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 > 第五十章~第五十九章
五十一
3月带来了和暖的风、春天快到的景象、白求恩的生日、更多的战事。
新年以来，他走遍了冀中军区的六个分区，巡视着各后方医院。2月间，他在冀西的山岳地带走了四百英里地，然后到了翼中平原。现在有二千名以上的伤员分散在各医院和村子里，每个村里平均住着五十到二百名伤员。
他在3月1日的日记上写着：
这儿医院的“工作人员”包括十九岁到二十二岁的“医生”，其中没有一个受过大学教育或是进过一个现代化医院或医科学校。护士是十四岁到十八岁的农村男孩子。但是这是我们所有的唯一的材料，而我们必须尽量善加利用。他们很想学习，把自己提高。他们不断要求批评他们的工作。我虽然常常因为他们的迟钝和医学知识的缺乏而生气，但他们的单纯、他们对学习的热诚、他们中间真正的同志关系和忘我精神最终使我息气……
他在3月2日的日记上写着：
国民政府使我们最忧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自从汉口陷落，政府在重庆建立以来，政局日益恶化。一个实质上独裁专制的政权又一次在中国其他地区存在了。
3月3日，日军突然向河间根据地附近进攻。白求恩当时正在那儿。从黄昏到深夜，伤员接二连三地到来。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当白求恩醒来的时候，他才想起他的生日又到了。他在3月4日的日记上写着：
今天是我四十九岁的生日。我有这个足以自豪的荣誉——在前线我是年纪最大的战士。这一天我是在床上消磨的。我是在早晨六点钟上的床，从昨天下午七点钟起我一直在动手术。在四十个重伤员中，我们做了十九个手术。我们先给伤比较轻的伤员上药，然后给那些马上需要动手术的人做手术。一共做了三个锯治头颅碎骨手术，两个截断大腿手术，两个缝合小肠穿孔手术，六七个胳臂和腿部严重碎骨伤手术——其余的是比较小的手术。在我动手术的人中间有两个日军的伤员。以前有好几次，我们也都用我们给自己伤员的那种照顾来对待被俘的日军。在一个后方医院里，我和两个被俘的伤员一起照过像。他们写信到日本，告诉家里人我们照顾他们的情况，信中还附着那张相片。
我们击败了敌人。敌人在战场上遗留下了五十具尸体。我们缴获了四十支步枪。我们损失了四十个人。一条性命换一支步枪！我们的枪就是这样得来的。
现在日军开始了他们的望眼欲穿的进攻。白求恩在过生日以后一星期，领着医疗队在吕汉的一场激战中投入了战斗。战斗继续了五天，这时候日军打到了师部所在地的河间城。以后的一个月中，战火燃遍了平原地带。白求恩走遍冀中，从一个危险地方跑到另一个危险地方，在火线附近动手术，组织临时救护站，给后方的医生又举行两次实习周，并为贺龙司令员和东北军吕正操司令员的部队就地建立了几个战地医疗队。
八路军的师部已经从河间转移到四公村，白求恩也在那儿建立了他自己的根据地。敌人突然在黎明时向那个村子发动了一次攻势。在日军从村子北口开入的前十分钟，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出了南村口。
对四公村的攻击只是日军攻势的一个尖头，攻势的主要目标是五英里外的齐会村。医疗队冒着敌人的炮火抵达了齐会。村外有一座小庙，庙前的空地上躺着二十来个伤员。他们是七一六团在一英里外和进犯的敌人接触时的第一批伤员。
负责伤员工作的是一个姓金的矮矮胖胖的年轻人，他是七一六团的卫生部部长。他看见白求恩来到，高兴得跳了起来。“我们要马上把话传到前线，说你在这儿，”他一见面就说，“战斗非常激烈，伤亡一定很重。”
小庙作为临时病房。庙里四周都绷上了白布，当中挂着一盏煤汽灯，嗡嗡地响着，投射出暗淡的光。一阵从被炸的村子那儿传来的烟火和火药味跟着血腥味一起飘溢了进来。脚夫的草鞋无声地穿过砖地，运来了准备在灯光下安装的手术器械。
担架员整天川流不息地把伤员从前线抬来。护士收下新来的人，把他们有秩序地放在空地上，给他们登记。护士登记完以后，接着林大夫给他们作初步治疗，并挑出应该先动手术的人。在庙里，除去吃饭或五分钟的休息以外，没有一个人离开手术台。
到了早晨，他们还在动手术，伤员也还在不断地来到，随后从贺师长那儿得到消息，说将有更多的战斗。同时贾护士走到了手术台，吞吞吐吐地说了些白求恩没听清的话。“你说什么？”他问。她那和蔼的圆脸上显出痛苦的表情，嘴唇颤动着，她犹豫地说：“没有绷带了……没有防腐剂了……”
白求恩赶紧就找金商议。是不是有什么办法可以在就近弄到绷带和防腐剂？金沮丧地摇摇头。
白求恩不用防腐剂又动起手术来，同时护士们收集起一块一块旧的绷带，用烈性肥皂洗了。
夜晚又来了，可是他们仍然无休无止地工作着。在手术台的一头，董向下直视着一个接一个的病人的脸，好像受了催眠似的。游跌跌撞撞地走出小庙，疲惫不堪地倚着墙，林接替了他的工作。现在，除了白求恩有时候开口要什么东西外，没有一个人讲话，他的下颚一动也不动，间或停下来擦擦模糊了的眼镜，揉揉充血的眼睛。
第二天的傍晚，日军又开始炮轰村子。一连五个小时，炮弹落在离小庙越来越近的地方。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围着手术台工作的时候，脚下的土地不停地震动着，直到后来把他们弄得厌烦透了，气得咒骂起来，到了半夜，一个腹部手术快做完的时候，一颗炮弹落到了空地外面庙墙的附近。一股股的热风震破了纸糊的窗户，吹进庙内。煤汽灯吹灭了，榴霰弹爆炸开来，沉重地打入了外墙。
有人把煤汽灯又点上了。白求恩急忙看看失去知觉的病人，四下望望其他的人，问道：“大家都没什么吧？”他们直挺挺地站着，一动也不动，一口气也不透，接着都苏醒了过来……可是没有董。“董哪儿去了？”白求恩问，“他怎么了？”然后他发现那位翻译弯着腰在看角落里的医疗箱。“董，你没有什么吧？”
董慢慢地站了起来，转过身子，两眼惊愕地瞅着手中的纱布和麻醉药听子。他走到手术台，抬头看着白求恩，哭丧着脸说：“空了……最后的一听……麻醉药都用完了……医疗箱里一听也没有了……”
他们望着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炮弹在他们头顶上呼啸着。手术台上，可以听得见病人短促的呼吸声。白求恩问道：“你确定吗？”董让空听子从他手中落到砖地上。“没有了，”他说。
白求恩走回手术台，深思地望着病人皱着的脸。“在麻醉药的药性过去以前，我们可以让他离开手术台，”他说，“其他的人就没有他幸运了。”
白求恩迅速地把手术结束了。当伤员抬出去的时候，他才发现金一直在他紧后面站着。“你等什么？”他问。
“白求恩大夫，”金严肃地回答，“在这儿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要是你给一颗炮弹打中，而我在你旁边，那么我也会炸死。那样的话，人家可以正确地责备我不劝你离开，可是没有人能够说我自己呆在安全的地方，却把你扔在危险之中。”
白求恩疲倦地笑了笑，亲热地把肩膀靠着金。“和我在一起吧，同志。我从来还没有给炸中过哩。”
下一个战士抬了进来，他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大腿和小腿里都有弹片。其他的人用从医疗箱里拿出的绳子把他捆在手术台上时，白求恩温柔地和他谈话，琢磨恰当的字眼使他对严峻的考验有思想准备。接着他用眼睛警告手术台一头的董，看了看其他的人是否紧紧按着战士的手脚，然后一刀向大腿切了进去。战士大叫一声，昏厥了过去。贾虽然受过许多手术室的磨练，这时也把头扭了过去。
十四个其他伤员相继从空地抬到了手术台上。一连十个小时，白求恩不用麻醉药以飞快的速度给他们动着手术，而在同时机关枪火一会儿逼近，一会儿又向远处移动，炮弹不停地震撼着小庙，最后，曙光终于透进了破碎的窗户。
白求恩用冷水泼在脸上，然后走了出去，摇摇晃晃的，眼睛给太阳照得直睁不开，这时候已是早晨九十点钟光景了。敌军已经在一英里外的小麦地里消灭掉了。他在六十九个小时里替一百一十五个伤员做了手术。
