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从思想理论上说，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十足的教条主义。他们不懂得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他们不懂也不愿去好好研究中国的实际，而是总想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把革命斗争的重点放在城市，总是企图通过城市暴动，在短期内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不懂得，中国革命最重要的特点，是要深入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把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九十以上的农民争取到我们方面来，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占领农村广大地区，我们才能有力量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我们说，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实际上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广大农民进行的农民战争。这是极为艰苦细致的工作，但必须这样做。中国革命的进程，完全证明了这个真理。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左”倾冒险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因此，始终不愿走与农民起义相结合、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不把各革命根据地看作是我们主要的正面战场，不把白区斗争的重点放在千方百计配合红军正面战场作战方面，而是一次又一次地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起义。白区工作在这个总的指导方针上错了，就必然处处被动，全盘皆输。
第二，从斗争的策略上说，他们不懂得在一个缺乏民主的社会里，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采取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重要性。而是有一点力量，就一味蛮干，到处撒传单，贴标语，组织示威游行。好象不这样做，共产党就不存在了。结果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敌人的逮捕和屠杀，牺牲了很多本来可以不牺牲的好同志，其中有许多是我们党的领导同志。这种作法，无异把自己的同志送向虎口，提起来实在令人痛心！这样把好不容易逐步积蓄起来的力量一次又一次地消耗掉了。
第三，从具体作法上说，他们没有从白区工作的特点上找出适宜的工作方式。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特别残酷，做地下工作，必须注意要社会化，有恰当的职业掩护。这样，一方面便于深入群众之中，得到群众的帮助，不容易被敌人发现；另方面又可以在各种群众组织中，扩大党的影响，积蓄革命力量。而没有职业掩护，简直无法立足，困难很多，我对这一点是体会很深的。但当时我们一般多没有一定的职业，又不注意深入各种群众组织。结果经常容易暴露自己，遭受损失。这也是白区斗争的一个教训。这些问题，直到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白区斗争的经验，提出了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根据地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才使白区地下党的力量，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白区斗争是残酷的，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教训是沉痛的。每当我回忆起过去的情景，就感到心头沉重。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所存无几了。在莫斯科一起学习军事的，现在也只有我一个了。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多么艰难啊！广州一个红花岗，上海一个龙华，南京一个雨花台，北平一个小西天，不知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被杀害，那里的土地上不知埋了多少忠骨。为中国革命而献身的人，何止万千！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革命先烈！取得今天的胜利，实在来之不易，值得我们世世代代加以珍惜啊！
※第七章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
§去中央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上海白色恐怖日趋严重，各根据地又迫切需要干部，组织决定我继恩来、伯承、剑英同志之后，迅速撤离上海，先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去。到中央根据地，只不过是路过，目的是要到湘鄂赣根据地去，我是被分配到湘鄂赣根据地工作的。因为一个人去那里不容易，听说湘鄂赣有代表在中央根据地开会，我到了那里就可以随他们一起去目的地了。瑞华同志和孩子自然留在上海。
组织上的决定是正确的。自从顾顺章叛变之后，上海形势已经大变，很多地下组织已经被敌人破坏了。象顾顺章这样曾在我中央特科搞了很久的人叛变，对我党保存在上海的核心力量来说，已构成很现实的威胁；而我又是和顾顺章打过长期交道的人，自然是及时撤离为好。何况报据地正在大发展，正缺人手去开展工作，我又是学军事的，根据地正是中国革命直接用武之地。因此，一经组织上通知，我即匆匆地告别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同志，告别了瑞华和正呀呀学语的女儿，踏上了去中央根据地的征途，相期于全国革命胜利之后再相见。
我是和陈寿昌同志从上海结伴起程的。陈寿昌是个大革命时期就入党的好同志，他当时是中央特科专门负责安排交通的，后来一九三四年在湘鄂赣根据地任省委书记时，在作战中英勇牺牲了。我们先乘船到汕头，再奔潮州乘小汽船，沿韩江北上，在大埔起旱，大体是从大埔经虎岗、永定、上杭县境，先到长汀，再转瑞金。这是一九二八年建立起来的一条非常秘密的交通路线，一九三〇年归中央特科交通局直接领导。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也都是经过这条交通线，被护送到中央根据地去的。
中央根据地从上海、香港购买药品、无线电器材，也都是经过这条路线。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自己也尽可能不开口讲话，因为我们不会讲广东话和福建话，口音不对会引起别人怀疑。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这样走了四五天（每天只走三四十里），因为都是在白区，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又经常要赶到可靠的投宿地点，有时不得不赶路，有时又不得不停下来等待时机。直到过了永定，知道已经到了根据地的边沿，才轻松一点，可以比较放心地赶路了。路上，我们都是穿长袍，装成老百姓的样子。每个人都准备了一套对付敌人盘查的说词。幸好许多难关都被我们闯过去了。
整个旅途对我说来倒并不生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我大体上就是从这条路上撤走的，现在不过是往回走罢了。这一带真是好地方，和上海亭子间相比，实在是换了天地，沁人肺腑。可惜这样好的地方，年年都有穷人被苛捐杂税逼得背井离乡，卖“猪仔”远走南洋，现在只有把希望寄托在红色区域了。
我进入中央根据地的第一个城市是永定，接待我们的县委书记是个女同志。她很热情，安排得很周到。因为永定离赤白交界线并不远，显得有些衰败残破。以后到了长汀，这是毛泽东、朱德同志一九二九年三月率红四军入闽建立的中央根据地第一个县级政权。一路之上，只有到了长汀，我才见到熟人。当时福建省委设在长汀，欧阳钦同志在那里担任省委书记。他是我留法勤工俭学时的老同志，又一起在武汉军委和上海军委并肩战斗过，见到他我高兴极了。在长汀，正赶上过新年，他告诉我的第一条好消息是：十二月十四日，国民党西北军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一万七千多人，在我党特别支部和共产党员赵博生以及董振堂等同志的领导下，在宁都起义，参加了红军。
当天，福建省委就给我准备了一匹马。我骑着马，用了五个多小时的时间走了六十来里路——有一段还把路走错了，赶到了瑞金。从长汀到瑞金，是大革命失败以来我最高兴的一天。我清楚地意识到已经进入了横跨闽赣两省，纵横数百里的中央根据地，这完全是我们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和红军打下来的自己的天下了。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晚上约九时许，我就到了瑞金。当晚在瑞金总部，我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同志，大家都分外高兴。剑英同志责怪我太大胆，说在长汀到瑞金的路上，并不都是巩固区，一人单骑黑夜赶路，还有一定危险哩。
我向恩来等同志汇报了自从他们离开上海以后上海斗争形势的新变化，有谁牺牲了，有谁叛变了，有谁又落荒了，更多的是汇报了留在上海继续斗争的同志们的工作情况。
朱德同志以他特有的浑厚、老成、平易、谦虚的风度，向我讲了自从南昌起义失败分手以后，他如何带着失败了但不肯低头的队伍，辗转到了湘南又进到井冈山和毛泽东同志会师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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