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

　　2月20日，诺姆打来电话说，他同他的指挥官们交谈过，需要再一次将进攻日期推迟到2月26日。他说，他掌握着最新天气预报，预计24日和25日天气恶劣，26日可能放晴。恶劣的天气无异于减少空中支援，而减少空中支援等于增加伤亡人数。我的处境好不尴尬。上次，切尼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是这一次我感到诺姆没有给我以充分令人信服的理由再去向切尼和总统请示，先是布默需要调动他的海军陆战队，转而海军陆战队需要更多的空中支援，现在又是天气恶劣，说不准下一次又是沙特军队未做好准备。我下一次又该怎样处理，推迟到28日？

　　“注意，”我对诺姆说，“10天前你告诉我是21日。然后你想改到24日。现在你又要求推迟到26日。我怎么向总统和国防部长交代？他们现在遇到了俄国人一个糟糕的和平建议，需要设法规避。你总得给我一个更有说服力的推迟理由。

　　你不了解我现在受到的压力有多大。”

　　施瓦茨科普夫大发雷霆，大声吼着：“你给我讲的是政治理由，说明你不想劝阻总统去做军事上行不通的事！你懂吗？我的海军陆战队司令说我们需要等一等。我们谈的是海军陆战队士兵们的生命。”他说，即使别人谁也不关心他们，他必须关心他们。

　　好啊。我每一步都支持诺姆，我一方面挡开批评他的人，另一方面又减轻他的忧虑。我大声反驳说：“你不要拿这压我！你别想用不关心人的大帽子来压我！用不着你对我说我不关心他人生死！你这是干什么，在你的指挥官们面前装腔作势？”

　　施瓦茨科普夫说，他一个人在他的私人办公室内，并以不亚于我的火气喊道：“你是在压我只考虑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把我的军事判断搁置一边。我有很长时间这样认为了！”突然，他的语气一下子由愤慨转为绝望：“科林，我感到我的脑袋好像被钳子夹住了。也许我的脑袋要掉了。也许我正在丧失客观性。”

　　我深深吸了口气。我最不想干的事就是在战斗前夕把战场指挥员逼上疯狂的道路。“你没有失去客观性，”我说，“我们只是遇到了一个要解决的难题。我们这里人人都充分信任你。到头来，你知道我会把你的要求报上去的，事情还将按你的意见办。”结束谈话的时间该到了，要不我们之中谁又会再引发起大吵大嚷。

　　未过半小时，诺姆又打来电话，提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24日和25日的天气不会太坏，他说：“我们已准备就绪。”我们仍按原计划于24日开始地面进攻。

　　我不习惯穿着圆翻领毛线衫和运动衫在白宫露面，但是2月21日星期二晚上10点半钟，我突然从家中被叫去开会。我来到总统的书房，总统说他刚从福特剧院回来，他在那里观看了一出好戏，是莱斯利·李的《黑鹰》，讲的是图斯克吉族飞行员的故事，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声名显赫的黑人战斗机飞行员。随后到来的是切尼，穿着夜小礼服，参加为丹麦女王举行的招待会的余兴未尽，精神抖擞。其他的人陆续来到，“八人帮”全齐了。我们得对戈尔巴乔夫即将到期的和平建议做出决定。俄国领导人当晚早些时候就此事给布什打来电话。总统的问题是如何对戈尔巴乔夫说“不”，而又不显得丢掉一个争取和平的机会。

　　“有两种选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说，“一是告诉俄国人别多嘴。二是取得更好的条件后加以接受。”

　　我看看切尼，他正坐在椅子的扶手上。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不喜欢也不信任俄国人，而且痛恨看到他们利用世界舆论对我们施加压力，然后把一种解决方案的功劳归于自己，而这一方案可能是最糟糕的。他宁愿用武力把伊拉克人赶走。

　　我可以听得出总统讲话声音中日益加剧的苦恼。他说：“我不想接受这笔交易，但是我也不想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在他同我们走了这么远之后我不想亏待他。我们得找到一条出路。”

　　我举起了一个手指。总统转向我。“有何高见，科林？”

　　我说：“我们不让戈尔巴乔夫一无所获。”我指出，联合国要求萨达姆将军队于1月15日前全部撤出科威特，世界舆论支持联合国的截止日期。“所以我出个妙主意，让我们在戈氏建议中加进一个截止日期。譬如说，要求他们于星期六中午以前全部上路撤走。如果他们走，诺贝尔和平奖就归你戈尔巴乔夫先生。倘若如我所料，他们赖着不动，那么我们就开始迎头痛击。”

　　由于每个人好像都在深思这个主意，房间内鸦雀无声。

　　“怎么样？”总统问。除了切尼外，其他人很快表示同意。“你怎么看，迪克？”总统问。

　　切尼看上去好像备受谴责的样子。“我想没问题。”他说。

　　翌日上午10时40分，布什总统站在玫瑰园中面对着摄像机，板着面孔说：“联盟限萨达姆·侯赛因在星期六中午以前做他必须做的事，立即无条件地开始从科威特撤军。”

　　2月23日星期六中午，萨达姆没有接受俄国的撤军建

　　议，从而错过了最后的一线生机。翌日利雅得时间凌晨4时，在一片漆黑和寒雨中，美国海军陆战队和一个陆军坦克旅在前，沙特、埃及、科威特、叙利亚和阿拉伯其他国家部队紧跟其后，越过边界进入科威特。远在西线，第十八空降军开始进攻，以第八十二空降师及法国的一个轻型装甲师掩护左翼。第一○一空中突击师和第二十四机械化步兵师北上长驱直入伊拉克，向幼发拉底河谷挺进。在东西两线的这些部队之间，担任主攻的第七军和英国第一装甲师正严阵以待，一旦查明，助攻部队将伊拉克军队牵制在原地，就立即发起左勾拳进攻。地面战斗打响了。

