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进途中，要路过一些地主的土围子。打这些土围子是件麻烦事。他们一般以几十或几百人的兵力凭险据守，筑有比较坚固的工事，我们兵力多了用不上，兵力少了不容易打下来。六月十三日，一军团到达闽赣边的大禾，就遇到这样的一座土围子。这个土围子我先去侦察过，遭冷枪袭击，一发子弹打来，擦耳而过。本来我已决定放弃侦察，绕道通过。王良同志不知道，又去侦察，结果被冷枪击中，折了我们一员好将。王良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四川人，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一贯作战勇敢，待人热情诚恳，对他的牺牲，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痛惜。王良同志牺牲后，只得由周昆接任四军军长，这是开进途中的一个波折。
六月下旬，我们到达赣南天心等地。东路军的番号取消了，受方面军直接指挥。因为此时我军又已恢复一方面军建制，朱德同志兼方面军总司令，王稼祥同志兼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随军行动，南雄水口战役就是由他们几位指挥的。我们在赣南接到方面军命令，指出粤敌共十二个团，分别窃据赣南的赣州、南康、大余、上犹、扬眉寺、信丰等地，另外在广东南雄及其附近有六个团，统归第一军军长余汉谋指挥。在赣州北有蒋介石的五个师，在湘南有何键的两个师。我们一、五军团和独立三师的任务是，由信丰南部直取南雄，如南雄得手，我军就可威胁韶关甚至广州，估计各路粤敌必将回援南雄，我一、三、五军团、十二军及独立第三、第六师分别协同配合，相机在运动中于南雄附近给余汉谋以最大的打击。无疑，这个命令对敌情的判断和下达的决心都是正确的。接命令后，我一、五军团不顾天气炎热、长途行军的极度疲劳，即急行军经信丰南部渡过桃江，六月底七月初先后到达广东乌迳地区。
先是我三军团在池江与粤敌四个因遭遇，经过激战，敌退守大余。方面军判断退守大余的这股敌人可能要退南雄，命令一、五军团开向梅关、中站一线，准备与三军团配合，将大余出来的敌人包围在中站附近而歼灭之。七月初，我们一军团击溃梅关守敌一个团，控制了梅关要隘，首先完成了南面的部署。后来三军团围攻大余，大余的敌人凭险固守不动。但三军团却误报大余守敌已经向仁化逃跑，方面军当即命令五军团迅速直插南雄以南，防止南雄的敌人向南逃跑。当方面军知道大余的敌人没有动，而粤敌第四师却离开信丰到达九渡水，正向南雄撤退，又命令五军团迅速返回湖口待命。
七月七日，粤敌第四师到达乌迳。这时陈济棠命令他的独立第三、第五师到达南维增援，并以一部向我中站方向出击，当天到达新迳附近。方面军命令林彪和我统一指挥一、三军团和十二军，准备歼灭南雄出犯之敌，命令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负责歼灭第四师。
八日凌晨，五军团在向乌迳开进中发现第四师由浈水南岸向南雄逃窜，即改变行军方向。向水口堵击，当天下午在水口以东的蒻前过村，隔河与敌打响。五军团以十三军在正面攻击，以三军由左翼渡河绕到敌后，很快击溃敌人两个团，敌当晚退守水口圩及附近高地。我五军团误报水口之敌已经向南雄逃跑，致使方面军改变了原先一度决定的由我一军团和十二军增援水口的计划，而没有赶往水口。九日，余汉谋一面命第四师固守待援，一面命独立第三师和独二旅紧急由南雄驰援水口。九日中午南雄援敌与第四师会合，即以优势兵力向我猛扑，我五军团错把九个团的敌人当成三个团打，双方激烈拼杀，我军伤亡很大，五军团处于困境，好在陈毅同志领导的江西独立第三、第六师及时赶到，才稳住战局。
七月九日下午，我们接到方面军命令，要一军团与十二军紧急开向水口增援五军团，十日拂晓我军到达水口战场，即会合五军团和独立第三、第六师向敌人勇猛冲杀，双方激战在水口周围，侦水河畔。我军打得很英勇，许多同志手持大刀与敌人肉搏，一时战场杀声震天，使敌人受到重创。但终因三军团未能赶到，敌我兵力基本相当，经几个小时战斗，只将敌人击溃，敌逃回南雄。粤敌经过这次教训，全部退出赣南根据地，以后很长时间未敢轻举妄动，使我赣南根据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时间，这对于我们尔后的北线作战是很有利的。
三军团赶到水口时，我见到了彭德怀同志。他告诉我，一、三军团分兵以后，他们在湘赣边扩军四十个营，我们可以放手打，兵员不成问题。
