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 > 第四十一章~第五十章
四十一
整个晋察冀庆祝了模范医院的开幕。延安把这消息当作一个重要事件。这个消息传到了前线，传到了各解放区，传到了那些在日军后方神出鬼没的战士那儿。同时也传说着，领导“五星期运动”、创立这个医院的人是一个外国人，一个来帮助解放战争的“大鼻子”。
一个传奇人物流行了起来，传遍了整个北方和西北。大家这么说，他是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如果他的工作给耽搁了，或者他看到别人的工作没效率，他会大发雷霆，把他左右的人吓得浑身发抖。但是对于他医治的战士，他眼睛里却流露出慈爱。对于所有的伤员，他劈头第一句，总是用中国话说：“我的孩子……。”这个传奇人物越传越盛，同时晋察冀周围的游击战事也越来越激烈，结果许多前线的部队都纷纷要求延安派他到他们作战的地区。
他们爬山越岭，穿过漫长的山谷。他们绕过了不久以前曾发生过战事的柏兰镇，到了河谷村，这是八路军第五团和第六团的救护站。在六天内，他们医治了一百四十二个病员，做了一百零五个手术，平均每天几乎有二十个。
医疗队每到一个村子，就立刻把简易手术室布置起来，给外科伤员做手术。然后白求恩就带着他的助手们去看分散在老百姓家里的伤员。这项工作完了之后，他就把村里的居民集合起来，给儿童检查身体，给生着病的老百姓诊治，并且巡视当地的卫生工作。
看见医疗队来了，村里的人感到稀奇，等他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白头发、长胡子、满嘴洋话的外国人，他们就都诧异起来。每个村子里都有简单的欢迎仪式和讲话，并有病人送来让白求恩医治。老百姓招待的殷勤是说不尽的，但是他们的生活却很困苦。大米是没有的，茶是奢侈品，主要的食物是小米和煮面条。
四十二
以后十天内，战地医疗队走了一百七十五英里，一路上爬过了这地区最高的一座山，并在十三个住着伤员的村子里设立起临时的手术室。到现在，医疗队的全体人员已经习惯白求恩的步伐了：天没亮就起身，徒步或者骑马作很劳累的行军，每到一个救护站或者后方医院就立刻进行检查和做手术，略微休息一下让大家睡觉，随后就又向下一站进发。
11月中旬，他们到了五台山聂司令员的司令部。
当别人休息的时候，白求恩和聂讨论了医疗队今后的工作。聂概括地向他说明了目前形势，八路军的战略将是把敌人诱到山里，切断他们的交通线，然后再突然从四面八方进行袭击。但是今后的战斗一定会以一个新的规模展开，伤员也一定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在这方面，”聂最后说，“白同志，你对于我们将有战略上的重要性。你在我们这儿工作这个消息本身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们部队的士气。许多部队都要求我派你到他们那儿工作……”
医疗队从聂的司令部回到了常峪。在这儿，白求恩住在一个窑洞里，他举办了一个护士训练班，整顿了当地的后方医院。在战地医疗队就要向北往涞源方面出发的那天，白求恩从他的窑洞里走出来，看见董和王、游、叶、肖、林五个大夫——卫生部的全体高级干部——站成一排在等候他。他们写了一封信给白求恩，表达他们对他的尊敬和感谢。
董念完以后，把信（中英文各一份）塞到白求恩手里。白求恩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和每一个医生都握了手。
“你们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同志，”他说，“我有时候说话粗暴，但是我很高兴，你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并且都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准备做照顾我们的伤员的重要工作。”随后他又对留在这儿的肖大夫和叶大夫加上一句说：“我希望不久又可以和你们在一起。”
“我们祝你健康，”他们一面鞠躬，一面说。
“我祝你们健康，”白求恩回答，“并且希望我们的伤员在你们的照料下早日恢复健康……”
四十三
他们从常峪出发，经过一片长长的平原，走向远方黄色的山峦。庄稼地里夏天没割尽的残梗已经枯黄了。上了冻的沙子路在马蹄下面发出清脆的响声。白求恩的年轻活泼的勤务员邵一平跟在后面，他拣起路上的石片，向头顶上飞过的白鹁扔去，一面唱着流行的歌曲：
巴巴眼，望望天……
快活似神仙……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等他们走到平原的尽头，爬上头一座山的时候，天气就更冷，山路也更艰险了。从山头下来以后，他们又到了一抹平川。
有五天工夫，他们继续往北走，一路上经过延绵不绝的高山和山谷。在山谷里，马蹄在耸立的峭壁中间发出得得的回声。在山腰上，他们下了马，挣扎着往上走，山风在他们周围号叫，吹干了他们脊背上的汗水。在山顶上，他们呼出的气立刻成了水气。在狭窄的小山沟里，有时只不过是山岩中很深的裂缝，亮晶晶的冰穗子挂在他们的头上，好像悬在半空中的凶器。
到了第三天，他们碰上了大风雪。这时候整个平原都埋在一层厚厚的白雪底下，所有的山头都让浓云遮蔽了。雪积在白求恩的日本皮帽子上，堙没了山路，在流汗的牲口身上化成蒸气。为了取暖，他们下马步行，手里紧紧握着马的缰绳。自从他们离开常峪以后，温度已经降低了二十度。这是山西山区严冬的开始。
在董以前曾当过县长的阜平，他们休息了一晚，在城里人家的热炕上取暖。第二天他们又上了路，一路上都在严寒和突如其来的风雪中挣扎前进。11月11日黄昏，他们在没吃东西也没休息一口气走了十个小时以后，终于到达了第一个救护站。这是三五九旅设在河淅村的后方卫生部。
由于解放区的无线电通讯网很有效率，这儿的人在事前就知道他们要来了。在卫生部办公室里，他们受到了古部长和卫生主任方大夫的欢迎。方大夫是个高个子的年轻人，脸长长的，有一副农民的结实身体。
他们和这儿的人见面以后，脱下了潮湿的外衣，跺跺麻木了的脚，喝了没有加糖的热茶，随后白求恩就问，“病房在哪儿？”
“正在准备饭，”方关切地说，“倘使你要在今天晚上去看的话，等吃完了饭，休息一会儿，我们就陪你去看病房。”
“我不但要在今天晚上去看——我现在就要去。吃饭还有多久？”
“不会超过二十分钟，”方说。
“要是那样，我提议我们现在就走，”白求恩一面说着，一面穿上大衣。
方不安地望着古部长，随后又望着董。董一声不响地向白求恩那儿低着头，做了一个表示警告的眼色。方有点发慌地提议道：“但是你们刚走了一天山路，并且还是早上出发时吃的饭……”
“是的，”古部长插嘴说，“最好还是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会儿。”
白求恩扣上了他大衣的扣子。“我们刚走了很远的路，但是伤员们也是一样啊。”
他们一声不响地跟着他走进外面的黑夜里。
病房就在村边的一座小庙里。它和白求恩在更靠南的地方所见过的许多简陋的医院一样。在一间狭窄的病房里，有三十多个伤病员躺在沿着墙的一排炕上。他立刻从第一个炕开始，很迅速地一个接一个检查下去。检查快完的时候，他问了方一些问题，给了他助手一些指示，记下了哪些伤员需要动手术，并给其他的伤员换了药。在这一排炕快到头的地方，他在检查着一个腿伤的伤员，忽然间他挺直了身子。“这伤员是谁负责的？”
方迟疑地走上前来。“是我。”
白求恩转过身去，“立刻准备给他动手术……等完了以后我有话对你讲。”
他检查完了其他的伤员，随后就满脸怒色地大步走到隔壁一间屋子里，在那儿这个年轻的伤员已经躺在一张石头手术台上了。这就是手术室，四面挂着白布，房顶上也绷着白布，当中挂着一盏汽灯，嗡嗡地响着。手术台旁边是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套手术器械和消毒药品。白求恩很快地洗完了手，开始把伤员腿上的绷带解开，这时候董站在手术台的上头，游大夫站在他旁边。绷带上满是浓血，紧粘在血肉上。等到绷带解下以后，屋子里顿时弥漫着一股臭味。
白求恩转过身来，又冷冷地说了一遍：“这伤员是你负责的吗？”
“是……”
“你要受到处分的。他这条腿得切掉，这得由你负责任。你瞧瞧，这根骨头从肉里露了出来，像一只犬牙似的！你怎么会让他的伤恶化到这种地步？你当初为什么不上夹板？”
屋子里一点声音也没有。在白求恩的责难之下，方往后退了几步，就仿佛挨了一顿鞭子似的。这个当着他的同志们的面叱责他的人不是别人，而是白求恩，他自己曾热烈地期待着的全军所崇拜的人物。他的淳朴诚实的脸由于羞愧而抽动了起来。他想要开口，可是话刚到嗓子里就缩回去了。他带着求援的神情看了看古。
古部长觉得很窘。“也许，”他以和解的口吻说，“这不是由于方同志的疏忽……”
“不是？”白求恩带着冷峻的神气对他说。“如果这不算是疏忽，那么这是什么？伤员的腿到了这个地步，方大夫有什么救治的方法吗？也许他能够给伤员换上一条腿吗？这不仅是疏忽——这是完全没有把伤员当回事。”
“可是前方的医院总共只有十副夹板，现在都有人用着。方大夫当时没有夹板可以给这个伤员上。”
“没有夹板！”白求恩气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成为理由吗？难道说我们就得等着现成的夹板吗？我问你，古同志，我们的战士总有现成的武器吗？他们没有武器的时候，是不是就不打仗呢！他们是说‘好了，我们别打了，等有了武器再说吧？’还是挺身上前，从敌人手里夺取武器呢？如果没有夹板，方大夫就应该想办法做几副夹板，哪怕他得亲自动手。一个真正的医生就应该这样做工作。我们在松岩口就是这样做工作的。我真不明白，我们怎么能够对待伤员这样漫不经心，还管自己叫做医生。”
