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漳州以后，部队很快分散，四军在漳州、石码、长泰等地，三军在漳浦，十五军在天宝、南靖等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扩兵，筹粮筹款。可是在漳浦，有的部队在林彪纵容下，对政策的执行一度搞得很混乱，甚至把一些不交款的老财弄到街上去拷打。为了制止这些违反政策、脱离群众的作法，我和林彪之间，发生了我们共事史上的第一次争吵。
我在黄埔军校就认识林彪。北伐到武汉，林彪由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独立团实习，就是经过我的手分配的。这次我和林彪一起被派到一军团工作，在我当时看来，林彪还年轻，世故也比较少一些，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还是可以团结共事的。我对他所持的态度是：尽量支持他的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
而在漳州前线发生的分歧，的确是原则分歧，是我们红军这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执行什么样政策的问题。这将直接影响到当时民心的向背，关系到新开辟的地区能否巩固和发展。我对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老财，给他们一定的惩戒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一般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是：铺子关门了，人也逃走了，筹款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搞得很坏。林彪当时反问我说：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我回答他，我们既要钱，又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财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经过争论，林彪有所收敛。部队经过教育，也杜绝了只顾弄钱不讲政策的倾向。
部队在漳州，也有无意中违犯纪律的，那都好纠正。比如语言不通引起的隔阂，那时的福建比现在闭塞，历史上称为“百越”，隔个州县讲另一样语言。我们部队初去，有些闽西人也不太懂闽南话，引起过一些误会。再就是漳州一带，侨眷很多，比较有钱，穿得也比较阔气。红军战士大多来自农村，见着穿毛料绸缎拿文明棍戴眼镜的，有时误认为他们都是土豪，把他们提了起来。毛泽东同志发现后，指示部队赶紧清查，把误捉的都释放了。通过这件事，使部队得到了一次很深的教训，即办事情要注意调查研究，我军作为工作队，在漳州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以及部队整训等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一个多月中，我军共筹款一百多万元，还有大量布匹、粮食、食盐等。这些钱和物资，绝大多数送到当时中央局和军委总部所在地长汀和瑞金，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中央根据地和红军在财政上、物资上都很紧缺的困难。群众参军的共九百多人，还有一批知识分子，象担任过四野作战处长现在总参谋部工作的苏静同志，象先后任过一军团和新四军的组织部长后来牺牲在上饶集中营的李子芳同志，都是在这时候参军的。部队也充实了，五月份我东路军曾作了一次兵力统计，共有一万六千多人，内一军团九千六百多人，五军团（缺一个师）六千六百多人。我军在当地还组织了游击队四百五十多人，日后成为新四军的一部分。在漳州、石码觉悟高的工人中成立了三千多人的秘密工会和地下党组织。向贫苦群众发放了谷子四万多石，还有其它物资，使当地群众的革命热情高涨起来。
五月二十七日，我们接到总参谋部通报，陈济棠正在广州召开军事会议，有勾结广西军阀共同入侵赣南或闽南之说，又得悉十九路军正开赴福建途中。五月二十九日接军委指示，东路军的下一步任务是开赴赣南，与入侵赣南根据地的粤敌作战。接命令后，我东路军于六月初分别离开漳州、龙岩地区，回师赣南。
部队在漳州打了胜仗情绪很高。一军团、五军团的军需服装都解决了。大家还轮流看了一次无声电影。红军看电影，这在全国红军中，还是首次。
一军团的部队，在漳州照了一张有数千人参加的大照片，这是很珍贵的历史资料。
在漳州缴获了两架国民党的飞机。我和林彪还在飞机前面照了一张照片。这两架飞机都是小型侦察机，一架缴获时就不能开，一架能开，由一位朝鲜同志把它开回瑞金。
由于这是我带领部队首次攻入一座城市，经验教训都比较深刻，所以以后直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每逢攻打一座城市，我都引用进漳州的事例，提醒部队应如何遵守入城纪律和执行城市政策。
打赣州，没有打下来，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打下来了，吃了一个甜头。两者相距一个多月。两相比较，究其原因，赣州，是敌人的强点，又有国民党大部队增援，再加上我们侦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亏，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不主张打。漳州，是敌人的薄弱点，毛泽东同志就赞成我们打，并且亲自指挥我们打，取得了胜利。所以，选择敌人的弱点打，应该是我们处于劣势的部队绝对要遵守的一个军事原则。此外，即使漳州打下来了，也不能引申说几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当时条件下显然是错误的。“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夺取中心城市”等口号显然更是战略性的错误。
这是我跟随毛泽东同志东征领会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同志在战术指挥上也有很多特点。第一，他很注意调查研究。对敌情、地形以至民情风俗都是亲自找人或到现场作调查。这次打漳州，认为漳州“易攻难守”，就是他调查得来的结果。他在调查的基础上，又善于把握全局，捕捉战机，迅速定下决心。他还很注意分析、研究、判断，摸敌人的规律，寻找敌人的弱点，迅速行动。第二，他制造假情况，给敌人一些虚伪的“示形”，以便调动敌人或麻痹敌人，出敌不意。比如这次作战，用毛泽东同志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做了许多“乱敌探耳目”的动作。这次打龙岩是“不顾坎市，直取龙岩”，而且是在“大池圩宿营，不去小池”，所以达到了击敌不备的目的。第三，他很注意集中优势兵力。这次决定打漳州，是他建议把五军团从江西调来，才形成作战拳头的。第四，他很注意总结经验教训。在龙岩，在漳州，他都亲自给干部作总结。第五，他也很讲民主，大的军事行动，都尽可能事先征询我们的意见，然后再作出决定。
毛泽东同志在开辟闽南新区所制定的方针，更帮助我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策略。其策略思想的基础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因占领漳州冲昏头脑，不因占领漳州而背上包袱。占领漳州以后，本来局面很大，可是他估计我们力量有限，不可能长期占领。所以他确定在新区的工作方针是“公开宣传，秘密组织”。只是在原先有游击武装基础的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即“以尤溪为中心，向南靖、云霄、平和、漳浦等五县扩大游击战争。创造小红军、建立小苏区”。在漳州，“只散发谷物，而不建立政权，不分土地。”漳州战役，是我第一次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带兵打仗和做群众工作，他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和政策思想，以及他的领导才能，都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由衷地钦佩。
§水口战役和乐安、宜黄战役
打漳州以后，一军团参加了有名的水口战役。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提到这次战役，有多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供汲取，也是红军史上著名的恶仗。
打这次战役的历史背景是：正当我东路军漳州战役取得胜利的同时，由彭德怀同志率领的西路军在湘粤赣边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五月中旬，蒋介石调集六个师的兵力，在何应钦指挥下，对我三军团实施围攻。三军团被迫撤出上犹、崇义根据地。粤敌以两个师侵占赣南西部大片地区，另以一个师侵占信丰，向于都窥进，我赣南根据地受到粤敌巨大威胁。
为了打击粤敌，我东路军奉命回师赣南，然后再西向南雄。六月二日、三日，在毛泽东同志率领下，我一、五军团分别由龙岩地区出发向西。六月份，闽、赣两省天气已经非常炎热，长途行军很疲劳，再加上各种疾病的困扰，部队非战斗减员很多，但大家情绪很高，听说是为了保卫赣南根据地，互相鼓励，迅速向赣南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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