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隧道惨案
到洛阳后，我被派到偃师县分团当干事。“主任”的官衔没有了，对有些人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打击，但我在官场上有迟钝的一面，对于这项贬职，无动于衷，真的认为，一个革命青年不应该计较任何名分。不过，不久我从内心里开始改变，这改变虽不能使我重视官位，但却发现上进的重要，人生最大、最新的诱惑，在引导着我踉跄迈步。
那时候，战时陪都重庆，有一个中央训练团。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分别从全国各地选拔党、政、军优秀干部，到重庆参加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中央训练团，使他们能和中央高级官员亲近，产生一种敬畏的向心力。我不久就被保送受训，坐火车到宝鸡（就是秦穆公发现神鸡的地方），在宝鸡转乘四天路程的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重庆这个战时首都，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迷漫，对健康非常不利。可是，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行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需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两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经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洞既普遍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可是，就在我去的那年六月，碰上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惟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惨案发生的那天，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全城在隆隆巨响之下发抖。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没有防空的能力，日军有时候只保持一架轰炸机或战斗机在上空盘旋，就足以使山城变成死城。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到了下午时分，隧道里的男女发出呼号，要求出来。可是，把守洞口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动心。等到晚上，日机离去时，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了。这是中国防空史上最大的一个耻辱，事后好像只把卫戍司令刘峙免职。刘峙是国民政府中有名的饭桶将军，他除了拍马逢迎外，什么都不会。惨案虽然使他去职，但依照传统官场文化，他不久就另有新职，而且是升了官。
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那次空袭，发生在上午十时，中央训练团在重庆浮图关下，警报响起时，我们被带进一个庞大无比的半隧道之中，三面都是天然岩石，侧面开向山谷，面积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当我们在所携带的小凳子上坐定以后，看到蒋中正在护卫之下走进来，洞的深处摆了张大桌子，桌子旁有一张藤椅，他就在那藤椅上坐下，卫士们四周站立。不久，轰炸开始，大家可以听到远远的重庆市区的爆炸声。我仔细地观察领袖，发现他镇定如恒。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如果这次把他炸死，历史上不知道怎么样描述这一幕，又怎么描述我们这些陪死的无名小卒。
中央训练团使学员产生向心力，蒋中正把他的照片送给每一个学员，而且亲自一一点名。送给学员的照片，确实使人动容，最高领袖权势大到没有极限的时代，家里如果挂一张蒋中正签名盖章的照片（当然是别人代签代盖），不但是一种光荣，也多少有一点保护作用，使一些小头小脸的牛鬼蛇神有所顾忌。至于点名，那就跟普通军队里、学校里的点名一样，蒋中正拿着十行纸写出的名册，然后一一呼叫：
“张三同志！”
“李四同志！”
张三、李四就立正，举起右手，高声答应：
“有！”
然后，蒋中正就往张三、李四脸上、身上，打量一两秒钟，在名册上用红笔点上一点，或打一个勾。那些来自低层的干部，没有比这时候跟英明领袖更亲近了。这种点名方法比赠送照片，更能使人产生预期的效果。有一次，一个在陕西工作的同学，在吃饭的时候还在喜不自胜地呢喃着说：
“点名之后，领袖对我有了印象。”
突然之间，我反应说：
“放心吧，领袖对你不会有印象，点名是叫你对领袖有印象。”
一句话说完，全桌同学都呆住了。有的人急忙把筷子放下，好像大祸就要临头，我也察觉到自己的失言。这时候，同桌上一位官阶上校的分队长，用筷子做个手势，叫大家继续吃饭。然后，他莞尔一笑，对我说：
“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足以断送自己的地步。”
我只是想一语点破那位同学的冥顽，全没有想到它的危险性。我赶紧低下头，以这位分队长的话作为勉励，立志不再多嘴。可惜，我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个性使我不吐不快。后来，遇事不但仍然说出来，更糟糕的是，甚至还用笔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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