他在空地上站了一会儿，望着下面大道上最后一个担架队向着南面的后方医院走去。在右面，齐会村成了一片废墟。空气里弥漫着浓烈的烧焦了的人肉味、火药味、烟火味，部队上的大车，一辆接一辆地的小庙前面走过，搬运着战利品。又是一场战斗结束了……
五十二
齐会的胜利鼓舞了保卫冀中的军民，把敌人弄得狼狈不堪。但是日军司令部又调集了增援部队，用它们来包围河北大平原，在坦克和飞机的强有力的掩护下，一英里一英里地再度进犯。城镇一个接一个地陷落到日军手中，大部分后方医院也随之而丧失了。到7月间，白求恩和医疗队撤退到宋家庄，在那儿又建立起一个新的后方医院，它还是设在一座小庙里。在这儿，有一天晚上，他正在写他的游击队医疗手册，董嚷着闯进了他的屋子：“郝尔小姐回来啦！”
白求恩冲到门口，向外看了看，又走了回来。“在哪儿？你为什么不把她带进来？”
董咧着嘴高兴地笑开了。“她本人不在这儿。但是托她买的药品器材，她让我们的几个战士送来啦。这是他们从她那儿带给你的信。”
屋子外面，其他的医生聚集在两匹驮骡周围，兴奋地叫喊着，骡子上装着特别护送队运来的药品器材。他们把东西从牲口上卸了下来，一面兴高采烈地彼此拍着背，一面在白求恩的桌子上打开一包包的药品、麻醉药、防腐剂，随后白求恩才想起了那封信，连忙把它拆开了。
信上写着：
亲爱的白大夫：
你们走了第二天，我按着计划去北平了。去的时候，和每次一样，都很顺利的。两天之后，我便在这座东方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里了。可惜你没有来，不然，我可以担任你的向导，到各处名胜的地方去游玩，你一定会很愉快的，我想。
到北平的第二天早上，我拿着你的药单子，到王府井大街一家大药房去买，他们看我买这许多药，都不肯卖。因为敌人防止占领区的物资，特别是军用物资流到这儿来，其中包括药品，没有敌人当局的证明都不准卖。零买是可以的。但是，我如果一点点零碎买来，买到你所要的数量，至少要半年时间。
幸好，我这儿有一个开医院的朋友，他是我们北平的教徒，请他用医院的名义开了单子，我又到王府井那家药房去，才算买来了，不过有几样东西没买到，现在缺货……那几样东西我第二天在哈德门买到了，那儿有一家德国拜耳药房……跑了两天，我实在太累了，我想你一定很高兴听到我把你所要买的都弄到了。对你能有些帮助，我是很高兴的。
第三天我才开始办教堂里的事，请你不要笑话我，我知道，你一定又会说，我买这些药品和器械就是教堂的事，就是给上帝做事。我不反对你这种说法。我算是被你说服了。这就算是教会事业的一部分吧……
你要我去找的那几个朋友，我都去了。他们知道你在这边的消息，开始是惊诧，继而是喜悦，最后是想能够见到你，谈一谈，甚至詹姆士还想跟我一块来，他想参加你这个有意义的工作。我因为没有得到你的同意，这边也没有准备，我答应他下次来北平的时候，再带他进来。
信接着又说她回来的途中如何通过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如何告诉他们那些药品器材是给教会买的，以及她沿途在敌人占领的村镇过夜的情况，最后她又如何回到了解放区和八路军派来的人见了面。信上继续说：
三分区派人来问，药品是不是可以先交他们转给你，我本来想亲自点给你，告诉你经过情形，可是你东西南北跑得那么远，那么快，要找你是很不容易的，教堂里的事也不允许我有更多的时间离开。就写这封信给你。附上药品的清单……
我想我已渐渐了解你的工作的意义。因此，我很乐意分担你工作的一部分。这是神圣的工作。能够对你有帮助的事，我情愿多做。让那些法西斯卑污的灵魂，早点受到上帝的惩罚。诚如你所说的，这样才是耶和华真正赐给他的子民的福。
今天晚上，我在上帝面前为你祝福。
你的忠仆 郝尔
白求恩看完信，转身向着董。“你知道，董，”他沉思地说，“在基督徒当中有这么一说：每当一个灵魂得救，天上就欢腾鼓舞。今晚我在地上欢腾鼓舞，因为我们的军队得到了一个顶呱呱的新兵——郝尔小姐。她来到中国为了使人们信仰上帝。可是作为一个教徒，她自己反而成为我们的军队的信徒了。这多有意思，”他笑了笑，“我们的军队使天国和人间更接近了！”
一星期以后，敌人打到了宋家庄。在村子数英里外，一支游击队抵挡着进攻的敌人，这时白求恩正在小庙里给抬进来的伤员动手术。接着有话传来说我军正在退却，必须撤出村子，同时一颗敌人的炮弹落在庙前的空地上。这个小庙医院的一堵墙倒塌了，屋顶陷下了，但是等到烟雾尘土消散后，却一个人也没有受伤。一小时后，战地医疗队离开了宋家庄。
现在，敌人的装甲部队在他们背后推进着，他们向西朝山岳地带撤退。在沿路的村子里，他们集合着从撤守地区的后方医院转移到老百姓家的伤员。在冀西的山区里，他们就安全了。但是在到达安全地点前，他们必须通过白求恩在2月间偷越的日军封锁线。
能行动的伤员都打扮成了老百姓。不能行动的，都藏在农民的大车里，上面盖了草。他们一共把一千个伤员偷运过了封锁钱，经过日军占领的城镇和堡垒，进入了五台山区。等最后一个伤员安全地过了封锁线以后，白求恩才领着医疗队跟了过去。
回到了五台山区后，白求恩又把伤员疏散到村子里，同时做2月份以来战地医疗队的工作总结。现在是1939年7月。自从那晚他越过封锁线到冀中去，至今已有六个月了。六个月的战斗，急行军，战斗沉寂时的训练班，一个接一个令人鼓舞的胜利，然后是败仗和撤退。
他给聂司令员的总结报告中充满了苦闷和愤怒：
为什么，究竟为什么我们得不到国民政府和国外的援助？想想看：这儿有二十万军队，有二千五百名伤员经常住在医院里，去年一年打了一千多场仗！而要应付这一切，却没有药品器材，仅有的只是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五十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一个外国人！
五十三
在冀西，白求恩现在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万分困难的局面。
延安方面终于传来了国际援华委员会曾一直从纽约给医疗队汇款的消息。宋庆龄也从南方设法运送了一批药品进来。但是纽约方面的款项仍然常常在途中被截住或耽搁，还有谣传说宋庆龄在重庆当局指令下被软禁在家里。国民党的封锁逐渐变成了军事包围，有消息说郝尔小姐的教堂已被日军烧毁了。
以后药品器材从哪儿来？医务部门怎样才能应付新形势下的要求呢？通过齐会的战斗，以及动手术不用防腐剂和麻醉药，通过日军在冀中的进展，以及他们目前向西对五台山区的进犯，白求恩终于得出了一些结论。8月间，他到聂司令员那儿去，把这些结论摆在这位晋察冀的军事首长面前。
“过去六个月当中，”他开始说，“我已深深感到晋察冀的医疗机构必须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我们已经证明，我们是能够在现有的原始物质条件下建立起模范医院的。我们的战地医疗队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前线替伤员动手术，救活许多生命。但是单靠这一切在今天是不够了。照目前的情况看来，一个战地医疗队，甚至六七个战地医疗队也不能担当起我们面临的任务了。”
聂司令员一直在踱来踱去，做着迅速的、紧张的手势，这时候坐了下来，一面用手指敲着桌面，一面仔细打量着白求恩。
白求恩继续说，这场战争将是长期的战争。前面还有好多年的战斗，军队也将随着越来越庞大。一大部分的战斗已经开始转移到晋察冀来了。一个外国人，不管他的经验多么丰富，加上五个医科学校毕业的中国医生，可能不可能继续做需要数千个受过训练的人去做的工作？非常明显的，不可能。
不仅如此，还有国民党封锁这个问题。他们把中国其他地方和国外友人给晋察冀的援助也切断了。因此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及早解决有训练的医务人员和药品器材的问题。
“你建议怎么办？”聂殷切地问。
