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当失去头号敌人时

　　在总统前往马耳他之前，切尼和我向他提议，他要让戈尔巴乔夫知道我们正在计议的变革。作为回报，他应迫使戈尔巴乔夫迅速将苏军撤回苏联国内，使他们不构成进攻性威胁。他还应迫使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军费开支作较大幅度的削减，并停止苏联对第三世界叛乱的支持。

　　没过多久，发生的事件证实了我对麻烦地点的预测。1989年11月底，也就是吉罗尔迪政变失败以后、“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又不得不对反菲律宾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政变做出反应。我读过前副总统丹·奎尔在其《站稳脚根》一书中对这次叛乱的描述。他写道：“我是一个提出问题、寻求方案和力求达成一致意见的人。我还记得拉里·伊格尔伯格（代理国务卿）后来说过，如果我不去那里，我们就可能制止不了菲律宾的政变。这是我们两国关系中的重要时刻，对于我个人来说也是重要的时刻。”可是，我们中有些人记得的事件经过与此稍有出入。

　　11月29日，切尼和我刚从布鲁塞尔开会回来。切尼已精疲力尽并患了感冒，在家休息。我次日下班回家，庆幸能在晚饭后不久就上床睡觉了。一小时后，电话铃响了，汤姆·凯利通知我，菲律宾发生了以埃德加多·阿贝尼那将军为首的政变。我立即去五角大楼内的全国军事指挥中心，刚过11点就到了那里。我进入一间专门用作处理该情况的房间。那是一间空间不大、天花板低的房间。灰色的地毯压低了我的脚步声。房间里的气温低，这样做有利于超灵敏度电子装备的性能发挥。我们正在使用一种新的远距离通信会议系统，可使各个不同机构的人员无需离开他们的建筑物就能开会。用该系统处理实际的危机，这还是头一次。我坐在桌前面对着5台电视监视器。在第一台屏幕上，我可看到白宫的情况室，副总统奎尔坐在桌子的中心位置上。奎尔出面是因为布什总统正飞赴马耳他与戈尔巴乔夫会晤。在国务院的拉里·伊格尔伯格的面孔占据了第二台监视器的屏幕。第三台屏幕上是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韦伯斯特。第四台屏幕上是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哈里·罗恩，当时他在五角大楼楼上。在第五台屏幕上，看到我自己。在我身旁坐着的是副主席鲍勃·赫雷斯上将，他曾经也是主席候选人之一。赫雷斯不久将退休，但他在退休前的日子里对我倾力相助。在我接替他以后，他就回家略事休息，以便保证第二天早晨我们两人中有一人精力充沛。还有，纯属碰巧，我们驻太平洋部队总司令亨廷顿·“亨特”·哈迪斯蒂海军上将也到场了，他是从檀香山来五角大楼参加预算会议的。

　　我被告知，科拉松·阿基诺总统称，马尼拉的总统府正遭叛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她请求美国进行军事干预以制止这种攻击。伊格尔伯格极力主张答应阿基诺的请求。“我们支持过这一民主政府，”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反应。”零星的报告源源而来，到处有枪战，而且可能需要把阿基诺救出总统府。但是，我们收到的情况，与其说是确凿的情报不如说是混乱的消息。

　　我们驻马尼拉大使尼古拉斯·普拉特再次确认，菲律宾官方请求我们轰炸叛军控制的一个飞机场。停在这个机场上的二战期间的破旧不堪的老式T—28型螺旋桨教练机，就是将要攻击首都的飞机。国务院再一次急切地要求做出反应。我打电话给切尼并告诉他最新的情况。他今晚要在他病床上亲自处理这件事，因为他可通过保密电话与总统座机联系。我还猜想，切尼宁愿呆在家里而不想在监视器屏幕上与奎尔打交道。在我看来，切尼在做出军事决策时是希望直接与总统商量的。

　　副总统说，他立即需要同总统联系，向他提出一项建议。新闻界曾抨击我对10月份巴拿马的吉罗尔迪政变犹豫不决。如果想消除任何犹豫不决的印象，现在就应当豁出去干。但是，我不想一窝蜂地冲动行事。我开始不断地提出问题。我们可以轰炸那个机场，但我们知道我们轰炸谁吗？我们袭击谁，是叛乱分子还是忠于科拉松·阿基诺的人？国务院可能想象出的是进行一次干净利落的外科手术式的攻击。相反，我想到的是，担惊受怕的年轻的飞行员第一次驾驶没有精确制导自动装置的飞机执行战斗任务。我的担忧是，一旦我们开始攻击机场上的飞机，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杀死人。我提醒参加电视会议的其他人：“我敢向你们保证，菲律宾人在他们的葬礼会上会严厉谴责我们，不论我们伤害了哪一方。”在某些阶层，我们仍被看成是前殖民主子而遭到怨恨。

