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我的美国之路 > 第四部 当主席 第十六章 “主席先生，我们碰到了麻烦”
我当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刚过24小时，联合参谋部作战部长汤姆·凯利中将就来电话叫醒我，向我预报在巴拿马正酝酿着一场反诺列加政权的政变。凯利说，我在几分钟之后会接到刚在巴拿马接任南方总部司令的马克斯·瑟曼上将的电话。
我们又走到一起了。
尽管马克斯·瑟曼担任新职务只比我任新职早一天，但在潜在的危机时期调他到巴拿马是令人放心的。他是一位传奇式人物，被认为是陆军中最能干和最刚毅的军官之一，还是一位工作刻苦的单身汉，除了工作外似乎别无爱好。由于他动不动就激动，大家给他起了个亲昵的绰号“疯子马克斯”。
过去6年里诺列加不时出现在我的雷达屏幕上。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83年9月我随卡普·温伯格赴拉美访问期间。那时候奥利·诺思已成为我们一行中极显眼的人物了。在那次访问中，我们先和巴拿马的新傀儡总统、上过斯坦福大学的里卡多·德拉·埃斯普利拉进行了一次形式上的会晤，然后我们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楼，即指挥部会见了该国的真正统治者、巴拿马国防军司令曼努埃尔·安东尼奥·诺列加准将。我发现诺列加是一个毫不起眼的人，麻子脸上长着一对骨碌碌转动的小眼睛，还摆出一副妄自尊大、洋洋得意的样子。看到他仿佛碰上魔鬼一样，我立刻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25年来诺列加一直为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工作。他与古巴、利比亚和其他情报主顾们有往来，而且他还允许克格勃在巴拿马自由活动。你收买不了诺列加，但你可以租用他。我们自己就利用他作为把武器输送给尼加拉瓜反政府分子的管道，以便使后者进行反桑地诺政府的游击战争。记得第一次与他见面时我就在想：真奇怪！居然要把一个恶棍当作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对待。两年后即1985年，我再次见到诺列加时，我们仍然对他以礼相待。那是在诺列加把自己晋升为四星上将后，温伯格邀请他来五角大楼访问。当然，他不是在五角大楼受到礼遇的惟一暴君，我记得还有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但是，我们对蒙博托也有我们的用场，即利用他把武器输送给安哥拉的反共武装。冷战政治有时候是可以使令人毛骨悚然的坏家伙大有用武之地的。
诺列加为人狡猾。他以支持尼加拉瓜的反共秘密活动来讨好中央情报局局长比尔·凯西。他偶尔关闭一些小的毒品制作场以满足美国禁毒局的要求，但同时却又帮助哥伦比亚的毒枭洗钱，从中获取暴利。然而，诺列加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85年他在巴拿马国防军阴谋策划下，暗杀左派政敌雨果·斯帕达福拉的案件引来大批采访事件真相的记者，并引起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极大愤慨。到1988年2月，迈阿密和坦帕的大陪审团已握有诺列加进行毒品交易活动的证据，足以对他进行起诉并定罪。当时，乔治·布什副总统曾告诉我决不能和他谈交易而放弃起诉，让他逍遥法外。
我那时是国家安全顾问，对一场起诉一个“友好国家首脑”是否明智的争论只能进行调解。我们已陷入左右为难的困境。政府已准许进行起诉，但我们仍在给诺列加报酬，禁毒局甚至还给他一封嘉奖信。政府终于对诺列加采取了清楚明确的立场。所有美国机构都不能用他。他不能在受到刑事起诉的情况下，同时还在美国机构供职。
在起诉之后，巴拿马人民以为美国随时准备帮助他们除掉这个邪恶的独裁暴君，于是纷纷拥上街头，进行反诺列加的游行示威。诺列加的反应是甩掉另一个傀儡总统埃里克·德尔瓦莱，以教育部部长曼努埃尔·索里斯·帕尔马取而代之。此时，乔治·舒尔茨主张采取积极行动，包括进行军事干预来除掉诺列加。国防部长弗兰克·卡卢奇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比尔·克劳海军上将都不同意。他们认为，诺列加尽管可恶之极，但我们不能无端地动用美军来除掉他。这点可能会使某些人吃惊，实际上军方未必赞成以武力来达到政治目的，除非万不得已。知识界尽可以说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外交官可以接连不断地发出外交照会。但是，到头来，带回运尸袋并不得不向死者双亲说明原因的是军方。里根总统确实从来没有考虑过在没有遭到直接挑衅的情况下入侵巴拿马。他认为，美国应当避免让人看成是横行霸道的“外国佬”，不能因为我们不喜欢巴拿马人处理内部事务的方式就悍然入侵巴拿马。况且，那里还没有严重的共产党威胁的隐患。
我仔细想过，如果我们卷入巴拿马事务，除掉诺列加也解决不了问题。他的权力基础是巴拿马国防军。当我们搞掉了诺列加，就会有另一个巴拿马国防军的歹徒起而代之。何况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白马王子，可以取代诺列加和他的心腹部下。作为国家安全顾问，我开过好几次政策审议小组会，试图物色一个比诺列加略胜一筹的巴拿马国防军军官，或找到一位能顶住巴拿马国防军反对的巴拿马文职领袖。当时，中央情报局的情报活动负责人告诉我说，该局已找到一个救世主，一位诚实的反诺列加的自由主义者，他或许能帮助推翻独裁者。这位楷模人物是谁？我要知道。我被告知，他就是当时与诺列加不和的巴拿马驻以色列大使兼武官——爱德华多·埃雷拉·哈桑。
中央情报局偷偷地将哈桑带出特拉维夫并送到华盛顿。我在白宫办公室会见了他。他原来是一个大方、可爱和精明的人。哈桑谈起诺列加的劣迹头头是道，尽管他说话时老是“我……我……我”的口吃。然而，在他的谈吐中没有提及“自由”和“民主”的字眼。我的结论是哈桑是又一个诺列加，只是更圆滑一些。哈桑返回以色列，但诺列加已风闻他的美国之行并撤了他的职。中央情报局把他弄回美国，给他帮助以便日后可能有用。