　　由于心情太激动无法入睡，我就留在办公室接收汤姆·凯利和迈克·麦康纳尔发来的战报。我还观看有线新闻电视网的电视，以便了解其他人正在获得的情况。海军陆战队不仅牵制住了伊拉克部队，而且还突破了敌军防线并已经在向科威特城进军。突击通道已由海军陆战队的侦察分队开通。他们数天前冒着生命危险，匍匐通过带刺铁丝网，越过灌满原油的壕沟，为突击部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在西线，巴里·麦卡弗里将军的第二十四步兵师于第一天突入伊拉克领土60英里。最初的穿插如此迅速和深入，它使施瓦茨科普夫能够将左勾拳的时间表提前15小时。在地面战斗的最初24小时内，被38天空中轰炸吓成了惊弓之鸟而又饥渴交迫、精疲力竭的1万名伊军缴械投降。仅加里·勒克将军指挥的第十八空降军就俘虏敌人3200名，而自己只有1人受伤。我军第一天的伤亡总数是8人阵亡，27人受伤。

　　到第二天上午为止，第一海军陆战师正在科威特城国际机场内及其周围战斗。海军陆战队不仅完成了牵制伊军的使命，到当天日落前，他们已包围了科威特城。科威特沿海的两栖登陆佯攻牵制了更多的伊拉克部队。第十八空降军已突入到伊拉克腹地。由弗雷德·弗兰克斯中将指挥的第七军扮演主要的战略角色，即从西向东实施侧翼突击，切断在科威特的伊军，特别是其精锐部队——共和国卫队的退路，并将其歼灭。然而第七军推进的速度不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快。

　　在这一天里，我们受到一次沉重打击。一枚苏制“飞毛腿”导弹落到宰赫兰附近的一座临时兵营里，炸死28名美军士兵。阵亡名单展示了我国现代军队的严酷现实，受害者中有几名女兵。

　　2月26日，即发起地面进攻的第三天，我在当地时间中午前后给施瓦茨科普夫去了个电话。我告诉他我痛恨事后批评战场指挥官，但是我无法理解为什么第七军仍未完全投入战斗。“你不能责令弗雷德·弗兰克斯推进得更快些吗？”我问。施瓦茨科普夫本人已经在对弗兰克斯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正好乐得转达主席追加的压力。他很快给我传回话说，第七军最终投入了激烈的战斗。弗兰克斯的部队几乎全歼了共和国卫队的一个师，并且迫使另两个师溃退。

　　美国海军陆战队、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和沙特、埃及、科威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部队解放了科威特城。第十八空降军正在逼近幼发拉底河谷。我们的情报表明，位于交战地带的42个伊拉克师中，已有27个被歼灭或被击溃。我们俘虏了3．8万名伊军，而且更多的伊军还在不断缴械投降。我军的伤亡依然很小，但是本军的火力误伤给我们造成了令人不安的损失。不过，总体看来，伤亡数量甚至远远低于我们最为乐观的估计，这主要归功于我空军部队对伊拉克军连续不断的猛列轰炸。

　　战争开始前，我的一名参谋给了我一本由弗雷德·伊克尔所著的题为《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的书。我曾同伊克尔共过事，当时他是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而我是卡普·温伯格的军事助理。他的书的主题激起了我的兴趣，因为我曾两度参加了一场似乎没有尽头和没有目的的战争。伊克尔写道，战争是一种需要极其全神贯注的事业，因此在战争开始后，政府可能会把结束它的事给忘了。正如他所述：

　　因此可能发生这样的事，即军事领导人在巧妙地规划其复杂的军事行动和协调复杂的机动作战的同时，却令人难以理解地认识不到，决定他们的计划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国家利益的是战争结局，而不是战争中各次战役的结局。与此同时，资深政治家们可能不愿意将这些精心筹划的战役同结束战争的某些期确的主张联系起来……

　　作为例子，伊克尔提到了日本人精心设计的对珍珠港的袭击，这种设想的巧妙与日本人对如何结束他们发动的这场战争一事的极少考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伊克尔的看法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我复印了一些主要章节并将它们分发给各军种参谋长、切尼和斯考克罗夫特。我们是在打一场目的有限和任务有限的有限战争，它的目的即将实现。我认为，负有责任的人们应该开始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问题。

　　2月27日下午，奥蒂斯·皮尔逊驱车送我去白宫参加

　　“八人帮”的每日军事情况通报会。重型装甲防弹车卡迪拉克令人放心地紧贴路面前往，转过五角大楼巨大的停车场，开上27号大道经过纪念大桥，进入华盛顿。一路驱车前行途中，伊克尔书中的话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战斗常常远远地超出了‘合理’推算指出的战争应当结束的那个点。”

　　早上，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谈过，我告诉他，我感到我们正在接近结束阶段。战俘快要达到7万之众。萨达姆已命令他的部队撤离科威特。最后一条主要出逃路线，即从科威特城伸向伊拉克巴士拉市的四车道公路，变成了我军飞行员的射击靶场。道路上挤满了出逃的士兵，到处杂乱地弃置着近1500辆被烧焦的军用和民用车辆残骸。记者将这条道路称做“死亡之路”。

　　我对诺姆说，我得尽快就停止战争的时间向总统和国防部长提出建议。我还补充指出，电视报道渐渐地认为我们在为了屠杀而进行屠杀。

　　“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事。”诺姆说。

　　我问他需要什么。“再给一天就成。”他回答。到那时，他就可以宣布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已经不再能够对它的邻国构成威胁了。而且他补充道：“你想到没有，如果我们明晚停战，地面战斗将持续5天，可以叫做‘五日战争’，听起来怎么样？”

　　由于这比1967年以色列战胜阿拉伯国家的著名战争少一天，我说：“不坏，我没有意见。”

　　下午2时左右，我驱车进入通往白宫西翼的大门。奥蒂斯接我下车，把车停好，而且在我等候在休息室中时，小心翼翼地给我送来了一只大型黑皮地图箱。我上楼梯左转，经过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办公室，以避免穿行接待室。说不准会在那里遇到谁，从苏联大使到女童子军代表团都有可能。一名空军军官布鲁斯·考曼少校——总统的私人助理——帮我在椭圆形办公室中架好图架，图架面对着壁炉。

　　乔治·布什情绪乐观，精神轻松愉快。“八人帮”再加上斯考克罗夫特的中东问题专家理查德·哈斯，围坐在壁炉的前面，形成通常的U形。有人就总统把点火任务留给专门人员去管之事开了个玩笑。在数天前的一次情况通报会上，布什亲自点火，但没有打开烟道。椭圆形办公室顿时烟雾缭绕。报警铃响了。特工人员飞奔而来，把门打开，2月的刺骨寒风从玫瑰园中直往里灌。