“最近几个月来，我时常考虑这个问题，”白求恩说，“特别在冀中有战事的那个时期。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我们必须做出一个为目前以及为长期需要打算的计划。我们一面在前线继续使用战地医疗队，一面必须开办一个新的卫生学校，采用计划周密的课程，来造就出一大批受过训练的中国医生和护士。我深信以速成的方法训练成千成百个真正熟练的医生在今后将比我们战地医疗队能做的任何事情更为重要。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我们现在经常有二千五百名伤员住在后方医院里。我们有二十万部队。我们有一千三百万老百姓。一年以后，我们将有更多的伤员和更多的部队。如果我们的卫生机构得不到受过训练的人员，我们就等于没有卫生机构。不管我们还能弄进多少其他的外国医生，他们永远不能替代受过训练的本国人。”
“除此以外，我们必须突破封锁，在最近几个月内设法运一些药品器材进来，同时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合作工场，准备在当地至少制造出几种主要的器械和一些简单的药品。”
“问题是，”聂思索着说，“怎么去弄经费和物资来推行这个计划。”
“办法只有一个，”白求恩回答说。“我必须坐飞机去美洲一趟。我认识到，我必须亲自去弄到我们需要的经费、药品器材和助手……然后由我亲自把它们运进来。这事只能由这么一个人去做：他曾在这儿工作过，能够报道真实的情况，同时还要能够进得来出得去。针对着我们的需要，我已经为一个新的医院、一个新的卫生学校以及大批的医生和护士的训练问题拟就了一个五年计划。我估计过，连创办带维持这些机构五年，我们有五万美元就可以了。我以前为西班牙的医药援助募集到的钱比这个还多。我相信我在两个月当中，就能够在美洲募集到这个数目。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目前必须采取的决定性步骤。”
有好一会儿，聂坐在桌子旁一声不响地沉思着。随后他站了起来，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我们必须和延安方面作进一步的讨论……我个人实在很难同意你离开——虽然只有几个月。”
最后的决定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作出的。雨季来了，每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山区和平原到处一片汪洋，战斗因而也沉寂了下来。白求恩就要离开边区去外面的世界了——如果国民政府不留难，由重庆坐飞机，不然，经过越南走陆路。他要在加拿大和美国住两个月，公开募集医药援助，然后回来实现他给聂司令员讲的那个计划。
但是启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是要照顾从冀中战斗下来的一千名伤员。其次是建立新的后方医院，训练医务人员，给战地医疗队在他返美期间的活动做一些准备工作。雨仍是下个没完，天气变得又热又闷，这期间他写完了他的《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接着又完成了一本关于游击战争中医疗工作的特征的较短的著作。另外还得筹办第一批制造外科用的纱布、夹板和假腿的合作工场。
那时候是9月中旬，他的行期已经定好是下一个月。
五十四
在他要动身的前两个星期，有一天傍晚在手术室里，他一直瞒着别人的恐惧被证实了。
他从早晨五点钟起工作到现在，不断地同疲乏和一阵阵的晕眩作斗争。其他的人觉得很奇怪，他好像变得心不在焉似的。到了傍晚，他在手术台旁不时停顿下来，向屋子四周望着，脸上露出困惑的神情。蓦地间，他在上完一次药以后，从手术台旁往后倒退了几步，两手按着耳朵，使劲地摇着头，并扯掉白色的工作服，把小刀一扔，叫林接替他的工作，接着便像一个受检阅的士兵那样一转身，大踏步地走了出去。
到了街上，他全不理会窗户里传出的惊呼声，在夜晚的寒气中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像刚从水里出来的游泳的人一样摇晃着头，随后向他住宿的地方走去。
他在屋子中央站了好一会儿，灯也不点，体味着一种奇异的感觉。在黑暗中，他觉得似乎迷失在一片广阔寂寞的虚空里。他从墙上取下大衣，又走了出去。
他慢慢地在两行茅屋中间走着，同时大口地呼吸着冷空气。他到村边时，便继续往低矮的小山那儿走去，一面走一面不时举起手来拍着自己的耳朵。他挺着头向前走，两眼炯炯地发亮，仿佛在黑夜中搜寻什么东西似的。
在村子里的手术室内，董、林、方三人互相看看，然后问道：“他在做什么？”在小山上，白求恩用一只脚踢着土，仰起头去凝视天空的疏星，然后又倾听着。
他在倾听风声、小鸟的歌声、他草鞋底下土地的嚓嚓声。但是他的耳朵里只有一种可怕的突突声，似乎血液以一条远方的河流的怒号流过他的头部。
他举起手试试有没有风。不错，它和以前一样地刮着，但是没有声音，没有山腰里带来的回响，它是无声的、冰冽的气流。他捡起了一把石子，让它们从手指缝里落到地上。他聚精会神地瞧着它们落下，看到它们无声地碰着霜冻的地面。
他无力地靠到一棵树上，思忖起来。四周的黑夜和小山寂静无声。
他以前曾有过足够的预兆，他思索着——最初感到的不舒服，一阵阵的刺痛，几天几夜不休息后耳朵里的嗡嗡声，右耳特别难受时害过扁桃腺炎。这是在山西开始的；今天在这儿告终，世界上的声音他完全听不见了。
他纳闷着，是不是以后永远听不到生命的奇妙的喧嚣？是不是以后就只能在他自己身体内的噪音中生活，不再有音乐，不再有朋友的说话声，不再有田野上的声音、奔驰的马蹄声、军号声、欢笑声？是不是感染，慢性的虚弱，一种能够治好的病？或是长厚了的骨头把娇嫩的听觉结构给封住了，如同坠下的岩石堵住了魔洞的洞口？
他站了起来，直打着冷战，走回村子去。他的小屋子的纸窗里透露出一道灯光。屋子里，董在等着他，坐在一个椅子里打瞌睡。他摇摇董的肩膀，看着他脸上露出十分关切的样子，看着他的嘴唇在动，从另一个寂静的世界向他发出急切的问话，但白求恩一句也听不见，只是悲伤地说：
“我听不见你的话，同志。我聋了。”
这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夜晚。在董走了很久以后——董很难受，焦急地提出了许多办法，他都不听——他还在桌子旁坐着，凝视煤油灯的毕毕剥剥直响的火焰，手指没精打采地翻弄他的手稿，心境抑郁而阴沉。
他设想他以后生活在一个寂静的世界里的情景。他怎么来继续他的工作？他们会跟他说话，而他什么也听不见。他看见自己在手术室里，如同鸟在笼中，董、方、林向他做着手势。他看见自己回到美洲，从与人绝缘的真空里向一群一群的听众大声疾呼。他看见他的母亲，她的话他听不见，她那苍老的脸拚命挣扎着要表达出一个母亲的欢迎。他看见朋友们熟悉的脸，像一部没有声带的影片里的映像展现在他面前，突然又变成了一群做着古怪的脸相的陌生人。
他被卷入到中国内地有多久了？一年半以上了。在这期间，他从散布在他的广阔的生活范围里的朋友们那儿收到过几次信？五次……二十个月中五封信！还有这个最后的讽刺：他曾写信给延安，给加拿大，给每一个他想得起来的朋友，请他们送他一架手提式收音机，使他重新能够和外界接触。现在收音机也没用了。现在，就在这儿，在这些使他感到如此满意的村子里，在如此好的同志中间，他竟然会和人世彻底隔绝了。
多么愚蠢，他悲哀地忖度着，竟然会陷入了肉体和意志的悲惨的矛盾之中。“老人家，”他们已经开始这么称呼他。昨天，当他听见小邵也用起这个生疏的名词时，他曾经问过董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老年人，”董嘻笑着回答。
“老年人！”他哈哈大笑起来。“我才四十九呢！”
“而干劲比我们许多小伙子可还要足呢！”董兴致勃勃地接着说。
昨天他还大笑过。现在他站了起来，走到屋子那一头挂在墙上的镜子前面。他暂时忘掉了那些时光用来蒙混人的眼睛的逐日的细微改变。他回想自己以前是什么样子，同时端详着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从镜子里向他望着的是一个七十老人的脸，他生平第一次看见的一个陌生人的脸——被河北的太阳晒得枯槁不堪，被山风吹得粗糙不平，满脸全是饥饿、疾病、紧张、过分的劳累所作践过的痕迹。这是一位忧心忡忡的长者的一张密布了深深的老年皱纹的脸。