方低着头，古一声不响，其他的人——除了董以外——全都愣住了。董一直站在手术台上头给伤员上麻醉药，现在仿佛就没有出过什么事情似的，他从那儿平静地说：“白大夫，伤员睡着了……”
白求恩转身回到了手术台。他低着头对伤员露出骨头的、坏疽的大腿看了一会儿。随后忽然间，他开始解释起他要做的手术，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不像刚才生气时那般粗涩了。为什么必须做截肢手术呢？他于是先把坏疽说明了一下，指出了骨头破碎而且突出的状况，详述了选择一个适当部位做截肢手术的重要性，一指出了哪些肌肉、神经、血管、骨组织应该切开，简单地讲了一下动手术时以及动手术后止血的方法。
屋子里只听见他说话的声音、董翻译时较高的声调以及头顶上汽灯的嗡嗡声。他一面说着，一面动起手术来。这时候，王和游在手术台两边各自站到了指定的地位，方、古、贾以及其他的护士也都轻松了下来。
白求恩忽然停住了，举起手中的器械，脸上露出茫然的表情。“这，”他转过身对方说，“只是一把普通的锯子！这是锯木头的，不是锯人骨头的！难道你们指望我用它来作截肢手术吗？”
方吞吞吐吐地说：“这……这……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把锯子……”
白求恩厌恶地把锯子扔到一边。“游大夫，我们必须拿出我们自己的器械来。等一等。那需要多久？不成，来不及了。我们的东西还没有下驮呢。没时间了。”他重新捡起那把锯子，这时候其他的人都在提心吊胆地看着。他用手把锯子弹了一下，嘴里咒骂着，匆匆忙忙地把它消过毒，然后回到了手术台。
他咬紧了牙做着手术，胡须上面的嘴闭得紧紧的，只听见锯子在骨头上发出刺耳的声音。
手术做完的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医生们和护士们一声不响地站在伤员周围。白求恩用绷带把露着肉的残腿裹好以后，又转过身对方大夫说：“我们花多少年的工夫工作，学习……为的是到时候我们能保全一条腿，一个生命……可是倘使我们没有好好地工作，学习，倘使我们做事疏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有人得牺牲一条腿，一个生命……告诉我，方大夫——你是那个医科大学毕业的？”
方含糊地答了一句，低着头走出了手术室。
屋子里又静寂了下来。游大夫一向是不轻易说话的，他现在和解地说：“弄到非截肢不可的地步实在是非常不幸的。可是目前我们的物质条件确实太困难……当时我们没有足够的夹板，也许……”
“也许！没有足够的夹板！我们有什么东西是足够的？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足够的呢？不行，说什么这都是不可原谅的。这种情况必须报告给聂将军。倘使一个战士扔掉他的枪，那不消说是要受到处分的。同样的，假使一个医生毫无理由地让一个战士丧失一条腿，那么他也一定要受处分。枪还可以补充，但是腿哩，那是我们没法补充的。”白求恩把手一挥，转过身子，表示这件事情到这儿为止了。他给伤员作了最后的检查，吩咐时刻要有一个护士守着他。洗完了手，他看了看手表，以一种仿佛是要接着去做一件未了的事情的神情对古说：“其他的伤员怎么办？”
他看见古脸上露出惊讶的神气，就重复说：“其他的伤员。这儿没有别的病房吗？让我上这儿来的电报上明白说着——‘许多伤员待医’。这儿只有三十个。其他的在哪儿？”
“是有其他的伤员，”古急忙地解释。“可是他们都在曲回寺。我们的医院分成两部分。这是后方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在曲回寺，在更靠北接近前线的地方。重伤员都在那儿。我们的计划是让你先检查这一部分，然后再陪你去曲回寺。我们想你刚走了很远的路，一定需要休息……而且从这儿到曲回寺，路是很难走的……”古支支吾吾地说，仿佛怕白求恩再发脾气似的。
“那是好几个小时的路程，”他恳切地对董说，他的声音很低，因此白求恩没听见他说什么。“你不能解释一下吗？我求你平平这位老人家的火气。他又行军又做手术搞得太疲劳了。倘使我们不负责任地把他拖来拖去，我们要受到严厉的批评的。”
“你们在说什么？”白求恩问。
“同志，”董平缓地说，“医院的那一部分离这儿有许多里路。现在时间也太晚了，不便出发。再说，他们也得准备一下才能走。我们不妨利用等的时间休息一下。他们照顾你也为的是伤员。倘使我们现在出发，你怎能够有精神去给伤员动手术呢？”
白求恩又看看表，想一想说：“好吧，时间太晚了，没办法。早上四点半能准备好吗？”他这句问话等于一个命令。他看着古，直到他点头同意。“就这样决定了。我们早上四点半一定出发。游大夫，我们要带着我们全套的手术器械。”
“现在也许，”古怯生生地问道，“白求恩同志和其他的同志们肯赏光来吃我们准备好的饭吧？”
外面一片漆黑，他们踏着雪走进了沉寂的村庄，身子往前弯着，顶着从街上吹过的山风。当白求恩走进卫生部办公室的时候，古把董拉住了。
“他当真要我们早上四点半出发？果真那样，他只有两小时的睡眠啊。他是不是像别的外国人一样，喜欢说钟点？”
“他认真极了，”董笑着回答。“他碰到伤员就像磁石碰到铁一样。”
古抬头看着漆黑的天，在冷风中打了一个寒噤。“他自己一定也跟铁一样——到了白热的程度。”
他们赶忙走进屋子，去吃那顿耽误了好久的晚饭。
早上四点，白求恩就在病房，在病床旁微弱的菜油灯光下检查着肖，那个让他截断了腿的年轻人。“好不好？”他用中国话问道。
“好。”
“痛不痛？”
“不痛。”
白求恩摸摸伤员的湿粘粘的额头，看着他那紧张的眼睛，憔悴的面目，紧闭着的嘴唇，以及一晚疼痛所留下的冷汗。“不对，我的孩子，我知道你现在一定痛得厉害。但是你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这时候董悄悄地走进病房，到了他的身边，他于是用英文继续说道：“看到你情形好，我很高兴。在短时间内，痛苦是复原过程的一部分。我现在要到曲回寺去几天，但是他们会好好照应你的，我不久就回来看你。”他又对护士说：“你要像照应亲兄弟那样照应他……”
四点二十五分，白求恩和董骑着马，在那改作医院的小庙外面一座胖佛像底下等着。过了几分钟，王、游、贾、其他的人员以及驮子就都来了。到了四点半，古急急忙忙地从村里赶到，他喘着气，皱着脸，很吃力地爬上了马，低声向董说：“可别叫我再过这样的一晚啦。我怕起晚了，从离开你以后，就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把灯放在表旁边，深怕误了钟点。怎么白大夫睡觉起床就像机器一样准呢？”
等到天放亮，朝阳在白雪上闪耀的时候，他们已经在深山里了。白求恩和董骑马走在前头，他把视线从路上移到他的伙伴的没有表情的脸上。“同志，”他说，“从我们出发到现在，你还没说过一句话。你是我的化身，你知道，你要是不说话，我就也只好一声不响了。”
董掉过头看看后面离着我们有几百码的长长的队伍。他勒住了马，让它慢慢走着。“大夫，我心里在思索方大夫的问题。”
白求恩急速地看了董一眼。他的伙伴的愉快的宽脸上的每一个表情，他都熟悉。从董脸上若无其事的神气，他看出了董一直在准备如何委婉地提出一件难于启齿的事情。他于是简慢地说：“那是白费时间。这个人不中用——他不是个医生。而且他还不能接受批评。”
“是呀，问题就在这儿。也就是为了这个，他才叫我心里难过。”
“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他并不是个医生，他——”
“不，那不是我的意思，”白求恩插嘴说。“我的意思是说，他不是个好医生，没有正确的态度。”
“但是他根本就不是个医生。”董温和地继续说。
“你在胡说些什么？”白求恩有点不耐烦了，“他是河淅村后方医院的外科医生。可是任何刚毕业的医科学生都会比他把那个腿伤治得好些。”
董点点头。他们继续在雪地上走了一会儿以后，董漫不经心地又谈了起来：“可怜的方。倘使他过去上过大学，他一定会比现在懂得多些。他一辈子就没正式学过医。他一向只是靠用心看，用心听，学到了一点医学知识。他的一点外科技术是从临床上得来的。”
白求恩勒住了马，抓着另外那匹马的马衔，把董拉到他的旁边。“他怎么可能从来没学过医呢？董，从你那副装得若无其事的神气，我看得出你是在打主意让我上圈套。你在胡说些什么？难道你想袒护他，让他不受处分吗？你没有亲眼看见这个人的疏忽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吗？你肯原谅这样的事情吗？”
“同志，”董柔和地说，“昨天晚上在你熟睡的时候，我和方谈了很久。他把他的悲惨的一生，从小到大都给我讲了。我一早上没话，就是为了这个原因。同志，我可以给你讲讲方大夫的身世吗？”
白求恩放开了董的马，噘了噘嘴。在董说着的时候，他们两人骑着马慢慢地走着，离得很近，踏镫贴着踏镫。
“方出生在一个小村子里。他家很穷。村里没有学校，因此他没有学习认字和写字的机会，还是个娃娃的时候，他就学着看水牛。整个童年，他一直在田野里放牛。他从来没看见过一本书。后来有一天，八路军的一个支队从村子里路过。他们在村里演戏，讲战争，讲国家大事。方就加入了八路军。他自己学念学写，有不懂的就去请教别人。他一开始当警卫员。等他能读能写了，他就当上了护士。然后当上了护士班长。接着他就开始请医生们给他把药品的拉丁文名称写下来，用中文注着。有人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是他却一个人在晚上学习这些外国字……一直等到他把它们全记住了。然后他就在手术室留心看医生们工作，逐渐地由于经验而成了一个外科医生。我们来到河淅村的时候，他已经在像学拉丁药名似的学英文单字了，以便更好地向你白求恩学习。”
董说完了，把拉着缰绳的手往鞍头上一搭，仿佛刚说完了一件对于他已经失掉兴趣的轶事似的。