　　这天上午，我打开激光指示棒的开关，开始描述战况：海军陆战队和哈立德亲王的阿拉伯部队在科威特城内，第七军正在紧缩对企图逃出科威特的伊军的包围圈，只有共和国卫队仍在进行顽抗。在西面，第十八空降军已进至伊拉克纵深的幼发拉底河畔。我在结束军事态势的说明时说：“总统先生，情况比我们预料的要好得多。伊军垮了。他们现在企图所做的事就是死里逃生。”

　　我军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即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解放科威特，这一目标我们已经实现。总统从未表示过任何超出这一授权范围的愿望，尽管他对萨达姆进行了严厉的口头谴责。我们目前掌握着道义的制高点。如果我们的战斗超过弗雷德·伊克尔曾经提醒的“合理计算”，我们就会丧失这一制高点。而且，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奉行武士的准则。“我们不想被人看成为了屠杀而屠杀，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是大功即将告成。我已同施瓦茨科普夫将军谈过。我预计到明天的某个时候事情将安排停当，而且我也许将向您提出一项停止战斗的建议。”

　　总统说：“如果情况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不今天结束战争呢？”他使我感到意外。他环顾了一下房间内的人，补充说道：“我希望你们大家都考虑一下这件事，由于这些残杀情景，我们正在开始背起某些不可取的社会包袱和政治包袱。你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使命。为什么不结束战争呢？”他说他可以今晚就在广播中宣布中止敌对行动。

　　我回答说：“可以考虑，不过我需要先同诺姆商量一下。”我说了声请原谅就走进离椭圆形办公室不远的总统私人小书房。我拿起保密电话，白宫军事接线员给我接通了利雅得。

　　“诺姆，”我说，“总统想知道我们是否能现在就结束战争。”

　　“现在指什么时间？”他问。

　　“我们今晚进行研究。”鉴于8小时的时差，这将意味着海湾地区子夜停战。

　　“我没有什么问题，”诺姆说，“我们的目标是把他们赶出去，此事已经完成。但是让我同我的指挥官们商量一下，除非他们遇到了我不了解的麻烦，我看不出不应结束的理由。”

　　我说：“切尼和我必须赶快去国会山向国会通报此事，我回来时我们可以再谈。”

　　我预计施瓦茨科普夫的战场指挥官们不会有什么异议。华盛顿时间中午1时，诺姆刚在利雅得举行了一次电视传送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以“所有情况通报会之源”而著称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我们已完成了我们的使命，而且当决策者们提出应当停火的决定时，最感高兴的人莫过于我。”他在谈到伊军出逃问题时说：“大门已经关上。这里已无出路可言。”稍后，他将这一说法修正为：“在我说大门已经关上时，我不想给人以绝对水泄不通的印象。但重型坦克和火炮肯定通不过。“我谈的是给战争机器关上了大门……”他说。

　　我回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报告说，施瓦茨科普夫和我觉得此建议没有问题，但是施瓦茨科普夫想与他的指挥官们合计一下。房间中无人不同意停战的初步决定。吉姆·贝克担心无意义的杀戮对世界舆论的影响。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认为，超出必要性的战斗将使迄今为止一次辉煌杰出的军事行动给人留下坏印象。切尼说，要紧的是实现联盟的目标，而不是摧毁了多少辆坦克。不过，在切尼和我从国会山回来后，我们将再次开会进行最后一次讨论。

　　在前往国会出前，我给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打去电话，并且要他向各位参谋长通报总统结束战争的初步决定。戴夫后来给我打电话说，所有参谋长都同意。

　　切尼和我于下午3时向参议院、4时30分向众议院通报情况。两院的议员们在各自听证室坐得满满的。我们给这些议员们讲的基本上是给总统看过的那些图表。但是对今天可能结束战争的事只字未提。

　　下午5时30分，我们赶回白宫，并在椭圆形办公室附近的小办公室中与总统碰头。我记下了总统最后定下决心停止敌对行动的时间：5点57分。这个决心本应由总司令定下，现在他已定下决心。总统决策班子的每个成员都同意。施瓦茨科普夫和我都赞成。而且我毫不怀疑，如果诺姆或我对现在停止战争存有丝毫保留，总统会给我们全部所需的时间。

　　我们转移到椭圆形办公室，讨论当天晚上布什总统将向美国人民宣布的时机和内容。总统还开始给他的多国联盟伙伴打电话。我们本来考虑让总统于晚上9点钟上电视，宣布利雅得时间2月28日凌晨5时0分“中止敌对行动”。“中止”一词经过反复推敲，这表明不是与伊拉克人谈判达成的停火协定，而是我们自己主动采取的停战。我说，我想给诺姆留数小时白天时间，以便他能检查战场并清理任何未了结的零星事项，这一下可激起了约翰·苏努努的灵感。他说：“为什么不使停火在我国时间午夜生效？这样将使地面作战成为‘百时战争’。”总统表示同意，因此我于下午6时过后不久再次与施瓦茨科普夫接通电话。我告诉他总统将于我国时间9时发表讲话，宣布将于利雅得时间翌日早上8时0分停火。这样一来，就比他在上午与我交谈时要求的时间多了整整一天。

　　先是总统，然后是切尼都在电话上向中央总部司令表示祝贺，总统说：“诺姆，干得漂亮极了！”

　　施瓦茨科普夫不久打回电话，说话中带着小心谨慎的口气。他对我说，大门仍微开着，部分共和国卫队和T—72坦克可能溜掉。我要他继续打，而且我将再给他打电话。我把诺姆的报告告诉了总统和其他人。虽然我们大家都有点感到突然，但谁都没有认为我们听到的情况会改变既定方针。伊军的脊梁骨已被打断，残部正在向北逃窜。没有必要打一场歼灭战，使双方更多的战斗人员去送命。显而易见，总统更希望看到彻底投降，即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方式。而且我们知道，除非碰巧被一枚炸弹击中，否则萨达姆可能在战后存活下来。我们还预计到，有人将会批评我们不把战争继续下去。不过，我们的任务很明确，它已经完成了。总统重申了他结束战争的决定。我然后又给施瓦茨科普夫挂电话，并转告他，白宫知道将有部分伊军漏网，但这种情况是可以接受的。

