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火炬”计划

　　曾有“火炬”现长空，漫漫黑夜见光明；

　　巴顿运筹帷幄日，静候北非报捷声。

　　1942年7月，战争形势对反法西斯同盟十分不利。在太平洋战区，日本人发动了大规模攻势，先后占领了菲律宾、香港、马来亚、新加坡等地，井有继续南侵澳洲之势。在苏德战场，德国法西斯向斯大林格勒南翼地区实施重点进攻，给苏联造成巨大压力。在北非，隆美尔的非洲军团继攻占托卜鲁克后进抵阿拉曼防线，距开罗仅50英里。在战局吃紧，危机四伏之际，反法西斯同盟国内部围绕开辟第二战场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最早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是斯大林。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集中64％的兵力向苏联发动全面进攻，企图一举攻占莫斯科，迫使苏联投降。7月18日，斯大林急电英国首相丘吉尔，要求英国尽快在北极地带或法国北部沿海开辟第二战场，以解燃眉之急。鉴于战局日益恶化，9月3日，斯大林再次呼吁丘吉尔于本年内“在巴尔干或法国某地开辟第二战场”。苏联的请求遭到了拒绝。其原因，除了英国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实施登陆作战外，更主要的是丘吉尔对苏联能否抵挡住法西斯军队的强大攻势持怀疑态度。

　　美国参战之后，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日益突出起来。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英美首脑原则上通过了英国提出的“体育家”计划（即在1942年春天进攻北非的计划）。但不久，英国在利比亚遭惨败，“体育家”计划遂之搁浅。后来，艾森豪威尔又主持制定了代号“围歼”的作战方案，决定以英国为基地对西欧直接发动进攻，并把实施登陆的时间确定在1943年春天。与此同时，为了应付舆论压力并鼓励苏联坚决抵抗，美国还制定了一个“大锤”计划，确定1942年8月至9月间，以6—10个师的兵力在法国北部实施登陆，发动有限攻势，兵员由英国提供。但这一计划遭到了英国的抵制，相反，他们建议在1942年秋天进攻北非。最后，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推动和战局的压力下，双方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终于就北非登陆的作战行动达成了协议，规定最迟于1942年10月30日前进行，代号改为“火炬”，艾森豪威尔被任命为“火炬”行动的盟军总司令。

　　距离实施“火炬”计划的日子已经不远了，但此时，“火炬”计划的细节尚不明朗，只是预计有一支美国特遣部队参战，从美国直抵北非。由谁来统率这支部队呢？要知道，这位将军身负着特殊的使命，盟军的成败全在此一举，而且，他将是此次大战中率领美军参战的第一位美国将军。这时，艾森豪威尔和马歇尔都不约而同想起了一个人，很久以来，他们就想让这个人指挥一次关键的战役，此人便是巴顿。

　　艾森豪威尔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为了这样的部队（如在埃及沙漠中作战的坦克师）挑选指挥官时，我立即想起了我的一位老朋友——小乔治·巴顿少将，他不仅是坦克专家，还是个出色的部队指挥官。……我坚信他的作战热情，坚信他会成为作战部队的得力领导人。”艾森豪威尔不仅认为巴顿有能力承担这一特殊使命，而且他还相信，巴顿一定会高兴地接受这一任命。因为在此之前，艾森豪威尔曾试探性地问过巴顿：“你愿意放弃手中的部队，率领一个师参加战斗吗？”他一面说着，一面观察巴顿的表情。他知道，巴顿对他的那个军是非常钟爱的。巴顿愣了一下，但马上回答说：“艾克，如果能让我参加战斗，我甘愿当一名少尉。”

　　7月30日，巴顿被急召到华盛顿，马歇尔非常简要地向他介绍了有关“火炬”行动的情况，因为该项行动目前还只是一个粗糙的计划，谁也不能提供更详细的东西。马歇尔还命令巴顿对这个计划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策划。

　　8月3日，巴顿在华盛顿宪法路军需大楼的第三层建立起了自己的办公室，开始制订“火炬”战役的行动方案。

　　巴顿的办公机构是一个非常精干的班子，只有几名年轻的军官和秘书，其中包括他的参谋长盖伊上校和作战处长肯特·兰伯特上校。办公室刚刚设立，巴顿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天晚上，他就拟定了一份计划。该计划提议在卡萨布兰卡登陆。8月8日，巴顿风尘仆仆地飞往伦敦，向艾森豪威尔汇报工作，商讨“火炬”计划的具体细节。巴顿此行还有一个不愿告人的目的——确立他本人在这次军事行动中的作用。