白求恩惊奇地望着他。这事可能吗？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一个放牛的娃娃吸了一口外边吹来的空气，就让一个在前方作战、在后方教育人民的军队给带走了。他完全靠着苦学，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外科医生，因为他知道有战争就有伤员，而且能治好伤员就能使抗战胜利。因此在抗战中，方这个本来一字不识的人变成了方大夫，一个掌握生命和学问的人。
白求恩在心里咒骂自己。他为什么就不知道呢？在方不回答他的问题的时候，他为什么还猜不到呢？而且这儿有多少像方一样的人！肖，那个失掉了腿而不肯喊痛的游击队员。平山的女县长，她摆脱了上千年的奴役来领导一个县政府。松岩口的那个护士，他克服了比死亡还可怕的恐惧来输血。多少年轻的学生忍着饥饿从敌人所占领的城市徒步走到延安进抗大，一路上偷越敌人的防线，在经过的村子里传播他们从书本上吸收来的智慧。他身边的董，是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曾荣任县长的人，但他却愉快地陪他来到荒野的地方。无数村里的男男女女，在敌人的进迫下烧毁了自己的房舍，背着少数几个包袱撤退，加入游击队，然后手里拿着枪回到家乡。他们正在从黑暗中奋起，这些一声不响的、百折不挠的、像方一样的五亿人民。他们为一股伟大的热情，一种与方一样强烈地要求学习、要求生活、要求收复国土的愿望所激励。而他——白求恩想——却竟然羞辱了这些人中间的一个！几个星期以前，他曾把一句深刻的中国格言写进了他的日记：“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他也曾努力把这句格言的意义贯穿到他在松岩口的讲演里。他以为自己懂得了这句话。但是学无止境！永远有更多的东西需要了解，需要学习，需要传授，需要亲身体验……
他的沉思给董打断了，董忽然在他面前停住，回过头来喊道：“下面的山谷就是曲回寺了。”
他们已经走出山沟，走上了一条长坡，坡底下是一片闪烁发光的平原。平原中央白茫茫的雪地上有一堆深褐色的房屋，前方医院就设在这里。他们下了马，伸伸腿，活动一下筋骨，一面等候后面的人。
白求恩一面注视着下面的村子，一面说：“我很高兴，你把方的情况告诉了我。”董瞟他一眼之后，他又接着说：“你知道，在西方，在许多关于中国的书里，都特别提到中国人认为要保持荣誉就不能‘丢面子’。还有很多中国人是这样吗？我在解放区里并没有看到多少这样的现象。”
董笑着说：“有些人还是非常怕丢面子的。但是在中国许多事情都变了。你亲眼看到，在八路军以及在边区的各种组织里，我们教大家做自我批评。只有地主和有钱的人注重‘面子’。在战斗当中，没有人有工夫去想这种事。”他调皮地加上了一句：“当然，各处都知道，白大夫是不给任何人留面子或者丢面子的机会的。”
白求恩大笑起来，他伸出胳臂抱住了董。“等我们回到河淅村以后，同志，我要去找方，并且一定要在他面前‘丢尽我的面子’。”
第二天，他们沿着不久以前才被他们的马蹄踏过的山路回来，傍晚光景回到了河淅村。白求恩领着董飞驰着进了村子，远在其他的人前面。他带着董一直奔向方寄宿的那个老百姓家里。
方在暮色苍茫中躺在炕上。“好不好，”他一面招呼他们，一面一骨碌地爬起来点了一盏油灯。
白求恩挨着董在炕上坐了下去。“方同志。”他开门见山地说，“昨天董把你怎样学成了一个外科医生的经过给我讲了一点。”
方急速地看了白求恩和董一眼，随即又低下了头。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不对——成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白求恩平静地接着说。“现在我知道了一点你的遭遇，我愿意给你讲一点我自己的经历。你知道，当初我开始行医的时候，年纪比你大得多。而且做了医生以后，我又害了两种难治的大病。”
方好奇地抬起头来。他本来以为白求恩是来着手正式检查他的工作的。但是白求恩这番话却又不像有那种意思。
“我刚开始做外科医生的时候，忽然得了严重的肺结核。那是——嗯，十二年前，那时候，关于治肺结核的外科手术有许多还是新发明的，或是大家所不知道的。看样子我的病是没有办法了。我把自己埋在一所疗养院里，以为必死无疑了。可是结果我居然想办法让自己治好了。就是在那时候我决定要做一个胸外科医生……多年来我只靠一叶肺活着，可是我学习，我钻研，我在本国一位世界知名的医学大师的指导下工作。最后，我终于战胜了这个大病，并且成了一个胸外科医生。”
白求恩停了下来，点起一支烟。有好一会儿两个人都没讲话，方静静地坐着，随后就抬起头来看着白求恩。他看见白求恩脸上现出一个谜样的笑容，使他自己也不由得神经质地跟着笑了起来。最后他支支吾吾地问道：“你的第二个疾病是什么？”
“我的第二个……‘疾病’……哦，这可不那么简单了。这个病我不是从任何人身上沾染来的——而是从所有的事情上沾染来的。我从小到大，一直到当了医生以后，时时刻刻都在沾染着这个病。它比肺结核要厉害得多。它就是——我的脾气。这可和治传染病不一样。我不能用药来去掉它。而且我行医时所看见的许多事情反倒使它加重了……正像我一度向肺结核屈服一样，我有一度也曾经向我的脾气屈服。但是到了后来我就不再屈服了。这是在我明白了肺结核不仅仅是一种人体的疾病，而且是一个社会的罪恶以后——这是我在我国看到了少数人很富，而大多数人很穷以后；在我到了西班牙以后，那儿的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正在进行着斗争。我看见人们为了争取生存而牺牲了生命。现在我在中国已住了九个月了……我已经明白怎样才能把我这第二个大病治好……可是有时候它还是发作，我还得和它斗争才能把它控制。现在它不常犯了，可是那天晚上又犯了。你明白吗，同志？”
“我明白，”方柔和地回答。
白求恩轻快地跳了起来。“好吧，我们明天一清早就出发，上床睡觉以前我们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要做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你以后一定要努力工作，并且一定会碰许多钉子，同志。要是我不坦白地警告你，我就是在欺骗你了。你必须补上所有你从前没学过的东西。你必须钻研，学习——正如同我们的战斗员得学习怎样和敌人作战一样。我要请古大夫在不久的将来把你派到我们医疗队里工作。你可以跟我一起工作。我一定帮助你学习。我们用得着另外一个医生。而且这样也会给你一个机会来充实你的经验。”
“那我太高兴了，”方说。他站了起来，把白求恩和董送到门口，张开嘴要接着说，想想还是不说的好，最后还是脱口而出：“白求恩大夫……关于姓肖的战士那件事，我认识到我是得负责任的。这些年来，每一件事情，我都得一个人学……我在部队里学会了读和写，也才不过几年的事。倘若我有一天能跟着你，我一定会认真工作的……我有一个儿子……也许等他长大了，农村的孩子们就能够有上学的机会了。我一定尽力使他得到我自己以前所没有的念书的机会。也许他会成为一个好的医生，来补偿我这一生的缺憾……”
“把你自己训练成一个好外科医生吧，同志——这样会给他一个最好的榜样。”
在方的严肃的脸上，他的眼睛亮了起来。“我要教他学习一个更好的榜样，”他说，“我们的白求恩的榜样。”
四十四
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的行列越来越长，于是战地医疗队翻山越岭去迎接川流不息的伤员。
11月22日，白求恩领着医疗队到达涞源北面的转岭口，三五九旅旅长王震将军的司令部的所在地。在这儿白求恩又发了一次脾气，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道歉。
一连三天三夜，伤员一个个从前线送到转岭口。战斗十分激烈，伤亡很重。第一批三十五个伤员抬进来的时候，白求恩已经把手术室准备好了。他刚一开始检查，就把脸给气白了。
他把担架员叫了过来，让他们在他用作手术室的那间土房子里站成一排，然后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这些伤员从火线到这儿路上已经走了三天。自从团部的军医给他们上过药以后，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得到任何的照顾。为什么？为什么连一条绷带也没有换过？难道你们以为你们的任务就只是把这些伤员抬了来，好像他们是行李似的吗？你们是医务工作人员，不是骡子！”
这些战地工作人员看见白求恩的怒容都吓坏了。“从涞源到这个村子，”其中有一个人支支吾吾地解释道，“一路上没有休息站……也没有救护队。我们没办法……”
“这不成为理由！没有休息站，就应该临地凑几个出来。没有绷带，就应该用你们身上的衬衫。”白求恩转过身对董说：“立刻派一个通讯员到王旅长那儿去。我以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的身份，请他亲自来这儿一趟，调查伤员从前线送来时的状况。”
第二天王旅长就应白求恩的邀请来到了后方医院，当时白求恩正在手术室里工作。他等到白求恩在动着手术的那个伤员抬走了，然后才走进去。
“我是王旅长，”他说，“久仰，白求恩大夫。”
“久仰你的大名，王将军，”白求恩说。“聂将军告诉我，你是他部下一位最勇敢最善战的将军。你这一旅的战斗力是无可批评的，但是你们对于伤员的处置却是非常糟糕的，不能容忍的。”
白求恩随即把王旅长领到伤员住的那些民房里，一面对他叙说他们一连三天无人照料的情况。他指出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感染，那些没有及时治疗的轻伤，以及两名由于用止血器后欠照料而生了坏疽的伤员。