　　在我们采取行动以前，我们需要更多的现场情报。我要与菲律宾国防部长菲德尔·拉莫斯通话以便获得确凿的情况。碰巧，那天晚上我们驻马尼拉大使馆的美国武官也在五角大楼，他在楼上与哈里·罗恩在一起。这位军官有一本小的黑色笔记本，上面记载着所有菲律宾国防部高级官员的电话号码。我要他把这笔记本送给楼下的指挥中心，由我交给一名海军值班军官并告诉他：“不断拨号，直到你给我接通一个菲律宾军队最高层的军官为止。”

　　你可能会想到，我们在国防通信方面已经花了好几十亿美元，建立了直通线路、保密线路、紧急加密线路、卫星通信等，实现我这一要求一定易如反掌。相反，这名海军军官向我报告说：“将军，我用这设备找不到他们这些人。我需要一台普通的老式电话机。”在这个超尖端的中心我们没有一条普通的电话线路。一个军士突然冒出来说：“先生，我能给您搞到一条线路。”赶快搞，我说。他着手撬开地板接上了一条线。我们这位聪明的军士很快就提供了一台打得通的商用电话机。

　　与此同时，我向奎尔和其他人说明哈迪斯蒂和我共同制定的一项计划：派我们驻在克拉克空军基地的F—4“鬼怪式”喷气机低飞掠过任何胆敢开进叛军控制的机场跑道的T—28型教练机。总之，要吓住它们。如果有哪一架T—28飞机试图起飞，就迎面朝它开火。如果已起飞升空，那就击落它。为了表达所要的咄咄逼人的威胁感，我在命令中用了一个词：我们的飞机要显示“极端敌视的意向”。我打电话给切尼，他表示同意。他同“空军一号”座机联系，并在10分钟内回电话告诉我说，我们的计划已获得总统批准。简言之，我们有一条清楚明确的授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指挥线：武装部队总司令至国防部长，再通过我到适当的军事部队。“干吧！”切尼说。

　　当以上一切就绪时，丹·奎尔也打电话给总统座机，我正要哈迪斯蒂下令F—4“鬼怪式”战斗机升空之际，约翰·苏努努的副手安德鲁·卡德出现在屏幕上并说：“停一停，副总统正从‘空军一号’座机得到新的指示。”而我早已从“空军一号”得到了指示！我不安地等待着，然后打回电话给切尼，告诉他发生电话交错的情况。这是一种紊乱的危机管理方式。在我的屏幕上，我看到奎尔回到了情况室，面带一副毫不在意的神态。他所说的话就是“我已经和总统谈了。”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可以开始行动？”我问。

　　他回答说：“咦，我想你已经下令行动了。”

　　我转向哈迪斯蒂海军上将，向他下达了开始行动的命令。在令人不快的好几分钟里，我处于听两个主子的难堪处境，同时有两个主子就难免引起混乱。F—4“鬼怪式”战斗机起飞了。它们反复低飞掠过机场，没有一个菲律宾飞行员驾机起飞来面对下一步将发生的情况。

　　最后，在拨了近40分钟的电话号码后，这位海军值班军官设法接通了菲律宾国防部长菲德尔·拉莫斯和他的参谋长雷纳托·德维拉将军。他们告诉我，局势不稳，但在控制之中。轰炸？是谁要求我们去轰炸的？他们告诉我们不要轰炸。几小时之内，政变失败，我们没有进一步卷入，F—4“鬼怪式”战斗机没有向任何人或任何东西开火射击。我们得知在机场上确实有忠于总统阿基诺的部队。几天以后，政变领导人阿贝尼那将军说：“我们快要接管政府了。那时美国军用飞机出现了。我们一点也不敢指望能战胜强大的美国空军力量。”

　　政变结束的那个晚上，我离开五角大楼时感觉良好。我在形成我的军事主张时运用了克劳塞维茨的教导或温伯格的第三条格言，以及我自己的守则：在你有一个明确目标以前，切勿采取行动。我们根据情况使用了有限的、适当而极有分寸的力量，结果证明是成功的。

　　几天以后，迪克·切尼身体康复，重返岗位。在一次早晨的碰头会后，他要我留下。“干得相当好，”他指的是菲律宾事件，“但别担心，你永远不会再有那种处境了。从现在起，不论什么时候，通信渠道都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好了。”我知道他的言外之意。显然关于危机期间如何下达总统的指示问题白宫已做过讨论了。

　　我读了丹·奎尔的书，我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在媒体对他接任的前几个月的表现严厉指责之后，他要使人看起来有点总统的身份和气派。他对菲律宾局势的处理表现出色。而当局势平息时，他的助手们就编造了夸大奎尔作用的故事。《洛杉矶时报》报道说，“……这是一个崭露头角的机会，（奎尔）欣喜若狂地抓住它不放。”

　　由于解决了菲律宾的危机和结束了在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研究武装部队的发展计划了。

　　1990年2月，切尼部长必须要呈报1991—1992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而我想利用这段时间赢得他对我改革军队计划的支持。到那时为止，我向他和总统陈述的看法都是凭着我多年以前在比尔·德普伊领导下作论证的经验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就试图设计出一支数量尽可能少，但却能承担我们的世界责任的军队。这一回，我干脆用了一个“基本兵力”术语，以说明是各军种的最低限度的兵力水平。当时的问题是，我们要万无一失地确定的那个基数究竟比当前水平低多少。我正在考虑这些会震撼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数字——裁减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二十，甚至百分之二十五。