随着里根时代在1989年1月宣告结束，布什总统接下了诺列加问题。诺列加这个暴君继续表现出他对民主的蔑视，用暴力对待政治上的反对派并实施大规模的政治逮捕。他中止了1989年5月的选举，因为他的反对者吉列尔莫·恩达拉看来要当选；诺列加还指使他的巴拿马国防军暴徒们在美国电视摄像机的镜头前对恩达拉的副总统候选人大打出手。1989年秋天，在我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时候，搞掉诺列加并由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已成为布什政府越来越重视的课题，而布什总统本人对这个独裁者的憎恶程度丝毫未减。
10月3日凌晨两三点钟，马克斯·瑟曼正如已答应的那样，在汤姆·凯利早先预报之后向我作了较全面的汇报。他说，起义是由一个巴拿马国防军军官莫伊塞斯·吉罗尔迪·维加少校策划的，并打算在大约6小时后，也就是那天上午8点半开始行动。
“我们掌握了有关吉罗尔迪的哪些情况？”我问瑟曼，“他有没有什么盟友？有没有什么部队支持他？他对我们有什么要求？”
“我们对他一无所知。”瑟曼说。至于他的动机，吉罗尔迪似乎是代表着拿不到军饷的愤愤不满的巴拿马国防军士兵。他搞的政变与其说是为民主而战，不如说是为了发泄职业上的不满情绪。他还没有要求我们提供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是会把一个诺列加换成另一个诺列加？”我问瑟曼。
“可能的。”他回答说，这是个极难搞清楚的问题，因为我们掌握的信息极少。
我要求瑟曼随时通报情况，随后我就打电话给切尼部长。这是一次至关重要的电话，是我第一次履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职责，向国防部长提供军事方面的咨询。当我叫醒他并把我们所知道的情况告诉他时，切尼的冷静给我留下了印象。我接着谈了瑟曼和我的看法，认为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信息，不便向吉罗尔迪表示什么。切尼表示同意，随后他打电话给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后者也同意这一意见，于是就这样报告了布什总统。
到了上午8点半钟，政变并未发生。瑟曼来电话报称，吉罗尔迪显然碰到了后勤方面的困难，他的行动推迟到当天下午。
那天上午，我去白宫见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班子。我从椭圆形办公室直接打电话给瑟曼，得到最新信息，然后把瑟曼所讲的情况告诉总统。吉罗尔迪是保卫诺列加司令部安全的巴拿马国防军第四连连长。他帮助过诺列加镇压新近发生的未遂政变，这两个人的私人关系密切，诺列加还是吉罗尔迪的一个子女的教父。吉罗尔迪要求我们动用美国军队封锁军区的入口通道，这样在该市外面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就无法前来援救诺列加。但是，他不想把诺列加交给我们。他有这样奇怪的念头，认为诺列加会接受命运的安排，平平安安地隐居乡间。然而，他无法保证自己家属的安全，他要求美国在巴拿马的官员能为他们提供庇护所。
整个事情听起来不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举动。切尼、瑟曼和我都认为，美国不应卷入，总统的所有其他顾问也都同意。尽管我们担心如果吉罗尔迪失败，我们就可能会被指责放过了一次搞掉诺列加的机会。然而，布什总统已拿定主意，既然吉罗尔迪闭口不谈民主，我们就不支持他，除非他对恢复文官治理作出承诺。
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目睹布什班子是如何处理问题的。我很吃惊，举行这样紧要的讨论会竟毫无准备和没有安排后续措施。弗兰克·卡卢奇和我创设的政策研究小组制度已被这个新班子废除。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一个机智的人，他后来发现了问题并重新下令把政策研究小组改成委员会，由他的副手鲍勃·盖茨任主席。但是这些都是后话。这一天，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进行的讨论是直率而毫无顾忌的。全部与会者中最难办的是总统办公厅主任约翰·苏努努。在这个问题上，苏努努既不能容忍冒傻气的人，也不能容忍聪明的人。他在半路上打断别人的话，并讲些与主题毫不相干的话。我注意到，他的这一举止似乎没有引起总统的反感。布什在听，很少发言。他一旦开口，则说得合情合理。他再三重申，政变策划者必须表示恢复民主的明确意向，“否则我们不作任何承诺。”尔后他宣布会议结束。我回到了五角大楼，呆在那里与瑟曼保持不断的联系。
在这紧张的一天当中，我去切尼的会议室时，遇见了一个我绝没有想到会见面的人。部长在接待苏联新任国防部长季米特里·亚佐夫大将，随同亚佐夫前来的是在德国与我的第五军对峙的苏联第八近卫集团军前司令弗拉季斯拉夫·A·阿恰洛夫上将。切尼给我们作了介绍。我们两人面对面坐在桌子两边露出微笑，不无明显的讽刺意味，因为这两个军人往日曾研究过如何消灭对方。“阿恰洛夫将军，”我说，“您知道，我过去在法兰克福时总是把您的照片摆在我的办公桌上。”
他狡黠地向我一笑说，“是的，在我的办公桌上也放着您的照片。”
夜晚降临，来自巴拿马的最后消息说，吉罗尔迪的政变因为天黑无法行动，改在第二天发动。
第二天早晨果真发生了政变。吉罗尔迪在军区扣押了诺列加，但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他。我们指示瑟曼，只要政变策划者把诺列加交给我们，就可以看押他。但瑟曼并没有主动采取行动去抓他。与此同时，诺列加毫无隐退到他庄园养老的意思，相反，他抓起电话呼叫在巴拿马市和75英里外的里奥阿托的忠实部下设法营救他。到下午，诺列加已设法说服吉罗尔迪放弃政变行动，这次政变就这样流产了。整个事变自始至终正好5个小时。
