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入狱
珞珈山的“青干班”是一个政治机缘，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月，但是它却集结了足以影响若干人前途的社会关系。一九四五年，总统蒋中正的儿子蒋经国，在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原址，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招考研究部第一期（奇异的学制、奇异的名称）。这完全是蒋经国私人干部培育中心，那些研究部第一期的若干学生，曾经主宰台湾政坛三十年。蒋经国用人的标准，第一顺序就是研究部第一期的学生（至于研究部第二期，以及普通科学生入学的时候，蒋经国的兴趣已经转移，不再重视）。所以，一九六年代台湾政坛上，有一句谚语说“非干不行”。“干”是个双关语，指你要想当官，非“干部学校研究部第一期”出身不行。蒋经国先生想跟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稍后改为政治大学）媲美，他效法中央政治学校的架构，既没有在教育部立案（他如果立案，易如反掌，但蒋家父子的作为总是表现出权威凌驾法律之上），又没有冠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字样，没有人知道这些干部是谁的干部。
“青干班”的初名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人员训练班”，后来改为“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蒋经国创办了中央干部学校以后，为了安抚和吸收当时已在全国各地青年团具有实力的“青干班”同学，就把“青干班”改为“中央干部学校第一期”。“青干班”同学经此一改，也就成了蒋经国的学生。学生虽是学生，却到底不是真正的学生，所以当时也有一个比喻：“青干班是门神，开门时在里面，关门时在外面。”不过，“青干班”同学也就在这门里门外，吃一点政治上的零碎点心。
我就在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青干班”年纪最大的学长李荷先生，他那时候已当上“立法委员”ˇ。他的一位朋友瞿绍华当教育厅人事主任，一纸派令，我就成了屏东农业职业学校的人事员。
屏东在北回归线之南，比台湾北部更接近热带。我到差后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两件这辈子第一次穿的香港衫，在独自一间的小屋里，安静地过日子。每天上班下班，打算终老天年。可是好像是上天注定的，坎坷的路程不但没有结束，这不过是刚开始，和以后我所受到的灾难比起来，在大陆上那些折磨，实在是微不足道。
我的薪水，除了生活开销之外，添购了一些衣服，还买了一架可以听短波的收音机，每晚上就收听一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京戏，当然也附带收听几句华南一带情况的报导。当时台湾已经戒严，收音机也不普遍，我每晚开收音机，除了扰乱邻居的安宁外，当然也引起别人的注意，尤其是特务的注意，可是我自己却没有丝毫警觉。
于是，常常地，像在沈阳、北平时一样，向同事们谈论国家大事。尤其糟的是，我特别赞扬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不拿人民一针一线，对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军行径，深恶痛绝。恰好报上有一则消息，一个军人没有车票，硬闯出车站，收票员尾追到军营，要他补票，结果招来一顿殴打，使我感到羞耻。晚上，快要入睡时，两个普通装束的中年人进来，很客气地要我前去谈谈。
“去哪里谈？”
“你去了就知道。”
就这样，我被吉普车载到火车站，押上火车，一直驶向台北。押我的人，不但没有语言，在火车的晃动中，也看不清他们的表情。我像木头一样，被夹在中间，满腔愤怒，一点都不知道事态的严重。第二天，天一亮，到了台北，他们把我送到设于青岛东路的台湾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一进大门就听到从一排木栅里面，发出哄堂的叫声：
“欢迎新客人！”
我被推进其中一个像兽笼一样的房间，里面塞满了赤背穿短裤的囚犯，我爬到房间的一角，在一个庞大的马桶旁边坐下。
“你犯了什么罪？”有人问。
“不知道。”我说。
“哈！你明明是一个匪谍，怎么说不知道？”
这时候我才有点害怕。
“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匪谍！”
他们指的“匪”就是**，有时候再加上一个“共”字，成为“共匪”，“谍”指的是**的地下工作人员。以后四十年间，“匪谍”两个字成为台湾人民一种最可怕的巫蛊，不小心碰上，立刻家破人亡，身败名裂。就在看守所，我跟一位年龄相若的人，谈得非常投契，他叫杨启仲，是一位中学老师，因为同事在他的宿舍发现一本艾思奇编的《唯物论辩证法》，被送到这里，已经两个月了，还没有问过一次话。
押房拥挤不堪，只能容纳十几个人的兽笼里，有时能塞进三十几个人，大家只好蹲在那里，轮班睡觉。伙食既简单又肮脏，大多数人都泻肚，马桶就在我身边，臭味还在其次，有时还有粪汁溅出来。我无法静下来思索怎么会落得这种下场，陷入我从没有想过的困境，呼天不应，唤地不灵，没有人告诉我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没有人指引我怎么自救。从每天不断塞进来的囚犯口中，知道外面正大肆疯狂逮捕，一个人因身上插着红花在新公园被捕，一个士官因不小心掉了帽徽被捕，但很多人都是因为“偷听共匪广播”。我胆怯起来，万里渡海，难道为了到台湾断送残生？早知道我应逃回辉县，或逃回息县，反正不过如此！