　　晚上9时02分，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全国发表讲话：“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军队被打败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实现了。我很高兴地宣布，东部标准时间今晚午夜，在地面军事行动开始以来整整100小时和‘沙漠风暴’行动开始以来6周的时刻，全体美军部队和多国部队将中止进攻性战斗行动。”

　　讲话结束后，布什总统和夫人邀请全体成员上楼到他们寓所内进行非正式庆祝。招待员传送着饮料，我饮着我常喝的兰姆酒和可口可乐。这是一种欣慰多于庆祝的气氛。我们未给乔治·布什造就另一个“欧战胜利日”。但他仍说：“我很满意。没有比这更好的结果。”他认为我们做了应做的事，而且我们胜利了。未过一小时，我回到迈尔堡6号寓所。我想告诉阿尔玛，我们刚打赢了一场战争，但她已经进入梦乡了。

　　时光流逝了130多年，历史学家们仍在辩论乔治·米德将军的决定——不让北方联邦军在葛底斯堡取得胜利后追击罗伯特·李将军的部队是否正确。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到现在已半个世纪，学者们仍对艾森豪威尔将军不把苏军赶回柏林的决定有不同看法。而且我预计，从现在起的数年内，历史学家们仍将问我们为什么不打更长的时间并歼灭更多的伊军。批评家们会论证说，我们应当扩大我们的战争目标，包括攻占巴格达和把萨达姆赶下台，就如我们在巴拿马对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所做的那样。批评的人中甚至包括克劳海军上将，他曾在国会作证时主张继续制裁，反对战争；但是他在回忆录中却说我们应当把仗打下去，并扩大任务范围，抓住萨达姆·侯赛因。

　　于事无补的是，在战争结束后一个月，施瓦茨科普夫在公共广播公司的节目《与戴维·弗罗斯特交谈》上露面。关于结束战争的决定，诺姆先是说：“我向鲍威尔将军报告情况。他和我进行讨论，我们是否算实现了我们的军事目标即作战目标。答案是肯定的。”但是过了一会儿诺姆又说：“坦率地说，如你所知，我的建议是继续进军。我的意思是，我已将他们打得溃不成军，我们本可以继续打下去，给他们造成巨大的破坏。”

　　第二天早上，我的白宫直通电话铃声响个不停，迫使我坐下来细听。乔治·布什表示很伤心，当然也有些气愤。诺姆是什么意思？停止战争前大家同他商量过。如果他当时要求给予更多的时间，战争将不会在那时结束。总统说：“我还亲自同诺姆谈过。”

　　我和总统一样感到失望。实际上，施瓦茨科普夫对戴维·弗罗斯特所说的话简直把我气疯了。我给在利雅得的诺姆打电话说：“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是说总统犯了错误。好像你给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建议而他没有理睬。”

　　“这丝毫不是我的意思。”诺姆回答说。

　　我说：“可是它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现在传播媒体正在猛烈抨击总统。”

　　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不愧是个民族英雄。但是他关于战争结束得太早的批评反而削弱了他受人尊敬的地位。他很难过。总统始终是个忠实的人，他获悉诺姆感到受了伤害后，再次给他打去电话，要他不要忧虑。诚然，我感到需要把事情说个明白。施瓦茨科普夫参与了停战决策，他现在好像在与之拉开距离。我在与诺姆核对后发表了一则公开声明，内容如下：“施瓦茨科普夫和我两人都支持在1991年2月27日午夜12时（东部标准时间）结束‘沙漠风暴’作战行动，一如总统的全体顾问所做……没有相反的建议。没有不同的意见。

　　没有进行辩论。”

　　诺姆开始从他对弗罗斯特所说的话往后退却，在他的《并非英雄》一书中，他解释了他的想法：

　　我本能的反应是迅速停火将拯救生命。如果我们过了星期四继续进攻，我军部队将有更多的人被打死，也许不会很多，但总会有一些。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的使命：我不久前刚对美国人民说，伊军所剩的兵力已不足以构成地区性军事威胁……我们将那个小子狠揍了一顿，任何人都毫不怀疑，我们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伤亡人数极少。为什么不结束它？为什么明天再让有的人被打死？于是我定下了停火决心。

　　施瓦茨科普夫绝对正确。但是，对于半途而废、功亏一篑的指责仍难制止住。而事实真相是，伊拉克依靠一支50多万兵力的军队发动战争，其中大约一半投入到科威特战场，他们在这里伤了元气。在海湾打了这一仗后4年，伊军规模仍只达到原先的一半。而且在伊拉克军队中，我敢肯定仍流传着各种可怕的故事，讲述“沙漠风暴”期间空中和陆上的打击多么厉害。伊军的残余部队已不再是一支具有血战到底意志的力量。

　　1994年10月，萨达姆·侯赛因向科威特边境派遣2万

　　共和国卫队的兵力，在设法争取放宽联合国制裁的同时试图装出强硬的架势。很快，主张采用简单办法解决问题的那些人叫喊起来：如果在海湾战争期间把萨达姆干掉了，他现在就不会惹事生非了。10月23日，《纽约时报》在头版登载了一篇从一本关于海湾战争的书中摘录的长文，该书由该报记者之一与另一个人合著。摘录的标题是：伊拉克劫里逃生，再次威胁科威特。在该摘录中，作者们指出：“伊军的许多精锐部队即共和国卫队未被歼灭……”这正是萨达姆仍然能够运用其威胁性军事力量的原因。

　　有人认为，萨达姆在“沙漠风暴”末期进行了某种敦刻尔克式的撤退，这种看法过于肤浅。其实，当时我本想截住伊军并将之全歼。然而真实情况是，从科威特逃出的坦克和其和国卫队的部队比我们预计的多。不错，我们可以再用一两天时间就能封锁出逃路线，而且在封锁后我们可以打死、打伤或俘虏被围的共和国卫队的所有士兵。但这不会使萨达姆的未来行径发生丝毫变化。伊拉克拥有2000万人口，它始终能够对只拥有75万人口的弹丸邻国——科威特构成威胁。不管有没有萨达姆，也不管存不存在共和国卫队，科威特的安全都依赖于该地区的盟国和美国的安排，这是战略现实。另一个现实是，1991年，我们在战场上痛击了伊军，而且在实现联合国目标的同时，使伊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并且使它丧失了一半以上的兵力。