前额更高更窄了，骨棱棱地突出在低垂到又细又皱的头颈的白发前面。乱糟糟的浓眉下面的眼睛显得更小了。它们仍然炯炯有神，但是周围却密布着得来不易的痛苦的智慧的皱纹。银白色的胡子下面，肌肉消逝了，皮肤像空口袋似的瘪了进去。两颊从颧骨到下巴颏刻划着一条一条的深痕，仿佛是从未愈合过的创伤。从下颚到喉核，皮肤松弛地垂了下来。
他擦了擦变薄了的嘴唇。铄的笑容消失了。牙龈萎缩了，牙齿黄黄的，全是空洞。
他露出胳臂，伸了出来，冷静而惊奇地审视着它们。它们枯瘦得像河北的树木的杈枝一样。他的胸脯、肩膀、臀部——以及其他部分没有一处不是又枯又瘦，一副皮包骨，仅一百磅多一点，这是一个美好的身体的残躯，当年战胜过肺结核、爬过阿尔卑斯山峰、在劳伦斯山滑过雪、在西班牙的高山中行过军的白求恩的残躯。他咬了咬嘴唇，现在他的嘴唇常常由于贫血和寒冷而发青。他咳了几声，琢磨着胸膛里刺耳的呼呼声，一面希望这只是八路军中常见的咳嗽，一面猜疑着不知他那叶好肺还能支持多久。
他回到桌子旁，翻弄着他的手稿，想做点事来拴住他的思想。然后他又静静地坐着，回想他一生的经历，他的远方的朋友们，以及像山西的一座高峰一般耸入云霄的未来。在镜子里，他看见了一个老年人，他的生命凭空缩短了二十年。他想起了那一个夜晚，董跟他谈起结婚，娶一个妻子过夫妇生活。那也完了。但是有更多的事情值得去回忆：有一次他曾经怎样地说到医生应当像穿草鞋的僧侣，到人民当中去恢复肉体的健康与活力；他曾怎样地痛骂那些以人们的痛苦作买卖的人；他又曾怎样地梦想过，有一天医生可以像艺术家一样美化人类生活的花园。
有那么一个时期，作为诺尔曼·白求恩大夫，他曾经摸索着向那个理想前进。在这儿，在平原与山岳之间，他找到了如何实现它的途径。如今，诺尔曼·白求恩成了白求恩，他继承了无数的理想和企望，对于多少年来动荡的生活现在怀着满腔感谢的心情，他的生命是缩短了，但是发挥了它的作用，他现在所希求的只有时间，更多的时间——因为整个生活就是斗争和发展，一切事物的诞生都要经过斗争，因此他所失去的年华一定会延长那些从来没听到过他的名字的人们的未来。
几个小时以后他醒了过来，头枕着胳臂伏在桌子上。肘边的灯在冒着青烟。他的手表已是早晨四点了。他揉揉疲倦的眼睛——然后他听见了一只小鸟的歌声。
他跳了起来。是不是聋了的耳朵，像截断的大腿上还能够感到痛的脚趾那样，在用记忆中的声音嘲笑人的意识呢？他冲到窗前，一拳触破了纸窗。歌声蓦地间停止了，但是他能够隐隐约约地听到那只受惊的小鸟飞入黑暗中时振翅的声音。
他从窗口伸出了身子。他的脑子清醒一些了。耳朵里的嗡嗡声也不像以前那般讨厌了。他依稀可以听见开门关门的叽叽轧轧声，以及风的嘶哑的怒号。夜晚的声音从来也没有这般甜美神奇。
他离开了窗子，一路使劲蹬着脚走回到桌子旁边。他捡起了一本书，把它举得高高的，然后让它掉到地上。他听见它碰地时发出一种低哑声，就好像他头上裹了一条毯子，声音透过毯子进到他耳朵里一样，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他从手腕上解下了手表，把它举在右耳远远的地方，然后把它渐渐靠拢。接着又用左耳同样试验了一次。
他的右耳什么也听不见。它仍然是全聋。左耳呢，当他把表紧贴在上面时，他可以听见一阵轻微的嘀嗒嘀嗒的声音。部分听觉恢复了。
他的听觉还够他进行工作用的——这就够了！他要把右耳朝着敌人，左耳朝着战友，剩下的董会去做的……
他在屋子里不安地来回踱着，看了看手表。他还有一个小时的觉可睡，但是他一点也不想睡。他想和别人说说话，和老朋友们谈谈心。对了，这个时间再好也没有了。他要写信给戴维森，给埃利瑟，给约翰·巴恩韦尔，还有其他几个人。
他拿出了打字机和他珍藏着的复写纸，在打字机上放进了四张纸。他说不定多久以后才会再给他们写信。照他的老办法，他将把同一封信给他们每人寄去一份。
信中他谈到了他的工作，谈到了他与他们所生活的那个世界的隔绝，谈到了他对他正在造就成为护士和医生的那些年轻的农村男孩子和工人所感到的骄傲。他用谨慎的字句提到了他的越来越坏的健康，叙述了他工作时的困难条件，但是又接着说：
我发现在一个肮脏的小庙里，背后有一尊二十英尺高的没有表情的佛像盯着我，我也能够做手术，就如同在一间有自来水，有漂亮的绿瓷砖墙，有电灯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的设备的现代化手术室里一样。
他满怀信心地谈到战局的发展。日军虽然占领了很多地区，但是从最后结果的角度来看，这没有任何意义。他们紧紧抱住已经征服的地区，好比一个人抱住一只老虎的尾巴。“据我看来，日本人永远不能征服中国。我觉得这是一件力所不及的事。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人民对侵略者恨之入骨……”
然后他说到私事：
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好像已经过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你一定经历了许多事情。我确实经历了不少事情。过去一、二十个月——很快就要两年了——过得很丰富，丰富得我不知从何说起，我希望在我写给你们的那些信里你们至少收到一封……我猜想你们从来也没有收到过我的信……
邮件到得非常没准。信到了中国以后，再到我手中，至少还要五个月。我估计每二十五封信中，我只收到一封。我对于这，现在多少也认为命该如此了。
我有时候向往咖啡、嫩烤牛肉、苹果馅饼和冰淇淋。啊，鲜美无比的食物的幻景！……书籍……现在还有人写书吗？还有人演奏音乐吗？你们跳舞，喝啤酒，看电影吗？软绵绵的床上的干净被单是什么样的滋味？女人还爱人家去爱她们吗？
所有这些东西会被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一点也不觉得惊异，这实在让人伤心……
我正在打算回国一行，预计年底可以到加拿大。我希望从美洲回来的时候带着五万美元，那个数目可以维持我们的全部机构（医院、学校等等）五年。这儿他们需要我。这儿是我的领域。这些人是我的人民。不多写了。亲爱的朋友。
白
董惊醒了，从炕上爬了起来。他好像刚睡着。是不是他想象着听到了人声？他用中国话喊了出来：“谁啊？”
一阵大笑响彻了整个屋子，窗户外的黑暗中一个熟悉的声音嚷道：“老人家……这是晋察冀的老年人！一只耳朵的老公鸡把你啼醒了。起来，孩子，揉揉眼睛，醒醒吧。今天很忙，现在已经五点了！”
五十五
10月份来了，他预定要启程回国。但是，连同他在冀西新建立的医院在内，全区现在一共有二十个后方医院了，于是他写信给聂司令员说：“我又在推迟行期，以便到各医院巡视一次。它们有一部分是新的，还有一部分我好久没视察过了。在做这项工作以前，我决不能离开。这次巡视工作需要10月份的大部分时间。我打算在11月初启程。”
他现在率领着医疗队出发去作最后一次巡视。到了10月20日，巡视工作快完成了，这时日军突然出动了五万兵力猛攻晋察冀，并且配备着自从战争在边区开始以来数量最多的坦克和飞机。聂司令员通知他们，这次攻击是敌人企图消灭整个晋察冀的中国抵抗力量的一次大规模扫荡。八路军的冀西司令员吕正操将军请求战地医疗队到他的首当其冲的部队那儿去。
“但是如果我们到前线去参加战斗，”董说，“你又不可能在11月初启程了。”
白求恩研究了一张北方的地图，回想起聂司令员所说的日军征服晋察冀的计划。如果聂的估计是正确的，目前正在展开的战事就会影响整个战争的前途。对于日军来说，只要边区一天挡住他们的路，他们就一天不可能征服中国。而且人所共知，在他们的在太平洋地区扩大战争的计划里，华北被看成为一个军事基地和人力补给地。
“如果晋察冀沦陷的话，”白求恩说，“我这次回国就毫无意义。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我再启程。”
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战地医疗队出发到北线去，那儿主要的战事正在涞源与摩天岭之间的战线上展开。11月2日，他们到达摩天岭附近的一个小村庄。
