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翻地覆的日子里
1948年8月初，贺龙从延安出发，前往河北平山，参加中共中央将于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此时，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形势发生了更有利于人民的巨大变化。人民解放军经过两年作战，总兵力已发展到280 万人，与国民党军总兵力相比，由战争初期的1：3.4上升为1：1.3，在第一线的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全军装备大为改善，而且积累了打大规模运动战和攻坚战的经验，战斗力空前提高；解放区面积已扩展到23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68亿，老解放区全部完成了土地改革，广大农民生产和支援战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战争的第二年，国民党军损失了50万人，经过大量补充，总兵力虽然仍维持在365万人左右，但大多数部队是被歼后重建或受到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绝大部分正规军又被人民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和华东5个战场，战略机动兵力已经减少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急剧走向全面崩溃；蒋介石集团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
中国大地上，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因此，贺龙此行心绪特别好。他已经深切地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他经过禹门口，直趋临汾。在那里，正在筹建人民解放军西北军政大学，为即将全部解放的大西北培养干部。他一到临汾，立即听取了负责筹建工作的原贺龙中学副校长李长路的汇报，并同他一道，策马临汾近郊，为西北军大选择校址。他对李长路说：“你要设法抓紧修缮校舍，可以边建设，边招生，边学习，不要等什么都齐备了再开学。”
在汇报中，有人告诉贺龙：晋绥军区工业部长蒋崇璟正在临汾筹建一个财会、统计人员训练班。贺龙马上叫人把他找来，听取他的汇报，又同他一道去看了财会训练班的地址，最后，贺龙说：“同志，眼光放远一点吧！西北快要全部解放了。全国解放也不远了。不要叫什么训练班哟，我看就叫‘西北人民工业学校’吧！你就在这里负责培养大批财经人才，准备迎接新局面。”他当场决定，由蒋崇璟担任校长。这所学校很快办了起来，后来成了西北军政大学财经学院。
离开临汾，贺龙到达离石。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赶来相见。贺龙对他说：“这一带大革命以来就有我们党的组织，青年学生也很多，人才不少，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收集起来。我已经让李长路在临汾筹建西北军政大学。现在，应该让这里的贺龙中学赶快组织人力，到晋中平原去招生。”李井泉说：“老总，这件事由我去办吧。”贺龙笑着说“那就麻烦政委同志了。”在他离开离石的时候，李井泉告诉他，贺龙中学已经派该校中学队队长到汾阳去招生了。贺龙满意地点点头。几天后，贺龙路过汾阳，特地把这位队长找来汇报情况。当他听说只来了4个人负责招生时，很不高兴地说：“4个人？力量太小了，要大力加强，大力加强。”他对招生的人说：“现在全国胜利在望，我们就要解放全中国了，需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培养建军、建国的人才。晋中各县已经解放，广大知识青年有了参加革命和学习的机会，他们也有这个要求，我们为什么不放手一些呢？我看这次在晋中招生，至少要招1000名学生。你们要认真完成任务。等我从中央开会回来，再来检查。”不久，西北军大很快组织人力，在汾阳成立了招生办事处。
贺龙一面赶路，一面考察。9月初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③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小食堂召开，会期一周。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7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4人，重要工作人员10人。这是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
③1948年3月23日，在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转入进攻的形势下，中共中央离开陕北，5月到达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
毛泽东在会上作主要报告，提出根本打倒国民党，大概要5年左右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并重提“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周恩来就解放战争第三年的计划要点、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作了长篇发言。会议最后确定：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并决定，解放军在第三年内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会议认为，战争第三年内，必须准备好3万至4万名各级干部，以便在第四年内军队前进的时候，能有秩序地管理新解放区，为此，要在大城市中吸收工人和知识分子。会议还预定在1949年内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次会议，使全党在国内局势发生大变动前夕，明确了前进方向，统一了行动步调。