　　但我们在将萨达姆的部队逼得四处逃窜之时为什么不向巴格达推进呢？或者换种方式说，我们为什么不摆动球门柱呢？人们往往会忘记的是，虽然美国走在头里，但我们率领的是一个国际联盟，执行的是联合国明确规定的任务。这一任务完成了。总统甚至希望在7月4日以前把所有部队送回国内，这本来将成为引人注目之举，但由于后勤原因不可能做到。他已向美国人民保证，“沙漠风暴”行动不会成为波斯湾的越南战争，他实现了他的诺言。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看，联盟，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从未希望伊拉克遭到入侵和肢解。战前，我收到了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查尔斯·弗里曼发来的一份电报的副本。“由于种种原因，”弗里曼说，“我们不能谋求伊拉克无条件投降并由我们占领它。摧毁伊拉克或将它削弱到伊朗和（或）叙利亚不受它制约的程度不符合我国的利益。”大使先生的话多明智啊。将伊拉克分裂为各自为政的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族政治实体，将无助于我们希望在中东地区建立的稳定。避免这种分裂结局的惟一途径是主要由美国征服和占领一个2000万人口的遥远的国家。我不认为这是美国人民会支持的做法。

　　当然，我们很希望看到萨达姆因给伊拉克带来惨重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破坏而被他的人民推翻，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而且，总统把萨达姆说成是魔鬼的化身，也无助于公众理解为什么允许他留在台上。不过，这也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即如果萨达姆倒台，他必须由一个在某种沙漠民主国家中的杰斐逊的追随者所取代，在这个国家中，人民在拜读古兰经的同时还阅读《联邦主义文件》。最后我们很有可能面对的是一个叫别的名字的萨达姆。我在全国各地旅行时，一些人的父母亲常常前来对我说：“将军，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的儿子（或女儿）曾参加过海湾战争。”在我听后总是有点担心地问道：“我希望他们一切顺利。”他们通常回答说，是的，并对他们家里的军人能安全回到家表示感谢。在海湾战争中，共有147名美国人献出了生命；另有236人因事故和其他原因死亡。从军事统计的数字看损失不大，但对出事的每个家庭来说却是一场悲剧。我会见过其中一些家庭，他们的不幸令人伤心。更令人伤心的是，本军的火力造成大量伤亡，使这种悲剧悲上加悲。我感到宽慰的是，我无须对更多的父母亲说这样的话：“我很抱歉你的儿子或女儿在围攻巴格达的战斗中牺牲了。”我坚守自己的岗位，支持总统关于何时和怎样结束战争的决定。我为此而感到一种当之无愧的骄傲。

　　“沙漠风暴”不仅实现了它的政治目标，而且它开始扭转中东长期敌对的气氛。约旦国王侯赛因和巴解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是在海湾战争期间对伊拉克立场表示支持的惟一两个主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俩人的地位都因他们的立场而受到了削弱。因此，3年之后，他们试图与以色列和他们的其他邻国达成和解。“沙漠风暴”后举行的马德里中东和会，开始了这样一个进程，它导致阿拉法特与以色列总理拉宾于1993年9月达成了历史性的协议，并且导致侯赛因与以色列于1994年10月缔结了和约。美国今天享有“沙漠风暴”前得不到的进入该地区的权利。甚至被扣在黎巴嫩的人质也在冲突结束后获释。而伊拉克依然脆弱不振和处境孤立，并继续处在联合国检查人员的监督之下。这样的底线不算坏吧！

　　我对当代世界数一数二的军事历史学家约翰·基根对“沙漠风暴”的评论感到满意。基根写道：“不管说了哪些赶时髦的话，海湾战争确实是一次周密规划和打得很漂亮的军事胜利。”它实现了军事行动的最高目的：“为了维护秩序而战。”

　　报道战事的许多记者和他们在国内的媒体老板都抱怨说，军方对他们控制过严。他们不能到新闻消息源组织采访新闻。没有军事护卫人员，他们不能到战场实地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传奇记者厄尼·派尔曾经从欧洲的散兵坑和太平洋的滩头堡发送消息，批评我们的人拿他作为例子当面指责我们。然而，新闻媒体对“沙漠风暴”的报道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在所有2500名特派记者中，高峰时共有1400人群集到战场采访。不妨将这一数字与过去的数字比较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诺曼底进攻日开始时同首批攻击部队一起上岸的只有27名记者，越南战争高峰时在越南采访的记者不及这次“沙漠风暴”期间在战地采访的记者的四分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保密起见，厄尼·派尔和他的同行曾受到极严格的新闻检查。而在海湾战争中，新闻报道仅军方检查有无泄密情况。在由新闻消息源组织记者呈报的1350篇书面报道中只对一篇报导作了修改以保护情报来源。在“沙漠风暴”中，我们一方面要保守军事机密，另一方面还要接待有史以来阵容最庞大的战地采访记者。

　　不论是好是坏，瞬时图像通信使我们时代的新闻报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采用坐喷气式飞机旅行、卫星传输和小型摄像机，可以像有线新闻电视网那样进行昼夜24小时的实况报道，而且消除了记者与读者之间旧式的印刷媒体编辑手续。

　　电视的直观性使那些老派的盛气凌人的记者的日子更难过。过去，记者们可以耍弄手腕，以粗暴尖刻的方式提问一些强硬的问题，以便弄到报道的素材。他们用什么手段和方法无关紧要，因为谁也看不见记者本人，大家看到的只是经过编辑整理、加了鲜明标题的新闻报道。但是现在，公众能收看到记者的采访活动，看到他们大声喊叫或有时提出一些无理的问题时，即使最优秀的记者有时也会给人以坏小子的印象。