在向白宫报告了这一失败之后，切尼和我走出办公室来到滨河大门口的校阅广场。既然我已经处理了一场危机，也许是举行正式仪式宣布我开始履行主席职责的时候了。尽管政变失败对我来说不是个吉祥的兆头，但我从中看到了不少东西：切尼是冷静而坚强的；联合参谋部是一个高效率的办事机构；布什总统在身边顾问们的嘈杂喧嚣声中能够看出问题的本质并做出明智的决策。
吉罗尔迪完蛋了，诺列加很快下令处决了他。但是由于吉罗尔迪的失败在美国造成的影响则刚刚开始，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开始狠狠地批评政府失去了一次搞掉诺列加的千载难逢的良机。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起了领头作用。切尼和我还得去国会山，听取事后诸葛亮们的批评，说我们没有迅速援助吉罗尔迪，好像这个“X”牌号①的策划者是第二个西蒙·玻利瓦尔②。我以克劳塞维茨的话来安慰自己：“栩栩如生的短暂印象决不能使我们忘却掉这些印象所说明的真相是较少留有痕迹的。”再没有什么事件比吉罗尔迪少校的政变更短暂的了。我仍然深信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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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X”牌号，为显示某产品或项目的优越性而被用来作陪衬的产品。——译者注。
②西蒙·玻利瓦尔（1783—1830），委内瑞拉政治家，南美西班牙殖民地独立战争领袖，获“解放者”称号。——译者注。
瑟曼和我经受了一次重大的考验。我们相互交换了意见，并定下决心：如果我们被迫在巴拿马采取行动，我们建议要消灭巴拿马国防军。瑟曼着手制定一项这么做的计划。
政变失败后的那个星期六，我帮着阿尔玛把家搬到6号——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官邸。这时《华盛顿邮报》的鲍勃·伍德沃德打来电话。伍德沃德正在为该报的星期天版撰写一篇有关失败政变的报道，并说他刚好要核对一些事实，顺便给我一个机会谈谈我对所发生事情的看法。伍德沃德带着一种使人消除疑虑的声调和酷似一个童子军主动帮助一个老妇人过马路的态度向我担保说，我所说的一切都将作为“深层的背景材料”，这是比“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今天说”更隐讳一些。到那时为止，详细叙述我在巴拿马政变中的角色的新闻报道把我说成是彻底栽了的宠儿。因此，我并不反对在一家有名望的报纸上把我对这事件的看法讲清楚。我同意跟伍德沃德谈谈。
第二天所刊登的他的报道不能说不准确，但也于事无补。经验提醒我，你摆出姿态本想拍一张好照片，可摄影师偏偏选择你张着嘴的镜头拍。不过，我继续和伍德沃德打交道，尽管阿尔玛提醒我要谨慎从事。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从巴拿马不断传出发生政变的谣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都烟消云散了，但是瑟曼加快了制定应急作战计划的步伐。原来的代号为“蓝色调羹”的作战计划增加了新内容：不仅要除掉诺列加，而且要摧毁整个巴拿马国防军。按照这个经过修改的“蓝色调羹”计划，美国南方总部在巴拿马的1．3万人的陆军部队和支援部队将要得到美国第十八空降军1万人的加强。第十八空降军军长卡尔·斯蒂纳中将将指挥这支联合特遣部队。如果我们发起攻击，这支部队就要占领巴拿马国防军的全部设施，摧毁巴拿马国防军的抵抗，并帮助使合法选举出的恩达拉政府执政。“蓝色调羹”计划还包括“三角洲”部队发起的一次袭击，其目的是解救一名叫库尔特·缪斯的美国公民。他是给中央情报局提供消息的人士，被诺列加以间谍罪关押在莫德罗监狱的单人牢房内。诺列加曾扬言，如果美国采取行动反对巴拿马，就立即处死缪斯。在切尼部长的批准下，我们悄悄地开始把新增的装备和部队运进巴拿马境内。
迈尔堡格兰特大街6号是一座宏伟的宅第，住在那里有点像住在白宫里一样。阿尔玛和我在一楼拥有一套供待客和娱乐用的装饰时髦的客厅，在二楼的一个套间是我们的寝室。与白宫不同的是，我们的套间狭小，只够我们两人住，再也容不下一个过夜之客。我是在套间里的一间配有一台电视机和保密电话的小书房里度过我的闲暇时间的。
1989年12月16日，星期天傍晚，我正坐在书房里，接到汤姆·凯利的又一次电话。“主席先生，”凯利说，“我们碰到了麻烦。”像往常一样，最初的细节总是概略的，粗浅的。我只知道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巴拿马被枪杀。不久我得到报告说，有4名军官着便服驾车进巴拿马市赴晚宴时，在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附近撞上一个路障。那天是巴拿马每年一度的武装部队日，有很多巴拿马国防军军人在饮酒狂欢。在路障附近的一些巴拿马士兵试图把这些美国人拉下车。司机开足马力想逃走。这些巴拿马国防军就开了枪，海军陆战队少尉罗伯特·帕斯被击中，不多时死亡。
随着夜幕降临，情况越来越糟。目睹这次射击的海军军官亚当·J·柯蒂斯少尉及其妻子邦尼被巴拿马国防军扣留，并押往警察局受审。柯蒂斯遭到毒打和处死的威胁。柯蒂斯夫人被强迫站在一面墙壁前，巴拿马国防军士兵在她身上乱摸，直到她昏倒在地。
我将上述所有情况向切尼作了报告，同时我们讨论这算不算是个不能置之不理的挑衅行为。他向白宫报告了这件事，确定在次日早晨与布什总统开会研究。