　　在度过了主席职务上的令人兴奋的3个月以后，我终于回到了舒坦的日常工作状态。我希望在主席的办公室里有一种亲切的气氛。我比较喜欢与同事轻松地共事，而要做到这一点，你要完全信任部下，同时要使他们不至于把随和的工作关系误解为不讲组织纪律。我喜欢参谋人员工作认真，而又不自视太高，喜欢会拼命工作也会痛快地玩的人。我很早以前就认为组织编制图表和花哨的头衔无关紧要。我告诉我的参谋人员，他们进出我的办公室无需行繁琐的礼节。我成功地造成了这种氛围，在我的周围是一批能干的、和睦相处的人才，他们甚至在我极度慌乱时也不会沉不住气。他们还认为我不是那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长官，因为我高兴地留下了我的前任克劳海军上将的处理媒体关系的杰出人才F·威廉·斯马伦上校。

　　再看看联合参谋部的部门主官，他们都是经管着庞大的参谋班子，直接为主席而不是联合参谋部工作的海陆空军的二星或三星将军。主席的更强有力的地位使联合参谋部的工作具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确定了在联合方面的业绩是晋升军衔的一条标准。因此，我招贤纳士，录用第一流人才毫无困难。联合参谋部成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参谋班子。

　　一个主官坦率地将自己的脾性和工作习惯告诉部下，以便他们能够理解和适应是很重要的。我事先向参谋人员打过招呼，当我专心致志工作时，对打扰和提问我可能表现出急躁。在使人极度紧张的情势下，我往往会突然进入十分专注的状态，我会十分认真、十分投入，对身边的一切事情无动于衷。在这期间，我进入办公室时可能不打任何招呼。如果我的主任参谋向我呈报不是紧迫重要的问题，我可能会大声嚷嚷，要他走开。我告诉参谋人员对我这些情绪变化不要太当真。忍一下，我很快会恢复平静的。

　　我的职务越高，时间就越宝贵。时间是无法节俭地延长使用的日用品。我制定了一些简单的规定：未经我同意，参谋人员不得替我承诺出席任何会议、发表演讲、参加社交活动、外出或参加庆祝仪式。即使5分钟也不行。凡我预定开的会，必须准时开会。要别人等的人是不替别人着想的人。每当我耐着性子等待姗姗来迟者，就好似我在交通阻塞时面对着出租车上不断走动的计程表。我还规定，我的办公室要迅速回答打来的电话。

　　我把有关签名的凯斯特法律制度化。J·凯斯特教导我，我每次把我的名字签在什么东西上，我就制造了一个法律文件。因此，除最无关紧要的文件外，谁都不能替我在任何东西上签名。我知道很多头头是允许他们的秘书在重要的信件上替他们签名的，这一做法我是决不允许的。凯斯特还教导我，注明日期的签名是具有更大的法律效用的。因此，我不允许签名时提前或推后日期。我只在确切日期的文件上签名。

　　我规定我的参谋人员不得准备任何敷衍塞责的“臭虫”信件要我来签字。这一用词原出于一则有关纽约中央火车站的典故。一名乘客在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里被一只臭虫咬了，他写信给铁路公司董事长表示强烈不满。铁路公司董事长回了一封道歉信，说明该公司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请这位乘客放心，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这位乘客读着来信，心里很高兴，不料这时又从信封里掉出一张由董事长草草写给他秘书的小字条，上面写道：“发一封臭虫信给那个混蛋。”

　　我的参谋人员可能会接到某个公民表示抱怨的来信，并为我草拟一封格式化的回信说：“感谢您的关心，但这些事情毕竟发生了。”或者说：“对不起，来信投错了单位。”然而我会在这类回信的前头批上：“找出问题，看看我们能不能解决。

　　如果解决不了，告诉来信人谁能解决。但不得敷衍塞责搞‘臭虫’信。”

　　作为主席，我恪守我的老座右铭：要检查细节。很久以前我在空降导航员学校时曾发现一名军士因开伞钩未挂上差点送了命，这件事进一步加强了我的信念。检查细节可以达到两个目的。其一，司令官可以了解战备的真实状况而不是表面现象。其二，将军对细节的重视可使基层官兵知道，他们在指挥系列中的位置与其他环节一样重要。

　　我管理庞大的联合参谋部靠的是多年来从布朗、温伯格、卡卢奇和其他人身上学来的方法。每天上午，我准时在8点31分进入联合参谋部会议室参加8点半的碰头会。我的主要参谋官大多数是二星或三星陆海空军将军，总共约20人。他们都知道迟1分钟不会被认为是迟到。我取消了主席以往采用的正式汇报形式（那种形式要求制图参谋连夜绘制出汇报用的所有图表）。开会时，我围着桌子转一圈，让三军将领们谈谈他们各自领域内的情况。如果老老实实地回答“一切正常”，不会有不利之处，因为这正是我所想听到的答复。会议开5至30分钟。我利用这种会议来了解信息和安排一天的工作，而不是解决问题。会议还有另一个更重要的目的，那就是我要参谋部各部门主官监督我。看我是不是在发火？看我是不是又在吹嘘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老故事？看我是在发牢骚还是在骂人？我总是试图保持精神振作，特别是出了事和我们面临麻烦的时候。头头的情绪会感染整个组织。最糟的情况是谁都不知道领导人的情绪怎样。我的参谋人员一上班就可知道我的情绪如何。同样地，我也可以从中了解他们。因为你每天与他们碰面，你瞥一眼就能知其三分，你知道谁碰到了麻烦，谁需要帮助或鼓劲，谁在准备着挨批。这种早晨碰头会的作用是建立协作精神。这项严肃的工作是在我办公室里小圆桌旁的小群体内展开的。

