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剿匪的“淮海战役”，在1950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全年歼匪近85万人，缴获各种炮790余门，轻重机枪3700余挺，其他各种枪40余万支。在剿匪过程中，建立了10万余人的地方武装和80多万人的人民武装自卫队。在剿匪作战中，人民解放军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总共牺牲了4230余人。
1951年1月6日，贺龙和邓小平、张际春、李达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写了《西南军区一九五〇年剿匪情况总结》，汇报一年来的战果和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毛泽东于1月18日致电贺、邓、张、李：“你们1月6日送来的1950年1年剿匪工作总结报告，收到阅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剿灭匪众85万人，缴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望即通令所属，予以嘉奖。尚望你们继续努力，为干净剿灭残存匪众近4万人而奋斗。”中共中央军委将这个报告批转给了华东、中南、西北军区和福建、广东、广西军区参考。
毛泽东电文中说的“残存匪众近4万人”，是西南军区当时了解的情况，后来查实的数量（包括新出现的）远比此数为多。这些土匪主要分布在川康滇边、黔湘桂边、黔桂滇边、滇西南和川西北等地。其中一些重要股匪是由长期未被抓获的大匪首傅秉勋、何本初、周迅予等率领的。他们窜入川西北的阿坝、懋功、黑水和大小凉山的藏族、彝族聚居区，欺骗、勾结土司头人，掩护他们向川康富庶地区和川、青、甘边界扩张。他们人数虽不很多，却是土匪中最凶残的，破坏能量很大。贺龙决心彻底肃清这些残匪。1951年1月，西南军区发出指示，强调紧密依靠各族人民群众，积极主动地开展肃清残匪的斗争。2月初至4月中旬，川西军区先后投入10个连的兵力，平息了川西靖化（今金川）、懋功的土匪暴乱，歼灭“反共联盟军”3000多人。川西军区在剿匪中采取了一些好的办法。毛泽东在2月15日批转川西军区的剿匪报告时指出：西南的经验，县区乡均建立有党外民主人士参加的剿匪委员会，保有清剿小组，区有捕捉队，此外尚有情报站与检查站的组织；再则清匪必须与反霸、减租、退押或土改结合进行，必须杀掉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必须由党委统一领导，全力以赴，才能发动群众，根绝匪祸。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西南军区于3月15日发出指示，要求全区认真学习和推广川西军区经验。此后，各地普遍组织了清剿小组和便衣捕捉队。1951年，西南地区又歼灭残匪20万人以上。被土匪盘踞1年多的贵州省册亨、望谟、罗甸、荔波4座县城全部收复。
1952年和1953年，西南军区在继续清剿残散土匪的同时，在川西北发起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进剿作战。一次是1952年7月，集中7个团又6个营近2.1万人，进剿盘踞在黑水地区的土匪。战前，贺龙对参战部队说：“这次去黑水清剿，要特别注意少数民族政策。这一带的人为什么容易受国民党匪特的欺骗宣传来反对我们？这是因为长征时，有的红军部队路过此地时，群众纪律不好，把这里的老百姓搞怕了。你们这次去，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更重要的是救济当地群众。过去欠了‘债’，这次我们要还。你们要准备好足够的粮食和其他各种物资，每到一个地方，首先运去粮食，无偿救济当地群众。”根据贺龙的意见，人民政府派民族工作团随军行动，每到一地，即召集头人、土司开会，宣布黑水暴乱主要由傅秉勋负责。解放军进剿的目的是消灭傅匪为首的匪特，对苏永和等黑水地区上中层分子，则作团结争取工作，以分化与孤立敌人。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与政治攻势下，苏永和等少数民族上中层份子都归降了解放军。但是，受台湾国民党指挥并得到他们空投补给的傅匪残部拒不投降。贺龙命令将其彻底消灭，并派飞机助战。这次作战从7月20日开始，到9月20日结束，历时两个月，除少数匪首逃跑外，共歼匪3635人，缴获各种枪3935支（挺），匪首傅秉勋投河自杀。50多万少数民族获得了解放。
另一次是1953年3月，集中4个团又2个营的兵力，在西北军区部队配合下，围歼川北草地的股匪。草地土司华尔功成烈在剿匪政策的感召下，改变了两面态度，交出了重要匪首何本初、周迅予等人。后来凉山地区的头人也交出了匪特40多人。
至1953年底，西南地区共歼灭土匪116万多人，剿匪斗争取得了彻底胜利。
在领导剿匪的同时，贺龙还与隐藏在工商业和金融系统中的敌特与奸商进行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川西土匪最猖獗的时候，成都市工商、金融系统内暗藏的敌人和奸商乘机兴风作浪，与城外土匪相呼应。他们垄断了粮食、棉纱和金融市场。粮食、棉纱价格暴涨，其他东西跟着涨价，几乎一天一个样，人民币贬值，人心更加浮动。