　　当切尼、诺姆和我上电视时，我们已知道个中奥秘：我们讲话的听众不仅是聚集在面前的记者，还有其他四类人——美国人民、外国人、敌人和我军部队的官兵。例如，我决不会为取悦国内听众而讲些激怒伊拉克的话，反之亦然。在地面攻势开始前夕，我收看《周六夜生活》节目时，就知道我们已经取得了舆论对“沙漠风暴”行动的支持。在这一节目中，一位陆军公共关系军官“皮尔逊中校”穿着沙漠迷彩服出现在记者招待会上。像往常那样，许多人举手大声向他提问：“上校，你说我军在哪个地方最容易遭到攻击？”“我们打算两栖进攻科威特吗？如果进攻，将在什么地方？”“我们打算哪天开始地面进攻？”对观看过在新闻发布会上实际提问场面的任何人来说，都感到在这欢闹之中有一种真实之感。这一次，是报纸记者而不是《比特尔·贝利》连环漫画中某个不称职的哈夫特拉克将军成了讽刺的印象。

　　在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对军方发言人都进行了试听。在这24小时电视报道的世界上，我们已不能随便安排个人面对摄像机的镜头，不管他消息多么灵通。我们看中了联合参谋部作战主任汤姆·凯利中将，让他担任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官，因为凯利不仅知识渊博，而且看起来像情景喜剧《欢呼》中的诺姆，是人们可以与之交心和信得过的好人。凯利的新闻发布工作的伙伴迈克·麦康纳尔海军少将是位绝妙的陪衬角色，他总是使凯利身边的贤人具有学究式的权威性。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与我相距8000英里之遥，俩人观看了海军陆战队准将理查德·B·尼尔在利雅得首次向记者通报情况。他是我们试听过的第三个人。记者们对尼尔有点不大客气，但是尼尔表现出了无所畏惧的诚实。在尼尔首次露面后，我给诺姆去电话说：“我想你给自己物色了一位明星。”理所当然，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战斗。但在这种新的媒体环境下，我们得向昔日的克劳塞维茨学点东西：如何使人民理解和支持我们所做的事情。战后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我们没有徒劳。这些调查表明，参加民意测验的美国人中，百分之八十认为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达到良好或优秀。

　　施瓦茨科普夫早在凯旋归国前，就想同我讨论他的前途问题。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令人向往和受人尊敬的职务已经给了杰克·高尔文将军。我说：“你也许能在某个时候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但我还未到让位的时候。当然，沃诺快退休了。这将腾出陆军参谋长的位置。”诺姆回答说他也许感兴趣。我说：“当然，不过我得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现在是你激流勇退的最好时间。你在国外时间不短了。你猜不到在你回国时将会遇到什么情况。你现在是全国上下崇拜的偶像。人们都在为你发疯，对你钦佩得五体投地。”我知道，五角大楼中现在没有一个职位大得足以容得下像他这种名声和地位显赫的人。我说：“你在军队中已干了35年。现在外边有各式各样的单位都想请你去，是离开军队的时候了。”

　　过了没多久，施瓦茨科普夫同其他朋友交谈以后，回电话给我说：“我打算退休，我了解你们这帮家伙今后几年准备干些什么。你们将裁减军队，把军队弄得七零八落。我可没有干这种事的胃口。而且我不想同该死的政客们打交道，也受不了你们面对的那些污七八糟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们希望把军队改革好，而不是把它搞乱。不过，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退休。施瓦茨科普夫容不得愚蠢之举，在战场上独断专行的环境下，碰到这种情况时，他可以把它顶回去。但是到了华盛顿的地界上，不能容忍的事也得容忍。

　　有一阵子，战火好像又要再起似的。3月，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揭竿而起，要求巴格达给予更多的承认。萨达姆作出反应，派兵镇压起义。在北方，库尔德人试图摆脱伊拉克的统治。两次反叛都未成功。坦率地说，即使它们获得成功，这也不是我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布什总统慷慨陈词敦促伊拉克人推翻萨达姆，可能对叛乱分子起了鼓动作用。但是，我国的实际意图是使伊拉克保留足够的实力，继续对伊朗构成威胁，因为后者仍对美国抱着势不两立的敌视态度。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无视反叛的库尔德人日益恶化的困境。萨达姆杀了个回马枪，将50多万库尔德人逐出家园，驱赶到土耳其南部寸草不长的山区。由于缺乏食物、住所和医疗条件，他们在这里开始死去，死亡的人数每天达600人之多。布什总统指示我们开展名为“给予安慰”的救济行动，由当时已晋升中将的约翰·M·沙利卡什维利领导。然而在这种荒无人烟的山区环境中，库尔德人无法长期存活下去。他们的最大希望是返回家园。把他们送回去并保护他们不受萨达姆的报复是一项艰巨任务。

　　杰克·高尔文作为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从比利时的蒙斯发号施令，他对在该地区的美军实施遥控。有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华盛顿，杰克在比利时，俩人各在面前摊开一张地图，在上面画出一个“安全区”，即围着伊拉克库尔德人城市的一个地区，不准萨达姆的部队进入。我感到自己像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名英国外交官，在一家绅士俱乐部的桌布上勾画出像约旦和伊拉克那样的国家。我称担任泛欧角色的杰克·高尔文为“查理曼大帝”，并且告诉他，他现在成了名副其实的王国缔造者。在划出安全区以后，我们命令伊拉克军队撤出该地区。他们拒不从命。我们炫耀武力，他们就撤走了。在7个星期之内，“给予安慰”行动将近50万库尔德人送回了家园。我看着沙利卡什维利高度熟练地处理这种政治和军事混乱局面，再次断定：他是一名堪当大任的军人。