　　在行政机关里，小事情会产生巨大的象征性意义。一天，精力充沛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指出，有一份用参谋长联席会议信笺纸署着我签名的文件送给了国防部长。“如果您要以参谋长们的名义送出材料，”格雷说，“我们大家都得同意才行，可是在文件送上去以前，从未送给我看。”格雷说得对。

　　按照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我是主要军事顾问。在我提出任何建议之前，我无需征得参谋长们的同意，我甚至无需与他们磋商，尽管这样做是愚蠢的。我需要有能表示主席独立地位的象征物，于是便购置了一摞台头通栏印着“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字样的公文纸。我抛掉了旧的公文纸，同时也抛掉了40年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办事传统。我不再是参谋长们的综合性意见的传声筒，我自己本人要向国防部长和总统进言。信笺头上的一词变动使主席的独立性变得清楚和合法了。

　　我还采用了一些其他的新办法来干日常工作。我越来越多地单独与参谋长们开会，不让他们带任何参谋官或记笔记的人到场。这对史学家来说是不太好，但对鼓励直言不讳来说却是大有好处。我还喜欢在我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带有旧的法人团体遗迹的“坦克”里与参谋长们开会。我停止下发参谋长联席会议开会的固定日程表。参谋长们并不在意，但他们的参谋人员颇为不悦。没有议事日程表，他们就不知道在会前要为他们的长官准备什么样的文件。这样一来，参谋长们到我办公室来时，就不会带上一大堆他们认为必须捍卫本军种立场的材料。他们确实有了说心里话的更大自由。既然我们不再谋求一致赞同的看法，他们也无需从本军种的利益出发去维护自己的立场。无疑，有些人对我的做法持有异议，但我认为，作为一个更加正式的机构，这一新作风使参谋长们具有比他们以往所享有的更大影响力。如果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就准备把这些观点呈报给切尼，并像对我自己的观点那样极力加以维护。这样做，他们的意见就会得到认真考虑，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几乎自动消失在冗长的、没棱没角的意见一致的报告之中。

　　正当我们在国内酝酿改革我们的军队时，我有机会亲身体验一下我们的老对手是怎样改革他们的军队的。我们驻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大使杰克·马雷斯卡参与了旨在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欧安会研讨会的组织工作。这次研讨会是空前的。北约国家、华沙条约国家和不结盟的欧洲国家的军队参谋长们将于1990年1月在维也纳哈布斯堡王宫开会。1814年，在这个王宫里曾举行过重画拿破仑失败后的欧洲地图的维也纳会议。马雷斯卡请我出席这个研讨会，我同意了。

　　1月16日，我步入富丽堂皇的会议厅并在一个巨大的U形桌前就座。我看到坐在对面的一个人，即使他不穿苏联的将官制服我也认出他是一个军人。他就是接替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的苏联总参谋长禾哈依尔·莫伊谢耶夫。变化真大啊！阿赫罗梅耶夫，70多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矮个儿，年老而可敬；而莫伊谢耶夫，51岁、大个子、精力充沛、仪表堂堂、姿态威武。

　　在我的发言中，我要建立的论点是，自从历史把美国推向超级大国地位以来有一点一直被人们忽略了。尽管我们拥有巨大的力量，但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下，军事领导人的日子仍是不容易的。我指出，“我按规定要宣誓支持和维护合众国宪法。”我还解释说，这个文献“视军队，特别是我的军种——陆军是一个必要的但又不合意的组织，在危机时期有用处，而在所有其他时间里都要受到小心的监视。”

　　我进一步指出，从我国诞生以来，美国人民就反对建立常备军的思想。宪法的一个撰写者曾提出建立2000名军队的限额。我援引了乔治·华盛顿的回答：“一个绝妙的想法，只要我们能说服我们各方面的敌人加起来也保持相同的数量。”我指出，身为四星上将的主席，我不是美国的最高军事领导人。这个人是总司令，是总统。我提醒在场的盟国、敌国和潜在敌国的听众，美国武装力量的基本使命是：“美国人民坚持认为，一旦我们不得不组建军队，其态势必须是防御性的，确定兵力大小的理由必须经过严格的审议。就在此刻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在国内我们的国会正在想出各种办法来削减我们的军队。在民主国家就是这样，我也赞成这样。”

