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在会上讲话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 （发射6发步枪子弹） 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他说，1944年冬季，我们还要练兵，我们的目标是：“巩固技术，提高战术，把技术与战术结合起来”。“战斗员要提高自己的技术并掌握新技术，指挥员要提高战术指挥能力。”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肖劲光、谭政陪同毛泽东以及其他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
军事表演一共7项：投弹、射击、刺杀、马术、越障碍、木马、单杠。第一项表演投弹。表演者都投过了45米。
毛泽东看了很高兴，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贺龙说：“我们已经计划普遍开展苦练三大技术的活动。”
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掌声。毛泽东更高兴了，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泽东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等领导的联防军大练兵运动，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为1945年在爷台山地区打退胡宗南的进攻以及对日反攻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奋战财经战线
1942年6月8日，中共中央为了统一晋绥与陕甘宁两个地区的财政经济，决定组织财经委员会。委员由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主要负责人和从事财经工作的干部共19人组成，林伯渠任主任，贺龙任副主任。这样，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贺龙即以很大精力参预领导两个区域的财政经济工作，在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上，出力尤多。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严重封锁，1942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情况极为严重。毛泽东将此比喻为抗日的暗礁。他说：“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资方面的极端严重的困难。”⑤ 为了克服困难，绕过暗礁，毛泽东亲自调查研究，写出了解决抗日根据地财经问题的历史性文献《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在毛泽东写作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正值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高级干部会议，以整风精神，讨论中共西北党组织历史上的路线争论，总结经验，纠正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种种偏向，确定边区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措施。毛泽东委托贺龙将这个文件在会上进行传达，以期展开讨论，听取意见，统一思想，教育干部。12月21日，贺龙将毛泽东写好的前六部分印发给与会人员，并在会上作了传达这一财政经济工作大纲的长篇发言。一个礼拜以后，毛泽东写完了文件的后三部分。29日，贺龙就后三个部分作了第二次传达性发言。
⑤毛泽东：《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五版第881页。
贺龙在传达发言中，着重强调了发展生产对克服财政经济困难的重要性。他说：“毛主席指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与财政工作的总方针，它不是单纯从财政收支上解决问题，而是以发展公营经济与私营经济来保障军民供给”。“他把发展生产看成是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我想，他的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⑥ ？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所以“你要是对生产取消极、轻视、忽视的态度，就是违反抗战与革命的利益。”在发言中，他特地表扬了几位在边区发展生产中作出贡献的知识分子。一个叫沈鸿。贺龙说：“他是个大学生，又是个专门家，他自己在上海有机器、有工厂，抗战以后，马上把机器搬到我们边区来，帮助我们造了全套的造枪机器”。“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我们这里非常艰苦，埋头苦干，对我们边区发展工业有很多帮助。”第二个叫钱直道。贺龙说：“他是个工程师，他到边区来把无烟火药制造成功了。他帮助我们抗战，特别对军事工业有很大贡献。”第三个叫林发。贺龙说：“他是研究玻璃的，过去试验造玻璃有人反对他，结果试验成功了，解决了我们很大问题。”第四个叫陈正霞。贺龙说：“他是个技师。我们延安，以前有些破烂机器，后来他把机器修起来了，把工厂支持住了，搞起来了。今天不但没有停产，而且发展了。”还有一个叫华绍真。贺龙说：“他是个科学家，是个工程师。我们印钞票到处买纸，买不到，他利用边区的材料把纸造出来了，再加把力，其他各种纸张也可以造出来。”贺龙在会上大声疾呼：“他们是坚决抗战的。这些人对我们边区有这样大的帮助，自己搬机器来，埋头苦干，什么话也不讲，只要工作，我们应当尊敬他们。”
⑥这里指的是由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
西北局高干会议以后，成立了西北财经办事处，作为财经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管理边区财经工作。贺龙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
当时，财经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入不敷出。贺龙与林伯渠及财办人员商量以后，决定采取一个特殊办法：边区政府拨给各军分区500万元，由各分区包干自行解决各地区的经济问题。这样，暂时摆脱了政府收支不平衡问题，但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贺龙把各分区和各旅的领导人找来，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43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有商店、骡马店、运输队，有基础嘛。”“你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就吃什么；你穿什么，地方干部就穿什么。地方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没有办公纸张就向你要。上面总共补助500万元，其余的要军队来负担。”他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这种包干的办法，虽说加重了军队的负担，但也提高了各分区生产的积极性和解决本区财政经济困难的责任感，作为解决入不敷出的应急措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只能是权宜之计，根本问题，一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二是要发展生产。当时，陕甘宁边区和晋绥根据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别的土特产，但是，由于没有统一领导，各做各的生意，肥水外流，边区政府得不到应有收益。财办成立后，抓紧时间，建立了边区政府物资局，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域的贸易统一管了起来。对食盐和各类外销的土特产实行统销。这样一来，边区政府的收入就有了保证。
发展生产是解决边区财经困难的根本出路，而发展生产需要资金。边区银行因为资金有限，所以，在发放农业贷款时规定必须有一定的抵押。没有东西抵押，就不给贷款，这样，大部分资金便到不了某些基层生产单位和农民手里。贺龙认为这种做法虽有道理，却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银行资金大部分应当用到发展生产上去。钱放在银行里，怎么发展生产？不发展生产，政府不可能增加收入，银行资金也不会充裕。他亲自去找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朱理治说：“没有抵押，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贺龙说：“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扩大生产，那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经过一番谈话朱理治赞同了贺龙的想法。为了解决金融问题，贺龙又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法币，以充实银行的实力。1943年，边区银行对机关、部队的生产投资比1942年增长了38倍，向农民发放的农业贷款增长了10几倍，在发展生产上，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贺龙在1944年总结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⑦ ，那我们去年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⑦即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钞票，简称边币，是用马兰草为原料制造的纸张印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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