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湘鄂边根据地
在红四军整顿期间，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受湘西和鄂西两个特委委托，负责领导红四军和湘鄂边地方党，更名为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书记，张一鸣、陈协平、李良耀、汪毅夫、罗统一为委员。
1928年11月中旬，前委得到中共施鹤部委报告说：部委在咸丰、利川一带“神兵”中的工作颇有成效。前委同时发现敌军有向红四军进攻的迹象。为了发展武装、创造根据地、避开大股敌军的进攻，贺龙和前委决定：红四军到宣恩、咸丰、利川地区活动；留贺英所部在原地坚持斗争；派中共湘西特委委员汪毅夫到鹤峰县邬阳关联系由共产党员陈宗瑜领导的以伐木、烧炭工人为骨干的“神兵”，动员他们参加红四军。
11月底，贺龙率红四军到达宣恩、咸丰、利川一带以后，才了解到中共施鹤部委有名无实。部委书记杨维藩在黑洞“神兵”王锡九部当了第一师师长，但并未开展党的活动和政治工作。这一带的“神兵”有10多万人，而杨维藩所在的第一师只有五六十人。绝大部分“神兵”为地主豪绅所控制。以红四军的这点力量，要想在这里掌握“神兵”、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很小。贺龙早年曾来往于这个地区，对这里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他决定对各股“神兵”的情况作进一步调查，然后利用矛盾，加以分化，同时在“神兵”中进行深入的宣传工作，灌输阶级观念，孤立“神兵”头领，争取扩大红军，然后返回鹤峰、桑植地区，再图发展。
经过半个月的工作，红四军争取了“神兵”中的贫苦农民二三百人。12月中旬，贺龙率部向东转移，顺势袭占了建始县城，接着又在前往邬阳关的途中消灭了两处团防武装。三次战斗，共歼敌100余人，缴枪100余支，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沿途还吸收了一部分贫苦农民参加红军。
12月31日，贺龙率红四军在邬阳关与陈宗瑜领导的武装300 余人会合，实力进一步得到了加强。1929年1月8日，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准备开战，施鹤地区国民党军主力他调。贺龙乘虚攻占了鹤峰县城及周围市镇，击毙县长，消灭了部分团防武装。
红四军占领鹤峰以后，前委和贺龙立即着手建立根据地的工作。1929年1月13日，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中共鹤峰县委和鹤峰县苏维埃政府，以吴锡（主席 ）、汪毅夫、陈宗瑜等7人为工农兵代表；公布了《苏维埃政纲》和《耕田农有法令》，取消苛捐杂税，焚烧地主田契文约，展开了地方工作。至3月，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已在广大农村中普遍展开，并准备分配土地。党、团组织、农民协会以及群众武装——农民警卫团也逐渐建立起来。鹤峰县成为湘鄂西第一个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根据地。
在开辟和建设鹤峰根据地期间，贺龙收到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信》。信中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对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给了充分肯定，同时提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人消灭。中央现在很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即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计划及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是为至要。”
这是中共中央对处在斗争第一线而且有很大影响的领导同志的关怀，但是，因为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四军中有着崇高威望，对这里的民情、地形极为熟悉，与当地群众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在这里的领导工作很难由别人代替。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向中共中央提出：“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来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来沪，实在是事实的困难。”中央同意了湘鄂西前委的意见。
接到中共中央的来信以后红四军在堰垭、红土坪等地进行了整训，传达和学习中共“六大”决议。依据中央“六大”精神，结合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的教育；开始按照官兵一致的原则建立民主制度，要求多用会议形式研究和解决问题，以克服单纯命令行事的作风；整顿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比较健全的政治机关，加强了政治工作和对党员的经常教育。同时，红四军又进行了整编，人员已达1000余，枪300 余支，其中包括以陈宗瑜为大队长的红色“神兵”特科大队。保留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在湘鄂边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与有封建迷信思想的土著武装作战，有其特殊的作用。这也是贺龙的一个创举。
红四军占领鹤峰全境，轰轰烈烈地开展根据地建设的工作，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工农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使周围各县国民党当局惊恐不已，纷纷向长沙、武汉报警。桑植县代理县长向湖南省政府发出电报说：“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职县团防虽多……自守力尚不足，恳速派雄师，歼灭巨匪。”湖北清乡督办电告湖南省主席说：“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非双方兜击，不足以绝根株。”两湖当局乃令施鹤7属②清乡司令和桑植、石门两县团防联合进剿红四军。利川、来凤、咸丰3县团防畏贺龙声威，借口路远没有派兵。发动围攻的是鹤峰团防头目、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桑植团防刘子维、向凤翔，五峰团防孙峻峰等部，及恩施、建始几支团防共3000余人。他们分数路合击鹤峰，企图夺取县城，围歼只有1000余人的红四军。
②指恩施地区的恩施、建始、利川、宣恩、来凤、咸丰、鹤峰7县。
红四军前委立即研究对策。贺龙认为，敌人以优势兵力对我进行包围，如果分兵防堵必然被动。他提出由农民警卫团节节抗击桑植等县团防，红四军全力打击王文轩部。贺龙说：“王文轩这个人我很熟，当年还是朋友呢。我和顽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还说得过去。去年回桑植，他曾给过我钱和粮食。革命一深入，我们搞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他这个大地主、大民团头子变脸了，成了反共的先锋官。立场不同，好朋友拔刀相见的事，我经历得太多了。他号称总指挥，有权号令各路团防，消灭他这一股，别的敌人必定惊慌失措，没得咒念。这些反动头子是从来不会齐心协力的。”于是，前委决定红四军全部在县城以东10余公里的张家坪伏击王文轩部。这次伏击打得非常成功，击毙了王文轩，消灭其下属官兵数百人。接着，贺龙又率部击溃了恩施县的团防，其他团防队闻风而逃，鹤峰境内再无敌踪。
贺龙决定乘胜向桑植一带发展。4月上旬，红四军进到龙潭坪一带，6月上旬攻占县城，立即在桑植境内开展地方工作，发动群众，建立各种革命群众组织，消灭反动地方武装，扩大红军，进行根据地各项建设。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桑植、鹤峰两县根据地连成一片。湘鄂边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到3000余人。
1929年6月底，湖南警备军第一军军长陈渠珍令其下属向子云部从永顺向桑植进攻，企图在工农政权还没有完全巩固的时候一举摧毁之。
得知这个情况，贺龙写了一封信给向子云，叫他不要进攻，“来则送礼而已”。可是，向子云认为去年贺龙在桑植“闹红”时，3000 多人的红军经不住1个旅的攻击，现在贺龙的红军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照样经不住正规部队打。他将贺龙的劝告置之脑后，派团长周寒之带领两个半营向桑植进犯。
贺龙命令红四军主力到桑植南岔渡口埋伏进来，派几支小部队边打边跑诱敌追赶，又把南岔渡口船只放到西岸，让向部过河。当时，一些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战士都习惯猛打猛冲，认为一步一步后撤是丢人的。贺龙提醒他们：情况千变万化，打仗也不能一成不变。现在红军人少，枪支弹药更少，就要打巧仗。既能歼灭敌人，又少受损失，才是一个好指挥员。贺龙说：“敌人以为我们兵不强，将不勇，不经打，他们占桑植城很容易。好嘛，就让这帮家伙放开胆子往里闯。我们一步一步后退，就显出个不经打的样子，这有什么，最后是我们吃掉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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