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部经常召开政治教育会议。我在的时候，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每期总数要上一百多次政治课，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的。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象恽代英、肖楚女、高语军等同志，他们是专职的政治教官。还有些是兼职的，人数就更多一些。我也讲过几次政治课。我们讲课，没有什么正式教材，大多是自编讲义自己讲。除了共产党员讲课以外，也经常请些社会名流等来讲政治课。黄埔的政治课，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我到黄埔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已经到军校教导团任团长，随军出发东征去了。他原是主管军事教育的教授部副主任，在黄埔是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政治部还负责出版刊物，记得的有《军事政治月刊》，我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社》的政治编辑主任。其他的刊物还有《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等。
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我去后不久，他就出发东征，没有见到他。东征回来后，他有时候到学校来，偶尔还装模作样到军官食堂来看看，表示他关心大家，但只坐几分钟就走。蒋介石对黄埔军校是抓得很紧的，他知道要发家就得有军队，就得抓黄埔。但他又没有政治本钱，经常耍的两面手法，也不高明，明眼人一看就穿。于是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出钱收买。你缺钱花去找他，他就给你开支票，谁要都给，钱要得越多他就越信任你。这样，也被他拉过去了一些人。在蒋介石眼里，我们搞政治工作的同志，是专门挖他墙脚的，所以他恨死了政治部的共产党员。我是莫斯科回来的，是戴了红帽子的。当然也在被恨之列。
我到黄埔的时候，第一期已经毕业，第二期东征去了，第三期入学不久。二期与三期之间，还有个第十队。每期规定学制是半年。我离开黄埔的时候，第三期已经毕业，第四期刚入学，那时已经确定学校改名叫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人数一期比一期多。我们党派了许多优秀的党团员到黄埔学习，国民党也搞了不少人到黄埔学习。黄埔是出了不少人才的，革命和反革命两方面都有。日后许多人成了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他们从同窗学友成为敌对战场上长期厮杀的对手。历史证明，共产党的道路是正确的，国民党的道路是错误的。时至今日，有许多黄埔毕业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通过各种渠道又走上了与我们合作共事的道路，有些人将要走这条道路，我们都是真诚欢迎的。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那天是星期天，早晨，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正从黄埔坐船去广州。我们的船快到广州时，就听到中山舰上有人喊，叫把船靠拢。船一靠拢，就叫人们都上舰。我到了舰上一看，都是些共产党员，大家都不讲话，我晓得有事变了。我们被软禁在舰上的时间不长，当天下午就释放了。上岸以后，我径直去区党委，想弄清情况。到区党委机关一看，人员所剩无几，大部分人已经疏散警戒了。一打听，得知恩来同志当天也被软禁在洋灰厂，后来也放了。渐渐地我们弄清了中山舰事件的全部真相。
怎么办？是把蒋介石摘掉，还是退让妥协？蒋介石提出的条件是：第一，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第二，不退出的要交名单。恩来同志回来向我们传达，中央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于是我们有些同志退出了军队，恩来等同志被排挤出了第一军，我也被免去了在黄埔军校的职务。有些则把名单交给了蒋介石。党内也有少数不坚定的分子，从此投靠了蒋介石。
中山舰事件以后，大家非常气愤。在区党委，陈延年、周恩来、黄锦辉等同志，我们经常一起议论，认为蒋介石政治上很反动，应该给予反击或把他搞掉。我们知道，在广州还有许多领导人象毛泽东同志等也有同样看法。从当时的力量对比看，把蒋介石摘掉是完全可能的。
蒋介石手里的王牌，就是第一军。除第一军外，第二军是谭延闿，第三军是朱培德，第四军是李济深，第五军是李福林，第六军是程潜。这些人都并不听蒋介石的话。相反，我们在各军中都有一定的力量。第二军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党代表是朱克靖，也是个留苏生，第四军党代表开始是张善铭，以后改为廖乾吾，第六军党代表是林伯渠。除第五军外，各军都有党代表，都有我们的政工人员。尤其是在第一军中，我们党的力量最强，党员人数比别的军多。
