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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家庭中的文化生活
1911年初秋，巴金随父母从广元回到成都，不久就发生了辛亥革命。革命首先从武昌爆发，全国各地群起响应，11月25日成都也宣告独立，并成立了大汉军政府。大清王朝277年的江山至此寿终正寝。
这场革命的发生对李家这个大家族来说影响极其深重。首先是巴金的祖父因大清王朝的倾覆而感到深深的悲哀，他似乎已本能地意识到这将预示着他的大家庭的命运。巴金的父亲倒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安，相反他倒显得轻松，似乎是觉得像清王朝这样腐败无能的政府早就该有这样的下场，而且在他的行动中，还多少流露出一点民族主义情绪。所以革命一宣告成功，他便忙着制作新国旗：“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小杯子在大圆形的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代表当时的十八个省。”不久，中华民国成立，父亲又把大汉旗收起，另外做了一面五色旗。
但二叔、三叔便没有这样的兴致。二叔丢了他的四品官，一切俸禄全都没了，这对他自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后来他便爽性开业做了律师。三叔也从此断送了做官的前程，时常郁郁不乐，寄兴诗酒，还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雅号。二叔、三叔都曾到日本留学，辛亥革命前回国不过一两年时间，在日本的时候他们都剪了辫子，回国后装上假辫子做官，但背后常有人笑骂他们是“假洋鬼子”。如今革命成功，他们便把头上的假辫子取下来，从此再不怕别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至于巴金这一辈人，由于大多年龄还很小，谈不上什么政治态度，但他们对于清朝政府的灭亡，都觉得高兴。青少年是天生的革命派，对任何社会变革他们都会感到兴奋。特别是巴金，他早已厌恶自己脑后垂着的那根用红头绳缠起的小辫子，所以对这场以剪辫子为标志的革命非常喜欢。
总之，在辛亥革命发生当时和稍后一段时间里，巴金这个封建大家庭，以及与之类似的一些封建家庭，并未受到根本的伤害。在四川成都这个地方，尽管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之中，各路军政势力为了各自的利益不停地争斗，像走马灯一样上来下去，“你方唱罢我登场”，给广大民众带来无穷灾难。但社会根基未变，封建制度未变，地主、官僚、军阀的基础地位没有动摇。所以不管外面有什么变化，具有深厚社会影响和巨大财力的封建大家庭的地位依然稳固。大门一关，他们仍然可以自成一统，照旧过自己的日子。所以辛亥革命过后不久，李氏大家庭的生活秩序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巴金和他的几个兄弟姐妹依旧到书房跟先生读书。
作为世代以读书获得功名和地位的书香之家的子弟，巴金在幼年时期也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他自幼便生活在浓郁的文化氛围之中。家里有专设的私塾，孩子们不论男女都入塾读书。家里所有人都读书识字。巴金曾说过这样一件事：“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外，没有一个人不曾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红楼梦》，当时虽然不曾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中的人物和事情。”这样的文化环境和氛围对于未来的一位作家的成长无疑是有好处的。前面说过，还在广元的时候，巴金刚刚五岁，父亲便请了一位刘先生教他和哥哥、姐姐们一起读书。而与此同时，母亲也在每天晚上教他们读古典诗词。这件事给巴金留下的印象不仅深刻，而且温馨。巴金记得，那时母亲总是先将白纸裁开订成几个小本子，分给几个孩子，巴金的两个姐姐早就有这样的小本子，后来巴金和三哥也每人有了一本。母亲每天亲手用娟秀的小字从《白香词谱》里把词抄下来，把孩子们叫到跟前，在清油灯下，用温柔的声音给他们读小本子上面的字。那声音巴金终生难忘！
他后来说：“这是我们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跟着这声音，巴金和三哥开始是一字一字地读，随后是把字连成句子，直到把一首词读下来为止。这时，母亲就把印泥和牛骨做的印模拿出来，两兄弟就跪在方凳上，专心地给刚读过的那首词加上圈点。第二天晚上，他们又在母亲面前温习那首词，直到能把它背诵出来。
