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年的努力，到1944年春，边区财政经济情况开始好转。这一年，陕甘宁边区扩大耕地100万亩，增产细粮16万石，运销30万驮⑧盐和土特产，种棉花15万亩，织布10万匹，工业也有了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⑧指一头骡子所驮重量。
但是，大家仍很注意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那时是供给制，伙食费是很少的。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一般也只吃些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1944年冬，贺龙因为有病住进了医院。负责管理贺龙生活的警卫排长，看见贺龙几乎天天吃白菜、萝卜，心里很不安，想改善一下伙食。有一次，他买了半斤木耳。谁知，吃饭的时候，贺龙把他叫去了，问他：“我1个月多少钱伙食费？已经吃去了多少？还剩多少？1个月吃上一两次木耳要超支多少钱？你给我算一算。”警卫排长一时算不出来，愣在那儿。贺龙对他说：“前方部队天天在打仗，他们吃的是什么？我们有白菜、萝卜吃就不错了。你买半斤木耳就化了半个月的伙食费，那怎么行？”他又说：“你们总觉得天天白菜、萝卜单调，可以动脑筋想办法花样翻新嘛！萝卜，就可以切成丝炒，也可以切成块、切成丁炒得脆脆的，还可以盐腌着吃，不就不单调了吗？”从此以后，警卫排长再也不敢给贺龙买贵一点的东西吃了。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虽然军民动手，丰衣足食了，但是，由于盐和土特产滞销，财政收入减少，出现了亏空，银行由此增发了近10万元边币，结果，金融波动，通货膨胀。1943年10月，财经办事处为制止通货膨胀，曾紧急建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决定：紧缩开支，回笼货币，停止发行钞票。但是，由于财政周转不灵和在财经工作上存在闹独立性的倾向，这个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未能得到认真贯彻。
1944年初，财经委员会和财经办事处决心解决这一问题。贺龙及其他财办领导人，召开座谈会，摸清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贺龙多次找银行、物资局、财政厅等单位领导人个别交谈，分析情况，统一思想。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财委把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西北局于3月4日召开的以讨论财政金融问题为主要内容的高级干部会上，请大家畅所欲言，想办法、出主意。3月27日，贺龙根据会议的讨论情况作了总结报告。贺龙分析了这次边区金融波动的原因。他说，首先是“有些同志对边区经济特点认识不清，不尽大的努力去发展边区的自给工业，而是单纯依靠贸易解决问题，以为物资局一成立，万事大吉，天下太平，有了点土特产，什么问题都解决了”。“第二，在思想上有严重的主观主义，不了解具体情况，以笼统的估计代替确实的调查”。“第三，在工作作风上有官僚主义倾向，有的土产公司做生意有什么‘三不买九不作’之类”。“第四，在组织上有闹独立性的错误，各自为政，使党的政策不能贯彻”。对此，他以一个共产党员勇于负责的精神承担责任。他检讨说：财经工作中的这些问题，“我要负总的责任，因为我是办事处主任。虽然过去对财政厅、物资局、银行都有批评。但总的责任我要负。他们在工作中政策执行得不好，票子发得多，闹独立性，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这些都因我们领导上有缺点，这些错误我们一定深刻认识”。“去年，毛主席写了一个财政经济的报告，写了1个月，是很费脑子的事。我们做的结果怎样了呢？结果金融波动，物价波动，对外贸易做得不好，管理得不好，一直到今天这些东西还没有完全克服。我们花了一些代价，取得了这些经验教训”。对于今后边区的财经工作，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以生产节约，开源节流，稳定金融，巩固边币为中心的五点建议，并指出：“财经部门的干部要执行政策、执行法令，又走群众路线，照顾群众，这样才算有党性。”
贺龙的这一报告，集中了大家的意见，符合边区财经工作实际，得到了赞同。中共中央西北局对此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此时，陈云被任命为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协助贺龙加强对边区财政金融的领导。
在晋西北，贺龙是生产运动有名的倡导者，来到延安以后，又兼任财委副主任，组织全边区的生产成为他分内之事。他尤其重视军队的生产运动。到延安不久，他就同王震到南泥湾去看望在那里屯田的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团长陈宗尧向他汇报说：“1941 年来到南泥湾，1年内就开荒播种1.22万亩，收成不错。”他请贺龙、王震去看看他们团种的庄稼，养的猪，请他们同战士们一起吃一顿饭。
贺龙和王震在部队开饭的时候，从一个连走到另一个连，检查他们的伙食情况。贺龙揭开一个又一个用白布盖着的菜桶，高兴地喊起来：“啊，这红烧肉烧得好！”“豆腐煎得两面黄，炊事员同志真是费了工夫了。”王震说：“陈宗尧这里可有几个好炊事员。”陈宗尧在一旁得意地笑着。贺龙看了另一个连队的伙食，笑着说：“唷，碗碗都是辣子。这是南方菜嘛！这是哪个连？”陈宗尧回答：“十一连。”贺龙说：“我就在这里吃饭了”，说着，拿起一个馒头嚼了起来。一边吃一边说：“馒头蒸得好。我带几个回延安去。”吃完饭，贺龙对王震和陈宗尧说：“生产方面你们已经打下了坚固的基础，全团有近千头猪，但还要好好生产，让每个战士吃得胖胖的，脸色红黑红黑。你们也要把屯田的经验好好总结一番。”王震、陈宗尧点头称是。
1942年12月，贺龙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就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作传达性发言时曾详细介绍了三五九旅从事农业生产的成绩和经验，并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到1942年，边区大多数部队应该完成自己所需粮食和被服的百分之八十，一部分军队如三五九旅应该完成百分之百。之后，贺龙一面深入部队检查督促，一面在边区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各种会议上讲话，根据生产情况，在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以推动部队的生产运动。1943年3月，他提出了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建议；4月，他号召部队要做到自给自足，而且，要有多余的粮食送给政府机关；1944年，他又提出，为了减轻人民负担，节约政府财政开支，部队要为完成10万石细粮而斗争。这些建议，都是在总结了前一阶段生产情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既能鼓舞群众，又有完成的实际可能，因此，成为各个阶段推动边区部队生产运动的动力。
1943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守备部队的备战活动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还搞不搞？有人说，一搞农业，就要影响战备工作，主张暂时放弃生产。贺龙分析了反顽斗争总的形势，认为仗不一定打得起来，但是，不能放松打仗的准备，有备无患嘛！生产呢？也不能放弃。他提出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锄”的口号，并且向守备部队建议：战斗与生产来个“分兵把口”，在前面挖好工事，筑好碉堡，加强守备，在碉堡与工事后面开荒种地，搞好生产。他的这一主张得到了部队的拥护，都照着办了。结果，守备部队既保卫了边区，又发展了生产。贺龙后来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在紧张的时候筑碉堡，在碉堡后面开荒种地，并且喂了猪鸭鸡兔。这些东西得到得不到呢？得到了。猪鸭鸡兔，我们都吃了，但是，在碉堡那边的顽军，连我们的一根鸡毛也没吃上。”
在贺龙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边区部队做到了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 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还织了许多毛毯、毛巾，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是古今中外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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