长发表了措词亲切的讲话，并向我赠送了城市钥匙，可是正是在这个城市，昔日我连加油站工人房间的钥匙都拿不到。
庆贺和致欢迎词的仪式一个接着一个。结束后，阿尔玛和我取道本宁堡回家。这时已近黄昏，透过树丛，我们尚能分辨得出“河畔府”这座南北战争前的公馆，本宁堡的城防司令就住在这里。在我还是一各年轻的军官时，阿尔玛梦想着有这么一座房子。我们现在住在迈尔堡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官邸。我有了一条以我名字命名的街道，而在以前，我也许连在上面自由行走的权利都没有。我们坚持了下来，我们实现了美国梦。
布什时代的最后时日对我来说并不十分愉快。每一天，都有4年来朝夕相处的合作伙伴离我而去，我开始感到像一个小学生快要进入一所充满陌生面孔的新学校。而且我们还有几件零星的事没有了结。我们阻止住了海地的难民潮，但是要求把阿里斯蒂德神父重新扶上台的呼声甚嚣尘上，逼压美国进行干预。令人感到沮丧的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或采取什么行动才能结束波斯尼亚的杀戮。我们的部队还没有从索马里脱身。我们甚至不得不在这年的1月份制服萨达姆·侯赛因，因为在这之前他派飞机进入禁飞区并威胁联合国检查小组。我高兴地传达了对伊拉克防空设施实施报复性导弹打击的命令。
1月14日，离换帅只剩6天时间，我和迪克·切尼和五角大楼其他官员站立在迈尔堡的礼仪大厅内，人很拥挤，美国陆军的迎宾小号宣布总统和夫人的到来。我们打算为即将离任的总司令举行尽善尽美的欢送仪式。在总统检阅代表在“沙漠风暴”中打胜仗部队的分队时，陆军军乐队奏起了得克萨斯旋律的集成曲。我们代表国防部全体人员向总统和第一夫人赠送了临别礼品。然后我发表讲话。“总统先生，”我说，“您在别无他法的时候派我们去执行有危险的使命，但是您从不掉以轻心，从不犹豫不决，从不捆住我们的手脚，对于我们完成任务所需的一切也从不吝惜。”我转而谈到巴巴拉·布什。“她是国家的第一夫人，她也是四军种的第一妻子，她是一个这样的妇女，她为祖国效力不怕艰难险阻，她对爱吹牛的人的大话不加理会，但她对需要仁慈的人也不加拒绝。”我讲完后，请迪克·切尼讲话，他发表了感人肺腑的演说，称赞了乔治·布什这位大丈夫、总统和总司令。我看到迪克差一点流出眼泪，这还是头一次。
我所效劳的乔治·布什是个贵族后代，出生在新英格兰，从小家境优越，但他靠在得克萨斯的油田独立起家；他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但小时候也极淘气和逗人喜爱；他待人接物客观公正，但他好像对党内极右派造成的种族对立激化并不关注；他在巴拿马和波斯湾给美国带回了令人自豪的胜利，领导结束了冷战，并使世界更安全地避免核灾难的浩劫。他在这些问题上摸到了公众的脉搏，但在美国的国内问题上却有失误。他因某件事而获得荣誉，却因另一件事而受到处罚。就我个人与乔治·布什的关系而言，他委我以重任，并尊重我的判断。他也给了我体贴、忠诚和友谊。我极其钦佩他，并将永远敬重他。
在仪式快结束时，各军种参谋长们和我还为我们即将离任的五角大楼首脑举行了阅兵式和欢送宴会。在此刻，我试图说说我所看到的迪克·切尼不露声色的外表后面隐藏着的品质。我告诉来宾们：“他研究武器、战略与技术，但是……他懂得了我们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我们不是官僚机构，我们也不是机器。相反，他懂得了美国武装部队是由人组成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像人一样必须得到关怀，它有痛痒，它必须受到训练，它会流血，它必须始终得到照顾。”迪克·切尼确实对我们很关照。
在将近4年的时间里，他和我从未在社交场合共同在一起超过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的立场观点出奇地接近。我们在“坦克”里或椭圆形办公室里思考了许多同样的问题，因此我们能够把对方的半句话接上去说完。我对这位心情温和的人不仅产生了职业上的尊重，而且产生了真正的喜爱。新总统就职典礼的前一天，我前往切尼的套间向他告别。我向他的秘书凯蒂·比利亚尔潘多问候一声就走进他的办公室，只见到处堆放着纸箱，里面装着4年来积聚的书籍和纪念品。
“部长去哪儿了？”我问凯蒂。
“噢，切尼先生几小时前走了。”她说。我感到失望，甚至伤心，但不感到意外。身单影孤的牛仔径自朝着夕阳之处走去了，甚至连最后的一声“再见”都没说。
第二天，60年代造就的一位年轻总统从40年代战争中曾是海军最年轻的战斗机驾驶员的人手中接过火炬。我感到自己像是一座架在两届政府和两代人之间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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