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一九七〇年二月份，我得了皮肤病，痒得不能睡觉，从北京搞了些药也不见效，只好报告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很快同意我回北京进行治疗。当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我，问我身体怎么样。当我告诉他病情以后，他说，你不要出去了，就在北京吧，北京好治病，出去干什么。通过这次治病，我一方面感到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待老同志的关怀，同时也发现林彪搞的这一套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思。我回北京并没给林彪和“四人帮”打招呼，是直接给恩来同志报告的。
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老同志是极其残酷的。陈毅同志便血，要求回京治病，竟遭拒绝，耽误了他直肠癌的诊断治疗时间，后来也是恩来同志同意后才回北京的。徐海东同志有严重的肺病，时刻离不开氧气，竟被逼着去郑州，结果还没有到那里，人就不行了。刘少奇、陶铸等同志也都是在同期被赶出北京折磨而死的。
因此，林彪的所谓“第一个号令”，也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他的可耻目的。
林彪历来是十分重视军权的，他把军权称作是“权中之权”。“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林彪同黄永胜谈话，讲到军队的作用时，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极抓住了，他就是把一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得学习的。”
所以林彪拚命地在军队中到处安插死党，培植亲信，妄图把军队变成他的御用工具。他在总参安插了黄永胜，在空军安插了吴法宪，在海军安插了李作鹏，在总后勤部安插了邱会作。这些死党唯林彪之命是从，干了许许多多的坏事，给军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他们在群众中制造分裂的流毒，有些至今没有完全消除。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以看出，林彪最后变成一个资产阶级野心家和阴谋家绝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他长期坚持剥削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结果。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这种思想不但没有得到克服和改造，反而越来越严重，在“文化大革命”中终于发展成为野心家，最后成了党和祖国的叛徒，以致自取灭亡。这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林彪事件，作为历史的一页，我们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
首先，对于个人主义严重，特别是伸手要官要权的人，我们不应该予以重用，尤其是决不能让他们进入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我们一些老同志，包括我自己，对林彪的老底还是知道的，但往往从好的方面想得多，认为他还是为党做了些事情，人比较年轻，错误可能已经改了，这样，就放松了对他的一贯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品质的警惕和斗争。到了“文化大革命”，多数老同志已经看清了林彪的野心在不断地恶性发展，但那时我们已经处在无能为力的境地。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他要抢班夺权的野心不断有所流露。特别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要当国家主席，与陈伯达勾结，编造所谓“论天才”的语录，指使他的死党一齐出动，大闹庐山。这件事，林彪的个人野心暴露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惜，当时毛泽东同志虽然对林彪、陈伯达一伙的做法进行了批评斗争，但对林彪没有采取断然措施。结果，被林彪钻了空子，以致酿成了“九一三”事件。
第二，我们必须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识别混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两面派人物。全国解放以后，林彪小病大养，实际上却在那里窥测方向，后来见时机到来，就投人所好，用两面派的手法，以“左”的面目，装作拥护毛泽东同志。例如，他宣传什么“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什么“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开展“四好、五好运动”等等。他又善于造谣惑众，陷害同志，往往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我们许多同志对林彪的这些假象在当时的条件下很容易上当。其实，今天看，他提出的有些东西，只不过是“左”倾空谈，空头政治而已。他的真正用意，还在于用这些两面派手法，力求获取信任，以实现他攫取权力的野心。口号叫得山响，实际行动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忽“左”忽右，完全违背“实事求是”的党的根本原则，对于这样的两面派人物，今后我们仍然要有高度的警惕。
第三，我们要警惕象林彪那样极力鼓吹个人迷信的人。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林彪就鼓吹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制造个人迷信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他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大家称之为“政变经”的那次讲话）中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三个月以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对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执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完全践踏了我们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是他第一个喊出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口号，以后在不同场合的讲话中，他又多次重复。这四个“伟大”，连毛泽东同志自己听了也觉得很不舒服，要求纠正。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他在《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的讲话中还说：“毛主席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高得多。”这是完全违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的。革命领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正确地解决了社会实践向他们提出的历史任务。时间、地点、条件不同，怎么能够硬把他们拉在一起作互相比较呢！林彪的这些所作所为，用意何在，“九一三”事件已经作了最好的说明。我们党应该坚持不懈地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今后，我们仍然应该警惕鼓吹个人迷信的人，防止象林彪一类的政治骗子，再度危害我们的党。
林彪自取灭亡以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阴谋篡党夺权，为非作歹，干了大量的罪恶勾当。一九七六年四月，波澜壮阔的天安门事件，是对“四人帮”的一次群众性声讨，结果遭到了法西斯式的疯狂镇压。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病重和逝世前后，“四人帮”的阴谋活动达到顶点。全党和全国人民无不感到极大的愤怒，忧心忡忡。我也和大家一样，为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担忧。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杨成武同志来看我，他谈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严重形势。我把我的担忧心情也向他说了，要他马上到叶剑英同志那里，转告叶帅：“‘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分，经常在会上要赖，蛮横不讲理，采用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是无济于事的，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成武同志当即就去了叶帅那里，回来对我说，叶帅与我有同感，他想的和我想的是一样的，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他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并立即搬家，以防意外。十月五日，叶剑英同志又要成武同志告诉我，已经商量好了，要我放心。十月六日晚，终于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
我的回忆录，写到这里已经全部结束。
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用血的代价挖出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当时党的某些负责人，却继续陷在“左”倾错误的泥潭里不能自拔，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这样，就必然无法纠正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也无法肃清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散布的大量流毒。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拨乱反正，使我们重又一步步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里面，邓小平同志起了重要的作用。他对我国历史新时期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作了全面正确的阐述，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文选”里面。因此，《邓小平文选》是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每个共产党员都应该认真地学习它。
在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我衷心祝愿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全国人民和我们的军队，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在建设“四个现代化”强国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胜利！我相信，在革命的征途中，不管经过多少艰难曲折，中国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事业，终将在中国的土地上获得最后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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