那是一个紧张繁忙的星期天。我首先去五角大楼与瑟曼核实星期六的事件。尽管我们的军官开车出错并撞上了路障，但是巴拿马国防军的行为仍是不可饶恕的。更有甚者，开枪射击标志着对美军抱越来越敌视的态度。“‘蓝色调羹’计划进行得怎么样？”我问。瑟曼说：“已经进行了演习，可以付诸实施。”我打电话给运输司令部和特种作战司令部的领导人，要他们做好行动准备，然后我去切尼办公室参加上午10时的会议。与会的有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部长皮特·威廉斯（我认为他在这次行动中干得最出色），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比尔·普莱斯。我们仔细研究了各种方案。到切尼宣布会议结束的时候，沃尔福威茨和普莱斯还不能确定，我们是否有“确凿证据”来名正言顺地进行军事干预。切尼要我留下来等一等再走。当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他问：“你有什么看法？”
我说：“瑟曼和我都认为我们应当进行干预，保护美国公民，何况诺列加不是一个合法的领导人。他是一个罪犯。他正受到起诉。”不过，我告诉切尼，在我与参谋长们研究以后，再提出我的最后建议。
切尼说：“好，我将在今天下午同总统会面。”
巴拿马问题是布什政府遇到的第一个大的外交危机。它也是第一次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根据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执行新职能的严峻考验。以往，首先参谋长们要达成一致意见，然后由主席呈报国防部长和总统。而今我是最重要的军事顾问。参谋长们技艺高超，经验丰富。正是他们向各总部的司令官们提供受过训练并做好战斗准备的部队。我不能轻视他们的才智。但目前我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不能使自己再局限于起传声筒的作用了。
回到办公室后，我要求汤姆·凯利通知参谋长们于上午11点半到6号开会。我不要全班人马在星期天上午都到五角大楼来。他们肯定会被记者发现，从而引起各种各样的惊恐情绪。不久，他们从教堂或家里来到我家。我煮了咖啡。我们在一楼的图书室里落座。“遗憾，您损失了一个人。”我向海军陆战队司令阿尔·格雷说道。格雷黯然点头称是。汤姆·凯利和我的情报官特德·谢弗向参谋长们作了简要汇报。在我们讨论完军事方案之后，我向他们讲了我的看法。“对帕斯的被杀事件决不能宽恕。‘蓝色调羹’行动是一个好计划。我们已准备就绪。我认为，我们应当付诸实施，但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陆军参谋长卡尔·沃诺、海军作战部长卡尔·特罗斯特和副主席鲍勃·赫雷斯都表示赞同。空军参谋长拉里·韦尔奇起初持怀疑态度，认为我们没有遭到足够的挑衅，但很快也同意了。阿尔·格雷提出：我们是否需要像“蓝色调羹”计划规定的那样迅速行动？他知道，按计划规定，海军陆战队只起很小的作用。他想要争取时间，以便把海军陆战队两牺分队召来参加。“格雷，”我说，“瑟曼有一套切实的计划，一切就绪，待命出发。我们既不能拖延计划，也不要增添任何不必要的人了。”格雷表示理解。最后，“蓝色调羹”计划得到了参谋长们的一致支持。
在圣诞节前筹划一场战争，这个时间的确不寻常。12月17日，星期天下午，我匆匆地走过披上节日盛装的白宫走廊。汤姆·凯利手提地图箱走在我身旁，这时我们被身着18世纪服装的圣诞颂歌合唱队堵住了去路。我们和他们握手，互致节日祝贺，然后继续走向在二楼的布什私人套间。
总统正耷拉着脑袋，下巴贴着前胸，咬着嘴唇坐在那里沉思。他身穿一件蓝色便上装和一条便裤，脚穿一双红袜子，一只上印着“快乐”字样，另一只印着“圣诞”字样。他召来了迪克·切尼、当时的国务卿吉姆·贝克、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及其副手鲍勃·盖茨和新闻秘书马林·菲茨沃特。
约翰·苏努努没有来，这可以大大减少离题的瞎侃。
切尼首先回顾了在巴拿马所发生的情况，并概述了我们打算采取的对策。然后他让我来讲军事计划。汤姆·凯利打开地图，我手拿一根将无光束红点投向地图的钢笔式激光指示棒开始汇报。这种游动的光点似乎让总统觉得很有趣。
除了切尼，所有其他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扩展了的“蓝色调羹”计划。我首先讲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我们要消灭诺列加和巴拿马国防军。如果成功了，我们将治理这个国家直到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文官政府和一支新的安全部队。因为这项计划已远远超出了“搞掉诺列加”。我讲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看大家对这一点及由此而带来的一切问题是否都充分认识到了。无人提出异议。我详细阐述了细节：我们将使用已到位的部队，其兵力经我们悄悄地加强目前已达到1．3万人。但这个数目还不够大。瑟曼和斯蒂纳的战略是打击每一支主要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和占领所有重要的军事设施。陆军别动队将空降到巴拿马市以西的里奥阿托的主要兵营区，并消灭用来镇压上次政变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为在战斗中支援这些别动队，将首次使用我们空军新式的F—117A隐形战斗机。八十二空降师的伞兵将从布拉格堡乘飞机飞来，并空降在该市东面的目标区。还有第七步兵师的步兵将从加利福尼亚的奥德堡乘飞机飞来，以扩大我们对该国的控制并帮助恢复法律和秩序。已驻在巴拿马的美军将占领军区和市区本身范围内的各个目标。海军的“海豹”突击队将占领我们得知的诺列加保存其“逃走”时用的飞机的机场。特种部队的分队将搜寻他。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我们未能一直跟踪住他。在巴拿马的一个海军陆战队连奉命保住巴拿马运河上的美洲桥；“三角洲”特种部队将执行解救为中央情报局提供情报的库尔特·缪斯的任务，他目前仍被关在军区马路对面的莫德罗监狱内。“蓝色调羹”计划的兵力总数将超过2万人。我预计发起行动后不出几个小时，诺列加不论是否被抓住，他都不再能执政了。这就给我们创造了条件让民选的恩达拉政府不再隐藏，堂而皇之地回去执政。我在结束我的汇报时指出：“参谋长们取得了一致意见。”随后开始讨论问题。