一些有成就的艺术家曾说过，他们之所以能走上文艺的道路，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有一位爱好文艺的母亲，是从幼年时期便从母亲那里受到了文艺的教育和熏陶。诗人郭沫若称他的母亲是他的“真正的蒙师”，是母亲在他幼年时期便教他背诵了许多唐诗宋词，给他上了“诗教的第一课”。巴金的母亲显然也是一位爱好文艺并很有修养的女性，这从上面提到的她教孩子们古典诗词的情景和她对《红楼梦》的爱好就不难看出。尤其是她教孩子诗词的那种方法，她的全身心的投入，真是动人！这对巴金的影响自然是深远的。巴金一直到晚年都还记得母亲教他读过的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词《忆江南》（怀旧）：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这首词的内涵在巴金幼年时代自然很难充分理解，但词的朦胧诗意和缠绵情怀还是不难感受到的，对一个聪慧、敏感的孩子来说，谁知道由这里会生发出多少奇思妙想啊！
后来巴金的母亲生了十妹，教巴金兄弟读词的事停顿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又得到恢复，一直继续到母亲去世。
巴金从幼年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首先要感谢在广元时候父亲给他请的那位启蒙老师刘先生。巴金后来明白地说过，小时候他喜欢读书，就是因为喜欢这位刘先生。刘先生个子不高，白白净净，面目和善，对学生从无疾言厉色，在当时那种注重“教刑”，而且先生越严厉越受人敬重的环境中，刘先生的教育方式真是难得。后来巴金说起刘先生，言语里总是带着感情。他说：“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母亲让一位老书童传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地管教”孩子们。刘先生怎么做呢？巴金说：“但是我从不知道严厉是怎么回事。我背书背不出，刘先生就教我慢慢地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去，三哥也是。”结果怎么样呢？巴金说：“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更喜欢书房”，自然也更喜欢读书。这事确实很有趣，刘先生的教育方法今天也很值得一些家长和教师参考。
这里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刘先生还会画画，时常给巴金的父亲绘制地图。他有许多彩色铅笔，以及圆规之类的绘图仪器，这是巴金和三哥非常羡慕的。有时他也给巴金兄弟画人物画，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旧画本上，用铅笔勾出人物轮廓，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别的东西，然后拿彩色铅笔涂上颜色。巴金和三哥一直围在旁边，眼盯着先生把画画完，他们不论谁得到这张画，脸上都会露出满意的笑容。为了这些图画他们更喜欢刘先生。就这样，图画一张一张地增加，不久巴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已经积了几十张。那时候孩子们缺少玩具，所以巴金把这些画更当做珍宝，每天早晨和晚上都要翻看好一会儿，只见红的绿的颜色，人、狗和房屋……一件件在眼前活动起来，简直入了迷。过了些日子，巴金对这些画又感到不满足了，他梦想得到一张更大的图画，上面有狮子，有老虎，有豹子，有豺狼，有山，有洞，这样的图画他似乎在一本什么书上见过。但这样的画实在太复杂了，所以刘先生一直不肯给他们画。又过了些日子，先生捱不过巴金兄弟的恳求，花了两三天的功夫，终于把这张画画成功了，上面果然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有豹，有狼，应有尽有。只可惜巴金来晚了一步，这张画落在了三哥手里。巴金跨进书房的时候，见三哥正捧着这张画得意地笑，并对巴金说：“瞧，先生给我的。”
巴金一下就火了，扑到先生面前，一定要先生把画给他。刘先生说过几天再给他画一张，也不行，说着便大哭起来，还说先生是坏人。最后是大哥和二姐把他半拖半抱地弄到母亲房里，母亲把他说了一顿，并要他去给先生赔礼，才算完事。但事后巴金作了一个决绝的举动，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当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巴金从枕头边取出木匣里的图画，一张一张地仔细看了一遍，然后就慷慨地毫不留恋地全部送给了三哥。巴金说，“在那个时候我有一种近乎‘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而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这实在令人惋惜。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窥见少年时期巴金性格的一个侧面，就是这位大家庭的“四少爷”也实在太骄纵、太固执了。经过这次挫折，巴金完全失去了对绘画的兴趣，同时也断绝了他可能向绘画方面发展的良好机缘。
