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贺龙回到澧州。周逸群及训练处长刘达五向他报告已经招收了新兵3000名。贺龙高兴地说：“了不起的成绩。过去军阀招兵，一靠票子，二靠绳子。我过去招兵靠乡土情谊、善待民众。现在工农大众起来了，我们招兵讲革命道理，一个钱不花，农民都把年青力壮的子弟送来了。政治工作太重要了。”
但是，第一师内部新旧两派的矛盾围绕着部队如何训练的争论而公开化了。周逸群、刘达五拟定的训练计划被陈图南否定了。周逸群坚持要上政治课，陈图南藉口即将作战而不同意。贺龙支持周逸群的计划，他说：“正是因为马上要打仗，时间不多了，就更要向士兵讲清楚为什么要打仗。士兵觉悟了，打起仗来才会更勇敢；要是不晓得为什么打仗，本事再大又有什么用呢？有人认为我不喜欢政治工作，错了，我贺龙光杆一条，为什么拖得这么多人来？就是因为我讲了政治，才能唤起民众。”他又对陈图南说：“陈参谋，唤起民众，这是你自己对我宣传的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嘛！”陈图南呐呐地说，他并不反对唤起民众，但反对高谈阔论。贺龙说：“政治课要上，就这样定下来。”他让周逸群和陈图南都去讲课，1个星期至少讲1次。争论就这样解决了，但是，矛盾依然存在。
北伐战争形势瞬息万变。早在10月间，因为右翼北伐军在江西失利，使表示输诚的鄂西北军统帅卢金山改变了态度。他秉承吴佩孚的意旨，勾结孙传芳及川军杨森，又公然在宜昌宣布“讨赤”。这时，鄂西的北军纠集了两个军又4个师的兵力，由沙洋东犯，进入天门、潜江，企图夹击北伐军，进而夺取武汉。到11月中旬，右翼北伐军在江西战场转败为胜，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肃清了江西全境之敌，中路北伐军收复了鄂东，总司令部乃决定会攻宜昌。第一师所在的北伐军左翼第九、第十军及第八军教导师在长江右岸实施主攻；第三十五军第三师在长江左岸策应；第八军第一、二两师及鄂军第一师溯江而上，配合左翼作战。
为适应宜昌作战的需要，贺龙将部队扩编为3个旅，另将收编的民军编成两个独立旅，共5个旅15个团2万余人。按左翼各个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贺龙师自然成为其中的主力。中共湘区军委颜昌颐向中央所作的《报告湘鄂情况》中说：“湘西方面有九军彭汉章、十军王天培及贺龙3部。贺龙名虽隶于彭，实不受彭指挥。比较最有战斗力的，当以贺龙部为好。他有兵2万余人，有枪1万多支，能用者有7000多支，其部下皆能受贺指挥……纪律较王、彭为好，不乱拉夫，不乱筹饷。”
1926年12月6日，宜昌战役开始。贺龙率部首先协同友军肃清了长江南岸的敌军，毙伤敌2000余人，俘敌500余人，缴枪700 余支，占领松滋。13日，贺龙亲率军在宜昌、沙市间渡过长江，扫清沿江防守之敌，占领沙市，再分兵两路：一路向当阳追击，一路进逼宜昌。在贺龙和第十军王天培等部的迅猛进攻下，卢金山通电下野，于学忠、阎德胜师撤往鄂北，张福臣师退向兴山、巴东，川军杨森部撤回四川，17日，贺龙、王天培两部占领宜昌。此役，第一师毙敌团长3人，毙伤敌团以下官兵2000余人，俘敌数千，缴枪3000余支。贺龙实现了“不取得荆沙，决不转身”的誓言。
宜昌战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下令将贺龙所部编为独立第15师，委任贺龙为师长，脱离第九军指挥，负责鄂西警备。③
③1927年2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
在国共两党矛盾逐渐深化、国民党右派不断制造反共事端的局面下，右翼势力是很难容忍贺龙这样一支有战斗力的左派武装进驻鄂西的。湘军头目何键对贺龙敌视最甚。他不断唆使部下向贺龙所部挑衅，还勾结地主、大商人到武汉诬告贺龙。国民党中央的右派也企图借机解散贺龙的部队。
1927年1月，由广州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派中央委员吴玉章率代表团去宜昌处理此事。吴玉章后来在回忆文章中记述说：“我们到宜昌一看，装备精良的何键第一师，和兵员众多的王天培军已剑拔弩张，做好战斗准备，就要向贺龙民军开火。民军处在枪少人少的不利地位。何键和那些地主、商人天天到我跟前嘀咕，他们痴心指望我同意他们消灭民军的反动计划。我当场把何键申斥了一顿，然后提出一个解决方案，把贺龙同志的民军调到武汉去拱卫革命中心，以避免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被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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