王旅长严肃地听着。回到手术室，他沉思了一会儿，随即坚决地说：“大夫，你的批评像一把刀一样的尖锐。但是你的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卫生工作缺少器械，又缺少有训练的人员，但是你已经使我认识到我们必须马上改善这种情况。我个人负责把你的每一项建议都贯彻执行。我留在这儿和你在一起，等所有的伤员都治完了。然后我们来决定应该立刻采取什么办法。”
王旅长在手术室里和白求恩以及其他的人一起呆了二十四小时。白求恩动手术的时候，他在一旁看着。当曙光从纸糊的窗户透进来的时候，屋子里的空气是沉浊的，弥漫着一股血腥味、汗味和溃脓的伤口的臭味。那一整天，除了两次吃饭的时间和五分钟的休息以外，手术一直继续着。到了晚间很迟的时候，最后一个手术才做完。他们走出去呼吸了一口清新空气，随即回来开会讨论改善对这个地区的伤员的照料办法。
他们的讨论是简短中肯的。在前线与后方之间的村子里将设立一系列的救护站。站上有卫生工作人员和器械给向后方运送的伤员进行初步治疗。
“战地医疗队直接到火线上去工作，”白求恩强调地说，“是我们所能实行的最重要的改革。我确信这样做一定能大大减少我们的死亡率。”
“我同意，”王说。“在一星期内我们就要给敌人再来一个伏击战。你能准备好跟我们一起行动吗？”
“早一天通知我们，我们就准能赶到。”白求恩回答。“我们明天早上去杨家庄的后方医院，离这儿十英里地。我们在那儿听你的消息。”
王紧握住白求恩的手，摇动了两下，一次往上，一次往下。“我们下星期见，大夫，”他说。
11月27日晚上，一个通讯员从王旅长的司令部来到了杨家庄，送一封信给白求恩，同时还带来一件礼物：一匹从敌人那儿夺来的栗红色骏马。按照惯常的手续，信先交给了董去翻译出来。董独自在屋子里读完这封信，看了看钟点，忖度了一会儿，最后决定去找游大夫商量一下。
他在游的屋子里找到了他，游正在用鸡油擦皮带。“同志，”董带着不安的神情说，“你是白求恩的助手，我要征求你的意见……王旅长给白大夫来了一封信。信上说那个预定的袭击要在两天内发动……在灵丘北面。我不知道我们是应该现在把信送给白求恩，还是等到明天早上。你有什么意见？”
“为什么不等到明天早上呢？”游问道。游有四十上下年纪，胖胖的身体，一张和蔼的脸。他一向以沉默寡言闻名。有人曾开玩笑地给他做过统计，结果说他一天说不上十句话。现在，他提了问题以后，就带着询问的神情望着董。
“他会非常生气的，”董说出了他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三天内他做了四十个大手术。他已经有好多个星期没睡过整夜的觉了。虽然路程很远，可是我明天早上告诉他，时间还是来得及的。倘若我现在告诉他，他一定要立刻准备动身的……那他就又得不到休息了……聂司令员曾亲自嘱咐我们多注意他的健康。”董焦虑地皱起了眉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他听说什么地方有伤员，他是会怎样的……”
游擦完了皮带，慢吞吞地说：“今天晚上白求恩是能够睡觉的。所有的手术都做完了。要是你等到明天早上再给他这封信，他当然要发脾气的，但是发脾气总比他不休息要强些。他的体重已经减了很多。尽管他工作能比任何人都快，时间能比任何人都长，但是他疲劳极了。他现在不是用这个工作——”游屈曲了一下胳臂的肌肉——“而是凭着这个。”他用一个手指头指指他的头和心。“我可以看看那封信吗？”这是董听见游大夫说过的最多的一次话。
游看完了信就抱憾地说道：“不成，这封信我们现在就得给他。这是王旅长本人来的信。信上明白写着这次袭击是非常重要的。要是出了岔子，我们是担当不起这个责任的。我们应该对白求恩说明天出发，时间是一定来得及的。可是我们千万别说留出时间让他休息，因为那样他会马上就要去的。”
结果董同意了。他到了白求恩的屋里，白求恩正在灯下工作。从桌上放着的手稿，董看出白大夫又在编写医学教科书的另一章了。
“王将军来了一封信，”董说。他把信译成了英文，随后就偷偷地瞅着白求恩。一点不错，董心里想，大夫确实需要休息。他穿的布裤子显得特别肥大。他上身穿着休息时候仍然穿的翻领毛衣，肩膀越发显得瘦削了。只有他的眼睛仍然透露着旺盛的精神，即使他在看书和做手术时戴的白金边大眼镜后面眼睛眯了起来，也还是一样的。
白求恩找了一张地图，把它摊开在桌子上，计算了一下距离。“还好。离前线大概有二百里地。”
“现在已经是深夜了，”董审慎地说，“我告诉他们什么时候准备出发呢？明天早上几点？”
白求恩把眉头一皱。“现在是十一点。好吧，明天早上五点。怎么啦，那有什么不妥当？”
“从现在到五点只有短短的六个小时。这样，连睡觉和上驮子一共才只有五个小时。”董思忖着，要是五点出发，白求恩几乎睡不到四个小时。“也许七点动身可以多一点时间准备？”他提议道，一面机灵地加了一句，“这样，他们在开始繁重的工作以前，也可以多休息一会儿。”
“那么六点钟吧，”白求恩让步说。
“我去告诉他们……明天见……”
董走了出去，心里非常高兴。能哄白求恩多睡一个小时，他想，实在是一个大胜利。
四十五
11月29日清早，天还没有亮，白求恩在广灵和灵丘之间的公路附近的一座庙里，把他的战地手术室布置好了。前一天，整个白天和大半夜，他从杨家庄走了七十五英里以上的山路。他已经同王旅长取得了联系，组织好了轮流替换的担架队来运送伤员，并且准备了专管撤退的担架队，以便把医治过的伤员输送到曲回寺。
这次作战的目标是要切断广灵和灵丘之间的公路，这条公路，对于日军发动南下进犯晋察冀的攻势，有着战略上的重要性。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王旅长部下将有两支部队向防守公路的敌人进行突袭，三五九旅其余的部队则留在后面作后援。白求恩改作临时医院的那座小庙的位置就在这两个突击部队的中间，离着公路一英里地的地方。
夜间，日军的装甲查道车从这条公路上开过，他们没有发觉两旁的小山上有什么异样。天还没亮，攻击就开始了，最初是军号和机关枪的声音，几分钟以后就听见手榴弹爆炸的声响。下午五点十五分，攻击后整整七小时零十五分，第一个伤员就送到了。当担架员把这个伤员从山里抬出来的时候，白求恩说：“还不够快的。”但是十五分钟以后，当这个伤员上了麻醉药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实就创立了：在中国许许多多的战线上，从来没有一个战士在战场上受伤以后如此迅速地得到了充分的外科治疗。
整个晚上，战斗一直进行着，伤员陆续运送到小庙里，白求恩和他的助手们不停地做着手术。到了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已经做了二十五个大手术。当他工作的时候，担架员带来消息说，战斗越来越激烈了。
到了正午，放在小庙地上的一排一排的伤员已经增加了一倍。医疗队现在以平稳的、不间断的节奏工作着：伤员陆续从前线运来，重伤员送到手术室，做完手术的由专管撤退的担架队运送到十英里外的曲回寺的后方医院。
王旅长的旅部来了一个干部很焦急地询问是否还能再收留些伤员，白求恩一面做着手术，一面回答说：“只要有伤员继续来，我们就继续做手术。”
做到第五十个手术，董站着给伤员上麻醉药已经有二十四小时了，他的手开始发抖。他勉强支持着等这个手术做完了，随即坐到地上，两眼无神，一脸疲惫不堪的样子。
白求恩把他扶到一条板凳上，看了看他的喉咙，试了他的体温，接着嚷了出来：“你总说什么我不注意自己的健康！你自己却患着很厉害的扁桃腺炎，发着高烧，接连工作了一天一夜。”他叫贾铺好一张床，让董睡下，并让他吃了点镇静剂。游大夫接替了上麻醉药的工作，王大夫代替了他作白求恩的助手。
黄昏光景，伤员还是源源来到，而且送来了第一个严重休克的伤员。当时腾不出人来，于是王大夫自愿输血。白求恩抽了三百毫升，随即王又回到手术台工作了十二小时。后来又有一个伤员失血过多，游大夫和方大夫输了血。下一次的输血是由贾自愿担任的，她看见白求恩以慈爱的目光看着她，觉得又骄傲，又难为情。
接着前线传来了日军增援部队快要到来的消息。战斗结果如何不久可以分晓了。
半夜里，三五九旅的后援部队偷偷地越过了一片朦胧的山岭，到了那条公路旁边的小山上。低声的口信来回传递着，钢碰着钢发出●铛的声音，散兵线铺开了，隐隐约约的人影爬来爬去布置机枪阵地，然后就在山石当中隐藏了起来。
下面五十码就是公路，一条椭圆形的细线。路的那一边，地面又陡峭地往上升起来。根据王旅长得到的情报，日军的增援部队迟早必须从这段狭窄的公路经过。侦察员又证实，他们正由五十五辆卡车组成的车队运送着来了。
中国的战士们等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埋伏在山石背后像山石一样地一动也不动。然后远远的传来了隆隆的声音，接着一辆坦克轧轧地沿着公路开了过来，车塔里探出来一个脑袋，上面戴着一顶有帽沿的小帽。坦克后面是第一批五辆卡车。坦克和领头的一批卡车过去以后，下一批出现了，跟着又来了一批。它们开得很慢，关着灯。它们都是敞篷的大卡车，上面满载着日本兵，他们紧张的脸在月光下闪闪发光。
山头上，王部下的战士一声不响地把步枪紧贴着肩膀，瞄准了机关枪，抚摩着挂在皮带上的手榴弹。他们用从多次战斗中锻炼出来的冷静的纪律在等待着开火的命令。但是卡车陆续从山下开过去，命令却还没有下来，他们都不安地仰起头来，在黑暗中寻找他们的指挥员，嘴里则咬着手榴弹的冷冰的保险盖。然后，等到至少有半数的卡车全过去了，指挥员突然喊出了命令。山上的步枪和机关枪齐发，对着敌人车队的中心，头部和尾部开火，紧接着是一阵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
从敌人的车队里发出了痛楚的呼号，嘶哑的喊叫，还有命令和咒骂。领头的那辆坦克竖起了后车身，想在这条窄路上掉过头来，但是在三颗手榴弹的爆炸下歪着蹦了起来，消失在一阵烟雾里，随后就瘫在炸坏了的履带上了。卡车东倒西歪地堆挤在一起。炸裂了的汽油箱冒出一道道的火焰。敌人纷纷从车上跳下来，卧倒在地上。他们向四面八方乱放枪。有的爬到卡车后面找点掩护，有的在慌乱中爬上对面的山坡。
