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精心安排，老同志们被分别编在不同的小组，林彪的一伙，“四人帮”和陈伯达、康生等一齐出动，在各个组煽风点火，出点子定调子，对老同志们进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逼供信。他们造谣诬蔑，无中生有，捏造出了许多所谓“事实”，硬是把我们往“反党集团”纲上拉。
我被编在陈伯达掌握的那个小组，组里成员大多是历史上同我共过事的老部下。他们这样安排，用心是非常恶毒的，一方面可以挑拨我和这些同志的关系，另方面又可以增加简报的份量，这些老部下揭发的材料不是更可靠吗！实际上简报中他们塞进了许多私货，同志们在会上除了一般表态以外，没有揭发什么。此外，如果哪位同志不积极揭发批判我，还可以对他们记上一笔立场不坚定的帐，真可以说是一箭三雕。别的老同志在会上的处境，也跟我大体差不多。
陈伯达在会上气急败坏地追问我，为什么背后议论他那段“糊里糊涂进去，又糊里糊涂出来”的历史，摆出了要报一箭之仇的架势。他心里有鬼，他的福建话别人又听不懂，咕咕嚷嚷，我根本没有理他。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他说：“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军队’、‘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林彪接着就反咬一口说：“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林彪还说：“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林彪的这次讲话很长，上面这几段是它的核心。他的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治动员令，也为“二月逆流”定了性。以后大会小会批判所谓“二月逆流”时，都是按他的这个基调进行的。
但是毛泽东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的讲话，与林彪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同志说，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是林彪、“四人帮”一伙欺骗蒙蔽毛泽东同志的结果）。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乎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节目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事情很明显，林彪是千方百计要打倒这些老同志。毛泽东同志因为受了蒙蔽，虽然也批评这些老同志，但他讲话的精神，是肯定老同志们的行动是“阳谋”不是“阴谋”，是内部矛盾。
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在向下传达的时候，林彪、“四人帮”一伙编造了一套谎言，硬把我们说成是所谓的“反党集团”。除谭震林同志已经被他们整倒，说我们六个人分成两个摊子，一摊是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一摊是叶剑英、徐向前和我。还说李富春是牵头的，陈毅是联络员，两边跑，说我们这些人是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反党活动等等。
十二中全会开完不久，我就病倒了，得了肺炎，发高烧，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有一天，叶剑英同志到医院来看我，他们不让见面。后来他打电话给张瑞华说：“你转告聂老总，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聂总，我们不是搞阴谋的人。”那时候刘伯承同志的眼睛还能看到一点，在医院见了我也说：“老兄呀，这下你苦了，给弄到反党集团里面去了。”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老战友们的这些话，感到是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一九六八年底，周恩来同志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同志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不要搞得过于紧张。”一九六九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同志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这说明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对老同志们采取了保护措施。可是林彪一伙仍然阳奉阴违。一月五日晚上，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所谓“新的障碍”，这明摆着是一种警告。更有甚者，他们还规定对毛泽东、周恩来同志的上述批示，要严格保密，不准往外透露。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同志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当叶剑英同志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
这样，也就等于中央为“二月逆流”平了反。
这就是“二月逆流”的始末和主要情况。从中也可以看出林彪的野心和为人的阴险。
§所谓“第一个号令”
所谓“第一个号令”，就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借口“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擅自发布“紧急指示”，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他的“号令”内容包括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并迅速报告。十月十八日，由黄永胜等人以“林副主席第一个号令”的名义迅速下达全军。十月十九日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形式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企图先斩后奏，以既成事实，迫使毛泽东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听了，当即指示：烧掉。意思是根本没有这回事，把这个“号令”烧掉。
林彪和黄永胜慌了手脚，为了掩盖他们的罪行，竟造谣说，毛主席说很好，烧掉。他们还扣发和删改了某些军区关于执行这个“号令”的报告，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进行封锁。实质上这是林彪图谋进行政变的一次预演，其目的是看看他这个“副统帅”的“号令”灵不灵。同时，因为军队的老同志们还在，这些老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有自然形成的威信，有历史形成的所谓“山头”，许多老部下仍然支持拥护他们。所以，林彪想通过第一个“号令”，以战备疏散为名，把军队的老同志赶出北京，为实现他篡党夺权的阴谋扫除障碍。
接着，他们发出通知，要这些老同志疏散到外地，而且要马上离开北京。他们通知我疏散到郑州。我表示，既然是战备嘛，郑州那个地方是铁路枢纽，中原地区我也不熟悉，还是到河北省，晋察冀这些地方我熟，如果打仗，还可以起些作用。后来决定让我到了邯郸。
这次疏散，老同志们基本上是在京广线上。陈毅同志到了石家庄，徐向前同志到了开封，刘伯承同志到了汉口，叶剑英同志到了长沙，朱德和李富春同志到了广州从化。规定我们不能离开所在的城市，不让回北京，也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这实际上等于软禁。象朱德同志所在的从化，里面风景很好，但是以一座桥为界，不准他越过一步。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到了邯郸。我在邯郸还好，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隔墙就是公园，我几乎每天到公园去散步。那个地方很多同志是我的老部下，对我客气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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