医疗队在黑夜的掩护下到达了目的地。在医疗队与战地指挥部之间匆匆忙忙地建立了一个通讯网，吕司令员特地拨了一架军用电话机供白求恩使用。
白求恩到达的消息很快就在部队里传开了。吕的部队大部分是身经百战的东北军战士，他们在晋察冀军区成立的时候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他们已经得到了无畏的战士的名声。吕的抗日战绩有一些已经成为传奇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他和他部下的战士一同作战，他的性情欢快，有机会的时候一讲起故事来精彩万分。他和白求恩两人一见面就像多年未见的弟兄一样要好。白求恩当时还没学会东北话，而吕一点英语也不懂，可是一个笑话传开了，据说他们俩畅谈了三十分钟之久，彼此拍着背，听了对方的笑话哈哈大笑，就好像彼此都了解对方所说的每一个字似的。
战地医疗队在那个位于一条长长的山谷的南端的村子里安顿了下来，那时几英里以外摩天岭附近的战斗正进入高潮。
手术室就设在村子的木头戏台上。戏台前面是一片广场，周围有一堵泥墙，但是既没地板，又没屋顶，也没板凳。伤员用临时拿门板做的担架从摩天岭抬了来，放在泥地上。戏台前面挂着几幅白布，挡住了伤员的视线。
战斗开始以后的第二天下午，一个哨兵跑进了手术室，报告北面高山上有可疑的活动。游是从小就在军队里长大的，一听这话就马上出去调查了。
站在戏台后面的土坎子上，他隔着两座小山可以看见村子正北面的一座高山。果然不错：二十多个人正沿着山坡下来。他们打扮得像是老百姓。他们从哪儿来的？干什么的？他继续瞭望一会儿，就得到了解答。在那群模样古怪的人后面接着又有人来，等这群人也给中间的两座小山挡住看不见的时候，山顶上便出现了一闪一闪的亮光。这是游曾经在许多战役里见过的一种诡计。那些打扮成老百姓的是伪军，后面跟着也化装成老百姓的敌人先头部队，敌人的全副武装的主力在一二里路后面，他们的亮晶晶的钢盔在日光中闪耀着。
他让哨兵留在土坎子上，自己跑回到手术室。“敌人！”他喊道。“敌人从我们后方过来了！要马上转移！”
护士们急忙去收拾器械。董正站在手术台的上头给伤员上麻醉药，他慌张地问道：“后方！他们怎么能在我们后面呢？”外面人声乱成一片：“敌人！”“我们被袭击了！放警报！”一个勤务员从广场跳上了戏台，一把拉开白布幔子，气喘喘地问道：“伤员怎么办？”
“等一下！”白求恩的一句话止住了乱成一片的人声。大家转过身来，一看见他青瘦的脸上的炯灼的眼睛都不开口了。白求恩手也没从伤员身上拿开，问道：“他们从哪儿来的，游？”
“从北面高山上下来的。”
“多少人？”
游紧张地用手比划着。“前面是一队掩护的伪军。后面跟着便衣队。再后面是全副武装的正规军。”
白求恩仍然弯着腰，向四面看看。“方——外面还有多少没动手术的伤员？”
“十个。大多数轻伤……”
白求恩迅速地下了命令：“方——让已经动了手术的伤员马上撤退。游——立刻在这儿添两张手术台。林——叫护理员把伤员抬进来，一次抬三个。董——花六十秒钟去派一个卫兵到戏台北面放哨。另外派一个卫兵去告诉民夫把驮子收拾好，准备随时出发。”
其他的人犹疑不决地互相看着。游完全给搞迷糊了，他喊道：“但是敌人怎么办呢，同志？他们从王安镇出来，现在从我们后面抄了过来！我们连他们的制服都可以看得清了！”
“游，”白求恩简短地说，“你估计从北面的高山到这儿有多远？”
“不到十里路……”
“他们从山上过来要多少时间？”
“快一点，四十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么我们至少还剩下三十分钟可以动手术。如果同时给三个伤员动手术，我们可以在敌人到达以前离开。”
护士们紧张地等待着，手里仍然紧紧抓着他们已经收拾起来的器械。游和方以及林都看着董，希望他替他们讲话。
“如果有必要，我们大家都愿意留下来，”董不慌不忙地说。“我说得对吗，同志们？”其他的人点点头。“但是我们认为让你来碰运气是太冒险了。”白求恩不耐烦地摇摇头，但是董很坚决。“这情况和以前在齐会或是宋家庄的不一样，白大夫。这儿敌人过来了，没有任何东西挡住他们。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被俘虏了，那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你却是我们整个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和导师，而且——”
“而且个什么！”白求恩打断了他的话。“如果我们现在走，还没动手术的伤员怎么办？”
“把伤员抬着走好了。”
“我们并不是没有时间阿！我们先动手术，然后再走。”
白求恩大步走到戏台边上，把白布幔子拉开，对护理员喊道：“把伤员抬上来，一次抬三个！”
董一声不响地走了出去，接着就回来了，游在白求恩旁边放了两张手术台，护士们又回来工作了，游、林和方给另外两个伤员动起手术来。
他们迅速地工作着，一点声音也没有。忽然电话铃响了。林走过去接电话。他静听着，嘴里说着“是，是”，接着挂上了电话，向大家报告说：“战地指挥部。他们说从北面来的敌人离我们这儿只有七里地。已经派部队去监视敌人行动。他们命令我们立刻转移。”他在消毒水里洗了手，又去和游一起工作。
五分钟以后，起初报警的那个哨兵跑了进来。他一看见大家都在安静地工作就惊愕得呆住了，随即破口嚷了出来：“至少有七百敌军下山来了。”
白求恩摇摇手让他出去。
“但是我们卫兵一共只有九支枪！”
“更好。走的时候轻便一点。”
哨兵弄得莫名其妙，张大着嘴退了出去。
山谷里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我们的部队一定和敌人接上火了”，董猜想。
“该死！”白求恩大声骂了出来，大家都飞快地转过身来。但是他不耐烦地做了一个手势，让大家继续工作。“没什么。我刚把手指划破了。现在到哪儿去找橡皮手套呢！”他举起了没戴手套的左手，浸到旁边的碘酒溶液里，然后又继续工作。
十五分钟以后，最后三个伤员抬了进来。其中两个是轻伤，方和游迅速地给处理了。白求恩的手术台上的伤员是一个腿部枪伤的年轻人。
由董和贾协助着，白求恩迅速地给伤员做了动手术的准备。其他的人已经做完了工作，在跑进跑出，帮助民夫把东西载上驮子。
枪声又响了起来，这回更近了，有节奏地在山谷里回荡着。林奔了进来，后面跟着那个哨兵。“白求恩，你一刻也不能逗留了，”林急促地说。那哨兵宽大的农民脸上充满了恐慌的神情，急得气也喘不过来地说：“敌人已经到了第二座小山了。”白求恩头也没抬，冷静地回答说：“我正在动手术。你们立刻走——我们过几分钟跟着就来。”
“白求恩，”林恳求地说，“同志……”
“大家立刻都走，”白求恩严厉地说，“我们跟着就来。”他揩拭着那条满是血污的腿。
“不，”林突然坚决地说。他抓住了白求恩的胳臂。“我不走。我来动手术。如果必须有人留下来，应该留我。我来接替……我不准你继续动手术……”
“我是队长，林同志。除了董和我自己以及担架员以外，我命令所有的人立刻走。你把贾也带走。任何人不服从命令，我都要报告聂将军给予处分。”
手术台上的那个年轻人抬起头来，一脸恳求的样子。“大夫，我不要你因为我不走。”白求恩轻轻地把他的头按了下去。
“那你只好把我报告给聂司令员，”林说。“如果你不肯走，我就留下来帮助你。”
“大夫，你走吧，”那战士哀求他。“这不是很厉害的伤。把我带走丢下都可以，但是你千万在敌人还没到的时候就走吧。”
“只需要一会儿工夫，”白求恩说。“如果现在我在这上面花几分钟，以后我可以给你治好。如果我现在不动手术，你这条腿就要完了。”这时山里突然传来了机关枪的声音，和越来越近的步枪声响成一片。
后来谁也记不得那次手术做了多久。但是手术做完的时候，担架员正站在旁边看着，那战士还昏迷着就给抬走了，同时白求恩嚷道：“只带拿得动的东西！”过了一会儿，他们就骑着马，在从村子通到南面高山的狭窄的山路上奔驰了。
他们在山顶上站了一会儿，看着他们后面的担架都安全地抬了上来。
下面山谷里，敌人的先头部队正在进入撤退一空的村子。