乔治·布什像是坐在酒吧高脚凳上的老顾客，冷静地观看一场争吵，而他的顾问们则使劲儿闹腾。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态度有一种他习以为常的使人恼火的尖刻性，但他的才智是显而易见的，他的意图也是值得称赞的。他不想给总统留下什么令人宽慰的幻想。斯考克罗夫特说：“会有伤亡，要死人的。”总统点了点头，并让讨论继续进行。
吉姆·贝克认为我们有义务进行干预，我们养兵就是为了履行这种义务。他情不自禁地提起国务院早先曾敦促过要进行干预。斯考克罗夫特不断向我提出使人感到难办的问题。
“要是我们做完了所有这些事情还没有捉到诺列加，怎么办？我对此很担心。”我说，这是可能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的去向。假定他逃进丛林里去呢？这也是可能发生的事，因为丛林是便于藏身之地。斯考克罗夫特反复地谈伤亡问题。他要知道伤亡的人数。至于人数，我说我不可能说出具体数字。显然，军人和老百姓都会有伤亡，大批的建筑物会被毁坏。我们预期会出现混乱，尤其是在开始阶段。
关键的问题依然是我们遭到的挑衅是否已严重到要采取行动。我们采取行动的理由是：诺列加践踏民主；他参与毒品非法活动并受到起诉；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被害；以及由于这个不可信赖的人统治巴拿马使我们对运河的条约权利受到威胁。当然，还有我没有说出来的一点，那就是乔治·布什本人对诺列加的反感：一个三流的独裁者竟敢对美国嗤之以鼻，是可忍孰不可忍。事实上我也有同样的厌恶感。
总统也要我谈谈可能的伤亡人数。我说：“总统先生，我很难说得更具体。”
“什么时候我们完成行动准备？”他问。
“两天半以后，”我回答，“我们要在夜间发起攻击。我们有进行夜战的精良装备。夜战可以使我们达到战术上的突然性。”
提问题在继续进行，问题纷至沓来，一直发展到看来好像要我们放弃现有决策的程度。我看到首次与这批人打交道的汤姆·凯利越来越局促不安。但这时布什在每个人都畅所欲言之后扶着椅子站起来说：“好，我们干吧，就这么定了。”
回到五角大楼后，我即打电话给马克斯·瑟曼和其他主要司令官，并再一次向参谋长们通气。进攻发起日定于12月20日，攻击开始时间为1点0分。
早在几周以前，切尼曾把我单独叫到他办公室。“你出任主席要有一个好的开头，”他边说边叫我坐下，“你是坚强有力的，你正担起重任。但你总要使给我的所有信息都通过你，我不希望这样做。”他接着说，他期望得到众多来源的信息。他直截了当，语气肯定。信息就是力量。这一点，我俩都明白。而我总想控制信息。我告诉他我懂，因为我俩都认识到我作为他的高级军事顾问有义务向他提出我的看法。如果他根据我不知道的军事建议或信息采取行动，那么事情就会搞糟。“好，”他说，“只要我们彼此相互理解……科林。”他在讲话中的稍稍停顿使我感到我们的关系还是亲近的，但我也知道我被告知在这种关系中我所处的位置。
我终于对此人的作风能够适应了，他与家长式的彬彬有礼的卡普·温伯格的态度大不相同。切尼年轻时是怀俄明州一位聪明的牛仔，惯常活动于空旷的乡间，无须与很多人打交道。他性格上是保守的，在政治上有独立见解，能够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更喜欢撇开他人意见由自己定下决心。他非常自信或者几乎是惟我独尊，他要千方百计给人以这种印象。在这里，我又看到了一位善于不让人知道自己焦虑不安的人。
我喜欢与精于此道的人共事。
随着进攻发起日的临近，我告诉汤姆·凯利要确保切尼获得有关“蓝色调羹”行动的每一丁点儿信息。我还是愿意自己亲自向部长汇报，或者至少别人汇报时我在场。但是，在后来的闹哄哄的48小时里，我实在抽不出时间，而且在不久前的那次谈话后，我的确不想让切尼感到我切断了他的任何信息来源。他开始刨根问底地查问各种数据。如一个班多少人？“海豹”突击队带的什么装备？为什么别动队队员要从500英尺的高度上跳伞？他要在进攻发起前知道这一切。我了解个中原因。如果在这次入侵行动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仅是一个顾问，而他和总统则必须承担责任。
在我和瑟曼的多次交谈中，有一次我曾提到“蓝色调羹”对隐蔽行动性质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代号，但当行动公开后，这个代号很难号召人民拿起武器。你不能要人民为一把“蓝色调羹”去冒生命危险，这成什么话？我们随便交谈了很多想法，最后根据瑟曼的建议确定取这次行动的代号为“正义事业”。这个代号除了具有鼓舞人心的铿锵之声外，我喜欢它还因为，这样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今后在骂我们的时候也不得不说“正义事业”。
战争计划是集成千上万个劳神费心细节之大成。天气变坏和美国本土的结冰情况将妨碍我们结集所需的空运能力。作战方针和关于部队行动的一些规定，如何时可以使用致命性武力等必须经过审批。我必须告诉瑟曼更改F—117A隐形飞机的目标清单。我们不愿出现这样的情况：认为诺列加可能在乡间别墅，就去轰炸那里，结果没炸死他，却炸死了女佣和孩子。
在入侵前的一个晚上，在夜暗中我驱车回家时独自坐在后排座位上，心里充满不祥的预感。我将卷入一场我所敦促的战争，又是必然要流血的战争。我做得对吗？我的建议正确吗？如果美国的严寒天气妨碍了空运，情况会怎样？我们又怎样来支援已经在巴拿马的部队？我们的伤亡会有多少？在作战中有多少老百姓可能丧生？这一切值得吗？我是带着自我怀疑的烦恼就寝的。
