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空洞里的一幕
我生在一个没有明确宗教信仰的家庭，一个人孤独地在辉县上小学时，照顾我的表婶——一位乡下农村妇女，恐怕是佛道混合祖先崇拜的一种泛宗教徒——经常请一些三姑六婆型的老太婆，在家演出神灵附体节目。当焚香叩头之后，“九天仙女”（当时辉县民间最盛行的女神，她是天老爷玉皇大帝的女儿，不是佛教的神）就从天上下凡，附到一位老太婆身上，那老太婆随即打哈欠、流泪，低声吟唱：
“九天仙女下天庭，来到人间走一程，将身坐在高堂上，不知请俺啥事情？”
善男信女就跪下来，向她提出疾病、平安等等疑难杂症，九天仙女会一一回答。
我从小不信这种装神弄鬼，有时我肚子痛，表婶就请九天仙
女给我扎针，九天仙女虚拟一个手势，我就故意躲开，让那位老太婆仍煞有介事地继续扎针，而且念念有词。我却提醒她，大声叫说：
“针扎到柱子上去了！”
老太婆因为被拆穿而恼羞成怒，一拍桌子，站起来就走，一面走一面说：
“不诚心，不会灵！”
不过，我虽然不信神鬼，却非常喜欢那种神秘气氛，尤其是焚出来的香味。我常幻想，日后我长大了，要在四合院角落空地上，盖一座小庙，供上一尊佛像，点上三支香火。
我跟宗教的关系，从那个时候就开始；而跟基督教的渊源，却延后了六七年。一九四二年，那时我正调到偃师，有一次日本发动空袭，我躲在一个山麓的防空洞里，这时除了我，另外还有一位将近中年的妇女，手里拿着一本圣经。当日本飞机低空掠过，发出刺耳的噪声时，她忽然跪下来，举手向天，祷告说：
“主啊！保佑我们偃师的人，保佑我们——防空洞里两个人！”
我大声说：
“那一个人是谁？”
她缓缓说：
“那一个人是你。”
我真是一个野生动物，不但不知道感谢，也不知道欣赏她的慈悲，反被这突然而来的关爱弄得不知所措。
“你叫谁保佑我？”
“当然是主！”
“谁是主？”
“主是耶稣基督。”
“那个钉死在十字架的洋鬼子吗？”
“洋鬼子”是那个时代对外国人的通称，即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还有许多人改不了口。
“他不是洋鬼子，他是主！”
我开始奚落耶稣基督，那个妇女，呢喃地祷告说：
“主啊，宽恕他！他做的他不知道。”
这一幕在警报解除后，我就完全忘记。
然而，十多年后，我从台北保安司令部看守所出来，投奔新竹李淼。一个星期天上午，在新竹街头徘徊，看到一群基督徒出入教会，忽然像有一个灵光在那里一闪，使我看到防空洞里的那一幕，每个带着圣经、年龄稍长的女信徒，在我看起来都像防空洞里的那位虔诚的妇女。于是我身不由己地随着他们走进教堂，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后边，听牧师讲道，然后一个人再孤零零地回到宿舍。从此，我几乎每天都要去教堂一次，遇有聚会时，也顺便参加。不过，我跟其他任何教友都没有来往，只买了一本圣经，沉湎到里面。
每次翻开圣经，偃师那位女信徒宽恕我的图案，就历历重现眼前，甚至，我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位女信徒身边的碎瓦乱石和一些微弱小草。
在台南“附工”教书时，我参加了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是基督教中一个特别的教派，它跟其他教派都不一样，它是守星期六的。那就是说，星期六是安息日，在这一天，大家都不工作，而普通教会休息的星期日，正是安息日教会的星期一。这样说来，会把人说得糊涂，因为全世界只有中国人才把Monday译成星期一，Tuesday译成星期二，使人对日子有一种顺序的感觉，如果像日本人一样，把Monday译成月曜日，Tuesday译成火曜日，对安息日就不会那么陌生了。其实现在的月历上，也可以看出安息日的正确性。第一排是星期日（日曜日），普通教派是日曜日休息的，还没有工作就先休息，岂不违反圣经旨意？而安息日会，在工作了六天（星期日到星期五）之后的土曜日（星期六）才休息。
这一段教会经验，使我在应胡蒂老师之约到了台北后，踏上做梦都梦不到的另一个历程。
我满怀期望地到了台北，才发现胡老师并不是介绍工作，而是介绍女朋友——齐永培女士。当然，没有人知道我在大陆上还有婚姻，我更不会自动宣扬。不过，事实上，大家也并不是全不知道，来台湾的外省年轻人，连同年长的老一代，几乎都包容一件事，男的能婚就婚，女的能嫁就嫁。那时“政府”ˇ有一个连自己都不相信的口号：“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重返大陆虽然不像后来那样完全绝望，但是，也都知道，那件事是多么的渺茫，也都互相体谅，甚至鼓励在台湾落地生根。
和永培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齐家有位客人在座，他是台北仁爱路浸信会的长老，兼“国际青年归主协会函授学校”教务主任。他发现我对圣经很有心得之后，就邀我到他们设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函授学校当教师。这是一个远离证件、核薪、开除、革职等坏消息的好机会，而且他们的待遇很好，每月美金三十元，折合新台币一百二十元，而中学教员每月才新台币七十元。
当暑假开始的时候，我离开草屯，到了台北，立刻去函授学校上班。第二年，我和永培结婚，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城城，小儿子垣垣。我们曾经过了三四年的平静日子，永培朴实、勤俭，是一个可敬的女性，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发生严重冲突，我第一次证实性格决定命运的真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函授学校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本来就喜欢读圣经，圣经事实上是犹太人的古代史，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十分引人入胜；而批改学生作业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都需要充分的圣经知识。