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欧洲转去的这些同志，我们少数人既是团员又是党员，是双重成份。旅莫支部大概对此不很清楚，开始只是让我们过团的组织生活，办理了转党手续后，才过党的组织生活。由国内派去学习的同志都是党员，所有党员属旅莫支部领导。党团活动的主要内容是鼓励大家在苏联努力学好各门功课，提高思想觉悟和革命理论水平，开展批评自我批评，互相帮助和勉励，以便回国后能工作得更好。
我们也做发展党团员的工作，叶挺同志就是由王若飞和我介绍他入党的。叶挺原是孙中山警卫营的营长，属国民党左派，由廖仲恺先生派到苏联学习，我们起先都在东大，以后一起进了红军学校学军事。因为他思想进步，愿意向党靠拢，多次对我表示希望入党，我向旅莫支部汇报同意后，就作为介绍人之一，介绍叶挺同志入了党。
一九二五年五月，国内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大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各方面急需要干部去加强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同时，黄埔军校成立后发展也很快，需要党多派些懂军事的干部去加强。于是我们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分批回国了。
※第三章 回国参加大革命
§到黄埔军校
一九二五年六月底，为了满足国内大革命对干部的迫切需要，共产国际通知我们，于七月底左右回国。
回国以前，第三国际书记季诺维也夫找我们谈话。他着重说明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我当时的印象是，他就怕我们回国后搞“左”了。
季诺维也夫谈话后不久，同志们就分批回国了。我们走时，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没有正式成立，正在筹备。东大的同学比我们先走。我们这一批共二十多人，全是学军事的，有王一飞、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范易、李林、纪德福等同志。路上由王一飞同志带队，八月上旬离开莫斯科，先乘火车到海参崴。当时的苏联火车，条件很差，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到海参崴，七千多公里的路程走了约两个星期。我清楚地记得，在西伯利亚火车上听到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先生被刺身亡的消息。联想到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先生逝世的消息传到莫斯科，我们一面开追悼会，一面深感忧虑，不知国内政局将向何处发展。现在廖仲恺又被刺，更增加了我对国内政局的担忧心情。
到海参崴以后，我们住在苏联远东海军司令的家里，等候回国的轮船。海参崴华侨很多，很想上街看看，但因为我们是学军事的共产党人，苏联方面特别强调保密，不让我们上街，就在那位海军司令家里住了几天。八月下旬，通知我们买到了由海参崴到上海的轮船票。我们都化装成学生的模样上了船。尽管我们在船上非常小心，日本特务机关还是发觉了，当船到长崎暂停的时候，当地的报纸就登出消息，说有一批在苏联学习军事的中国学生最近回国。这件事弄得我们很紧张，大家在船上都准备好了口供，准备到上海登岸遇到危险时好应付。九月上旬我们到达上海。那时的上海，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着。他对付我们的经验不多，又忙于军阀之间的争斗，注意力不在这上头。出乎我们的预料，通过海关相当顺利，查验了护照，简单地翻了一下行李就放行了。
在上海，我们先分散住进了旅馆，以后按约定的时间到中央报到。接待我们的是王若飞同志，他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在莫斯科学习过，比我们早回来一些时候，我们很熟悉。他当时负责党中央秘书处的工作，一般事情都先经过他。他先领我们去见了陈独秀。陈独秀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党中央的总书记兼组织部长，我们的工作就由他分配。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比较注意。只见他手里拿了一张纸，是已经定了的分配名单。他先宣布了我们的分配去向，以后简单地问了一下每个人的情况，表示欢迎我们回国，接着就讲了一通国内革命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大意是，你们回来好啊，一部分人到南方，一部分人到北方。
到南方主要是去加强黄埔军校的工作，具体岗位，到了广东区党委再决定。到北方主要是去加强冯玉祥西北军里的工作。到黄埔以后工作怎么办？将来我们为着什么？他没有讲。只是说，你们要参加国民革命，这个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我们参加这个革命，使革命获得成功，就是好事情。分配结果，我和叶挺、熊雄、张善铭、纪德福、杨善集等十二人到南方；李林、范易等到北方；王一飞、颜昌颐被留在党中央做军委工作，由王一飞同志负责。
据我所知，这是我们党中央最早的军委。因为当时广东区党委已成立了军事部，我们的党员从事军事工作的越来越多，中央需要有个专门机构掌握这方面的情况，再加上王一飞同志建议成立军委，陈独秀接受了这个意见。但那时的军委，任务是做些军事方面的统计工作，汇集一些情况，人事分配工作等等，是一种组织工作性质的机构，并不是一级领导机构。
我在上海前后共停留了约一个星期，分配完以后，就乘轮船到了广州。在广东区党委见到了书记陈延年和周恩来等同志，战友重逢，大家都很高兴。不久我就到了黄埔军校。
那时的广州，政治空气热烈而又紧张。一方面是革命气氛高涨，“五卅”运动以后的省港大罢工正在继续进行，东征军回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军阀叛乱，群众革命热情很高。第二次东征即将出师。广东成为大革命的摇篮，广东的问题牵涉到全国，广州就是这个摇篮的中心。我在街上看见到处是醒目的革命标语，这些都很令人振奋。但是另一方面，气氛又显得紧张。自从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正积极从事夺权的阴谋活动。不久前暗杀廖仲恺先生的案件尚未了结。广东的大小军阀也不甘心失败，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各种捣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来到了黄埔军校。
我到黄埔军校，大约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中旬。那时恩来同志已去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一师党代表，正紧张地准备第二次东征，记得我只在黄埔听他讲过一次话，以后他就走了。继任政治部主任的是邵力子，副主任是鲁易同志。鲁易又名鲁其昌，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我们过去就熟悉，他没有经过莫斯科而是直接回国的。后来他由黄埔调到国民革命军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洪湖地区作战中英勇牺牲了。熊雄同志虽与我一起分到了黄埔，但他很快就随东征军出发，到一九二六年初才回校任政治部副主任，接替鲁易同志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广东“四一五”事变时被反动派杀害。熊雄、鲁易都是很好的同志。
我到黄埔任政治部秘书，协助主任、副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的组织和宣传两个科的工作。那时政治部共有工作人员约二十多人。
黄埔军校是在我们党和苏联的大力协助下创办的，党在军校中有很高的威信。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更是我们党一手建立起来的，所以党在政治工作方面威信最高。
我在政治部最忙的是管党的工作。当时黄埔军校有党团领导小组，开始由鲁易同志和我负责，以后熊雄同志东征回来，就由他任党团领导小组书记。领导小组下面设立了几个支部，有的是小组。党团员的确切数字记不清，我去的时候，党团员人数已经相当多。政治部的支部，党员人数更多。党团员身份，只有少数人公开，大部分还是秘密的。党团活动的内容，除了搞好教学以外，最主要的是在黄埔军校的军官和学生中，进行党的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在党团活动中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发展党团员，成绩也是显著的。我们也做党团员的思想工作，组织学习等等。那时候，我几乎每周要到广州一次，向区党委汇报情况，接受指示，有时候是听报告，鲍罗庭经常作形势报告，也听过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回来后就在党内进行传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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