12月19日，星期二，一大早我就赶到五角大楼，发现在能干的主任迈克·卡恩斯中将领导下的联合参谋部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的参谋班子都对情况了如指掌。霍华德·格雷夫斯陆军中将善于把我们的军事计划和国务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融汇成一体。一切零星事务都处理得井井有条。我们是“处于起跑的良好状态”。我的信心大增，昨夜的忧虑消失了。我的心境进入了暴风雨前的平静。
那天下午，离国家投入战争不到10小时之际，我在办公室里接待一个名叫蒂法尼·斯塔克斯的学生，她要我讲讲我选择军事职业的原因。这次谈话是该姑娘所在中学的“名人访谈”计划的一部分。早些时候，我曾与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校一名学员托马斯·P·戴利共进午餐，那顿饭是在我赌输了最近一次陆海军橄榄球赛后请吃的。我按日程进行与青年学生的天真无邪的交际，以便使我在这一天看来过得像平常一样，从而加强了对“正义事业”的保密。
在与斯塔克斯小姐谈话之后，我悄悄地去白宫参加行动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吉姆·贝克和国务院已制定了一项计划，在行动开始前，偷偷地把恩达拉从隐藏之处带到美国陆军南方总部基地克莱顿堡，在那里他将宣誓就任总统。我们还没有得到恩达拉对该计划的认同，在黄昏以前，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否会这样做。恩达拉的参与是入侵前要核实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他共同行事，那么，布什总统就不得不定下决心，是没有他照样行动，还是半途取消这次行动。
诺列加有什么消息？总统一直在问。我们能不能捉住他？如果我们交不出诺列加，是不是这次行动将被视为失败？“总统先生，”我说，“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攻击发起时他在哪里，但是，不管他在什么地方，他都不是军政首脑了。他不能露面了。”我也审慎地反对把某一个人当成是魔鬼，并把我们的成功押在他的命运之上。不过，任何一位总统都必须使举国上下来支持他的政策。而如果该政策是进行一场战争，那要唤起公众舆论反对空泛的政治目标是非常困难的事，莫如以反对一个有血有肉的坏蛋为目标更有号召力，而诺列加是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星期二晚7点40分我在家中接到切尼打来的电话说，恩达拉已同意参与行动。“正义事业”计划可以执行了。8点半我回五角大楼时只告诉阿尔玛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我没有细说。前几天的连续紧张使我感到疲倦，于是我在办公室里打了个盹。晚11点半，我随迪克·切尼同去全国军事指挥中心，那里有像迷宫般的众多房间，里面塞满了电子计算机、地图、无线电和电话机，当班军官们在各处来回奔波。汤姆·凯利最近为我、我的主要参谋人员和国防部长在迷宫的中央辟出了一间处理指挥的房间。在房内我们坐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有两台面对着我们的接收来自巴拿马情况报告的大屏幕电视监视器。在我们后面是另一张桌子，上面摆着直通瑟曼、斯蒂纳和他们在巴拿马夸里高地司令部的保密电话。
汤姆·凯利屈身在我耳边说：“气候耽搁了我们的行动。但现在飞机都已起飞升空。”飞机是从布拉格堡附近的波普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各地的基地飞往巴拿马的。我们知道，新闻界已发现这一不寻常的空中活动，但报道成是显示力量或增援行动。我们达成了战略上的突然性。但是，既然我们的部队都已在途中，要获得战术上的突然性，那就难了。
巴拿马国防军在晚9点断定出事了，但不知究竟该怎么应付。午夜过后不久，巴拿马国防军部队开始在阿马多堡四周射击，击伤致死1名美国教师。斯蒂纳将军决定把行动开始时刻提前15分钟。12月20日，0时45分，第一九三步兵旅的部队迅速奔出兵营，直插市区去攻打军区。“正义事业”行动开始了。零零星星的情况报告不断地传到指挥中心：“三角洲”部队人员降落在莫德罗监狱的房顶上……他们杀死了卫兵……“三角洲”部队在……库尔德·缪斯出了他的牢房……“三角洲”部队人员爬上直升机离开房顶。一切顺利。不好！直升机起火。它被击中！掉下来啦！不，正向马路上降下去……它被打中了……落下来了……人员没出问题……这一救援行动总共只用了6分钟，但好像长得无穷无尽。
在军区周围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不久，巴拿马国防军司令部大火熊熊，火势蔓延到邻近的棚户区。空降别动队在里奥阿托空降，此前由F—117A隐形战斗机投下2000磅炸弹使兵营里的巴拿马士兵惊恐万分，从而为伞兵落地赢得了足够的时间。更多的别动队员和第八十二空降师部队开始在市东郊的托里乔斯机场区上空降落。海军陆战队占领了美洲桥。在大西洋这一边，第七师和第八十二空降师部队进入科隆市时遭顽强抵抗。巴拿马国防军这场战斗打得比预期的漂亮，但我们的伤亡轻微。到此时为止，攻击派蒂拉角机场的海军“海豹”突击队遭到了最大的损失：他们在考虑不周的攻击中有4人丧生。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把一项更适合用步兵的任务交给了海军“海豹”突击队去完成，尽管他们是顽强而英勇善战的。
几乎每一项送入指挥中心的报告都更正了前一项报告，应验了一句老话：“别轻信初听之言。”坐在全国军事指挥中心的小屋里，我的心情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忽上忽下，激动不已。两军交战，尤其是在夜间，肯定是一场有组织的混战。新闻记者、历史学家和事后诸葛亮们绝不会充分领会到，在一片混乱之中凭着有限的情报甚至是错误的情报，必须做出生与死的决定的人是多么容易犯错误。切尼那晚上在屋内静静地观察着他指导的第一场战争。他不断地问些尖锐而重要的问题，而且每隔1小时左右就走进旁边的房间用保密热线电话向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报告。指挥渠道是畅通无阻和明确无误的。总统指示切尼；切尼指示我；我指示马克斯·瑟曼；而他再指示卡尔·斯蒂纳。瑟曼和斯蒂纳是在现场的军事指挥官，而我们在华盛顿的工作是保证计划顺利实施。