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有的部队白天打仗，夜间还要在该地露营，许多同志疲劳过甚，倒头便睡，第二天拂晓才发现是和尸体露宿在一起了。有的同志夜间口渴，摸到河沟去喝水，有一股血腥味，第二天拂晓一看，河沟里的水泛着红色。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同志在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对水口战役作了总结。他说，水口圩这一仗“吃了兵力不集中的亏”。当时兵力摆得并不少，也是想集中起来歼灭敌人，但是由于部队一再误报敌情，领导决心一再变更，自己乱了步骤，兵力并没有真正集中起来。以致打成了同敌人拼消耗的战斗。这次总共击溃陈济棠二十个团，“本来一般算作胜仗，而且还算作大胜仗的”。却同时“在某种意义上简直还可以说它是败仗。因为没有缴获或缴获不超过消耗”，“我们历来就不欢迎这种胜仗”。
水口战役以后，我一军团在南雄以东的粤赣边一面休整，一面打土豪筹款，待命行动。以后奉命北上，我们自七月下旬即逐步北移，经崇仙、安西、古陂、信丰、长洛等地，再渡过于都河，于八月上旬到达兴国南郊。
八月初，方面军在兴国附近的竹坝召开军事会议，接着中央局召开了兴国会议，这两个会议决定，一是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二是对红军进行整编。在这次整编中，将五军团的第三军正式编回一军团，仍由徐彦刚同志任军长，朱瑞同志任政委。
整编刚结束，八月八日中央军委重新任命毛泽东同志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同时下达了一、三、五军团发起乐安、宜黄战役的命令。乐安、宜黄守敌为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共六个团，这股敌人离中央根据地最近，又比较弱，因而先消灭二十七师进行乐安、宜黄战役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接到命令后，我们与兄弟部队随即北上。因为是在根据地里行军，群众条件好，军委又命令我各军团行军开进要严守秘密，封锁消息，所以八月十五日当我军到达招携、东韶一线时，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
八月十五日接到朱德总司令、毛泽东总政委签发的红一方面军攻击乐安的训令（此时周恩来、王稼祥同志也在方面军随军指挥）。训令指出，乐安守敌为孙连仲二十七师第八十旅的两个团，城周围筑有工事，由林彪任攻城总指挥，我为政委，统一指挥攻城作战行动；五军团在城南作预备队，三军团在东北部警戒宜黄、崇仁之敌。八月十六日解放乐安的战斗打响，开始由三军攻城，未能成功。十七日我们即决定改由四军为主强攻乐安城，战斗凌晨打响，当时乐安城被我军四面包围，攻城部队搭上云梯，前仆后继，勇猛冲击，我四军十一师三十一团很快突入城中，打开城门，别的部队由此涌进，到中午就结束战斗，二十七师第八十旅（两个团另一个营）共三千余人，从旅长、团长直到勤杂人员全部被歼，无一脱逃。攻乐安当天，敌人飞机前来袭扰，被我们击落一架。当时在中央根据地击落敌机是件新鲜事，同志们都很高兴，这一仗打得真痛快。
八月二十日，三军团进攻宜黄之敌二十七师的另两个旅。八月十八日我们接到方面军命令，要一军团配合三军团攻宜黄。接命令后一军团除留第十师在乐安打扫战场，其余部队即向宜黄急进，十九日全军团到达宜黄西北的官仓前至凤岗圩一线。同一天，方面军再次命我一军团在宜黄西北地区，一面佯攻宜黄城北门，吸引部分敌兵力，一面在北部警戒崇仁、抚州之敌的增援，另向龙骨渡方向派出游击。我们把佯攻北门的任务交给了三军。二十日拂晓，宜黄战斗打响。当天下雨，宜黄城周围地形开阔，城外工事较多，三军团攻击一天未能奏效。遂改为夜攻。当夜天转晴，月光如昼，三军从西北门攻进城内，三军团也同时攻进西南和东南门。守敌大部被歼，一部分出东北门向龙骨渡逃跑。我三军奉命追击，二十二日在龙骨渡又将逃敌千余人截获，大部俘虏。这样，高树勋的这个师除高本人带少数人逃走以外，其余全部被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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