游击队的战士们冷静地、准确地继续扫射着动弹不了的车辆和乱奔乱窜的敌人。接着，一个队长跳上了一块山石，一个高高瘦瘦的身影，手里举着一颗手榴弹。“冲啊！”他激昂地喊道。“消灭敌人，同志们！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游击队一窝蜂地冲下山去。
“冲啊！”指挥员一面大声吼叫，一面奋不顾身地跑在战士们前面。“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他们冲了下去，他们的枪口对着被打得落花流水的敌人平射着，枪声与有节奏的胜利的口号声互相应合着：
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
沿着公路，深入山里，这个奇怪的作战口号追逼着失魂落魄的日军。一直到天亮，枪声才平息下来，击毙的和被俘的敌军一共有五百多名，胜利的战士们回来拾拢大量截获的装备。
12月1日上午十点钟，白求恩疲倦地离开了手术台，吩咐战地医疗队准备出发。他已经一连动了四十个小时的手术了。自从前一天下午第一个伤员开始，他做了七十一个手术。董的热度还没有退，在屋子的一角裹着一条毯子躺着。王输过血以后，终于被强迫躺在地上休息。游在收拾整理，他两眼发呆，站在那儿打盹。白求恩自己也觉得耳朵里有一种嗡嗡的不舒服的响声。
现在战斗结束了，所有的伤员全运走了，他才睡了一两个小时。他接着又赶紧起来，因为在曲回寺的后方医院里，伤员需要手术后的照料，并且需要特殊的检查，以评价在前线所做的手术的结果。
下午两点钟，战地医疗队正要出发到曲回寺，王旅长赶来给他们送行。他喜洋洋地握住白求恩的手，兴奋地说：“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作战口号。我们的战士喊着你的名字去打仗。”他喊了起来：“‘冲啊！白求恩就在我们后面！’——但愿敌人在许多战线上听见这个口号！”
在去曲回寺的冻结了的山路上，白求恩快活地骑着他的骏马，摇摇摆摆领着他的疲乏而愉快的医疗队穿过白雪覆盖的高山。一种他从来没有尝到过的喜悦在他心里荡漾，他给跟随着他的人们唱起了他心爱的那首充满战斗豪情的歌：
我们的家乡在远方，
可是我们准备上战场。
我们正在为你战斗，为你打胜仗：
自由！
我们对于法西斯一步也不让，
哪怕枪弹密得像冰雹一样。
英勇的同志们紧紧站在我们身边，
我们死也不能退让。
四十六
战事沉寂了几天，白求恩休息着，同时把他的日记和书信补上：
12月8日：回到杨家庄。
董略好，可是我们所有的人都疲乏了。在过去这几个月里，伙食不能算太好。我们都有点贫血。我的耳朵一直不舒服。我的牙也不好，得治一下。我想到西安有个牙医，但是天晓得我哪一天才到得了西安附近。
已经把我关于战地医疗队在前线给王旅长的部队所做的工作结果报告送给了毛泽东和聂将军。我们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的见解不错。我在曲回寺后方医院检查了所有在前线动过手术的伤员，结果我发现：七十一个动过手术的伤员里只死了一个！伤员中有三个是日本人，我们已经把他们送回了他们的防线。虽然在我们的医疗队和后方医院之间没有能换药的救护站，可是三分之一的伤员到达医院时一点感染的迹象也没有！在这儿这是一件空前的事。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些。（顺便记一句，日军对我们的战士使用了催泪弹和喷嚏弹。）现在这一点是肯定了：医生在后方等待伤员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医生的工作现在是在前线。
重要的一点：两个同样腹部被子弹射穿的伤员得到了同样的外科治疗。一个活了，一个死了。什么原因？第一个是在受伤后八个小时动的手术，第二个——在受务后十八个小时……生死之差就在十个小时。
在战斗暂时停止的时候，战地医疗队可以在后方医院工作。在伤员过多，随军的军医应付不了的时候，他们应该随时上前线。而有二百人以上参加的战斗通常总是这种情况。
我们总算向前走了一段很长的路了！
12月9日：
亲爱的马：我对于收不到你的信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的天，我只有这样！到现在足有两个月了。延安医疗队是11月25日到的。我一直在盼望这个医疗队来，不单因为它来了对于卫生工作有帮助，而且因为我希望收到一些书籍、报章、杂志——以及一些关于外界的消息。
他们带来了一套没有发电机或直立器（铁）的爱克斯光设备，因此不能用。他们也给我带来了加拿大香烟、巧克力糖、一听可可粉和一管刮脸膏。我现在留了胡子，用不着刮脸膏。其他的东西是我所欢迎的，但是我情愿把它们都拿去换一份报纸，或者一本杂志，或者一本书。
我有半年多没见着英文报纸了，除了绝无仅有的一份4月18日的《日本新闻》，这是退却的日军留在山西一个村子里的。我也没有收音机，于是和外界完全隔绝了。倘使我没有足够的工作把一天十八个小时填得满满的，我一定会腻烦透了。
你能为我做这件事吗——只此一件？每月给我寄三本书、几份报纸和杂志。我想知道一些事实……罗斯福还是美国的总统吗？现在谁是英国首相？人民阵线的政府还在法国当政吗？西班牙情况如何？
你和孙夫人的保卫中国同盟保持联系吗？加拿大或者美国是否在派更多的医生或技术人员到中国来？吉西大夫出了什么事？柯棣华大夫呢？他们全让截住了吗？难道封锁就真有那么厉害吗？
药品材料的情况相当严重了。我一共只剩下二十七管羊肠线。等这用完了以后，我就得发明新的东西来缝伤口了！我只剩下半磅石碳酸。我自己只有一把刀和六个动脉钳——其余的我都分散了。我只剩下两磅半哥罗芳。等这点用完了以后，我们动手术时就只好不用麻醉药了！
这个月很忙。走了八百五十五里路，做了一百一十三个手术……倘使你觉得我以上有些话里有怨天尤人的意思，我现在必须辩解恰恰是相反……这儿生活相当苦，而且有时候非常艰难。但是我过得很快乐。这北部地区使我想起我在安大略省北部未开垦地带的早年生活。这儿的村庄像所有中国其他地方的村庄一样——一片用泥土或石头盖的平房，分成好些院落。三四所互相对着的房屋圈在一个院落里面。院子里有猪、驴、狗，等等。我们初来时，这儿一切——人、房子、孩子们——都脏得可怕。我们医疗队立刻开始扫除，今天，一个离开了这儿几个星期的人会不认识这个地方的。
我在这儿一个人住一所房子。这房子只有一间屋子，里面有少不了的炕、我的行军床和桌子。我自己做了一个洋铁炉子，烧的是煤和木柴。唯一的窗户是用白纸糊的。墙和地都是压硬了的黄土。
除了在小山沟里，这个地区是没有树木的。天气已经暖和一些了——白天差不多是冰点以上二十到三十度，晚上是冰点以上十度。刺骨的狂风从西北面的戈壁沙漠吹来，带来旋风似的尘土和雪。
我们现在在灵丘南面约六十五里（二十二英里）的地方。我们四面全是日军——西面的同太铁路上、北面、东面和南面。在南面，他们正在铺设宽轨的铁道以代替原先的窄轨的铁道。游击队又添了工作了！
我们和绥远省的东北军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优秀的战士。
聂将军相信日军的计划是沿着陇海铁路向南进攻西安，再向西进攻甘肃省的兰州。北面的攻势将向西推进，通过绥远省和内蒙，然后也到兰州或那条从兰州向西北到新疆的交通线。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所有苏联供给中国的物资全是从那条公路运来的。
倘使日军像以上所说的那样发动攻势，这儿战事一定会很频繁……吉西和柯棣华现在在哪儿？
倘使别的办法都行不通，我想去北平一次，买些药品器材。我们的人通过日军的防线在北平进进出出是相当容易的！
好了，我现在不多写了。圣诞节快来了，说老实话，我忽然有点想家！纽约、多伦多、蒙特利尔的种种回忆！要不是实在太忙的话，我很可以找着充足的理由给自己一个假期。
我现在正准备再到各处巡视一次，多搞出几个战地医疗队，给意料中的激烈战斗作准备。不要忘记给我寄几本书来，不要忘记回答我的问题！
白求恩
四十七
在松岩口，当敌人从北面和东面打过来的时候，白求恩创立的第一个模范医院，连同它的所有的伤病员，都撤退了。剩下的一切，没几天就让敌人的炮火毁了。
这个模范医院，它曾使八路军全军感到骄傲，它曾为所有的卫生部门树立了一个榜样，它曾证明了如何能使落后地区的伤员得到现代化的医院治疗，它现在怎么办呢？
冀西的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们把撤退的伤员接到自己家里，正如解放区其他许多农民以前所做的一样。他们把他们的温暖的炕让给伤员，自己睡在地上。有一天清早，地里还尽是霜，他们就成百地走到一座以六十度的角度向天空倾斜的土山的脚下。他们是天刚发亮时排着队一声不响地从村子里出发的，就像行军的队伍一样。他们的肩上扛着原始的铲子、头像草耙一样宽的鹤嘴锄以及普通的木棍。他们把这些东西像武器似的扛着。事实上，这些就是他们要用来战胜那些轰毁了模范医院的日军大炮的武器。
农民们在山脚下聚齐的时候，有一队人先上山坡去踏勘，打下木桩，做些神秘的标记，探测土壤的软硬。然后是简短的讲话和指示，接着农民们排着整齐的行列往山腰上走了一百多英尺的光景。他们就在这儿开始干起来。
他们用鹤嘴锄和铲子在山面上掘着，用手推的小车把土运走。他们一直掘进长着灌木的坚实的硬土。掘到了坚实的黄土以后，他们又垂直地继续往下掘。
他们每天回到山腰，弯着身子干活，在土中掘成一个又长又高的岩架。最后，这个岩架差不多有二十五英尺高，沿着山面有几百码长了，这时他们就在那平滑的、笔直的墙上画下一排半圆圈，它们彼此间离着好几码，离着岩架的底部有十英尺。这些半圆圈就是以后窑洞的顶，这是他们用系在一根绳子上的木桩标画出的。