早晨7点40分，总统在电视上向美国人民解释我们入侵巴拿马的原因。然后在8点半钟，镜头都转向五角大楼，在那里切尼首先发言，较详细地讲了导致这次入侵的挑衅事件。
随后是我讲军事行动情况。
那个夜晚正当战斗犹酣之际，我离开指挥中心，进入邻室反复考虑当我面对公众和报界时我要讲些什么。汤姆·凯利参谋部的一个作战军官陆军少校雷·梅尔尼克已为我准备好介绍情况用的地图和图表。我把这些都退了回去，因为它们充满了军事术语，这可能在本宁堡适用，但在向美国人民解释其子女在巴拿马所作所为时是不适用的。梅尔尼克很快画出了较简单的地图，而我立刻用了一个小时牢记下任务、部队和我们的27个攻击目标。
第二天早晨，切尼讲话之后，我在电视上对每一个细节直到最后一个排的冲击行动都做了说明。我提醒观众这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我们的大多数目标均已达到，但是我们预期巴拿马国防军残部和由诺列加武装的主要由地痞流氓组成的所谓“显贵营”的准军事部队会继续顽抗。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损失4名士兵，但我们该料想到会有更多的伤亡。我的意图是表达一种镇定和有信心的意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做些什么。美国武装部队的声誉鹊起。以前“沙漠一号”行动，黎巴嫩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被炸，组织混乱的入侵格林纳达行动，以及击落伊朗民航客机，这一切曾使得国人对美国军队及其领导人抱怀疑情绪。我还记得6年前我们向威克姆上将所提的第14号计划建议——我们必须在下一次取得干净利落的胜利。
我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而他们立即要知道诺列加的情况。如果我们抓不到他，入侵巴拿马的意义何在？我回答说：“我们现在已推翻他在这个国家的专政。”有记者问，如果诺列加仍在巴拿马荒郊野林之中到处乱跑，这会不会使在那里的美国部队的日子不大好过？我回答说：“诺列加先生……已经生活在丛林好几年了，他习惯了另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但我敢断言他也躲不过陆军别动队、特种部队和轻步兵部队在全国的搜捕。”还有记者一个劲儿地问，假如我们没有逮住诺列加，我们能真地认为“正义事业”取得了成功吗？“这次行动已经取得成功，”我回答说，“因为我们除掉了那个政府的头头，而且有了一个由巴拿马人民选举出来的新政府。”诚然，我知道如果我们能将那个头头拿出来示众，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我一回到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那是阿尔玛打来的。
“你干得很漂亮。”她说。我的最严厉的批评者给了我一个及格的分数。
到第二天，除了与“显贵营”的零星交火外，大部分战斗已告结束。然而，诺列加还是没有被我们抓到。我们增派第七师的步兵部队，仔细搜索乡间山林，并穷追巴拿马国防军残部。美军部队浩浩荡荡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欢呼声震天响，使一度令人闻风丧胆的巴拿马国防军部队纷纷投降。为了维护秩序，我们向巴拿马城派去更多的部队。战火烧毁了几个街区的住房，特别是军区四周的住房。我们为因战火而流离失所的巴拿马人建立了临时住房。
恩达拉总统是在进攻发起前几个小时宣誓就职的，他现在总统府。有24名美国人为获取这次为了民主的胜利，在巴拿马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曾私下向切尼做过估计，我们将损失20人左右。我们的武装部队表现出色，然而我们也有一些失误，如我们没有对重建文官政府做充分的安排；我们对新闻界的安排使我们受了夹板气，遭到两面的指责；我们在与记者合作并让他们到巴拿马战地采访方面动作迟缓。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试图纠正这一缺点，派了一架民航客机把几百名记者送到巴拿马，可是我们在那里根本无法接待好这么多人。结果，新闻界简直要把我们活活地吃掉，不过这也不无道理。我知道，以后我们必须狠下功夫做好这件工作。
不过，在“正义事业”行动期间，新闻界的所作所为使我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在入侵的第二天，我注意看参加电视记者招待会的布什总统。在取得“正义事业”行动的迅速胜利之后，他生气勃勃，容光焕发。总统不会知道，就在他不时露出微笑回答记者提问时，电视台同时在电视屏幕的分画面上显示出在特拉华州多弗空军基地的一架运输机正卸下第一批美军阵亡者的尸体。其效果是使人觉得总统麻木不仁。这虽然是起轰动效应的图像，但却是一个低劣的新闻报道。
当新闻界不仅报道战争，而且开始试图指导战争时，我被激怒了。在巴拿马城中心附近有一座无线电天线塔。每一个纸上谈兵的战略家都晓得，在战争中必须摧毁敌人的通信能力。而你们看一看，美国军方竟愚蠢地让发射台运作和播放预先录制的诺列加的宣传言论。由于这座仍然矗立的天线塔，白宫开始受到新闻界的责难。我也受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的指责。我告诉他，这座天线塔对我们并不碍事，而且我们还没有派部队到城市的这部分去攻占它。我们无论如何不想摧毁这座天线塔，因为一两天后恩达拉总统需要用它。不行，报界的指责太厉害了，天线塔必须被摧毁。我告诉瑟曼和斯蒂纳摧毁它。他们对局外人插手军队的事并要他们攻击一个毫不相干的目标，气得都快发疯了。但很快，“眼镜蛇”攻击直升机就用导弹射向天线塔的主梁，这同我当年的越战伙伴用步枪射倒大树颇有相似之处。