他们在深夜到达了唐河上的一个村落，现在伤员从前线往那儿送着。他们整夜动手术，第二天休息，然后医疗队就分成了两组。一组由游和林率领，继续巡视其他的医院。白求恩带着方和董继续在流动的前线后面工作。
这样一分工，等目前的战斗结束以后，白求恩就可以立刻启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对董说，“我也许还来得及赶回去，跟我妈妈一块儿过圣诞节哩。”
“我希望现在没有别的原因再使你走不了，”董说，“可是你这手指怎么了？”
“又是那种该死的发炎……慌慌忙忙当中给划破了……前几天我们从后方被敌人袭击的时候……没关系。”
那天工作结束以后，晚上白求恩躺在床上，把那只感染的手指浸泡在浓度食盐水里面。第二天早上，他出现在手术室的时候，那手指已经肿胀得很厉害了。他看到大家注视着那手指的时候，便又说：“没关系。”但是他们注意到他不灵便地把那只发炎的手指直挺挺地向外伸着，做手术也比平时做得慢了。有一次，他一不小心在手术台上碰了那只感染的手指，痛得尖叫了起来，然后喃喃地说：“真该死，是不是？”
“我认为，”方建议说，“你最好等手好了再动手术。你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动手术。”
“瞎说一气，”白求恩回答说，“我的手指以前也发过炎。我们今天在这儿做完，明早出发到下一站去。”
第二天早上他们没有走。东西都上了驮子好几个小时了，白求恩还躺在床上，董和方站在旁边。“同志们，我觉得有点累。对不起，我耽误了大家。”
他抱歉地仰脸看着他们。他两眼没神。他不停地用舌头润湿着烧干了的嘴唇。陷下去的两颊烧得通红。他的手现在像一个随时会破裂的巨大无比的水螅。“我们准备好了吗？”他问道。
“大夫，你病得很厉害，”方低声说，一面把手放在他那灼热的前额上。“发炎更厉害了。你现在发烧。我想我应该立刻切开一个十字，把脓放出来。好不好？”
白求恩闭着眼想了一会儿。“也许是个好办法，”他终于说。“好吧，就这样做。这样做就得了。然后我们就走。”
他们把器械拿到了屋子里，把贾也叫了来协助，同时医疗队的其他人员默不作声地聚集在小屋外面。当方切开了十字的时候，托着器械盘的贾护士开始哭了起来。白求恩不解地抬起头来看看她。“你哭什么？这只是一点讨厌的发炎。弄完了我们就走，明天你又可以在银坊帮助我了。”
董和方整天呆在那间小屋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时睡时醒。他的脸烧得越发红了，伤口化脓，感染已经进入了前臂。晚上炊事员老张把方叫到门口。“我看到过他用自己的血把死人救活过来，”他严肃地低声说。“我愿意把我的血输给他。”方摇摇头：“这不是那种病……”
“什么事？”白求恩问。
方蹑着脚尖走回到屋子里。“没什么……”
“现在走也太迟了，”白求恩迷迷糊糊地说，“我们又得等到早上再走了。”他痛楚地翻了一个身，随即又睡着了。
夜间有队伍经过村里，说敌人已经占领了北面的银坊。他们说他们是到前线去反攻的。他们走了以后，方给医疗队发出了一个警告：不许让白求恩知道有战事。
第二天清早天气阴沉而寒冷。村子里断断续续地下着雨。白求恩慢慢地醒来，躺在炕上静听着风在院子里刮着。当他听着的时候，他以为他的耳朵又在跟他开玩笑了，因为他好像听见远处有隆隆的炮声。
“你们听见炮声吗？”董和方进来看他的时候，他问他们。“现在有战斗吗？”他们互相瞅瞅，摇摇头。他又睡着了，中午的时候醒过来，听到了天空中有飞机的声音。
他霍地从炕上站了起来，穿上棉军服，推开窗户，大声地叫唤董。
董和方跑了进来，看见他正在扣军服上的扣子。他烧红了的脸上一副生气的样子，身子略微有一点摇晃。“你们为什么骗我？”他发怒地质问。“你们以为我是白痴吗？骗我是谁的责任？先别管吧——我们以后再讨论。很明显，北面的战斗。告诉他们准备走，越快越好。你们为什么把我当一个残废的伤员似的留在这儿？我有一只手指发炎，算什么！傻瓜！你们应该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全队准备好立刻出发！”
五十六
他们在濛濛的细雨中骑着马向火线前进。他们曾恳求白求恩不要走，答应他把伤员抬到村里来，并且用尽了他们所能想到和各种主意，但是他已经先上了马，等着别人跟他走，同时固执的重复着说：“我的手完全好了。”
他一声不响地走在大家前头，骑在马上，摇摇晃晃，中毒的胳臂则插在军服里。在一座高山脚下，当山路变得非常泞滑时，他下马步行，右臂抓着马鞍子。
在高山的那边，他们爬过了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一路上不住地滑倒摔跤。在一片漫长的树林中，大家都折了树枝来做手杖。走出树林以后他们又骑上了马，途中碰到了一场大风雪。他们在咆哮的暴风雪的中心宿营过了夜，除了树木以外没有别的遮蔽。其他的人吃着少得可怜的干粮的时候，白求恩没吃东西就钻进了他的睡袋。他在潮湿的地上沉睡起来。
第二天早上他们又向前走，一股劲地赶了七十里，来到火线附近。在一个开阔的、全是沙滩的山沟里，他们找到了一个战地伤兵站，那儿既没有医生护士，又没急救的设备。白求恩马也没下就命令把伤员送到十里外的王家庄，并让医疗队的其他人员跟着他走，随即就飞驰而去了。
到王家庄以后，他领着队伍往团卫生所走，在马上晕了过去。他苏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卫生所的一个炕上，董和方以及团里的首长焦虑地站在他旁边。“你打电话给各战地首长，”他对董说，“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到了这儿。叫他们把所有的伤员直接送到王家庄来。如果电话打不通，派通讯员去。第一批伤员一到，我就可以动手术了。我休息一下就好了。”他闭上了眼睛；很难看出他是醒着还是睡着。
方量了量他的体温，低声对董说：“他的体温很高。他的情况比将要送来的许多伤员危险得多。”白求恩静静地躺了一下午，有时睡着，有时睁开眼，目不转睛地盯住屋顶。他不再想法掩盖他胳臂里的一阵阵的刺痛了。下午，他的头剧然地痛胀，他要药吃了。到了晚上，体温增高到四十度。他说话渐渐没条理了。
“伤员到了吗，方？他们到的时候我就可以动手术了……你做臂部腿部的伤员。要是有头部胸部腹部的伤员，一定要叫我来做。他们抬伤员为什么这样慢啊？他们必须赶紧送来……我得启程回美洲哩……我头痛极了……我的手指完全好了……一只发炎的手指算什么？……要拿我当一挺机关枪使用……我要从美洲带钱和器材回来……让他们在重庆试试看，不让我走，让他们试试看……我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快一点，孩子们，把下一个伤员抬来……没时间来浪费，孩子们……把他们抬进来，一次抬三个……”
夜间他的头脑清醒了，他坚持要到手术室去工作，但是方和董把他强迫制止住了。第二天早上，他的情况更坏了：炎症已经发展到肘部。方代替他工作一晚以后，来切开肘部的脓疡，希望这样可以把脓排出来。这次他觉得痛苦减轻了一些，但是战地指挥部通知说敌人从五亩地向王家庄袭击过来了，于是他们又必须转移。
起初白求恩不肯走。“几个小时以内，我就又可以动手术了，”他这样回答大家的恳求。直到战地指挥员季团长亲自来命令他转移，他才终于答应了。
现在他们一队人马离开了摩天岭战线，翻山越岭向南走着。白求恩躺在担架上，方和邵骑着马在他旁边，董骑在那匹日本马上领着路……
五十七
在黄石村于家院子里，白求恩躺在炕上，浑身发抖。“怎么这样冷，董？”他不住地问，“炉子里没火吗？我冷得要命。”从早到晚，他一直嫌冷，总叫人添火，他的牙齿得得地颤抖着，虽然他身上盖了好几条皮毯子，而且炉火在房间里熊熊地燃烧着。现在董又给他加上了一条毯子，但是他照旧微弱地说：“我冷。”
他们从王家庄走了一天一夜，越过一座又一座高山，来到了黄石村。昨天在这儿，在四面高山的围绕之中，村里的人们聚集在担架的周围，他们的脸上充满了痛苦与惊愕的表情。在这儿，一支向摩天岭进发的游击队为他立下了自我牺牲的决心。在这儿，从军区司令部来了一个急差，传达了聂司令员的命令，要不惜任何代价把白求恩安全地送出这个受到敌人威胁的地区。