随后挖洞的工作就开始了。这些农民还是只用他们的鹤嘴锄和铲子，开始慢慢地、深深地挖进山腰，先从每间窑洞的顶挖起，然后再往下挖到它的底部。过了些天，他们就钻进洞里，在黑暗中往深处挖，直到后来每个张大着口的洞都变成一条空气流通的地道，二十二英尺长，十英尺宽，十英尺高，有一个用不着任何支柱的半圆形的顶。
现在在山面上比第一个岩架低三十英尺的地方，又掘了一个岩架。在这儿，这些农民又垂直地往下掘，画出洞口的图样，再往山腰里挖，像一群巨大的蚂蚁似的。等他们完工的时候，两个岩架上有一百间窑洞了。接着就开始装修这些窑洞。
每间窑洞的门有三分之二的部分是窗户，用油纸糊着。白天有充足的光线从纸糊的窗户透进来。晚上点一盏油灯。夏天洞里比外面凉快；冬天用炭盆取暖。木炭由医院的工作人员自己烧。他们得先去伐木，然后把木头放在不久就要在半英里外建筑的特别窑洞里烧成炭。
为了装备窑洞内部，掘地的农民就又变成了木匠和石匠。他们在每间窑洞里做了五张简单的床，这是用两块宽阔的木板放在一个石头和泥土的架子上做成的。床上铺着一个草褥子，两条被单，一床棉被，一个枕头。他们又在床与床之间做了些低矮的桌子。有一些窑洞加以特别装备，作为厨房、办公室、手术室、俱乐部。附近山腰里又另外掘了些窑洞，作为医院工作人员的宿舍。手术室，由于它的特殊性质，是三间连在一起的窑洞，每间的内部都是用砖砌的。白求恩怀着一个眼看着梦想变成现实的人的兴奋心情，巡视了这个手术室。山脚下筑了一道厚墙，从大门口有小道通到上面各层。
模范医院在这一百间窑洞里重新安置好了，现在敌机看不见它，炸不到它，成千上万吨的土和石头围护着它。伤员搬进新病房的时候，白求恩兴高采烈地写信给马大夫说：“现在护士训练班成立了，百洞医院盖好了，新模范医院已开始工作，值得高兴的事情太多了！”
他当时想不到他所建立的第一个医院，现在成了一个窑洞的医院，还要来回地在北方的丛山中迁移二十次，然后才在永久的地基上成为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医院。
四十八
这是一个寒冷的黑夜。一个奇怪的声音偶尔打破这个冀西的村庄的寂静。白求恩穿着衣服躺在炕上，他一面听着，一面心不在焉地忖度着这不知是那个伤员。
明天早上有许多事情得做——也许前线又有伤员下来。但是现在他在屋里躺了一个小时了，又累又饿，怎么也睡不着。他是不容易睡着的，因为在每间茅屋里伤员都由于没有吗啡而通宵翻来覆去，他们的伤像火焰似的烧灼着他们痛楚的身体。要是再有伤员从前线来到，该怎么办呢？现在每个老百姓的家里都已经住上了伤员，新来的人往哪儿住呢？而且他的药品差不多已用完了，他怎么来给他们治疗呢？
他一直在焦急地等候延安的消息，通知他纽约的援华委员会终于送来药品了。但是什么也没有来。这真是糟糕透顶啦！在重庆，蒋介石在他发表的关于全国一致抗战的言论里，是说得非常冠冕堂皇的，但是药品器材却通不过国民党的封锁而到达真正在抗战的人们的手里。没有什么办法：他必须去见郝尔小姐。他必须说服她，让她帮助……
一声尖锐的呼号惊动了他。这是一个怪熟悉的声音，他一骨碌爬了起来，走到外面的黑夜中，已经猜出这声音是从村子中央传来的。他追随着一阵突如其来的嘈杂的语声走到了一间茅屋，屋里的暗淡的烛光从一扇纸糊的窗户透露出来。在屋里，屋主人举着一支蜡烛照在炕上，他家里的人蹲在临时铺在地上的被褥上。在炕上，一个伤员正在一面挥舞着胳臂，一面嚎啕大哭。他是前几天送来动截肢手术的三名伤员中的一个。白求恩迅速地准备了一针吗啡给他注射了。他等候着吗啡起作用，一面轻轻地握住伤员的胳臂，一面说：“这一会儿痛就会减轻，你就能睡着了。”
这个战士翻一翻眼，随后把双手绝望地伸向他的没有腿的残肢。他现在才第一次明白他已经失掉了他的双腿。
白求恩一直等到这个战士睡着，才疲倦地回到自己屋里。他在黑暗中在炕上坐了半天，然后长叹了一声，点着了那张粗桌上的蜡烛，拿出了打字机，用他个人的口气写了一封信给国际援华委员会。
这封信重复了他以前寄到加拿大和美国的许多信。所说的还是同样的题目：许多人垂危；药品器材差不多用完了；迫切需要援助……
第二天他就去见郝尔小姐。在他顺着一条小山道急速地走着的时候，他想着郝尔小姐，以及他该怎样向她开口。显然地，这需要机警、诚实和口才三者的巧妙配合。他回想起他们第一次的会面，那次她和好几十个中国人一起从山里赶来看那第一个从这地区经过的医疗队。他当时很高兴地发现，郝尔不过是村里的人称呼她的名字。她是从新西兰来的，她的中国话说得和英语一样流利，她主持附近一个基督教的布道所已经有好几年了。他们曾愉快地足足谈了一个小时，后来他接受了她的邀请去看望她。上次去访问的时候，他曾有意无意地谈到她作为传教士的工作，以及他作为医生的使命，可是当时没有再往下谈。在有些方面，他心里想，她使他想起他的母亲。她有修长的身材，直爽、刚毅的脸，举止端庄。每逢谈到她的工作，她总是很诚恳的。她从一开始就对他表示了坦白而恳挚的友谊，但是他今天要给她的考验是比友谊深得多的。他觉得她是一个为自己的信念而不为个人利害所左右的妇女。真的，倘使只有个人利害能左右她，她对于他就没有用处了。他打定主意，决心要把他所认识的真理摆在她面前；只有真理才能说服她。
布道所在半山腰，盖得像座堡垒。礼拜堂就在堡垒中央的院子里，是一座大得出奇的青砖建筑，尖尖的塔顶上有一个十字架在空中矗立着。院子四面是错落的砖瓦房。他走进大门，停了一下，便走向礼拜堂，这时钟声响了。他站在拱形的门口，看见十多个中国男女跪着祈祷，由郝尔小姐带领着。他看见一幅耶稣像，一张挂着黄缎子桌围的桌子，上面放着两只银烛台，香炉里的檀香升起轻盈的青烟。这一切对于白求恩都是熟悉的，可是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日军离着耶稣的像如此的近，随时可以步行开到，这却有些不调和。他一声不响地退了出去，恐怕打扰那些做礼拜的信徒。
他耐着性子一直等到礼拜做完，郝尔小姐看见他在台阶上，带着惊喜的神情前来招呼他，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我希望你没有等得太久，”她抱歉地说，“你能在这儿吃早点吗？我们可以一块儿聊聊天。”
她把他领到礼拜堂后面的一排三间平房。他在客厅里的一张双人沙发上坐了下来，凝神地打量着她。她虽然穿着一件黑旗袍，头发梳的式样非常简单，可是当她坐在他对面的时候，却有一种安静娴雅的风韵。他猜她的年纪在三十五岁光景。
太阳已经升到山顶了。他从窗户可以看到十字架的细长的影子落在外面的地上。
他转过脸对她平静地说：“我要问你一个问题，郝尔小姐。你当初为什么到中国来的？”
她惊讶地望着他，就仿佛说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她耸了耸肩膀。“我是教会里的人，来这儿传教……”
“我问的不是这个。你为什么做传教士？为什么又在中国？”
“因为我要把我的生命献给上帝，献给传播基督教真理的工作。因为世上需要拯救的灵魂太多。我加入传教的工作，为的是要尽我的一点力量，以使人由信上帝而得到拯救。”
“我了解，”白求恩说。“我出身在一个福音传教士的人家。你也许觉得奇怪，可是我自己多少也是一个传教士。你说你在这儿给上帝工作。你要拯救人们的灵魂，使他们死后进入天国。我也要拯救他们，使他们活在世上。不管我们两人当中哪一个人在这条路上什么地方与另一个分手，我们所走的路方向却是一致的，你觉得对不对？倘使你忠于你所信仰的上帝，而我也忠于我的信仰，那就一定是这样的。”
“是的，”她起劲地说。“但是还不限于此……”
“当然不限于此，”他打断说，“但是为着我的目的，为着我所要给你谈的，这就足够了。”
“你的目的？”
“对了，”他把身子凑近一点，急急地说，“这儿现在有迫切要做的事。就我所能想到的，你此刻是唯一合适的人。你知道我们多么缺乏医药器材。我们四面八方都给封锁了，虽然只有我们这儿在进行着真正的抗战。我给伤员动手术时，没有手套可戴，有时候没有适当的药品和防腐剂。现在我们的药品器械已经缺乏得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必须弄到药品和器械——哪怕我们得用最冒险的方法。向延安要是没有用的——他们也是一点没有。而且我们得等多少个月，他们才能设法给我们偷运进来一点点。而我们在等着的时候，伤员就会遭受着无谓的痛苦和死亡。这就是你能帮助的地方。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到北平去是不会给阻拦的。我会告诉你到什么地方去买。而且你以一个传教士的身份去买药品器械，把它们带回这儿，都是合法的……你肯做吗？”
郝尔小姐站了起来，走到窗户前。显然地，她内心感到极大的不安。她沉默了一会，脸背着他，好久才说：“我不知道如何来告诉你我的心情。我不能参加战争。我反对杀人，我反对战争。而且就单单从我在主持这个布道所这一点来说，我也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是应该守中立的。但还不仅是这样。我知道你一定觉得这太糟糕了，但是我不能参加战争。”
“我不是要求你参加战争，我是求你做一件救人生命的事情。”
她突然转过身去，把他领到一个小小的饭厅，一个中国仆人正在那儿摆着咖啡杯子、牛奶、蛋糕点心和一瓶葡萄酒。她觉得很尴尬，一言不发地低头吃着东西，躲避他的视线。然后她忽然抬起头来，笑着说：“安息日讲这些话让人太难受。你这人真难对付。我们在这儿安静地坐一会儿吧……不要再辩论了……”
第二天早上，她到村里来看他。她还穿着原来的黑旗袍。她坐在他让她坐的椅子上，双手交搭在膝盖上，态度很安详。“我决定去北平了，”她说。
“你晓得——让我再提醒你一次——这会有危险吗？对于你自己——还有你的布道所？”
“我晓得。但是还比不上你所做的事危险。我现在深信这是主的意思……”