　　此时，艾森豪威尔正在伦敦与英国方面协商有关“火炬”行动的事宜。他真心希望由巴顿来承担这一使命，但考虑到军衔方面的差距又有些犹豫了。8月9日晚上，艾森豪威尔正在吃晚餐，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艾克，”他听到一个十分熟悉的声音，“真该死，我刚来到这个倒霉的城市，现在正呆在旅馆，不知如何是好。”

　　“乔治！”艾森豪威尔一下子就听出这是巴顿在打电话，他兴奋地叫道，“老兄，马上到我这儿来，咱们好好干一杯！”

　　不一会儿，巴顿匆匆赶到了，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起了“火炬”计划问题。他们讨论了战役实施中可能遇到的许多具体问题，如：登陆部队的作战素质、登陆地点的地形特征、登陆时的气候以及法**队的动向等等。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已经被远征行动中的许多高难度问题和头绪纷繁的细节搞得头昏脑胀了。距登陆作战的日子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但许多事情还茫无头绪，绝大多数军官缺乏两栖作战的经验，甚至还有不少人对该计划抱怀疑态度，大唱低调。看来只有巴顿是个乐观主义者和实干家，他充满自信和豪情，提出的意见完全是建设性的。巴顿的到来，犹如给艾森豪威尔送来一股春风，驱散了几天来的烦恼和厌倦，使他如释重负，兴奋不已。他永远忘不了那次聚会结束时巴顿对他说的那句话：“我或许在许多细节上是愚蠢的，但我能够在一个星期之内使任何部队充满活力！”

　　晚餐后不久，巴顿便告辞了。这次会面虽然十分热烈，但巴顿仍感到心中无底。艾森豪威尔对自己的计划是赞同还是反对？他究竟对这次战役抱什么态度？巴顿心中存在着困惑，也充满了希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都认为这个方案（指“火炬”计划——作者）不妥，多半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但是，我们必须奉命执行，不成功则成仁。如果出现最坏的情况，那就根本不可能付诸实施，但如果运气好些，就可以付出高昂的代价去进行，那或许是一件易事。”

　　但是几天以后，艾森豪威尔任命了克拉克将军作为他的副手，担任副总司令，负责“火炬”计划的审定工作，这使得巴顿感到十分意外，他原认为，不论从能力、资历还是私人关系来说，自己都是最适当的人选。他十分忌妒克拉克与艾森豪威尔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

　　马克·韦恩·克拉克，生于1896年，是比巴顿晚八年的西点毕业生，在巴顿眼中只不过是个小字辈，但如今已同巴顿一样晋升为少将了。“黄口小儿，岂能当此大任？”巴顿心中忿忿不平，他不仅对克拉克的能力表示怀疑，也对艾森豪威尔的择将之道颇为失望。

　　但为了取得参战的机会，巴顿尽力保持克制，与艾森豪威尔和克拉克一起筹划被许多人认为希望渺茫的“火炬”计划。巴顿具有天赋的攻击精神，以从事战争为乐，喜欢冒险，并充满必胜的激情。但他也不得不承认，除非交好运，否则该项行动很难成功。但是，英美首脑已经就“火炬”计划达成了协议，他们已无法做别的选择了。巴顿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为了该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他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

　　巴顿此行一共在伦敦呆了10天，他的主要活动有两个内容：一是参与审查和完善“火炬”计划；二是争取更多的人理解和支持这一计划。特别是后者，耗费了他大量时间和精力。正如传记作家拉迪斯拉斯·法拉戈所指出的：“要是没有巴顿的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乐观主义，没有他在访问期间提出的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尤其要是没有他对这件事情的赤胆忠心，那么，‘火炬’作战计划（大家一致认为它的成功机会微乎其微）就会被束之高阁。”在伦敦期间，巴顿不知疲倦地四下奔走，以他满腔的热忱、渊博的知识和出众的辩才开展游说活动，争取各界要人对“火炬”行动的支持。