一军下面，有金佛庄、郭俊等两名团长是党员，他们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营以下军官中也有不少人是党员。第一军又是黄埔教导团的底子，我们党的传统影响比较大。所以，虽然蒋介石兼第一军的军长，但真要打起来，他能指挥的力量是不多的。此外，在黄埔军校，我们也有很多党团员，黄埔学生中，大部分是同情支持我们的。省港罢工队伍，当时还没有解散。力量对比，很明显，于蒋介石不利。但是，由于我们事前毫无思想准备，在错综复杂的矛盾面前，被迫妥协下来了。
§北伐战争和在武汉军委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吴佩孚、孙传芳等封建军阀势力，国民革命军占领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并一度占领了长江以北的大片地区，使大革命的胜利达到了高潮。
我们党在北伐中牺牲了大批优秀党员，尤其是基层干部，为胜利作出了宝贵贡献。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北伐的胜利果实却被蒋介石所窃取。我们付出的沉痛代价，只不过是为蒋介石卖了一次苦力。北伐的战火还没有熄灭，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北伐是在我们党支持下进行的。对北伐，蒋介石是愿意的。因为他知道，通过战争，可以吞并各派势力，发展地盘，又可以排斥异己，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局处广东一隅，由于左派力量过于强大，很难达到这些目的。而在我们党内，据我知道，对北伐开始是有争论的。陈独秀就有不愿意北伐的意思。他认为进行北伐，革命力量相率离开，广东这个左派根据地就可能保不住。
这当然不对，北伐还是应该的。否则，各路军阀，尤其是吴佩孚、孙传芳，他们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盘据在湖北、湖南、浙江、江西等地，与广东对峙，我们不主动出击，就不能推进国民革命。
中山舰事件后，我和黄锦辉等军委的几个同志，在恩来同志领导下，仍然通过各种办法，在国民革命军和黄埔军校中开展工作，向这些单位派遣干部，向党员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主要的内容是为北伐作准备。
到一九二六年五月，北伐的蓝图大体上已经准备就绪。这个蓝图是由苏联顾问加仑将军帮助制定的。经过谈判，唐生智和白崇禧表示拥护北伐。这样就把白崇禧的第七军从广西调了出来。以四军、七军、八军沿京广线向吴佩孚进攻。以二军、三军、六军向南昌孙传芳进攻。以第一军向福建、浙江进攻。
五月一日，叶挺率领独立团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省肇庆、新会出发，开始了北伐。独立团路经广州时，恩来同志召开了该团连以上干部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恩来同志用“饮马长江”的豪言壮语激励大家。
六月一日，唐生智通电就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并第八军军长。七月一日，广东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七月九日，各路大军出师北伐。广东只留了李福林的第五军和陈济棠的一个师。
北伐军的主攻方向是沿京广线北上。作为北伐先锋的叶挺独立团，与其他军一起，长驱直入，于八月下旬，占领了湖南全省。接着又攻占了汀泗桥、贺胜桥，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为北伐胜利奠定了基础。九月上旬，又乘胜占领汉阳、汉口。武昌守敌遂孤悬江东。
北伐开始后，广东区党委军委决定我为军委特派员，到北伐军做联络工作。任务是向带兵的同志传达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帮助他们解决碰到的困难问题，或反映给军委。
我原定是从陆路去长沙的。但当时粤北、湘南一带霍乱流行，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死了许多同志，其中包括加仑将军的翻译袁庆云同志。他也是个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多年，是个很好的同志，这次在韶关被霍乱夺去了生命。陆路不便，就改走水路。我乘船到了上海，向中央军委作了汇报。又乘船经武汉、岳阳到了长沙。
我到长沙那天，叶挺独立团还在长沙，没有出发。我们在长沙部署了军委联络点，不久，叶挺他们就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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