　　我试图在会上定出妥协和非敌对的调子。因此急切地想知道当轮到莫伊谢耶夫发言时，这位苏联武装部队的新头头态度如何。令我大失所望的是，他的发言与美国的机械式的冷战战士一个腔调，讲的都是些空洞的、过时的和充满对抗性的陈词滥调，与整整齐齐地印在他助手散发的加封皮的小册子里的话一模一样。莫伊谢耶夫讲完后解答问题时，发言像是一台录音机喋喋不休地放出录好音的克里姆林宫磁带上的话。我很担心，因为我贸然声称这个世界变化巨大，而莫伊谢耶夫的表演却说明没有什么变化。

　　我低声向马雷斯卡大使说了我的担心，我说，我要更好地了解此人，搞清楚他究竟还有没有不同于苏联沙场老将之处。马雷斯卡那天晚上在他的维也纳寓所里安排了一个小型的私人宴会。我带上行政助理汤姆·怀特和国务院的一流俄语翻译彼得·阿法纳先科前去赴宴。

　　那天晚上，当我们的客人从门里进来时，我以为我们可能认错了人。一切气势汹汹的咆哮都已消失，莫伊谢耶夫显得热情随和。我们入座就餐，他很快显示出至少有一样东西仍在苏联起作用，那就是情报系统。“您是在1958年参军的吗？”他问。

　　“是的。”我回答。

　　“我也是。您是在1962年结婚的吗？”

　　“是的。”我再次回答。

　　“我也是。您有一个儿子，他在军队供职，是吗？”

　　“是的。”我说。

　　“我也有一个儿子在军队里。”这时尊伊谢耶夫对我做着手势，笑着说，“但我在51岁时这一切都做到了，而您几乎在53岁时才做到这一切！”

　　就这样，坚冰被打破了。随着伏特加酒下肚，气氛越来越热烈。莫伊谢耶夫向我们谈起他在西伯利亚的童年生活。他父亲是大西伯利亚铁路局的一名养路工，不论气温多低从未缺过一天勤。他的母亲仍住在西伯利亚的故乡。只有在谈到波罗的海国家问题时——美国仍认为它们是被占领国家——我才隐约地感觉到苏联固有的敌意和此人的强硬。莫伊谢耶夫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失去了7位叔舅辈的亲人，他们都是军人，都为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等地牺牲了生命，而现在他们竟恨起苏联来了！

　　到酒酣夜静之际，他和我成了两个相互交流战斗故事的老兵了。我在舒适愉快的气氛中开始提一些问题。“我们都感到苏联正处于变革之中，”我说，“兜售老一套的党的路线还有什么意义吗？”他也知道苏军将从东欧国家的基地上全部撤走。我问：“为什么你们不快一点撤军呢？”他说：“因为孩子们必须读完学年。”一个做父亲的军人向另一个做父亲的军人做出这么心心相通的回答，我不禁开怀大笑。我不知道那个晚上我提出的意见他是否全接受，但当我们分手时，莫伊谢耶夫紧紧拥抱我说：“我感到你好像是我的终生朋友。”就我来说，我感到我遇见了一个徘徊于老式共产党敌人和新军人伙伴之间的人。

　　雷伯恩大楼2118号是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室，讲台前挂着一块饰板，上面写着：

　　合众国宪法第1条第8款

　　国会有权……

　　招募陆军并供给军需……

　　建立和维持一支海军……

　　制定统辖和管理陆海军的条例。

　　我想，挂在那里的饰板是要人了解在防务方面是谁掌管钱包。2月1日，切尼和我在2118房间里为拟议中的1991—1992年国防部预算进行辩护。以往要确定我们军事上的需要是容易的。只要摆出苏联的威胁，就可以要什么有什么。但是，随着苏联在军事上的收缩，我们面临着一种基本上一面倒的情况，国会议员们异口同声地宣称，威胁已不存在，因此不需要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和平红利”已成为一句时髦的话。既然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的枪炮，我们就可以把钱转用于教育、住房或预防犯罪方面。前天，布什总统发表了他的《国情咨文》，在《国情咨文》中，他提出了第一阶段大量裁减驻欧洲美军的建议，以适应变化中的世界。

　　切尼和我出席众参两院武装部队委员会会议，宣传布什的防务预算是政府适应新的世界气候的明证。然而，当我们离开国会山时，我们知道，除非我们采取一项指导裁军的全面战略，否则五角大楼的政敌会扛着电锯来找我们。因此，切尼尽管还没有完全接受我的“基本兵力”概念，但敦促我继续完善它。

　　在国防部内部和在与国会议员谈话时，我宣传“基本兵力”理论，即我们的兵力规模要从单纯以威胁为依据转向以威胁和作战能力为依据。我说，我们可能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担心苏联的威胁，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某些基本的战斗能力。举例来说，我们可能不会再需要保持一支专门的空运力量，以便把几百万吨物资装备运往欧洲，好对付苏联可能的入侵。但是，我们仍需要有能力把大量物资运往全世界的难以预见的麻烦地点。我们可能不再与富尔达峡谷对面的苏军第八近卫集团军相对峙，但我们仍需要有把力量投送到其他地方的能力。我提出军队要能够执行4项基本任务：其一、能跨越大西洋作战；其二、能跨越太平洋作战；其三、国内有一支应急部队能迅速部署到热点地区，就像我们在巴拿马的行动那样；其四、保持一支削减了的但仍不可少的核部队，以慑服核敌人。

