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贵布根和驻重庆副领事康吉有风风火火赶来面见贺龙和汤子模。
贵布根是日本帝国官方代表，盛气凌人。他说，重庆、宜昌领事事务由他主管，日清公司的事由他负责谈判。他质问贺龙：宜阳丸的船主、领江和买办等6人失踪，听说被杀死，应由谁负责？并说被扣押司轮宫崎等两人应立即释放，如果有罪，也应按领事裁判权，由日方处理。
贺龙严肃地说：“日方船主、领江是不是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是他们拒绝检查，首先开枪。我军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也有伤亡，又该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轮船嘛，我们已给你那个日清公司写了抗议信，如何善后，我们提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战争状态时期我方颁布的戒严法，当然要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总领事责问贺龙：“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火了，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厉声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与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根又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说：“我只管戒严权，谁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他问罪，砍头！”
日本总领事见吓唬不了贺龙，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北京政府、四川当局不顾与孙中山、熊克武一方还处于交战状态，不断派人来向贺龙求情。贺龙一概置之不理，并且进一步提出：日商必须赔礼道歉，赔偿我军100万元，才能释放两个被扣押的日本人。
吴佩孚的军械处长表示认罪，贺龙予以宽大处理，将其释放，还发给了路费。至于那两个日本人，日方强横交涉失败，又舍不得出钱赔偿，贺龙当然不予释放，把他们扣押了1年多。直到贺部回到湖南，日方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贺龙才予以释放，也发给了他们一笔路费。
后来，贺龙谈到这段历史时曾经说过：“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那两个日本人一起捉来的还有吴佩孚一个军械处长叫张远矾。你看呀，那两个日本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那个军械处长呢？连信都没人写一封。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他还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不但更加痛恨日本侵略者，也更加痛恨北京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垭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过盘缠钱。”
1923年冬，北军再占重庆。贺龙率部退守成都。不久，讨贼军内部分化，阵线瓦解，熊克武去职，成都丢失，四川讨贼之战失败。
这给贺龙的震动很大。3年援川战争，讨贼军之所以失败，除了帝国主义支持的北京政府派兵援助四川军阀之外，更重要的是，讨贼军本身也多为封建军阀武装，他们的领导人拥兵自重、争权夺利、尔虞我诈、互相吞并，背叛孙中山的主张。这种情况使贺龙对孙中山依靠旧式武装进行革命能否成功，产生了疑虑，也促使他进一步思索怎样才是正确的道路。
有一次，参谋刘达五问贺龙：“你觉得广东政府怎么样？”贺龙说：“孙中山是个伟人。可是，他依靠的还是军阀队伍，早晚是靠不住的。要革命就要有本钱，不是经商，可以借钱作买卖。”他问刘达五，“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刘达五说：“前几年就听说过，只是不大清楚。”贺龙说：“听说沙皇、贵族、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共产党是怎么‘共产’法，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不会吃亏。”
又一次，贺龙问刘达五：“你认为我走的路子对吗？”刘达五说：“你常常讲，要为受苦人打天下，谁能说这条路子不对？不过打来打去，还没有打出天下来，你也还在摸夜路呀！”贺龙说：“你说对了，清朝倒了，袁世凯死了，全国还是乱糟糟的。大小军阀各霸一方。我们在四川打了3年，真是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四川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可是困难哪，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够收拾？我们这几千人又能怎么样？我天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正当贺龙等一些爱国忠贞之士忧国忧民之际，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0多名共产党人参加会议，起了重要作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支持下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孙中山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国民党重新有了生气。
1924年夏，贺龙率部驻贵州省铜仁县。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的亲戚、在黄埔的铜仁籍学生周逸群和一些桑植籍的黄埔学生给贺龙寄来了许多书刊和关于广东时局、黄埔军校、国共合作等情况的信件。贺龙异常兴奋，认真地阅读了这些书刊和信件，并请严仁珊为他讲解。
读完这些书刊，贺龙高兴地说：“确实这样去做，在政治上就确实找到了出路。”他结合自己多年奋斗的体会，很赞赏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他说：“看来，只有找到共产党，革命才有办法。”经过慎重考虑，他决定去广东找共产党，旅长职务交由第一团团长谷青云担任。他把这个决定报告了熊克武。
这时，熊克武正在筹备组织建国联军，准备乘北洋军阀各派系间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兵戎相见的机会，按孙中山的意图，假道湘西，攻入湖北，夺取武汉，讨伐曹锟、吴佩孚，正迫切需要人才。贺龙在四川作战时，功勋卓著，是忠于孙中山的难得的骁将，在湘西又有很高的威望，熟悉湘西民情地理。所以，熊克武不同意贺龙此时去广州。
贺龙虽然未能亲自去广州，思想上却有了飞跃。在国共合作形成，革命势力有了很大发展之后，贺龙对孙中山及广东革命政权增强了信心，对中国共产党及其基本政策也有了一定了解。所以后来贺龙率部返湘驻守常德，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中共湘区省委委员夏曦来访，并请求给予经济援助时，贺龙热情接待了他并资助其5万银元。1924年底，毛泽东派兼有国共两党省委委员身份的陈昌到常德专程拜会贺龙，两人相处也极融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十年征战，十年求索，贺龙执着地向真理前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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