后来，等她走了，她穿过日军防线到北平去的一切准备都安排好了，白求恩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我遇见了一个天使……郝尔小姐，这儿的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她将上北平买药品器材，并且把它们带回她的布道所——为我们！倘使她不是个天使，这个字又该怎么讲呢？
四十九
整个秋季和初冬日军对五台山区的包围越来越紧。日军的华北派遣军司令部里有着无限的乐观情绪。看来似乎这个新的包围战略终于进逼到晋察冀边区抗日力量的大本营了。不久，东京的军事评论家们便预言游击队活动一定可以消灭掉。
但是，当深入军区腹地的五台山陷落，日军向八路军抽紧了套索的时候，他们所捕获的——只是空气了。他们想捕获的东西不见了。在人民的大海中，游击队像鱼一样游出了渔夫的网子。日军以为已经紧紧地包围住了成千上万的游击队，而游击队却早已静悄悄地分散开，渗过了封锁线，重新在日军后方集合了起来，并且仍然保留着他们的武器和原先的队伍。于是追捕者重新又变成了被追捕者。
这样大规模地“渗透”过日军的包围，除了敌人之外，当地人个个都知道。农民知道他们的军队的秘密调动，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村子里，帮助他们偷越过敌人的阵地，同时严守秘密。日本的军事首领们明白了事实的全部真相以后，便请他们最有经验的陆军司令官阿部将军想个办法来粉碎这个既捉不到，又围不住，也不能在战场上打败的、令人头痛的敌人。
阿部将军作了周密的部署。他重新组织了日军的兵力，把他们分成若干强有力的千人战斗部队，这些人都受过突击和各式各样战斗的特殊训练。他的计划不在包围或是占领某一个区域，而是以迅速而残酷的突击捕捉和歼灭游击队。因为游击队的机动性大部分基于他们确实是“人民大海中的游鱼”这个事实，阿部便命令把作战区内凡是有居民的地方一概摧毁。敌人要用闪电式的袭击打垮八路军，并且把支援八路军的人民完全消灭。
这个新的战略是在1939年初开始运用的。这些日军的千人特种部队向西进攻冀中大平原上五台山区的游击队根据地。
主要的战事现在已从山西转移到了冀中。白求恩把他的战地医疗队扩充到十八个人，从三五九旅调来了方作手术助手，便出发去冀中了。在白求恩曾经工作了一年的山区和河北大平原之间，日军设下了一条封锁线。要抵达战区必须穿过敌占地带。2月初，医疗队向东行进，山路上的积雪堆得高高的，刺骨的寒风呼啸着。
他们在一个阴沉的黑夜走出了丛山。在山上的最后那条羊肠小道上，他们牵着马走，看到他们下面的一片银色的雾，仿佛一大片云落到了地面。
“这儿，”董说，“山区就到了尽头。从此是冀中平原了。”
到了平地上，他们又上了马，向雾中前进。离奇古怪的情况出乎意外地出现在他们周围——盘根错节的古树，它们的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摇晃。风的声音似乎是从远处什么地方发出的，好像隐约的低语渐渐变为高声的哀号然后又薇落下去。在山里，寒冷把他们的脸冻得通红。现在又下起濛濛的细雨了。
最前面，一小队游击队员在领路，几乎消失在迷濛的夜雾里。走在董和白求恩后面的是方、游、林和十八人医疗队的其他人。游击队方面的联系，是前一天晚上在山上一个村子里通过军区司令部接洽好的。游击队的任务是把医疗队护送过敌占区，不让他们受到敌人的袭击，同时把他们带过封锁线。这些游击队员都是瘦瘦的有自信心的老战士，他们惯于在敌人附近活动，善于渗透过敌人的据点。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背包，肩上挂着旧步枪，小心翼翼地向着敌人封锁线的某一处前进，那儿是敌人所最想象不到的一处。
在山上行进时，董和白求恩两人大谈起私事来。有好几个小时，董问起白求恩在西方的生活、他的家庭、他的工作、他的早年。现在董把马骑得更靠拢白求恩了，用袖子抹了下脸，接着问道：“同志，你舍不得到冀中去吧！”
白求恩一面在马上把身子往前府了一下，向黑暗中凝视着，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倒并不。我们早应该去了。”
“那么郝尔小姐呢？”
“我相信她一定会给我们把药品器械搞来的。”
“我所指的是另外一方面，”董转弯抹角地说。“你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她？”
白求恩在马上扭动了一下，然后大声笑了出来。前头立刻传来了嘘嘘的警告声。“董，你这个鬼东西，”他嚷道，“你原来在那儿替我编出了一段罗曼史！”
董跟着笑了起来。“那两天，他们一直都以为你跟郝尔小姐在谈恋爱呢。”
白求恩格格地笑着。一阵风把雨点打到他们的脸上，他便把身子向前一倾。
过了一会儿，董问：“你跟你的夫人离婚很久了吧？”
“唔，相当久了。”
“你还想结婚吗？”
“你今晚的情绪很特别，董。”白求恩点起一支烟，用手挡着雨。在火柴的片刻亮光里，董端详着他的脸。他还在微笑，仿佛想起了什么好笑的事，但是笑中带有悲哀的怀恋。
“一个人总会感觉到需要一个伴侣的，”董提醒说。“那不是人人如此吗？郝尔小姐使我想起……如果你有一位夫人……”他没说下去。
“是的，同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如此的。可是在这儿，在前线？这不像是找一个新娘，或是娶一个夫人的地方。”
“不过也许你在中国就能找到一个人？”董暗示说。
白求恩耸了耸肩膀。他们缓缓地向前走着，董突然明白了过来：他的一席话把他身旁的这个人带到了他生命中的一条深渊的边缘上。他猛然觉得仿佛他自己遭受过丧失亲人的痛苦，他想到白求恩一定放弃了的许多熟悉的事物。他们大家都希望有一个家，过着安定的日子。这是他们的美好的理想的一部分，他们正为着实现这个理想而斗争。这个满脸胡子的外国人，他现在已是他最亲密的同志——他说不定忍着什么样的饥渴和寂寞哩，而别的人一点儿也不知道！董从心里感觉到一阵冲动，他要表示一下他的突如其来的体会，说几句在同志（彼此找出人性中脆弱的地方，以便更好地克服它们的那种同志）之间有意义的话。这些话要适合这一刻的亲切的心情，又适合他们今晚就要直接在敌人枪炮底下这个事实。但是他刚开口，一个通讯员就奔跑着回来，说他们快到一个村子了，侦察员正去前面察看动静，叫大家等一等再走。
马队在静默中靠拢在一起。在远处，他们可以看得出一片模模糊糊的灯光。他们一直等着，直到传过话来，说平安无事，又继续前进。半个小时以后，他们穿过村子，一个“小鬼”跑在游击队队伍的前面，手里一本正经地拿着一面小三角旗，上面写着：加美医疗队。
一个小时以后，他们又停了下来。又有一队侦察员跑到前面，最后他们终于到了定县，日军封锁线前最后一个解放区的村子。他们在这儿休息了一会儿，在老百姓家的炕上烘干了潮湿的衣服。
等到他们又上路的时候，他们紧靠在一起走了。从定县到平汉路之间，他们是在无人地带。他们小心地走着，知道每一个声音可能是敌人的一个哨兵，每一堆黑黝黝的东西可能是敌人的一个据点。抽烟和讲话是被禁止的。马蹄用布裹了起来，马嘴上挂了料袋。白求恩知道这个地区的老百姓已经杀死了所有的狗，怕它们在游击队过路时乱跑乱叫而惹起日军的猜疑。
现在雾在他们后面，夜晚也不如以前那般漆黑了。对于在山区里住了一年的白求恩，一眼望去只看见一片黑黑的没遮拦的平原地，只有几棵树疏疏落落地散布在大道边上，这是一种新奇的感受。
忽然前面来了一个命令，马队停了下来。话从前面游击队传到了后面：“向右转，离开大道，不要掉队。”
他们一个紧跟着一个离开了泥土大道，在荒无人迹的原野上穿行着。从这儿起日军设下了星罗棋布的据点。游击队熟悉它们的每一个位置。他们带领着骑队迂回曲折地偷偷绕过据点。有时候他们顺大路边走，接着又离开。每走几百码，他们就停了下来，静听着，等候侦察员查看前面的动静。
他们躲躲闪闪地走了几英里地以后，一个侦察员从黑暗中飞跑了出来。一个简短的命令马上从前面传了下来：“下马，躲到树下，不要走动，不要讲话。”他们迅速地移动到树丛里，下了马，蹲在地上，手里抓着缰绳，把马拉在身旁。有五分钟的工夫，白求恩只听见散开在树底下的人们均匀的呼吸声。然后一道强烈的探照灯光刺进黑夜，直射天空，照亮了前面一百码地方的一条大道。这是一条不断有日军巡逻的与铁道交叉的公路。大地震动了起来，接着是熟悉的轰隆轰隆的声音，转眼间一辆敌人的装甲查道车缓缓地驶了过去。
查道车一走过，他们就准备越过公路。他们上了马，紧张地等候着，等信号一发出，就刺了马腹，飞快地越过了公路，在那一边的平原上重新集合在一起。一个小时后，他们到了铁路和公路交叉的地方。这儿，蓦地间出现在他们面前的，就是横贯河北的封锁线。
骑队刚停下时，白求恩什么也瞧不见，渐渐地他瞅见一条雪亮的钢轨，横在他五十码前面的地方。
这次会合的时间算得准极了。他们一下马，左边的公路上便出现一个黑影子，朝着他们飞奔过来。这人就是李士，驻在当地的八路军指挥员。他向护送队队长敬了个礼，然后低声报告横越工作都布置好了。
整整一夜，李的部下警戒着附近地区，监视敌人的行动，并等待着医疗队。在和护送队队长谈话时，他部下的两个战士飞快地从黑暗中跑了出来，监视着大路和铁路交叉的地方。路口两边，约在四、五十米外，其他游击队员在那儿架起了机枪。还有一些游击队员顺着铁道散开了，像一丛丛矮树似的蹲着。
白求恩可以辨出几英里外有一座庞大的建筑物，黑漆漆的，像一个大工厂。“那是敌人的一个堡垒，”李低声说，“日军的营房就在那儿。往南……”他指着相反的方向，“那个是火车站。”隔着同样的距离，白求恩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车站，它被窗子里的灯光照得轮廓分别地呈现在地平线上。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上了马。医疗队沿着大道排列着。护送他们的游击队已经沿着铁道向南北两面散开了。他们的任务到封锁线便完结了。再过去，医疗队只带着一个向导继续前进。