　　我已经使我的某些同事改变了观点。诺姆·施瓦茨科普夫赞同我的主张，战略空运司令部司令杰克·钱恩上将也赞同我。另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是统率北约部队和驻欧美军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杰克·高尔文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表示同意。但是，我对某些军事首脑死死抱住旧观念不放而感到吃惊。海军继续争辩说要有更多的航空母舰。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苏联正在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怎么知道的？因为几年前卫星照片表明，在一个苏联造船厂里放着一块龙骨板。显然，那是一艘航空母舰的龙骨，因此苏联航空母舰仍在生产线上不断制造。我与海军头头争辩说，当苏联正从它的东欧的老帝国势力范围撤出之际，认为它还会加强海军统治海洋，那是毫无道理的。这一争论现在有了答案，俄国人正把航空母舰当做废铁出售。

　　我还重新思考过其他一些言之有理的事情。我记得，在温伯格当国防部长期间，在“坦克”里与我的老导师陆军参谋长约翰·威克姆听取关于电子制导的新式炮兵武器——“铜斑蛇”炮弹的汇报时，威克姆声称，“有这样精确的炮弹，我们就不需要在战场上用肮脏的战术核火力了。”战术核武器就像老式的炮兵实施弹幕射击那样，铺天盖地而来，以便摧毁弹幕下的一切东西。而这种新式灵巧武器很像是精确的步枪火力。

　　在我任主席后不久，我们面临着处置某种核炮弹问题。这种炮弹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安全。因此，陆军部队对这些炮弹进行类似切除输精管的手术，注入气体使之失去功能。后来，核炮弹制造者解决了安全问题，他们要求做恢复功能的手术。我觉得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那时候我们正在拆卸大量中程核导弹，难道我们还要花钱重新装配使用价值有问题的小的战术核炮弹吗？我的主张遇到重重阻力。陆军不想放弃其战场核火力。死硬的五角大楼的文职政策制订人包括迪克·切尼在内也都反对我。然而，我却越来越深信，战术核武器在战场上没有用处。

　　※　　 ※　　 ※

　　2月18日，我站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查尔斯·E·史密斯中心的讲台上，回首20年来的风云变幻，激情在我心间荡漾。上一次我在这所大学的校园里是20年前的1971年春季，那时我结束了工商管理学硕士论文工作。今天，我应乔治·华盛顿大学新校长斯蒂芬·特拉亨伯格的邀请重返母校，接受荣誉学位并在冬季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我在讲话中一开头就指出，这是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第二个学位，但这个学位没有花政府很多钱。我想强调指出的一点是，自从我离开这个校园以后，世界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指出，当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时，纳尔逊·曼德拉还是南非监狱里的犯人。几天前，他终于被释放了。而且在今年年底前，曼德拉将在美国国会的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演讲。当我是研究生时，60万苏联军队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现在，一个戏剧作家、前持不同政见者瓦茨拉夫·哈韦尔当了捷克的总统。当我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攻读工商管理学时，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一直不断地进行旨在直插到大西洋海岸的进攻性演习。现在这个条约组织是一片混乱。我提醒听众：“苏联的制度已风雨飘摇和停滞不前了，现在我们正等待它的分崩离析。”

　　典礼结束以后，在我即要上车的瞬间，我停了下来，想起当年从史密斯中心走向国会山途中，不顾催泪弹灼伤眼睛，举目观看数百名越战老兵把他们的奖章投向国会山的情景。当我是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时，曾发生过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逮捕，1．3万多名反战抗议者被投入华盛顿监狱。那时候，我想起公众对我职业的态度使我心情十分抑郁。我们设法扭转了这种情况。目前面临的挑战是要维护我们已恢复的尊严。我认为，关键是要使今天的军队适应今天的现实。

　　感谢上帝。一次成功机会很小的演出终于成功地举行了。不是阿尔玛和我总怀疑我们女儿琳达的天才，而是因为戏剧界的供求法则甚至对最有天赋的人都不利。在一个3月份的晚上，我们穿着盛装，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利斯纳礼堂，观看琳达在一个巡回演出公司演出的《胜利之举》，这是一幕描述杰基·鲁宾逊在垒球运动中冲破肤色障碍取得成功的话剧。琳达扮演鲁宾逊妻子这一主角。她棒极了！她如愿以偿！

　　大约在这时候，琳达又交了一次好运。她去加利福尼亚一个月参加拍摄一套夏季的替补性系列片。在那儿的时候，她曾被邀请出席在阿诺德·施瓦策尼吉尔和他夫人玛丽亚·施赖弗家里举行的宴会。琳达能真切地感受一下好莱坞的生活使她兴奋不已。但是，她认定好莱坞不大讲求实际，而宁愿回来在东部地区从事她的事业。坦率地说，我松了一口气。