　　他首先致力于说服在英国的美**事人员。在这些人中，对该计划抵触情绪最大的是美国海军的代表。在一次会议上，海军的代表指出：“火炬”行动是在不利的时间和不利的地点进行的一次军事冒险，必定会使美国海军遭受巨大损失。对此，巴顿给以坚决的驳斥，他要求大家从大局出发，而不要计较局部的得失，同时要正确地估计盟国海军的实力，不要被敌人的强大外表所吓倒。他说：“与其日复一日徒劳地等待良机，不如寻找有利时机进行拼死一搏。敌人是凶恶的，但他们决不会比我们更强大！”巴顿的话很坦率，十分在理，他越说越兴奋，直至对方理屈词穷。最后，艾森豪威尔做了一个总结，他说：“‘火炬’战役是英美首脑们的决策。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困难大小，该计划必须实施，即使一艘护卫舰都没有，我也要下令进攻北非。不管有没有军舰，我都要去打这场战役，哪怕我一个人划着小艇去。”

　　巴顿还走访了英国的某些“关键部门”，为“火炬”计划摇旗呐喊。其中与蒙巴顿勋爵的会谈规格最高，参加者大都是蒙巴顿周围的高级将领。会谈开始时争论非常激烈。巴顿有备而来，据理力争。到后来，讨论变成了巴顿的个人演讲，与会者都听得入了神。会谈结束后，巴顿对他的参谋长兰伯特说，“软弱的”蒙巴顿和他的将军们看来已全心全意支持我们了。

　　到8月下旬巴顿离开伦敦时，阻碍“火炬”计划的重重迷雾已经被驱散了，该计划的重要问题也基本得以落实。临行前，艾森豪威尔委托巴顿转交给马歇尔一封信，信中对巴顿那“近似疯狂的”工作态度给以高度评价，并表示，有巴顿参与实施“火炬”计划，他本人感到十分荣幸。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回忆录《远征欧陆》一书中曾这样描写巴顿：“我很熟悉他，他喜欢以新奇的发言语惊四座。很多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从来没有看透过那层他一直小心地用来掩盖自己而显得引人注目的外壳。他本质上是个精明强干的军事领袖，一贯得到部属的爱戴。从早年起，他的壮志便是成为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因此他不断地阅读军事史，他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都是过去时代的伟大将领。他所表露的一切奇习怪癖都是他自己有意形成的。例如，他故意装出某种姿态，好像自己是军队中心肠最硬的人，但实际上他心肠柔软，尤其是关系到私人朋友的时候，这还可能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

　　英美双方把“火炬”计划的登陆地点选定在北非法属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是有所考虑的。美国统帅部认为，这次行动至少有以下几点意义：第一，可以把法属北非作为大规模参战的实验场。美**队虽然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缺乏实战经验，这是其致命弱点。北非法军的战斗力不强，而且他们中间存在着强烈的反德意识，如果把工作做好，或许不会遭到强烈抵抗。美军从这次行动中既可以获得预期的战果，又可以获得实战经验，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做好准备。第二，容易在军事上达成突然性，对利比亚的德意军队形成迂回之势，为而后在北非发动的攻势建立可靠的基地，并以此支援苏军。希特勒绝不会想到美英军队会在法属北非登陆，他估计美英军队的登陆点应在埃及或利比亚等地，因为其目的无非是支援处在危急之中的埃及。所以这次行动能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当然，英国的反间谍机构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第三，争取驻北非的法军参加同盟国对法西斯的战争，以扩大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实力，并对法国国内局势产生积极的影响。但鉴于北非法军的反英情绪较强烈，他们仍奉贝当当局为合法政府，因此，这次盟军作战应打着美军的旗号，同时对流亡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也严守机密。

　　在登陆的具体地点问题上，英美双方产生了意见分歧。英方主张部队应全部在地中海沿岸登陆，迅速抢占突尼斯。否则的话，如果突尼斯被轴心国占领，就会使“火炬”计划受挫。而美方则坚持：除了在地中海沿岸登陆外，还应在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卡萨布兰卡一带登陆。美方的主张主要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卡萨布兰卡是通往奥兰、阿尔及尔并直达突尼斯的铁路线的终点，这条铁路虽陈旧不堪，运输量有限，但一旦德军截断了直布罗陀海峡运输线，它将会成为盟军的又一生命线，既能保障战争补给，又能保留一条畅通的退路。第二，卡萨布兰卡登陆将会稳定摩洛哥部落民族的情绪，防止贝当政府利用他们反对盟军，也能阻止西班牙以此为借口参战。当然，美方人员也看到，大西洋汹涌的波涛将会给登陆行动造成巨大困难。但他们相信：英勇的海军部队是能够完成这一任务的。