贺龙完全拥护5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决策。他结合西北地区的情况发言说：“在西北，我们也谈过这个问题，但对美国来不来，美国会不会利用日本来延长战争，有所议论。这次，毛主席在报告中指出有两种可能，一是战争第三年、第四年给敌人的打击严重，蒋介石垮台可能早些；一种可能是美国出兵，战争延长。毛主席指出，我们既不要因胜利太快而无准备，也不要因胜利稍慢而没有耐心，这是非常正确的。回去就可以向前方同志解释了。”他说：“西北部队数量不大，但负担不小，几次战役中干部伤亡较大，党和政府对支援战争已尽了一切力量，但仍有困难，主要是经济问题。西北要用一切力量来努力发展生产。”他特别强调培养干部的必要性，他说：“提高干部理论水平，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是完成任务的重要环节。这对西北很需要。虽然那里的党员是老的，但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在边区干部是很差的，如不解决，工作不易做好。”他还认为：“今天我们各种知识都不够。对工业、税收、财会等等都不懂，十分需要学习。”因此，他建议：中共中央宣传部抓好干部教育，特别是要弄一个好教材；中央财政部门搞个财经工作人员训练班，以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要求用最大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个决议引起了贺龙深入的思考：这二三年来，如果能经常地、及时地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土改、整党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就可能避免或者及早得到纠正。他决定向中共中央写个报告，尤其是要反映关于土改、整党的问题。会议结束后，贺龙就手头所带材料及自己的记忆，写出了《对于晋绥、陕甘宁土改整党工作的检讨》和《联防军区工作的两个问题》，并于9月24日呈送毛泽东。晋绥、陕甘宁两地区在土改整党工作中曾经发生过“左”的偏差。毛泽东1948年3月从陕北到河北途中，在晋西北曾就此问题讲过话。贺龙作为这两个地区的主要领导者，参与领导了两区的土改整党工作。对这中间出现的错误，他感到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错误已经纠正，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土改工作已有定论，但还是应该向中共中央有个交待，才符合此次会议的精神，也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贺龙在报告中，分析了晋绥、陕甘宁两区土改整党的过程、错误的表现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态度极为严肃。贺龙在上送报告的同时给毛泽东的信中说：“这二三年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错误，特别是去年以来，在土改、整党工作和工商业政策上发生了‘左’的错误。这主要有四个问题：第一，划分阶级成份上，采用了不完全正确的标准，把一部分劳动人民错误地划成了地主、富农，因而，减弱了农村劳动人民反封建的统一战线；第二，没有坚持党的严禁乱打乱杀方针；第三，在土改中侵犯了属于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征营业税中，打击了工商业，在清查经济反革命中，扩大了清查的范围，这些使工商业的发展受到了一定损失；第四，在土地改革中，工作团超越党支部组织直接发动群众，缺乏分析地对待群众要求，对有错误的党员干部处理方面，也是这样。”他写道：“这些错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我们政治理论素养的薄弱和对于党的政策缺乏深刻的了解，以致在某些问题上，存在着不正确的认识，因而就不能及时地发现和改正；在某些问题上，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虽然确定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原则，也会盲目地中途动摇，不能始终坚持下去。”应当说，贺龙这些看法是实事求是、严以律己的。写完上述两个报告，10月初，贺龙离开西柏坡，先后到兴县、包头、临汾等地视察和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12月初返回延安。
1949年2月17日，贺龙同彭德怀、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震、习仲勋从延安出发，再次前往西柏坡，出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这次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并着重研究和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成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途径。
二中全会之后，贺龙奉命前往刚刚解放的北平，参与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的三种方式，即天津、北平和绥远方式。绥远解放区从抗日战争时期起，一直属于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区管辖，目前，则归西北军区领导，因此，毛泽东要他去北平领导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为使绥远问题的第二轮谈判有一个良好的气氛，他请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前往卓资山，向在绥远作战的第八军传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他对李井泉说：“你定要讲清绥远方针的意义，使干部战士明了中央的精神。绥蒙的党政军都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你传达我的话，所有武装立即停止向国民党军主动进攻，从现地后撤60公里。”他特别要求李井泉告诉绥蒙部队，不准乘机挖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墙角”，停止向国民党军发动政治攻势。送走李井泉后，他动身前往北平。在北京饭店，贺龙同聂荣臻、林彪、陶铸一道，同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副司令邓宝珊就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进行谈判，取得了一致认识，并确定组成专门小组，讨论和拟订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具体办法。会上，贺龙对傅作义说：“傅先生，这次解决绥远问题，我军派李井泉、张友渔、潘纪文为代表，和贵方讨论一切有关事宜，请傅先生也指定人员，以便成立专门小组，共同协商。”傅作义随即指定王克俊、周北峰、阎又文为代表。最后，双方商定，在北京饭店成立专门小组作为双方协商机构的联合办事处，着手进行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实质性工作。到了4月份，为了适应新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将绥远地区划归中共中央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管辖。和平解放绥远的工作也就相应地移交给了中共中央华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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