在指挥中心度过第一个夜晚之后，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在五角大楼又接到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有几个记者被困在巴拿马城马里奥特旅馆里。
“我们必须派兵去救他们。”斯考克罗夫特说。
“他们没有危险，”我指出，“我已核查了情况。他们在旅馆的地下室是安全的。他们那边的战斗很快就结束了。”
我以为我已说服了斯考克罗夫特，谁知他又第二次来电话，他受到纽约通讯分社头头和电视网主管们的巨大压力。
“我们必须有所行动！”他说。
“我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我重复说，“在地面作战中我们有着一位非常称职的司令官。他有一套计划，而且正在实施中。”难道能设想从曼哈顿总裁套间里七嘴八舌地来指挥在巴拿马的作战吗？我提醒斯考克罗夫特，在巴拿马除了这几名记者外，还有3．5万名其他美国公民，我们要努力确保他们全体人员的安全。没过几分钟，切尼来电话。不容许讨论。
干吧，不要再争辩了。
我再一次违心地打电话给瑟曼和斯蒂纳。“我真不愿跟你们说这些，”我在说明情况时这么讲，“但是，你们要把这些记者救出来，我以后一定尽力不让华盛顿方面找你们的麻烦。”斯蒂纳派出八十二空降师的部队，进攻马里奥特旅馆。中途发生激烈交火。我们救出了记者，但八十二空降师有3名士兵受伤，其中1名伤势严重。在火力掩护救援行动时，1名西班牙摄影师被美国火力击毙。
我告诉切尼我不想再传达这类命令了。我说：“如果记者一定要报道战争现场实况那我们也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切尼打电话给斯考克罗夫特，并要求他不要再从旁边插手发布任何命令。按新闻报道的要求去打仗，这对军队来说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然而，在一个宣称言论自由的国度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新闻记者拒之门外。所以，得想办法适应这一新的情况。
圣诞前夕的傍晚，我想松弛一下自己，正在车库里，摆弄我的一辆“富豪”车上的发动机，这时我的移动电话铃声大作。主任参谋汤姆·怀特报来了我们一直盼望的消息。我高兴得发出黑人特有的欢呼声，跑回厨房对阿尔玛说：“他们找到了诺列加！”我们的部队多日来一直在他可能隐藏的地方和偏远的乡村搜寻他。第一天晚上他躲在一家妓院里，我们没有找到他。凯利告诉我，诺列加不久前向罗马教皇驻巴拿马冈使节寻求避难。他打电话给罗马教皇的大使塞巴斯蒂安·拉沃亚，要求派人到圣米格里多附近的皇后牧场停车场接他。就在那里出现了这个正在等车的强人，他身穿一件肮脏的T恤衫和一条满是皱褶的百慕大短裤，头戴一顶过大的垒球帽，帽檐拉得很低遮盖着他那张人人都熟悉的面孔。
10天后，即1月3日，我感到更大的宽慰。那一天，拉沃亚大使劝诺列加说，一切都结束了，你要向美国人自首。这位梵蒂冈使节认为诺列加是一个受指控的罪犯，不具有请求政治避难的合法权利。巴拿马人民听到诺列加已被美国拘押的消息后，纷纷上街载歌载舞。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担心他可能还会重新掌权。
1月初，我飞往巴拿马以便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和视察部队。在同吉姆·约翰逊指挥的第八十二空降师官兵见面时，我喜不自胜，脱口而出：“他娘的，你们这帮家伙干得真漂亮！”全国广播公司的弗雷德·弗朗西斯抓拍了我狂笑的镜头，于是我成了晚间新闻人物。不久联合参谋部收发室收到了大量对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用语不满的来信，这使任何担心我国世风日下的人知道后都会受到鼓舞。
我们对“正义事业”行动胜利的欢快感并未引起全世界的共鸣。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都谴责我们在巴拿马的行动。流传的消息说巴拿马老百姓遭到重大伤亡。有的人权组织声称入侵造成数千名巴拿马人死亡。而马克斯·瑟曼的南方总部参谋人员估计巴拿马人伤亡只有数百人。随后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进行了彻底调查，结果估计有300名巴拿马人死亡，其中100人是老百姓，其余是巴拿马国防军和“显贵营”成员。无辜人员的丧生是个悲剧，但是我们已尽了一切努力以减少各方的伤亡人数。
在恩达拉就职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巴拿马人10有9人都赞成美国出兵。乔治·布什总统的这一勇敢的政治决策证明是正确的。瑟曼和斯蒂纳将军以及他们指挥的全体官兵，以最小的流血代价取得了胜利。美国人民支持这次行动，并再一次为他们的武装部队感到自豪。
我们在人民的支持下取得了成功。
自从美国人民对越战产生怀疑的20年来，我所坚持的信念，全部在这次巴拿马行动中得到验证：要有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并锲而不舍；使用一切必要的兵力，无须因投入兵力巨大而感到歉疚，如果这是达到目的的必要条件的话；决定性的兵力能迅速结束战争，并最终减少死亡人数。以后我们不论面临什么样的威胁，我总要把这些守则作为我的军事主张的基本原则。
大约在“正义事业”行动的6年后，当我写以上的字句时，诺列加先生因从事毒品非法活动而被起诉并被定罪，现关在美国监狱的一间牢房里。巴拿马已经有了一支新的安全部队，国家的民主体制在运行，并已经举行过一次自由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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