就这样，我受到漫长的囚禁，没有人问一句话。直到一天上午，守卫叫出去二十几个人，带到大厅，接受审判，每个人询问的时间，大概五分钟。我进去后，台上坐着一位法官，他已十分疲倦了，一脸的不耐烦。我还没有站定，他就开始宣判说：
“阅读非法书刊，为匪宣传，处有期徒刑十五年。”
像五雷轰顶一样，我哀声叫道：
“法官明鉴，我从没有阅读过任何一本**的书，就是在北平的时候也没有。”
“你没有看过，这《唯物论辩证法》是谁的？”法官问。“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要狡辩，带出去。”法官说。
我挣扎哀求说：
“法官明鉴，那不是我的书。”
“不是你的书，”军法官说，“难道是我的书？”
一个书记官附身跟法官耳语，法官自言自语说：
“杨启仲的判决书，怎么放在这里？你叫什么名字？”
我把名字告诉他，法官翻了又翻，自言自语说：
“又是一个没有判决书的人，带回去候审。”
我回到押房，而杨启仲就再也没有回来。时至今日，不知他可仍在人世？仍在台湾？
终于有一天，我再被叫到军事法庭，另一位军法官宣布说：“窃听共匪广播，处有期徒刑六月。”而就在当天，我已被羁押了七个多月，我高兴得几乎要喊他青天大老爷，可是面对的问题是：到哪里去找保人？全台湾恐怕没有一个人肯保一个“匪谍”。押解我的那个班长（囚犯对看守法警的尊称）看出我的困难，告诉我说：
“如果你有八十块钱，我可以替你买一个保人。”
八十元是一个大数目，幸而我身上恰恰还有八十元，收押时被收去保管，言明出狱时领出交付。就这样，我走出看守所，但已囊空如洗。当我跨出那个小门，仰天叹一口气，发现又一次地四顾茫然，无处投奔，身无一分。感谢神灵，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遇到刘尘。他在工矿党部做事，恰巧路过那里，而工矿党部设在台北市华阴街，距离不远。我向他借返回屏东的路费，刘尘把我带到工矿党部，警告说：
“你被人带走，一去半年，有什么理由相信学校还保留你的职位？你应该先打个长途电话问个清楚。”
我惊醒过来，捏造一个姓名打电话去试探，对方直率地说：
“郭衣洞已经被开革了。”
这就是我的一生，我总是不断地失败，而且是惨败。
我被神秘逮捕，依当时白色恐怖的气氛，应是有去无回，可是却被草草释放，连判决书都没有给一张，似乎和国际局势有关。在我坐牢的七个月期间，“韩战”ˇ（朝鲜战争——编者注）爆发，发表白皮书本来要放弃国民党和蒋中正的美国，突然重新把台湾抱起，台湾从弃儿变成宠物，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国民政府”ˇ的声势一下子从谷底升到中天，信心也随着倍增，对那些人山人海的政治犯，无法一一处置，才把一些他们认为不足轻重的作一清理，大批释放，我不过是幸运者之一。
但幸运只能使人恢复自由，不能恢复工作，我只好到刘尘服务的工矿党部睡地铺度日。在那个时代找工作真是艰难，尤其是台北的雨似乎比南部多得多，每一次穿着**的皮鞋到一些长辈家拜访，在玄关那里简直无法脱鞋，除了袜子**的不能上榻榻米以外，袜子上的破洞，也使我难堪。就这样，失业和破洞的湿袜子，就像连体婴一样地在我的记忆中不可分割。在台北碰壁又碰壁后，忽然得到李淼的消息，他在省立新竹中学当人事员，于是投奔李淼寄住。不久，在省立台南工学院（后来改制为成功大学）附设工业职业学校当人事员的范功勤来信说，他可以介绍我到他们学校当历史教员。虽然，我对历史一窍不通（事实上，学校的课程，我没有一门通），不过我已没有什么选择。
“附工”的生活，是我最安静的一年，认识了担任教务主任的戴瑞生、文兰华夫妇，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并且收他们的儿子为义子。他们是一对非常厚道、诚实的朋友，我漂泊半生，终于尝到一份温馨。而三十年后，当我从火烧岛回到台北，他们夫妇立刻给我寄来一个月薪俸的巨款。
我住在“附工”教职员宿舍，只有六个榻榻米大，但我真是盼望就这样度完我的余年，我太疲惫了。可是苦难不会这么轻松放过我，第二年，学期快要终了时，大家下学期的聘书都已经发下，只我没有。范功勤暗中告诉我说：
“你的名字报到教育厅，教育厅一直没有批准，因为你有被屏东农校开革的纪录。最好还是早一点离开，找一个县立的或私立的学校，他们教师的资历不报省教育厅，只报县教育局，也许可以蒙混过去。”
于是，我带着简单的行李，再一次踏上流浪的道路。
一个外省人，在那个时期，曾入过狱，有被开革的不荣誉背景，根本不可能找到工作。在炎炎烈日下，我不停地一间学校一间学校访亲问友，结果得到的答案是一样的：
“没有空缺！”
最伤感的一次是去埔里中学，那个美丽的镇和优雅的学校，使我爱不忍离，可是教务处商主任却无力帮助。但他告诉我，东北大学校友杨德钧，在南投县政府当教育科长。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急急赶往南投，杨德钧义不容辞地把我介绍到草屯初中当国文教师。
草屯是一个温馨的小镇，就在那个小镇和小规模的学校里，我结识了当时同事、后来成为历史学者的朱桂先生。而那些学生中，有好几位，像后来在师范大学当教授的廖吉郎、在电信局当处长的曾武臣，以后一直和我保持联络。
草屯是那么美，尤其是教员宿舍建在小山丘上，上、下课时要走十分钟的马路或田径，悠然自得。夜晚，山丘上只有风声，我就在孤灯下，读了不少学校图书馆有关文学的丛书。但我的心并不能安定下来，一直到证件被县政府教育局批准，薪饷被核定之后，才长长地舒一口气。
第二学期还没有结束，我的一位老师胡蒂先生，从台北来信，叫我抽空北上。我遵照指示去了，心想要到台北去，我这个南部的土包子，应该注意一下穿着，于是，临去前，特地用最低的价钱买了一套蹩脚西装，这是平生第一次穿西装。胡老师原来在东北资源委员会当处长，我以为他可能介绍一个永远可以摆脱假证件阴影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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