董和方整天整夜守在这间屋子里，只替换着出去打个盹儿。白求恩躺在炕上翻来覆去，时常作呕，他们眼看着他瘦了下去。方给他开刀，烧灼，用了少得可怜的几种消毒剂，但是都止不住使胳臂变色的血液中毒。绝望之余，他建议截肢。
白求恩摇摇头。“不要治了，方，”他用微弱的声音说。“只要活得下去的话，我牺牲两条胳臂都愿意，同志。但是已经不单是胳臂的问题了。我的血里有毒。败血病。没有办法了。”
“治一治，”方恳求说，“也许……”
“治也没有什么用了。”白求恩凝视着他的助手。“你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外科医生了，方。你的技术大大超过了许多从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我因为你感到骄傲……如果治了有用，你来治再好没有了。但是我很清楚我的病……太清楚了。欧洲和美洲有新药品，也许可以治这病。但是我们连旧的药品也少极了……谢谢你，方……没有什么用处……”他好像睡着了。然后他用细得像耳语似的声音说：“请你们出去一会儿，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方和董踌躇地互相看看。“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们的。”
他们无言地走了出去，彼此躲避着对方的目光。在街上，村里的人们用疑惑的目光看着他们，但是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走到村口，然后董说：“我们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呆着。”
“是不应该，”方叹息了一声。
他们回到于家院子里，坐在白求恩屋子窗下的板凳上。在他们守护着的时候，太阳慢慢地在山谷上空移动着。男人们在地里干完了活以后，都跑来聚集在于家的院墙外面，一排一排凝神地站着，好像在等候开会似的。到了晚上，村里的人们在黑暗中隔着墙注视着董和方。他们两人直挺挺地坐在窗户前面，睁大了眼向屋子里凝视着躺在炕上的白求恩。
“我看着他，”方终于说，“我想他连还能活几个小时都计算过了……他可以算世界上最寂寞的人了！他可不能死！”
董默默地哭了起来，抬着头，也不怕难为情。“原谅我的软弱的眼泪，”他说。“它们不久就会流干的。死对于他比对所有我见过的其他人更痛苦。如果他死去，他将是第二次死了。而他才四十九岁。你明白吗？每个人都要死的——许多我们自己人都死了——但是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生命和一次死亡，而他曾有过许多个生命，这次将是他的第二次死。你知道吗？这是他第二次死啦，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来哀悼他的第二次死的……”
——“全中国的眼泪也不够，”方说，“不够，董同志，全世界的眼泪也不够的。”
他们从窗户里看着白求恩慢慢地从炕上坐了起来，举着左臂就好像它有无数的针在刺着。他小心地拖着那条胳臂站了起来，点着了炕旁边的煤油灯，跪在他放纸张的箱子前面。他头晕眼花地摇晃了一阵，但是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好了。他用右手取出了他需要的纸张，放到炕上，然后自己爬回炕上去。
他仰着头躺了好久，沉重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背靠着墙，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他一再让胳臂垂下去，把头向后靠在墙上，等有了力气再往下写。
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
亲爱的聂司令员：
今天我感觉非常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你给蒂姆·布克写一封信——地址是加拿大多伦多城威林顿街等十号门牌。用同样的内容写给国际援华委员会和加拿大和平民主同盟。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多有贡献。
也写信给白劳德，并寄上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把中国大砍刀，报告他我在这边工作的情形。
…………
把我所有的相片……日记……文件，和军区故事片等，一概寄回那边去，由蒂姆·布克负责分散。并告诉他有一个电影片子将要完成。
…………
请求国际援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负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
将我永不变更的友爱送给蒂姆·布克及及所有我的加拿大和美国的同志们！
两个行军床，你和聂夫人留下吧，两双英国皮鞋也给你穿了。
骑马的马靴和马裤给冀中区的吕司令员。
贺龙将军也要给他一些纪念品。
…………
给叶部长两个箱子，游副部长八种手术器械，林医生可以拿十五种，卫生学校的江校长让他任意选挑两种物品作纪念吧！
…………
给我的小鬼和饲养员每人一床毯子，并给小鬼一双日本皮鞋。
…………
每年要买二百五十磅奎宁和三百磅铁剂，专为治疗患疟疾病者和极大数目的贫血病者。千万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带去购买药品，因为那边的价钱要比沪港贵两倍。
…………
告诉加拿大和美国，我十分的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够多有贡献。
…………
最近两年是我生平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感觉遗憾的就是稍嫌孤闷一点，同时，这里的同志，对我的谈话还嫌不够。
…………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让我把千百倍的谢忱送给你，和其余千百万亲爱的同志！
…………
诺尔曼·白求恩
他写完以后颓然地倒在枕头上了，让纸张落到地上。
五十八
又过了一天。聂司令员、延安、晋察冀政府、战场上的部队，都纷纷紧急地探问着病况。董和方继续守护着，抱着万一的希望。现在白求恩烧得身上什么也盖不住了，但是他眼睛里燃烧着的光芒不单单是高烧。
他的精神突然奋发起来，他对董口授了一系列关于未来卫生工作的建议，接着一直睡到晚上，然后突然醒了过来，随即问道：“战事进行得怎么样，同志们？”
“许多部队正在摩天岭作战，”董轻轻地说。“敌人用大量的部队向山里猛攻，但是我们在把他们诱入一个圈套。吕司令员已经派部队等着从后面袭击敌人。”
“那就会像聂将军所预测的那样了，”白求恩低声地说。“一定会有很多伤员……我们应该派一个通讯员去叫游同志和林同志率领一个手术队立刻到前线去……”
夜色笼罩着黄石村。白求恩在炕上发抖，他的牙齿咬得紧紧的。在暗淡的烛光里，他的眼睛像两个黑暗的窟窿。
第二天清早，他的精神好像振作了起来。他用异常响亮的声音说：“董，箱子上我的书信文件——请你递给我好吗？”董迟疑了一会，他又说：“我的书信文件——我需要他们，董。”他的声调打动了董的心，使他不得不依从。
白求恩痛楚地抬起头来，手不灵便地翻着那一大堆稿件、书信、报告、日记，找到了他所要的一份东西。他让其余的东西落到地上，挣扎着想去读那份东西，但是给累得不能动。他伸出那条好的胳臂把它交给董，同时说：“我给聂将军的信和这个……我要说的话，都在里面了。”
董从他哆嗦着的手里接过这篇稿子来。那是白求恩在山西时写的一篇东西。它的题目是《创伤》：
头顶上的煤油灯不断的地发出嗡嗡的声音，好像一窝发亮的蜜蜂似的。泥墙。泥地。土炕。白纸窗户。血腥味和哥罗芳的气味。寒冷。凌晨三点钟，冬天，华北，灵邱附近，随着八路军。
