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柏坡，彭德怀同贺龙商量，为了给西北地区筹措一些急需物资，学习东北地区恢复生产建设的经验，请贺龙去东北走一趟。经中共中央同意，参加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谈判，贺龙即前往东北。5月2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陕西省省会西安。中共中央任命贺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西北局，以彭德怀为第一书记，贺龙为第二书记，习仲勋为第三书记。贺龙很快结束了东北之行，赶赴西安就任。5月24日，贺龙到达西安。第二天，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同时成立。
刚解放的西安，很不平静。国民党军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纠集了11个师，配合胡宗南集团向咸阳、西安反扑。城内暗藏特务乘机散布谣言、制造混乱，进行破坏。人民解放军入城头5天内，就发生了170余起抢劫事件。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主力，此时正在咸阳以西集结，准备一次战役行动，西安市内仅驻有1个师，力量单薄。贺龙一到西安，立即召集西安党政军负责干部研究对策，认为对胡宗南和“二马”的反扑，不可轻视，要准备其来，不可望其不来。目前，西安市守备力量薄弱，从华北调来的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兵团尚未到达，必须考虑个妥善办法，以防万一。讨论再三，贺龙决定用“瞒天过海”之法。他一面责成有关部门想尽一切办法迅速调运10万石粮食进城。他说：“粮食一定要运进来，不然，敌人围了城，城里没粮，援兵一时到不了，就会不打自乱。”一面命令守备部队的3个团向南展开，驻西安各级机关的干部、战士一律拿起武器，采取种种办法，制造华北两个兵团胜利到达陕西的假象。接收工作照常进行。公安部门加紧工作，迅速组织力量打击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这样一来，敌人一时摸不清西安的情况，未敢贸然行动。到了6月份，第一野战军在咸阳、礼泉一带给了进犯陕西的青海马继援部以严重打击，十八、十九兵团也相继开抵陕西，才彻底解除了对西安的威胁。
早在1949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就决定，为迎接西安解放，顺利做好接收工作，成立了接收西安准备委员会，负责训练干部，收集情况，研究政策，草拟各种条令、条例。当贺龙从东北到达西安时，各项接管工作已经展开。贺龙认为，就他自己来说，对接管这样的大城市缺乏经验和知识，而且城市工作政策性极强，必须尽力减少错误，把军管工作搞好，因此，凡是重大问题，他从不轻易个人作出决定，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发动大家进行充分讨论，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他才“拍板”定案。
贺龙在主持西安军管会期间，主要抓了这样几件事：
第一件是接管工作。西安是西北最大的都市，机关、学校、银行、企事业单位很多，接管工作千头万绪。为使其有条不紊，贺龙领导军管会把接管对象，分为几种不同类型，采取不同处理方法：一种接、管并进，接下来就管，这主要是跟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一种先接后管，主要是银行和解放前已停止运转的国民党军队后勤系统的企业；一种是先管后接，主要是铁路、交通部门。事关运输物资、支援前线，因而，先管起来，组织力量恢复交通，而后再办交接手续；一种是接了就打碎，例如国民党在西安的一些党政机关。按贺龙指示，军管会工作的重点放在“管”上。由于接管工作方针明确，重点突出，仅用了1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接管任务。各公私企业相继恢复了生产。贺龙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多心血。西安有不少私营企业，军管会对他们采取坚决保护的政策。有些一时搞不清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分别采取了军管、监理和代管等办法，而且不管使用那种办法，一开始便组织他们迅速恢复生产。西安有座大华纱厂，拥有3万纱绽，800台织布机，是西北地区一家较大的私营企业。国民党军逃窜时，全厂职工英勇护厂，保持了工厂的完整。但是，由于资方经理出走，资金无着，生产停顿。对于这样一个工厂应当怎么办呢？贺龙主持军管会展开讨论，决定：一，对大华纱厂实行军事管制，以便其迅速恢复生产；二，明确宣布，对民族资本的所有权，人民政府予以承认并保护；三，该厂恢复生产所需资金由人民政府负责筹集。在会上，贺龙指定由市政府企业处、工商处和人民银行共同负责解决。会议还决定，大华纱厂全体职工维持原有工资不变，并号召资本家认清大局，从速回厂，参加生产管理。这样一来，不仅解决了大华纱厂的管理和资金问题，而且调动了全体职工的积极性，6月27日就恢复了生产。这一天，贺龙十分高兴地参加了该厂复工大会，向全体职工表示祝贺。他在会上说：“对于国民经济有益的私营企业，我们允许它恢复、发展，保护其合法经营。因为，现在这种企业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须发展。这种发展，对人民、国家、经济建设有益。”他对工人们说：“在劳动态度上，应该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私营企业中的工人有所不同。在这里，虽然也是在资本家工厂作工人，但同时又是国家的主人，因此，有责任督促和帮助有益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起来。这样做符合工人阶级目前以及长远利益。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其唯一的目的，即为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贺龙关于中国共产党对待私营企业的方针政策的阐述，大大鼓舞了解放了的工人。就在这一天，大华纱厂的纱锭、织布机全部运转了起来。
第二件是肃清匪特，安定社会秩序。胡宗南长期盘踞西安，中统、军统特务很多；国民党军队溃逃后，西安又留下了许多散兵游勇，还有近10万失业和半失业人员，其中有六七万是抗日战争时期从河南逃来的难民。这些都给西安解放后的社会秩序带来诸多问题。6月中旬，胡宗南企图向西安反扑，并窜扰咸阳及西安东南一带，市内潜伏特务、散兵土匪乘机蠢动，6月份共发生抢劫案70起，其中多数是有组织的特务破坏活动，使得商业一度停顿，人心不定，社会秩序混乱。贺龙及时考察和分析了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认为除了进城前对于对付此等情况准备不足，公安力量薄弱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动员全党发动群众，调动多方面的力量进行治安工作，公安干部在肃清匪特工作中还残存着一种“神秘观念”。贺龙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上讨论。6月底，西北局决定迅速纠正这些缺点，严肃批评了治安工作中的“孤立”作风，要求运用宣传工具，揭露匪特罪行，发动群众参加治安工作。为此，贺龙组织了一批干部到各区去动员群众，参加维护治安，打击特务土匪。在政策上则严格贯彻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方针。这样一来，20来天就捕获了大批特务、土匪，破获了36起抢劫案。对于散兵游勇，贺龙指示说：“散兵游勇由警备司令部、公安局会同西北军区切实负责调查清楚，集中管理，分别处理。这些人有的是学生出身，有的是土匪出身，有的还是恶霸、流氓，里面还有许多还乡军人，他们有的是东北军的、西北军的，总之，他们是各式各样的，如不分别处理，将来会出问题。”据此，警备司令部会同公安局对散兵游勇进行了调查登记，分别情况予以处理：有的收容，有的遣散，有的在本市安置，从而解决了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一大问题。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