从广元回到成都的时候，巴金还是个小孩子，他的生活内容仍以在家塾里读书为主。这期间先后教过巴金的有两位先生，一位是龙先生，一位是曹先生。龙先生是一位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发生前后，他对革命的热烈态度对巴金有过感染；曹先生原是三叔在南充做知县时县里的教官，是三叔介绍他到家里来教书的，当时已60几岁，是个相当迂腐的老秀才。但他们确实都有学问，对学生也很宽容，没有严格的限制与束缚。他们给巴金的教益，主要是教他读了许多古文，如《古文观止》中的200多篇文章，他全能背诵，尤其是对其中的《桃花源记》、《祭十二郎文》、《赤壁赋》、《报刘一丈书》等等，更是由衷的喜爱。巴金后来说过：“这两百多篇‘古文’可以说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我后来写了二十本散文，跟这个‘启蒙先生’很有关系。”总的说来，巴金在家塾中的读书生活还是比较轻松的。这时毕竟已经进入民国时代，科举制度早已废除，大家庭的子弟已不把圣经贤传之类看得像过去那么重要。这也许在无意中培育了巴金的自由性格。
随着巴金一天天长大，他的兴趣和爱好也越来越广泛。这期间，除了家塾里的功课之外，特别吸引他的还有两件事情。
一件是他跟着三哥等人组织了一个新剧团。那时有一段时间巴金和三哥每天晚上都叫仆人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戏，有川戏，也有京戏。因为父亲是那个戏园的股东，有一厚本免费的戏票，而且座位是在固定的包厢里面，用不着临时去换票，看戏十分方便。一连看了两三个月，对戏剧发生兴趣，尤其是爱看武戏，看完回来就在家里学着翻斤斗，翻杠子。又过了些时候，他们就组织了一个新剧团，在公馆的桂棠后面竹林里演新剧。巴金说：“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还说：“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主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各种方法强迫他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他们走。”特别让巴金得意的是父亲居然也被他们拉来，而且居然一直把戏看完。更令人惊奇的是，父亲还给他们编写了一个名为《知县现形记》的剧本，二哥、三哥扮着戏里面的两个主角，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父亲也哈哈地笑起来。看来李公馆的这位“当家人”也并不古板。
另一件是家里办了一份杂志。杂志是受当时社会上已开始风行的《小说月报》、《礼拜六》一类刊物的影响办起来的，题名叫《十日》，十天出一期，每期用复写纸抄五六份。杂志的主持人是六叔、二哥和香表哥，巴金因为年纪还小，只是热心的支持者和“第一个订户”。在这份杂志上，大哥最早发表了他的小说，巴金称他是大家庭里“第一个写小说的人”。杂志的另一个热心作者是奉表哥，他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头，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如何如何，而结局则离不开情死之类。巴金后来说：“我对于《十日》杂志上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兴趣。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摊开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版的流行小说和杂志……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非常佩服。”《十日》出了3个月，巴金花9个铜板的订费，就得到了厚厚的9本书，觉得是个很大的收获。
成立新剧团，编演新剧，写小说，出版杂志……从这里可以看到，辛亥革命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无形中已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注入新的因素，也催生着新的力量：这些大家庭的子弟，作为当时青年的一种类型，是多么热衷于新事物，多么渴望表现自己和发展自己，又是多么精力旺盛、热情洋溢！对少年巴金来说，这些新剧、小说、剧团、杂志本身并不重要（他当时对他兄长们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哀情小说已不感兴趣），重要的在于参与，在于尝试，在于经历和磨练。这对于巴金未来的事业无疑是一种演习，而且由此唤起了他的兴趣，激发了他的热情，把他引向更高远的人生目标。他说，那时候他的心，“就像一只羽毛刚刚长成的小鸟，它要飞，飞，只想飞往广阔的天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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