我发现，对一个东方人而言，如果不了解圣经，简直无法了解西方，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不过，函授学校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归根结底，那里不能避免种族歧视，不但如此，还有严重的阶级存在。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共事，特别敏感，而且愈来愈觉得不对劲，譬如：外省人（mainland）每人每月美金三十元，本省人（local）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美国人则又是另外一种更高的待遇。这种措施使我对基本上的教会精神，感到怀疑。最后，终于再一次闯下大祸，被赶出大门。
那是不久以后的事，一九五三年元旦，校长司派克（Spark）先生宣布：“本校没有任何假期，照常上班。”而当时政府规定，元旦是“开国”ˇ纪念日，放假三天。中国籍职员都敢怒不敢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人表示异议。当他们建议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向校长反映时，两位老先生都微笑摇头，不作任何答复。我并不比别人更为勇敢，但我注意到，当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时，美国人都不上班，只有中国人上班。而当十月十日“双十节”时，美国人也不上班，中国人还是照样上班。再加上这次元旦事件，中国教师没有一个人敢提出抗议，我决定用我的方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来只是反抗美国人种族歧视，其实，我更愤怒这些中国人的畏怯和奴性。
元月一日、二日、三日，一连三天，我像幽魂一样，在台北大街小巷逛来逛去，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风暴，其中，也一度懊恼地警告自己：“你这算干什么？刚吃了三天饱饭，就竟然向外国人挑战！”
元月四日，我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走进办公室，依照平常规矩，悄悄坐在座位上。正庆幸一切平安，心里想顶多扣三天薪水罢了，司派克先生已呼唤我的名字，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地问：
“你一连三天没有上班，是吗？”
“是的。”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三天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
“但是我宣布过，我们不放假。”
“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假，因为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基督徒是无国界的，你不适合这里的工作，会计室已经给你结好账了，请你离开。”
“我接受，但是，明天早上的早祷，我是不是可以来主持，作为最后的告别式？”
这是我临时被逼出来的反击诡计，司派克先生当然不知道，所以他立刻答应。
在基督教团体，每天入座办公以前，全体职员都要聚集在一起，由一位年高德劭的兄弟姐妹主持，例行地做一个简短的早祷，然后各回岗位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十分钟赶到归主协会（一分钟都不敢迟到，迟到便失去机会），大家团团坐定。我简单说几句跟大家道别的话，然后开始祷告，我大声说：
“主啊！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团聚的机会，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侍奉你。我已经被开除，只因为元旦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主啊！我相信你会允许你的子民庆祝。我们千辛万苦，颠沛流离，逃亡到台湾，深知我们的处境既危险又衰弱，在世界万邦之中，微不足道，可是我们总算有个家。……”
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听到大家的抽噎，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哀伤感动，泣不成声。一时大家自悲身世，哭成一团。
这个早祷的地方，恰恰位于会长郝益民先生房间的门口，跟校长室只隔一个窗子。因为会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是河南开封话），所以我的祷告，字字句句，他都听得清楚。早祷结束之后，会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立刻教我复职，并且给我两个星期的假期休息。我受宠若惊，但我不愿把我的悲愤变成威胁，只要传送出去就够了。当我走出校门时，校长的秘书兼翻译追上来，告诉我说：
“基督教是无国界的，你不要太坚持！”
“没有国界吗？”我瞪着他说，“看看摩西怎么出埃及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青年归主协会。基督教给我的裨益太多，所以虽然离开时并不愉快，但我对这个协会和这位会长，一直心怀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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