　　部队回国时，全国一片欢腾。我参加了芝加哥和华盛顿的祝捷游行。在纽约百老汇大街游行时，人们向我们抛投纸带以示欢迎。阿尔玛和我乘坐一辆白色的1959年“别克”牌敞篷汽车。在我们前面的是切尼和他的妻子林恩，在我们后面的是施瓦茨科普夫和他的妻子布伦达。我们的保安人员要求男人穿着装甲防弹背心。我说：“我不穿，我看上去已足够丰满的了。”诺姆同意，而切尼也依从我们的军事判断力。处于活动的中心，心情十分激动，这种场面我只在历史书里和欢迎林德伯格、艾森豪威尔或麦克阿瑟凯旋的新闻片中见过。诺姆是新泽西州人，我是纽约人，五彩缤纷的纸带和纸屑像雪片似地撒到我们的汽车上，气球随风飘荡，成千上万的人向我们热情地欢呼。我们是两个功成名就的家乡人。在祝捷队伍中游行的海陆空军将领还有：约翰·约索克、沃尔特·布默、查克·霍纳、斯坦·阿瑟。我们大家只是真正英雄们的代表。真正的英雄是第十八空降军、第七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是飞行员、水兵和海岸警卫队队员，他们让美国人民重新感到自豪。游行队伍中还有我们盟国的代表，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老战士，他们终于得到了早该得到的承认。

　　各军种参谋长坐在看台上，他们的贡献大都未受到歌颂，但是他们极其出色地准备好了他们的部队，并且向切尼和布什总统献计献策。全国人民感谢卡尔·沃诺上将、弗兰克·凯尔索海军上将、托尼·麦克皮克上将和阿尔·格雷上将，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和海岸警卫队司令比尔·基姆海军上将。“沙漠风暴”行动是协同配合的杰作，它涉及我国在世界各地的司令部，以及在华盛顿的鲜为人知的国防机构，它们提供了后勤支援、情报、通信、地图及所有其他许多不上光荣榜的胜利因素。

　　我们全体军人得到了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的文职领导人的坚定支持。对表扬最受之无愧的当数布什总统。他实现了他的诺言：“不能按兵不动。”而且他领导一个世界联盟取得了胜利。

　　庆祝活动的规格无疑超过了成就。我们不是打赢了另一次世界大战。然而，在朝鲜的僵局和东南亚的长期苦难后，国家渴望胜利。我们为了一项崇高的事业以很小的伤亡为美国赢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国人民再次爱上了他们的武装部队。我曾想过，如果我们这次得到了太多的颂扬，那么多出来的那部分可算是弥补前几次战争中我军部队打完仗归国时受到的冷遇。

　　这年春季，我应邀在扬基体育场为扬基队和芝加哥白短袜队的季度首场比赛投第一个球。作为一个大学运动员，我的冲击力不强，但我发誓我的投球却很棒。后来，我沿着东河大道下行，凝视着河对岸巨大的百事可乐广告牌。我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代，在百事可乐公司的装瓶厂拖地板。翌日，我在沃尔多夫—阿斯特里亚饭店向建设更美好纽约联合会的早餐会发表讲话。我说：“在我年轻时，我是国际工人兄弟会第812分会会员。这里有812地方分会的人吗？”我猜想他们未料到这一点，饭桌旁的工人兄弟会会员发出一阵欢呼。

　　此行最令人感动的部分是我回到香蕉凯利大街。在这社区开始变为盗贼猖獗的贫民区时，我父母离开了这里。现在它正在复苏。我们在凯利大街952号的老房子后来无人居住并被火烧坏了，最后被推倒了，在原房址上现在建起了新的花园公寓。我看到孩子们在凯利大街公园里踢球和跳绳，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垃圾场。

　　后来，我走过两个街口，跨上莫里斯中学磨平了的石阶。木地板仍然嘎嘎作响，开启和关闭高高窗户的杆子仍挂在我记得的老地方。我即将在那里发表讲话的体育馆散发着熟悉的汗味和消毒剂的气味。我看到体育馆内坐满了人，大都是西班牙裔美国人和黑人。我回想起来37年前这里的情景，就对他们说：“我记得这个地方，我记得达不到预定目标的那种感受。但是你们现在能够达到了。在我上大学时，机会很有限。但现在机会有的是。你们能够干任何想干的事，但是光想干还不够，光梦想还不够。你们必须全力以赴地为之学习，为之工作和为之奋斗。”我指出，百分之九十七的全国现役军人现在都是高中毕业生，他们的毕业文凭证明一件事：他们具有坚持到底的动力和纪律。我向他们呼吁：“不要半途而废。选择一个行为榜样，而且要不带框框地选择一个黑人或者白人，一名将军或者教师，或者是将你送到这个世上的双亲。”我不知道那天我是否打动了某个年轻人。但是我决心在离开莫里斯中学时给这些小伙子留下一个忠告：不要走可能受害的捷径。要敢于选择工作和献身的更为艰难的道路，要敢于选一条通向某个目的地的道路。

　　我敦促年轻人可以选择任何种族的人作他们的行为榜样，因为我担心，黑人自豪的令人钦佩的楷模会被夸大到造成孤立的极端地步。我举双手赞成向非洲裔美国人灌输自豪感和传统意识，特别是在年轻人中。我将当“野牛勇士”作为我的事业，以便黑人能够回忆在他们历史的另一篇章中自豪的过去。我希望年轻的黑人学习黑人作家、诗人、音乐家、科学家和艺术家，以及学习非洲的文化和历史。与此同时，我们也得承认，美国的黑人孩子不去非洲某个地方闯荡江湖，他们将不得不在美国的天地里成就一番事业。在继承黑人遗产的同时，他们还应当了解我国民主的希腊渊源，我国司法制度的英国渊源以及所有种族和肤色的美国人对美国民族这幅丰富多彩的图画的贡献。我对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忠告是，学会在你现在所在的地方生活，而不是在你300年前可能出生的地方生活。文化差距太大，流逝的时间过长，因此非洲已不能向非洲裔美国人的心灵提供惟一的养分。推论同样正确，年轻的白人将不会生活在全是白人的世界上。必须教会他们理解少数民族争取与生俱来的权利的斗争。

　　在白人占多数的大学校园中，在我们的内地城市中，在社会相互影响的几乎每一个领域，我们看到正在出现不健康的重新隔离的现象，有时候是自己实施的，有时候是经济条件造成的。在幻想破灭的黑人自行离去时，他们撤回对美国的承诺。他们然后也允许白人离去，并且说：“如果这是他们希望的情况，就这样算了。”即使具有正当的理由，出于好意重新划分选区以增加黑人在国会中议员人数的做法也会使非白人议员摆脱掉照顾黑人选民问题的责任。黑人议程已交给国会的提倡黑人民权小组。非洲裔美国人担心，存在着再次坐到公共汽车后座上的危险，他们的担心是不无根据的。我国是一个机会和严重社会弊病并存的国家；而且我们大家都相处在其中。种族的重新隔离只能导致社会解体。重温马丁·路德·金的旧梦要好得多：建立一个白人和黑人在兄弟之桌的旁边并肩而坐的国家。

