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提供情报，也是军委的重要任务之一。我们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国民党打算在什么时候用多少兵力，向我们什么地方进攻，一般说，我们都能及时了解，通报给各革命根据地。开始中央根据地没有电台，给前方的情报都是用密写方式派交通送去的。第二次反“围剿”之后，我们缴获了电台，勾通了江西与上海的无线电联系，各种情报就可以及时地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前方。我们提供的情报，对前方的军事斗争，起了配合作用。
指导和支持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是军委工作的主要内容。我们不仅向各根据地提供情报，还为他们输送干部，提供药品和其他物资。前方有些重要的伤病员，也转到上海来，由我们掩护到有关医院医治。
各根据地发生了偏向，军委也及时向中央报告。比如肃反扩大化问题，我到中央军委工作后不多久，各个根据地都相继发生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在军委不断听到这方面的反映，感到问题严重。我们向恩来同志汇报后，恩来同志就以军委的名义向中央写了报告，建议纠正这种错误倾向。以后，中央发了通知，除了张国焘那里以外，各根据地逐渐纠正了这方面的错误。
军委还做了许多营救被捕同志的工作，如关向应同志，就是由我们营救出来的。
军委搞“兵运”工作，也取得了某些成效。这种工作，有人管它叫“挖墙脚”，专挖国民党的墙脚。如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是一九三一年夏天在上海与我们联络成功的。他们通过搞兵运工作的朱瑞同志，与军委接上了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四日，二十六路军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吉鸿昌同志也是这时候与我们取得联系的。吉鸿昌当时是西北军的军长，是个爱国主义者，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党派刘仲华同志通过邓宝珊先生与他取得了联系。一九三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四年不幸被捕牺牲。在这期间，邓宝珊本人也跟我们常有接触。
我们还争取了李明灏先生。他原是程潜部下，有正义感，同情我们，在国民党得不到重用。我们通过曾希圣同志和他接触，建立了联系。他的朋友很多，学生也多，有不少人是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要职的。通过这些关系，他向我们提供了不少情报，甚至有军用地图等等。不久前，李先生的家属写信要求证明李先生的这段历史，我就给他们写了证明。凡是为我们党做了好事的人，我们党是不会忘记的，这是党的一贯政策。
一九三一年初，四中全会以后，王明宗派主义集团夺了中央的领导权，否定了三中全会，以比李立三更“左”的冒险主义路线指导工作。接着，就向各个根据地派出了一批“钦差大臣”，以便进一步贯彻他们的路线。
一九三一年三月，中央决定叫顾顺章为张国焘、陈昌浩到鄂豫皖工作布置路线。四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竞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顾顺章这个家伙，除了吃喝玩乐之外，再一个特点，就是乱干，为所欲为。我在特科时，他曾经拟订计划，要用几箱炸药，轰炸一品香旅馆，还想组织力量，抢劫私运毒品的外轮，以制造所谓“声势”。这些当时都被我们大家制止了。这次他又擅自行动，招致被捕。
顾顺章被捕后，立即叛变，他的叛变，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危险。因为他曾是政治局委员，又长期负责特科工作，他对中央机关的情况和负责同志的情况，知道得非常清楚。还由于中央领导同志常在他家里碰头，所以，连他的家属、亲戚以及佣人，都认识许多中央负责同志。
万幸的是，我们在南京特务机关心脏中，安插了钱壮飞同志，从而使我们党避免了一场大灾难。钱壮飞同志非常能干，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因为情况万分紧迫，就立即亲自回到上海，向中央报告。
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
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补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在敌人还没有动手的时候，我们搜查了顾顺章的家，发现了顾顺章写给蒋介石但还没有发出的一封信，说明他早就有叛变的打算了。
顾顺章急于邀功，在被解到南京的第二天，亲自到苏州监狱，指认了恽代英。恽代英同志一九三〇年就被捕了，但他化了名，坐了一年监狱，敌人一直没有认出他来。由于顾顺章的出卖，第二天，恽代英同志就被杀害了。
在上海，顾顺章带着特务，搜查了我们几乎所有的机关，只剩下一个汽车行没有被搜查。那是我们军委的一个联络点，顾顺章不知道。这个联络点的负责人叫刘仲华，又名刘子华，是军委机关搞情报和联络工作的。在艰苦复杂的白区地下斗争中，他的表现很好，工作是有成绩的。恩来、富春同志和我，在情况紧急时，都到过这个联络点得到掩护。蔡和森同志有个孩子，一直由这个联络点的房东太太抚养长大，全国解放后来到北京，蔡畅同志还请她吃过饭。解放战争时期，刘仲华同志跟李宗仁的南京政府谈判代表团一起，参加了和我们的谈判，还给我带来了一封李宗仁的亲笔信。刘仲华同志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园林局局长，“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顾顺章叛变后带领敌人千方百计搜捕我们的同志，还亲自训练特务搞了一套对付我们的办法，不遗余力地效忠他的主子。但是，由于特务内部派系之争，他后来还是被敌人杀掉了。这个可耻的叛徒，终于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为了躲避顾顺章，我搬家到了虹口区的提兰桥。工作虽然在继续进行，但危险性很大。我们这些过去与顾顺章交往很多的人，就经常待在家里，不敢上街，从那以后，组织上就已经在考虑我们这些人撤离上海的问题。一九三一年十二月，我终于奉命离开了上海。
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回到香港起，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开上海止，我在白区工作了整整四年。这四年期间，无论是在香港、顺直省委和上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处在“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时期。先是瞿秋白同志搞了一段短时间，接着是李立三同志，然后是王明。这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一次比一次厉害，受的损失也一次比一次大，以致最后造成了“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严重恶果。这里面有许多惨痛的教训，我体会最深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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