　　经过讨论，双方最后达成一致，决定分三路在法属北非登陆：由巴顿率领西线特遣部队（完全由美军组成）直接从美国本上出发，横渡大西洋，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地区登陆。中线特遣部队是美国第二军，由劳埃德·弗雷登道尔少将指挥，进攻奥兰。东线特遣部队进攻阿尔及尔，主要由英军组成，由美军第34师师长查尔斯·赖德少将指挥，这是为了赋予这次行动以美国特色。在攻占阿尔及尔之后，再将指挥权移交给英国第一集团军司令肯尼思·安德森将军。“火炬”计划定于1942年11月8日正式执行。

　　从这三条进攻路线来看，西线的形势最为险恶，而且唯有这支特遣部队全部由美国人组成，并全部由美国舰队护送。美**方认为，其指挥权非巴顿莫属。得到这一任命，巴顿心中感到十分惬意，并颇有些自得。从1918年以来，这是他第一次真正参加战争，他又可以重温他的英雄梦了。但就在此时，巴顿碰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差点使他失去了出征北非的机会。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负责这次护航任务的海军少将亨利·休伊特对该行动怀有深深的疑虑。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组织的最大一次海外远征，4万多名官兵将由36艘运输舰、货船和油船载运，在68艘军舰的护航下，从弗吉尼亚出发，横跨德国潜艇出没的大西洋，在摩洛哥海岸登陆，因此，休伊特对这项任务感到畏难是不足为奇的。他不仅要对这次军事行动负责，还要考虑他的舰队和登陆部队的安全问题。而巴顿则一贯蔑视困难，并低估了海军为完成支援任务所面临的问题。而且，两个人的作风、秉性也相去甚远。巴顿不拘小节，粗暴无礼，动不动就想发火；而休伊特则温文尔雅，举止端庄，一副儒将风采。所以，巴顿与休伊特之间的第一次会晤，以讨论两大军种合作开始，最后以激烈的争吵结束。巴顿一开始就对休伊特的绅士派头十分反感，甚至表现出深深的嫉妒和敌意。休伊特手下的参谋人员不断插话，喋喋不休地大讲远征中的不利因素，更增添了他的怒气，他认为这简直是失败主义的说教。很快巴顿便失去了控制，心中的怒火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发出来，用各种尖刻恶毒的语言劈头盖脸地大骂一通，弄得休伊特及其部下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其实，亨利·休伊特是一位资深而且很有作为的海军将领，出生于1887年，此时已经55岁。他1906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作战勇敢而荣获海军十字勋章。这位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的海军将领继承了美国海军的传统作风，精通业务，作风严谨，而且平和谦让，办事公道，颇有长者之风。平心而论，他是组织和领导这支史无前例的舰队的最理想人选。这样一位深孚众望和为部下所爱戴的高级将领，竟当众遭到如此粗野的咒骂，简直是奇耻大辱。休伊特被彻底激怒了，他直接找到海军上将金，要求陆军撤换巴顿，否则就退出这次行动。金上将非常同情休伊特的遭遇，便向马歇尔将军作了汇报，正式要求把巴顿调离特遣部队。在他看来，似乎只有牺牲巴顿才能挽救“火炬”计划。

　　但马歇尔坚持要依靠巴顿，当然，他也离不开休伊特。于是他亲自出面对休伊特做解释工作，并告诉他如何对付巴顿的坏毛病。他说，应该把巴顿的脾气当作战争职业病来看待，并担保：巴顿的脾气不仅不会危害军事行动，反而“会有助于战役的胜利，无论如何，对‘火炬’战役来说，巴顿是不可缺少的人物”。

　　经过这次冲突，巴顿与休伊特之间有了深刻的理解，并产生了一种真挚的友谊。两人以诚相见，相互关照，工作中配合默契，取长补短，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正是巴顿勇敢无畏、大刀阔斧的作风，配之以休伊特的精确判断和细心筹划，才使后来的远航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真是不打不相识。

　　与海军协同行动的问题解决之后，巴顿回到了华盛顿军需大楼中的办公室，开始策划这次神秘的战役。为了便干深入思考问题，他用一层薄板把自己与其他工作人员隔开。时值初秋，天气仍很闷热，巴顿挥汗如雨地工作着，时而冥思苦想，时而自言自语，时而奋笔疾书，无论外间工作人员的讨论和争吵多么激烈，都不会影响他全神贯注地思考战术的每一个细节。同时，他还要克服由于情报资料严重不足和上级意图时常变化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找到相应的对策和解决办法。

