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1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师生们把先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共和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
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他指出：“体育是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和训练工作服务。”“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
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大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
培训体育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场馆和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但是，旧中国体育场馆极少。在北京，除1937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贺龙和国家体委负责人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北京市，终于在天坛的东侧找到了一块空地。他们高兴地对贺龙说：“地皮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
贺龙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他曾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万里此时正在外地，贺龙立即打长途电话，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
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荣高棠和黄中问他：“你怎么提前回来了？”万里风趣地说：“贺老总的军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报到？”
不久，贺龙又调来了参加过修建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
这样，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等负责领导，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通公司承担施工，开始修建总建筑面积为3.3万平方米的体育馆。贺龙给他们1年的工期。设计人员加班加点，3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1954年秋动工兴建。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按时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参加施工的数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经过1年多的紧张施工，到1955年4月，一座占地16公顷，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可供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比赛和训练用的多功能体育馆全部竣工。
五十年代初期，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小型体育馆38座。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2.5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场。在北京又兴建了射击场、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条件。
“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毛泽东给新中国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发展体育运动的方针。1953年4月27日，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把体育运动搞好，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这不仅现在需要，而且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会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贺龙强调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即明确地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这是我国体育历史上的一个本质的改变。”“体育工作应该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生产和国防。体育为生产，体育为国防，国防也是为了生产。如果体育不是为了生产和国防，那我们搞体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搞体育，把人民的体质搞好，是为了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的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症的减少一些。因此，各级体委必须善于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
1954年7月13日，应苏联邀请，贺龙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体育节”。利用这个机会，他对苏联从中央到基层的体育工作进行1个月的考察。贺龙和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对苏联的体育组织、制度、政策、训练、竞赛、群众体育、业余训练、场地设施等作了全面调查。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莫斯科航空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在考察中，给贺龙印象最深的是苏联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8月17日回国以后，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国务院高等教育委员会党组织写了报告，介绍苏联开展“劳卫制”的情况，并且提出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经验的建议。1954年，在学校中正式试行“劳卫制”，作为推广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一项具体措施。
1955年10月，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贺龙积极推动下，这届运动会前后，在全国职工中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到1956年底，已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体育协会19个，基层体育协会2.51万个，会员达178万之众。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在当时，普及面最广，成绩最为显著。贺龙曾多次赞扬他们。1958年初，贺龙听说全国总工会准备压缩当年的体育经费，便于1月20日亲自致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体育运动的高潮也必然接踵而来。”“据说今年总工会体育规划的数字小（经费也大大缩小了），望加修改。因这笔钱也是有关工人福利的，仍以占工会会费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为好。另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体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以便有领导地开展国防体育活动。”这封信，反映了贺龙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关注。
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普及农村体育运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体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贺龙指出，体育队伍的雄厚力量还是在农村。但因农村的体育水平普遍很低，经费又很有限，所以开展体育活动应该有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本此精神，国家体委在1953年确定，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着重试行一些在农村中便于开展的运动项目。另外，也提倡在农民中开展固有的、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各种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1956年6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共青团组织，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农村体育运动。经过各级体育组织的工作，到1957年，中国大陆农村中已经建立起了3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会员达90多万人。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