白求恩四下看了看，最后点了下队伍，又向那两个指挥员敬了个礼，接着用膝盖夹了一下他的骏马缓缓前行。他们在两行游击队当中穿过了铁道，在黑夜中疾驰而去。
天亮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在一个村子里停下来休息。这是冀中一万个村庄中的一个典型的村子。村里的人照料着他们的牲口的时候，他们在那些一堆一堆的土黄色的茅屋里睡了起来。夜间，他们又出发了。目的地是河间城，有一万五千人的八路军一二○师师部的所在地。一连三天，他们躲藏在沿路的村子里；一连三夜，他们在掘有阻挡敌人坦克及其他车辆的沟渠的大路上走着。白天，日本飞机在村子上空低低地飞过，寻觅着游击队。有两次，他们被几英里外日军据点发出的炮声所吵醒。村里的人似乎已习惯于这种突如其来的爆炸声。他们耐心地等着炮火平息下来，接着又继续干活。
第四天早晨，医疗队到了河间城。他们发现这儿完全在日军的包围之中，十五英里外就驻扎着敌人的部队，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关镇定地进行着工作，随时准备好一接到通知就立刻进攻或撤退。
在师部里，李师长设宴欢迎他们来到冀中。然后全村的人都参加了一个当地专给前线部队表演活报剧的剧团的演出会来欢迎他们。
这出戏是在一个四周有围墙的大院子里演出的。戏台是木头做的平台。观众坐在板凳上。这出戏对白求恩说来将是一次不平常的经历。
刚一开演时，白求恩津津有味地看着这出戏。随后他抓住了董的胳臂。即使用不上他已经学会的那点中国话，他也早就很容易地认出了剧中的“主角”。那就是他自己。“主角”留着胡子。他是一个医生。他来自一个遥远的国土。在开始的一幕中，他向前线一个游击队队长介绍自己说：“我就是白求恩大夫。我是来照顾伤员的。”
下面简单而生动的几幕是关于这位医生主角怎样创办新的医院，把游击队队员训练成医生和医务人员，以及创建在前线工作的流动医疗队。最后一幕演出了三五九旅在广灵和灵邱之间公路上伏击战的实况。在这一幕里，白求恩把医疗队领到靠近火线的地方去工作，游击队一面冲出戏台，一面叫喊着：“冲啊！白求恩在这儿照顾伤员呢！”
这出小戏博得了一阵热烈的掌声。演员们笑容满面地鞠躬谢幕，然后假装的白求恩走到了戏台边上，宣布真正的白求恩在场。观众当然本来一直就知道这么回事，这时候全站了起来高声欢呼。在“白求恩！白求恩！”的喊叫声中，董把受窘的白求恩领上了戏台。
“同志们，”白求恩慢吞吞地用中国话讲着，讲的时候常常停下来琢磨恰当的字眼，“这是我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我对于我能够在照顾我们的伤员上面出一份力气觉得十分骄傲。加拿大和美国都有许许多多的人支持着你们的反帝斗争。我感到非常荣幸，能和你们在一起工作和战斗。我将和你们一起工作、战斗到我的生命停息为止。”
这确实是他头一回用中国话作正式的讲演，因此董张开嘴，觉得有加以翻译的必要。他一讲完，台下的观众便不断地高呼起来：“再会，白求恩”，“万岁！白求恩万岁！”这是专门对伟大的民族领袖发出的欢呼。
白求恩在台上用传统的方式回答：“再会，同志们……”
五十
现在不管他去什么地方，有关他工作的故事总比他本人先到。
举一个例说吧，有这么一个伤员和石头的故事。事情是这样的：他正从一个设在一座小庙里的后方医院走出去，他注意到一段台阶的最后一块石头不见了。他跳了下去，然后转过脸对着后面的护理员。“你跳下去行不行？”他问。
那人轻松地回答，“当然行啰。”
“可是复原的病人——他们跳下去行不行呢？”
护理员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于是他们两人一起搬了一块大石头把缺的那一级补上。这件事和下面一句白求恩的名言一起在医务人员中流传着：“在照顾伤员时，决不要见石不搬。”
又有一次，一二○师某后方医院里抬进了一个名字叫徐志杰的有名的连长。六个小时以前，他领着部下英勇地向敌军冲杀，现在他只剩下一口气了。在一次时间很长的手术中，白求恩替他缝合了十处肠穿孔，输了好几次血。接连一星期，他每隔两小时去探望徐一次，不让别人喂他饮食。医院队出发到另外一个火线去时，他把徐放在一副特制的担架上带着走。有二十八天，徐在白求恩的亲自照顾下，跟着医疗队从一个战地医院转到另外一个战地医院，一直到后来白求恩认为他差不多快好了才被送到后方。徐离开的那天，他紧紧抓住了白求恩的手，消瘦的脸上充满了感情，一面说：“你是我的亲生父母，白大夫。我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但是我没有什么报答你的，只有以后再去杀敌人来报答你了。”
在他提倡公共卫生的一个村子里，他遇见一个老头在街上哭泣着。“你为什么哭啊？”他问。
“死了人哪，”老人回答。
“什么人？”
“我的小孙儿。”
“在哪儿呢？”
“在那里头。”老人指了指他的家。
在那间茅屋里，白求恩和董发现一个九个月光景的死婴，一看就知道生了痢疾病死的。婴孩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妇女，她也在哭，怀里搂着一个四岁的孩子。
“这娃娃死得可惜，”白求恩说，“但是我能够把那个小孩缝好。”
“缝什么？”老人在他背后问。
白求恩用手托住孩子的下巴。原来小圆脸给缺嘴破了相。
“那怎么缝？”老人问。“这从来也没听说过的事儿。”
“他会缝，”董说。
“他就是会缝，我们也没有钱。”
“我们不要钱，”白求恩和蔼地说。
“还得要药，我们买药也没有钱啊。”
“我们给你们药。我们部队上的医院，看病不要钱的，”白求恩重说了一次。
最后，那妇女眼泪汪汪地同意了。白求恩在他的流动手术室里给小孩子动了手术。几星期以后，从前线回来路过那村子，他又去看望那老头和小孩子。
孩子的祖父和母亲看见他，高兴得了不得，喊着“你瞧，他的嘴治好了”，并且一面道谢，一面把一包食物塞给他，硬要他收下。他仔细检查了小孩，手术很成功，他也觉得高兴，他说：“谢谢你们的东西，不过给老百姓治病是不要钱的。”
有一次，他到河北的一个村子去，当地驻军的指挥员预备了一桌酒席来欢迎他。当他被领进饭厅，看见盘盘碟碟热气腾腾的大鱼大肉时，他沉下了脸，露出不快的神情。指挥员大吃一惊，问他是不是菜做得不合口味。他回答说：“你们拿我当客人看待了！我不是客人。我是一个八路军的医生！”游击队和正规军自豪地传颂着这个故事：他是他们的近亲，不是有一副恩人面孔的远亲。
又有一次，这是在一个后方医院里，他发现大多数的病人都患着极厉害的疥疮，他查出来这是消毒不周密的结果。虽然他本来只打算视察一天，但是他一呆就呆了三天。他每天吩咐护士烧一大盆一大盆的热水，把病人领到院子里，由游副部长帮着，给他们洗澡，用硫磺药膏搽他们的身子，同时让人把他们的衣服被单等消毒干净。他这样利用示范教会了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如何对付这种皮肤病以后，就在他们中间组织了一个医疗组，到其他的医院去推广同样的治疗方法。“对于一个医生，”他对他们说，“没有任何工作是不屑一做的。同时对于一个最低级的医务人员，只要他全心全意地去努力学习和工作，将来有一天没有任何工作是他做不了的。”
同样的精神贯彻了他所发动的实习周，这是他给晋察冀的医务人员以集体的实际教育的一个运动周。第一个实习周是他在常峪举行的，军区的各医院派来了二十名代表。参加的人中间有方大夫、古大夫和战地医疗队的人员。虽然他有一个手指在开刀时划破而发着炎，同时又害着扁桃腺炎，他依然每天使这些人忙得焦头烂额。
一天八个小时，他讲解着内外科的基本问题。另外一段时间是用来让各医生和实习生轮流着做医院里的各种工作。因此，方这一天擦地板当护士，过一天又当手术助手。古大夫，虽然他是旅卫生部的部长，也花了一课的时间替三十个病人剪指甲。晚上睡觉前，参加的人仔细地研究一天的笔记。一周完了以后，他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医院，领导他们自己地区的卫生工作人员展开类似的实习周。照顾伤员的技术就这样从到了高级人员，然后再进一步传到护士和护理员那里。“白求恩教了什么？”在卫生工作人员当中成了一句口令。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也许是最有名的一个故事——这是聂司令员谈起他的。聂司令员得到报告，听说白求恩只要有伤员抬进来，就昼夜不息地给他们动手术，他着急起来了。在五台山的一个战役中董打电报报告聂说白大夫工作太累，气色很不好。他已经有四十个小时没睡觉了。战斗还在进行，聂就命令白求恩到他的司令部去。
白求恩有些忍不住了。“难道这个会议不能等一等吗？”他问聂。“现在正是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有许多的伤员。”
“你有多久没睡觉了？”聂司令员问。
“你就为这事把我从医疗队里叫开吗？”白求恩大为生气，一转身就要走。
聂假装生气板起了脸。“你是我的部下，”他说，“我命令你去睡觉！”聂司令员用手指着一扇门。“那个房间里有一个炕。你到那儿去睡，在我没有允许你以前，不许离开。这是命令！”
白求恩大踏步从聂身边走过，进了那间房间。现在聂满意了。他坐了下来，捡起一本书，在白求恩的房间门口外面把守着。半个小时后，他想进去看看白求恩，看他是不是盖得好好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了门，向里面望了一眼。
白求恩仰起头看看他。他坐在炕边上，抽着一根烟，满脸怒色。“当伤员在等着的时候，这样命令我休息，我也是不能好好休息的，”他说。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