　　迪克·切尼敦促我继续完善“基本兵力”的思路，尽管他还有保留意见。作为我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我同意在5月3日分别会见两名报道五角大楼情况的记者——《纽约时报》的迈克尔·戈登和《华盛顿邮报》的R·杰弗里·史密斯。我向他们两人承认，要说通内部的人很难。我告诉史密斯，“我试图使国防部确信：军事威胁确实不同了。”史密斯一个劲儿地催促我抛出硬新闻，说我到目前为止所讲的话都太软了。我提出的削减幅度有多大？他问。我拒绝讲具体数字，但史密斯一个劲地追问。最后，我迁就了他说：“可能在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5月7日《华盛顿邮报》头版新闻报道说，“我国的最高级军官”预测，改组了的军队可能使“国防预算下降百分之二十五”。我很惊讶我的议论居然引起了轰动。不仅《华盛顿邮报》登载了，后来《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几家大报，甚至伦敦的《经济学家》周刊都发表了我的讲话。

　　狡猾的国务卿吉姆·贝克打来电话向我祝贺，这暗示我可能要遇到麻烦。而我担心的是切尼的反应，他也公开提出要削减五角大楼的预算，但在今后6年内将通货膨胀计算在内每年只削减百分之二。迪克·切尼不是一个喜欢部下同他唱反调的老板。在《华盛顿邮报》报道刊出的那天，我们会面时，他只说了一句：“很不错的文章。”然而，随着这一天慢慢地过去，不同的意见开始纷纷而来。我通过五角大楼的小道消息得知参谋长们都不高兴，因为我提出的削减幅度太具体了。国会山保守的共和党人士质问切尼，当总统自己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要做更大的削减时，他们怎么能维护总统的预算。我们的北约盟国也表示不满。当美国准备这么大幅度地裁军时，他们怎么能向议会要求批准庞大的军费开支呢？

　　次日，部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他皱着眉头，面色不悦地说：“我们得谈谈你向记者说的话。”

　　“是，长官。”

　　“我必须知道你是否支持总统。我需要确切知道你是否与总统一条心。”

　　我惊得目瞪口呆。我审慎地停了一忽儿才回答说，“可能我的话讲得太早了。”然而，我对记者所讲的话确实是军队面临的危机征兆。我很抱歉由于自己讲话不慎给总统添了麻烦，“但决不存在我是不是一条心的问题。”我说。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眼看空气会燃烧起来似的。然而，我们两人都有足够的自控能力，不会使情况失去控制。接着，我们又继续研究“基本兵力”的问题，力争达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削减幅度。

　　从我发起在利文沃思堡建立纪念“野牛勇士”的塑像运动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7年。在我脱手前，我把接力的火炬传给了陆军文职官员、现国民警卫队准将阿朗索·多尔蒂。朗尼竭尽全力，但因支持的人不多和捐款少，计划被搁置下来。后来，有名黑人海军军官卡尔顿·菲尔波特海军中校作为指挥与参谋学院的教官来到利文沃思堡。他对“野牛勇士”计划着了迷。他接过这个奄奄一息的工程项目，并使该项目重新恢复生机。他不满足于竖立一个骑马战士的塑像。他要建立一个有波光粼粼的池塘和塑像的公园。他要建立一个基金会，以便成立“野牛勇士”博物馆和支付黑人军事史教育计划的费用。菲尔波特与我联系并要求我重新参加这一募捐运动。我问他计划要花多少钱？他说：“50万美元。”我一时语塞，但同意尽力而为。

　　富有的《电视指南》出版商沃尔特·安嫩伯格是前驻英大使。在里根执政时期，我在赴加利福尼亚之行中结识了安嫩伯格和他的夫人李。我写信告诉他有关我们在利文沃思堡的梦想。他回电话说，我们所谈的这类纪念公园花50万美元是拿不下来的，大概需要85万美元才可能办得到。虽然这不是我想听的消息，但安嫩伯格答应如果我们能筹到相当的经费，他先捐助25万美元。

　　于是，募款便成了我的业余工作。捐款陆续到来，表兄布鲁斯·勒维林捐了2．5万美元；著名的纽约慈善家、军队的朋友扎卡里·费蒂尔捐了5万美元。几个月后，安嫩伯格再次打来电话。他说，他讨厌事情老拖着，并问“野牛勇士”纪念馆的募捐运动进展如何？我向他介绍了取得的一点进展。他说，他对这个计划深信不疑，并希望看到该计划有大的进展。他将很快送来一张款额为25万美元的支票。我们以后只需操心筹措余下的款项。

　　多亏了安嫩伯格的助推起动，我才能够于7月28日前去利文沃思堡参加破土奠基仪式。军乐响亮，旌旗招展，我站在昔日曾是黑人骑兵兵营的荒地上。出席仪式的显要人物还有利文沃思堡司令官伦内德·威沙特中将、菲尔波特海军中校和多尔蒂准将。但那一天真正的明星是军士长威廉·哈林顿和上士伊莱沙·基尔斯。他们都已95岁，是很久以前纯黑人团的真正的野牛战士。当我握着他们满是老茧的手时，我油然联想起我的过去，想起中尉弗利珀，想起那些曾在西部平原浴血奋战、在圣胡安山冲锋陷阵的黑人。历史差点忘记了他们的存在。当我们拿起铁锹举行破土仪式之际，这两位老战士的故事将填补这段历史的空白。