　　根据陆军部最后确立的方案，巴顿受领的任务是：“攻占卡萨布兰卡港及其附近的飞机场，同在奥兰的中线特遣部队配合，建立和保持卡萨布兰卡与奥兰之间的通讯联络，建立足以对西属摩洛哥进行地面和空中打击的力量，以便在必要时夺取西属摩洛哥。”

　　这是一项重大的使命。根据情报分析，在摩洛哥的法国部队有6—10万人，而巴顿的兵力只有3万余人，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为了顺利完成预定的作战目的，必须准确地选定恰当的登陆地点。据此，巴顿制定了具体的作战计划。该计划对巴顿8月初拟订的那个计划进行了全面修改。如，由于卡萨布兰卡有法国精锐部队和海军舰队把守，为了减少损失，不对它实施正面进攻；考虑到拉巴特是摩洛哥的伊斯兰教中心和苏丹的所在地，十分敏感，加上海滩附近有淤泥，不适于登陆艇登陆，因此放弃这个登陆点。巴顿最后确定的登陆点从南至北分别是：萨非、费达拉和穆罕默迪亚。到9月下旬，作战方案基本上确定下来。这时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巴顿指挥部队利用短暂的时间集训，日夜进行登陆演习。

　　在离开美国出征之前，巴顿还办了几件私事。

　　他驱车来到西点军校，与儿子话别。他检查了儿子的成绩册，鼓励他要好好学习，多给妈妈写信。

　　他拜访了陆军部长史汀生，并从他那里得知了选择自己执行“火炬”计划的原因：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人能具有保证这次行动成功所需要的指挥艺术、勇气和战斗精神。同时史汀生叮嘱他：“多多保重，未来的路还很长，战争仍然需要你。”

　　他拜会了马歇尔将军，受到热情款待，使他感到，这位参谋长依然“十分友好，乐于助人”。

　　10月20日，巴顿在休伊特少将的陪同下晋见了罗斯福总统，受到亲切接待。虽然巴顿本人没有固定的政治信念，但思想比较保守，对罗斯福的“新政”十分反感。然而，他从内心喜欢罗斯福，把他看作自己的最高统帅。罗斯福对巴顿说：“我们的政策就是要打败轴心国，把纳粹分子从这个地区赶走，维护法国对这些殖民地的统治。”而巴顿则向总统大唱高调：“阁下，我只想对您说，我决心在海滩上不成功则成仁！”

　　第二天早晨，巴顿赶到沃尔特·里德医院，与老上司潘兴将军告别，接受了他的祝福。

　　在出征前的日子里，巴顿表面上总是摆出一副信心十足和充满热情的样子，一刻不停地忙碌着，但他的心情却是极为复杂的，他明白，此次远征充满了难以预料的风险，一切都在未定之中。因此，他立下遗嘱，并写信叮嘱妻子：只有“确定我真的死了”才能拆看。在给内弟弗雷德里克·艾尔的信中，他坦陈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写道：“我现在要去执行的使命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军队都来曾担负过的决死任务。我们要迎击并打败占绝对优势的敌人，这全凭我们的运气。但是，我坚信我会成功。如果我没有成功……在我56岁时，能有幸率众参加一场决死的战斗，我可以安详地离去了。”巴顿拜托艾尔多多关照妻子和孩子们，万一自己遭遇不测，请艾尔经常给他们以帮助。

　　在出发前的最后日子里，巴顿对妻子更加温和了，连说话的声音也似乎变得十分亲切温柔。夜晚，他们经常相依坐在房前的草坪上，手牵着手，默默无语地遥望着夜空和满天的星斗，久久不离去，似乎是不愿让这美好的时光流逝。

　　10月下旬的一天，比陪同巴顿飞往诺福克港。23日，他披着晚霞登上了休伊特的“奥古斯塔”号旗舰，踏上了艰难的征途。他在上船后第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上帝保佑，我要对部属和我本人尽全部责任。”随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伤感和柔情：“比，我时刻都想着你，爱着你。”刚写到这里，他的眼眶已经湿润了。正是：男儿有泪不轻弹，舍身取义赴国难。今朝辞得伊人去，何日凯旋把家还？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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