贺龙认识到，稳定金融、物价，安定民心，是同剿匪斗争相辅相成的。土匪和暗藏的敌人勾结奸商，企图通过搞乱物价和金融，搅乱人心，扩大暴乱。所以，稳定金融、物价，对于安定人心和社会秩序，保障剿匪斗争的顺利进行有重要意义。贺龙与川西区党委领导人多次开会，研究对策。他指出：对土匪和暗藏的敌人，不仅要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坚决打击，而且还要把他们在经济上的猖狂进攻打下去。他决心从棉纱和粮食着手，同敌人与奸商斗一斗法。
当时成都的棉纱市场被少数奸商控制着。他们对市场上有多少棉纱，在谁的手中，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军管会拥有的棉纱不多，所以任意抬价，一支纱由120万元猛涨到4000万元。②
②旧币，1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发行的人民币1元。
有一天，贺龙把市军管会工商处处长王廷弼找到办公室问道：“现在我们有多少粮食？”“4000万斤”。“多少棉纱？”“120万支。”“布匹呢？”“还有4万匹。”
贺龙决定首先控制棉纱市场。他除了利用成都现有的棉纱外，还调动部队车辆，从重庆把大批棉纱秘密运来成都，又从上海、武汉和西北调进了一批棉纱。大批棉纱调到成都以后，便逐步往外抛售。奸商们不知底细，大量吃进，每支纱由400余万元涨到了1700余万元，人民政府还在大量抛出。奸商们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棉纱，便向银行借贷，继续一个劲地吃进。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一旦人民政府的棉纱售完，就可以抬价出售，操纵市场，结果把大量资金陷了进去。这时银行抽紧银根，使奸商们借不到钱，不得不把吃进去的棉纱吐出来。棉纱充斥市场，价格猛跌。每支纱由1700多万元，跌到400多万元。银行又逼他们还本付息。两头一挤，那些捣乱市场的奸商，有的破了产，没有破产的也大赔血本。这样，人民政府就牢牢地控制了棉纱市场。
粮食问题也很严重。由于人民政府控制的粮食很少，奸商们乘机哄抬粮价，几天就翻了1番。为解决粮食问题，贺龙决定派征粮工作队下乡征购公粮。地主、富农们就到处叫嚷“负担过重”。国民党特务土匪利用这一点大肆煽动，提出“打倒解放军，3年不纳粮”，“保粮保命保枪”等口号，煽动抗粮；还不断袭击解放军征粮队，使川西的征粮工作一度很难进行。为了打开局面，贺龙把余秋里（后来担任西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找来，对他说：“现在征粮工作很难开展。派你带工作队到新都搞个试点，怎么样？”余秋里说：“好，我马上就出发。”余秋里到新都后，参照根据地搞土改的经验，仅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就筹集了大批粮食和柴草，不仅解决了应急之需，而且通过征粮，争取和发动了农民群众。贺龙详细地向余秋里了解了川西农民的生活、收成和对征粮的态度，并将他的征粮工作报告刊登在《川西日报》上，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土匪暴乱是征粮引起民变的谎言，使征粮工作逐步顺利展开。大批粮食从农村源源运进城里，把城里控制粮食的奸商斗垮了。由于稳定了棉纱和粮食的价格，其他物价和金融市场也逐渐趋于稳定。
1950年春节，成都周围的土匪叫嚣要“大闹成都市”。当时，成都市内商品紧缺。国营商店东西少，难于支撑门面，一些商店又怕遭到土匪抢劫，因此，市工商处决定，商店春节关门，并延长假期1天。年初二深夜，贺龙把王廷弼叫到办公室，严肃地问道：“你们的商店为什么不敢开门营业？”王廷弼说：“我们年三十开了1天门。”贺龙指出：“只开1天门怎么行？商店不开门，群众的思想就不稳定。”王廷弼说：“我们也想开门，可是东西太少。万一……”贺龙听了王廷弼的这个解释很不满意。说道：“就是你们几个搞经济工作的胆小怕事。明天就要开门营业！不然的话，我要以‘捣乱市场’治你们的罪！”王廷弼立即表示：“我们明天就到工商会宣布政策、定价，后天就开门营业。”“对嘛！”贺龙这才露出了微笑。他看到王廷弼紧张地站着，就挥挥手说：“你坐下嘛，站在那里干什么？”并对警卫员说：“做点抄手（即馄饨）端来！”他见王廷弼紧张的情绪还没缓和下来，便和蔼地对他说：“批评得重了吧！不要那么紧张，回去好好休息，明天还要看你们的哩！”按照贺龙的指示，王廷弼于2月21日召集成都22个行业的代表开座谈会，要求各行业提前开门，并适当掌握价格，以稳定市场。会后，各私营商店均响应军管会号召，于2月22日相继开门营业。
同时，贺龙指示成都市军管会颁发布告，号召全市人民动员起来，扑灭反革命破坏活动。布告指出：凡造谣惑众、抢劫财物、捣乱金融、囤积居奇、抬高物价者，“一经查获，一律从严论处，坚决镇压”。
在贺龙的领导下，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粉碎了特务、土匪勾结奸商妄图扰乱成都市场的阴谋。经济战线上也打了个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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