负伤的人们……
肮脏的旧绷带和血块一起紧粘在皮肤上。当心。最好先弄湿了，从大腿后面过去。把腿抬起来。怎么了，这倒像一个口袋。一只长而松的红袜子。哪一种袜子？一只盛圣诞节礼物的袜子。
那根坚硬的好骨头现在哪儿去了？成了十几块碎片了。用你的手指把它们取出来；像狗牙一样的又白又尖，参差不齐。再摸摸。还有剩下的吗？有，在这儿。这肌肉死了吗？掐一下。对，死了。把它割掉。那怎么能恢复呢？那些以前非常健壮的肌肉，现在糜烂成这副样子，它们怎么能恢复引以为豪的张力呢？
坏疽是一个狡猾的、偷偷摸摸的家伙。这一个还活着吗？他还活着哩。在技术上说，他还活着。给他施行静脉内盐液注射。也许他全身的无数细胞会记得。它们或许记得那个灼热的盐海，它们的老家，它们的最初的食粮。追溯到一百万年前，它们或许记得别的潮流，别的海洋，以及海洋和日光如何孕育着生命。
又是一个。再到收获季节，他还会一面快乐地呼喊着，一面在他的骡子旁边沿路奔跑吗？不会，他是永远不会再跑了。你用一条腿怎么跑呢？他以后干什么呢？他可以坐在那儿看别的小伙子跑啊。他会想什么呢？我们想什么，他也想什么。不要可怜他——怜悯会减少他的牺牲的意义。他是为了保卫中国作出这种牺牲的。
人体多么优美；它的各部分多么完善；它的动作多么灵巧，多么柔顺、骄傲而健壮；一旦伤残了，多么凄惨。生命的细小的火焰越来越微弱，最后闪动一下就熄灭了。它像一支蜡烛样，静静地、轻轻地熄灭了。它的临熄灭的时候发出抗议，然后就屈服。它把要说的话说了，然后就寂静无声。
还有伤员吗？四个日本俘虏。把他们抬进来。在这个大家都苦痛的地方，没有什么敌人。把血污的军服剪开。止住那儿出血。让他们躺在其他伤员旁边。嗨，他们像弟兄一样！
这些是职业的刽子手吗？不是，这些是业余的士兵。劳动者的手。这些是穿了军服的劳动者。
没有伤员了。早晨六点钟。天啊，这屋子多冷啊。打开门。在远方深蓝色的山顶上，东方现出一线淡淡的曙光。再过一个小时太阳就出来。上床睡觉吧。
但是睡不着。这种残忍，这种愚蠢的原因是什么？一百万日本劳动人民从日本来杀伤一百万中国劳动人民。为什么日本劳动人民要攻击他们的兄弟劳动人民，使他们被迫不得不起来自卫呢？日本劳动者会从中国人的死亡中得到好处吗？不会，他们怎么可能得到好处呢？那么上帝啊，究竟是谁会得到好处呢？把这些日本劳动人民送到中国来干这杀人的勾当，这是谁的责任？究竟谁会从中获利呢？
少数反动的富人，一个很小的阶级，说服了一百万人去攻打并且企图消灭另外一百万像他们自己一样的穷人，这怎么可能呢？使这些富人可以变得更富？可怕的想法！他们是怎么说服了那些穷人到中国来的？告诉他们真相吗？没有，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他们决不会来的。
他们敢告诉这些劳动人民，只是他们需要更廉价的原料、更多的市场和更大的利润吗？不敢，他们说这场残酷的战争是“民族的命运”，是为了“天皇的荣誉”，为了“国家的光荣”。
胡说，纯粹是胡说八道！
那么侵略战争，为了征服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只归咎于大资本家吗？是的，就是这么回事，不管这些犯下民族罪行的罪犯怎样用动听的空洞语言和理想来掩盖他们的真正目的。他们发动战争是为了用屠杀去夺取市场，用洗劫去夺取原料。他们认为盗窃比交换更便宜，屠杀比购买更方便。
在这一切的背后是那个可怕的残酷无情的财神爷和战争瘟神，它的名字叫做利润。金钱，像一个贪得无厌的莫洛克神，追逐利润、报酬，而且无所不为，甚至不惜屠杀千百万人来满足它的贪心。军队背后是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者背后是金融资本和资本家。他们是亲兄弟，是同谋犯。
这些人类的公敌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不是脸上有一个记号，好让大家认识他们，躲开他们，骂他们是罪犯呢？不是。相反的，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士。他们受到尊敬。他们自称、同时也被人称为高尚人士。他们是国家、教会、社会的栋梁。他们从自己的大量财富中拿出一点钱来维持私人的和公共的慈善事业。在私生活里，他们是又和善又亲切的。但是……一旦有减少他们利润的危险，他们就变得像墅蛮人一样残暴，像疯人一样残忍，像刽子手一样残酷……只要他们活着，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容许他们存在的这样一种人类社会制度必须消灭。
创伤是这些人制造的。
那天早晨，当男人们成群结队地从村里走向地里去干活的时候，他们看到董站在于家大门口。他们在院墙外面站住了，打听白求恩的病况。
“他死了，”董说。
那是1939年11月13日（应为11月12日。——译注），五点二十分。
五十九
一支由他的战友们组成的送葬队伍抬着他越过了一座又一座的高山。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慢慢地、迂回曲折地向西走着，一个村又一个村，接连走了五个晚上，白天则把遗体隐藏在农民的茅屋里。
在那些他生前医治过病人和伤员的村子里，他们停下来举行了简单的仪式。他们把他躺着的担架放到地上；董讲述着他的生平和逝世的情形；人们哭泣着列队向他告别。然后他们又在满天星斗之下继续前进。他们把他葬在晋东一个山谷里，在他的坟上留下了一个简单的标志。
这消息从八路军的无线电网传播了出去，使那些听到它的人目瞪口呆。在五台山司令部里，聂司令员流着眼泪，他部下的干部都垂着头坐在他周围。
理查德·布朗大夫在他的告加拿大人民书中说：“白求恩自己夸耀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说他是上帝的圣徒。”
在前线，战士们高呼着“白求恩！”从山里出击，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击毙了阿部将军、他的全体幕僚以及所有随从的士兵。
在窑洞里，在他所建立的那些医院和学校里，在那些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他带来医药和卫生的无数村庄里，人们在哀悼他。我们不仅在哀悼一个人的逝世，毛泽东告诉他的同胞：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在延安，八路军的部队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他们一排一排地站着，把两行蜂窝状的悬崖之间的山谷的广大一角站得满满的。从一个临时搭的台上，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站在一张巨大的白求恩像前面对他们说：
白求恩追悼会一角。
白求恩同志的死是一个重大的不幸。我们遭受了一个巨大的损失，八路军的每一个同志都感到万分悲痛。以他的伟大的友爱，他的同情，他在斗争中的英勇，他达到了革命道德的最高标准。
他把他的生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华民族将永远怀着敬爱来纪念他，有一天全体进步人类也会敬仰他的英名。
我们的战士和干部要用悲痛的眼泪，用从他的榜样得来的百倍的英勇，来纪念他的牺牲。
“打倒侵略者！”会场上广大的人群高呼着。“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一切为了斗争！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自由中国万岁！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世界和平万岁！永远记住白求恩大夫！”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