　　我生活和崛起在一个白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和白人占主导地位的专业中，但所依靠的不是否认我的种族，不是把它视为阻止我的锁链或需要逾越的障碍。别人可能利用我的种族反对我，但我决不用它来跟自己过不去。我的黑色是自豪、力量和鼓舞的源泉，就如我是一个美国人一样。我开始立业时就相信这样一个美国，在这里，只要机会均等，任何人都能通过苦干和信仰获得成功。我仍然相信这个美国。

　　5月2日早上，我去厨房喝咖啡，顺便浏览了一下桌上的《华盛顿邮报》。

　　我居然上了头版。鲍勃·伍德沃德的书《统帅们》几天后将出版发行，《邮报》登载了一则关于该书的报道。这篇文章是本书日后一连串宣传造势活动的头一炮。5月5日，《邮报》的《书籍世界》将《统帅们》作为其主要的书评对象。5月13日，《邮报》所拥有的《新闻周刊》杂志刊出来的封面报道有我的照片，通栏大字标题是《违心的战争鼓吹者：通往战争道路上的疑虑和分歧》。《邮报》可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我一下子成了伍德沃德所谈五角大楼和白宫生活轶事中的主角。我对他描写我的总体情况没有异议。但是传播媒体排炮式攻击的重点在该书的几页上，这几页暗示我在海湾战争问题上私下里反对总统，这是一种宣传策略，旨在通过引发争议而使伍德沃德的书成为畅销书。违心的战争鼓吹者这一主题使得本来反对战争的国会议员和其他反对派可以说：

　　“看，鲍威尔真的在我们这边。”

　　在我受到传播媒体和华盛顿小道消息的攻击时，除了几个挚友的电话外，我的电话机出奇地寂静无声。我的上司迪克·切尼对我一声不吭。我忽而寻思，看到我受人教训，切尼也许很高兴。我本性善良的一面在说：迪克就是这样一种人。你自作自受，自己想法脱身吧。

　　在这一报道刊出的当天上午，白宫接线员在电话中说，总统要和我通话，我心神不定地等着。总统来电话说：“科林，别理这种无稽之谈。不用烦恼，犯不着跟他们生气。”

　　“谢谢，总统先生。”我说。

　　“巴巴拉向你问好。再见。”电话挂断了。

　　那天下午，不管是在讨论关于农业政策问题的会议上还是其他场合，都有记者追着总统询问关于我的问题的更多情况，问的都是伍德沃德的书中写的。总统说：“谁也别想在鲍威尔和我之间制造矛盾，我不管他们出了什么书，提到多少匿名的消息来源，我也不在乎他们没有耳闻目睹，就道听途说……”

　　我决不会忘记在我最需要朋友之时，美国总统的这一片赤诚之心。

　　5月22日，切尼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说：“你将被继续任命为主席。”我有点莫名其妙，因为我的任期要到9月30日才到，还差4个多月呢。我对迪克表示了感谢。他说：“这是总统的主意，他想早点重新委任你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他用不着背我的包袱，”我说，“他还有许多时间，可以好好考虑这件事。”

　　切尼说：“你不了解，关于你在政府中的地位目前有不少猜测，总统想借此消除这样的议论。”

　　“他想什么时候宣布？”我问。

　　“明天。”

　　第二天，我来到玫瑰园，乔治·布什指着我对记者和前来的官员们说：“我现在采取这一步骤是为了表明我对他能力的巨大信任和我对他的极大尊重。”

　　总统说完后，我接着发表了简短讲话。美国广播公司的布赖特·休姆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将军，最近关于海湾战争的报道提到你至少对使用武力的选择方案……存有一些严重的忧虑，请你就此谈谈看法好吗？”

　　我刚要开始回答，总统机敏地把我推到一边说：“我只想郑重其事地指出，他说了他的想法；他是公开说出来的。”他回忆起那一天，当时我提出了要萨达姆接受戈尔巴乔夫和平建议的截止日期，于是说：“我认为，当时所有的选择方案都想尽了……在沙漠中划一条底线的功劳应当归于科林·鲍威尔，而不是别人。”总统指向白宫的第二层说：“就在那间办公室内。”这方面的提问就此终止，关于《统帅们》一书的争论也暂时沉寂了下来。乔治·布什在我需要扶一把时把我扶了起来，掸掉我身上的灰尘，并护着我。他就是这样一种人。

　　对我来说，战争在2月28日并未结束，我们仍面临着撤回国的一系列的后勤问题，要把数十万军队和大批的装备运回国内，这与运来时一样不容易，我们还得落实“给予安慰”行动，而且还要等争议平息下来。6月初，阿尔玛和我最终设法躲到马里兰州的东海岸，在我们的密友格兰特·格林和金格单·格林夫妇的家中度几天假。我发现格林在小溪旁的两棵树之间架起了一张吊床。我爬上吊床，感到彻骨的疲劳在近一年中终于第一次开始迸发出来。我睡得像死人一般。

　　战争终于结束了。

　　7月22日，我飞往苏联，与我的苏联对手米哈伊尔·莫伊谢耶夫举行另一轮建立信任会晤。阿尔玛与我同行。当我们与莫伊谢耶夫和他的妻子加拉重聚时，好像是一个好家庭重新团聚一样。歇脚不久，我就被拉去观看红军表演性的演习。伞兵的跳伞动作设计得活像跳空中芭蕾；他们让我参观食堂，向导力图让我相信，苏军的军需主官就是埃斯科菲耶①；他们还让我参观战斗机、T—80式坦克和AK—47式步枪，直到我累得快要叫起来。苏联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送我一件礼物——手枪。如果我把苏联人这几年送我的苏制武器都佩带在身上，绝对像全国步枪射击运动协会宣传画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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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埃斯科菲耶（1846—1935），法国烹饪大师，有“厨师之王和王者之厨”之称。——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