　　6号的房子是一座坚固的砖石结构、并带有一个宽敞阳台的建筑，它坐落在迈尔堡古建筑区的格兰特大街上。该住房以19，202美元的费用建于1908年，它是供两个中尉家庭合住的宅第。1961年，6号翻修改装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官邸。在6号官邸后面有两个车库，我把我的“富豪”车停在里面，并在那里修理车辆。我还设法说服邻居们让我把我的另外一些成人用的玩意儿放在他们的车库里。

　　我喜欢把外国客人带来6号官邸共进午餐或晚宴。尔后，我领他们出来，极目远眺，美国历史的缩影尽收眼底。站在俯视波多马克河的宽广的草坪上，我会指给他们看国会山、杰斐逊纪念堂、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并一一讲述其历史。但美中不足，一棵新长大的树恰恰立在中央，破坏了全景。而且这棵树还越长越高。一天，我召来我的助手蒂姆·利夫西少校，对他说：“利夫西，那棵树必须砍掉。”

　　利夫西吃了一惊，说：“长官，您难道真的要砍掉一棵树吗？”他快速地报告出我将面对的反对者——营区工兵主任、公共事务官员和初露头角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提醒说，还要设想风闻此事的《华盛顿邮报》。

　　“那棵树越长越大，它破坏了华盛顿最美好的一景，”我说，“通知营区工兵主任砍掉它。”

　　迈尔堡的工兵主任做出了决定——计划在地球保护日砍树！我想与其说决定砍树，不如说决定不砍树，这活像前几年的一项枪杀小狗以便进行创伤研究的计划，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旦干了这事儿，你怎么解释你在地球保护日砍了一棵树？我作了战略性的退却，把这事搁置下来。

　　几个星期后，我又把利夫西叫来并摆出我的战略。叫营区工兵主任派人砍掉那棵树，挖掉树根，在树坑里填上新土。而且所有这一切都要在一小时内干完，我对利夫西这么说。第二天早晨，当奥蒂斯开车来接我去五角大楼时，我告诉他等几分钟，我要在草坪上漫步片刻。遥望波多马克河对岸的景色蔚为壮观，一览无遗。我低头看着郁郁葱葱的青草，几乎看不出那棵树留下的痕迹。看来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棵树被砍掉了。突然性、隐蔽性和快速行动历来是作战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990年8月1日，习以为常的一天开始了。早晨5点半

　　起床，在健身脚踏车上活动，然后吃我标准的早餐——葡萄干麦麸、香蕉、橘子汁和咖啡。7点前到五角大楼，在那里我听取在办公室外套间里等待我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员的夜间情况汇报。

　　然而，这一天却变成了不寻常的日子。从某个方面来说那天是赢得胜利的一天。在前8个月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使“基本兵力”方案通过迷宫般的行政体系，说服了不大同意的参谋长和军种部长们，赢得了固执的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的具有关键意义的支持，他通过自己的分析得出了与我类似的结论。始终不持偏见的迪克·切尼尽管起初表示怀疑，但最终批准了这个方案。参谋长们基本上都表示赞同。我的新任副主席海军上将戴夫·杰里迈亚是一位坚定的支持者。有几次，我因遭受挫折而沮丧，几乎不抱希望了。但是，那天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向布什汇报，赢得了总统的赞同。于是，“基本兵力”方案成了政府的立场。总统将在第二天8月2日去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在那里他将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晤，并在阿斯彭论坛研讨会上宣布他的新战略和作为美国武装部队新体制的“基本兵力”方案。所想象的变革是巨大的：从现役总兵力的210万人降低到160万人。但战略核心力量，即我主张的四大部队仍保持不变。总统提出的计划实际上标志着40年之久的对共产主义的遏制战略的终结，这个战略以胜利告终。我们成功了。次日，切尼、沃尔福威茨和我就要去国会山向两院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推销“基本兵力”方案。

　　这一天，我还要求诺姆·施瓦茨科普夫从中央总部速来五角大楼，在“坦克”里向参谋长们和切尼汇报伊拉克－科威特边界沿线的令人担心的情况。

　　我不厌其烦地参加主席日常的礼仪活动。先是接受宣传媒体拍摄我与一名晋升准将的联合参谋部上校的合影。后是陪同来访的多哥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在五角大楼前检阅仪仗队。然后我去布莱尔宾馆出席欢迎埃亚德马的宴会。国务院总喜欢让黑非洲领导人与知名的非洲裔美国人会面，并且竭力从这种场合中捞到好处。

　　我疲惫地度过了这一天的其余时光，晚7点到家吃晚饭。饭后不久，我进书房仔细翻阅装满公文包的文件。晚8点前几分钟，保密电话铃声响了，在这个时间来电话通常传来的都不是好消息。联合参谋部主任迈克·卡恩斯在电话中告诉我，萨达姆·侯赛因派伊拉克军队越境进入科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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