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女作家写作，离不开社会这个大背景，按拉康的说法：“女性在生理结构在这个男权社会中以一种缺乏或被阉割的形态下进入语言和文化系统。”尽管妇女写作努力想达到男性文化的成就，但她们的潜意识里无形中已经接受了这种男子对女人的偏见。
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偏见”呢？王安忆所关心的妇女地位有时不是在社会上，而是在家庭中。她认为回到家庭便是回到了一种自然的生活之中。在一个搞得非常舒服安逸的小家庭中，女人自自然然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和职责，牺牲，忘我，道德纯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说白了就是当个“家庭里的天使”。这种“淑女”型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王安忆的心理需求。从而也满足了“他”的社会秩序即女人——家庭的；男人——社会的。所以也是男人对女人的要求，这是一种对男人看来是“真正女人”的崇拜”。
小小的时候她们就在一起了。
小小的一座城，她们总是不间断的练功。
她请他帮忙开胯、扳腿。
她们触电般地接触。
她成了一儿一女的母亲。
她一片圣母般的温柔。
——《小城之恋》
王安忆小说中的叙事人称全是以第三人称出现，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很明显。叙事者通过自己的化身构筑起一个独一无二的宇宙，她创造了这个宇宙，她在这个宇宙里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她具有上帝一般神仙的能力。她可以任意对她的男女主人公善恶美丑在一种十分理智的情况下进行道德评判，这种异常清醒的把自己完全凌驾于作品意蕴之上的历史性观照，使叙事者完全变成了真理的缔造者。
《小城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在经过了一番急风暴雨式的性爱之后，男人欺辱式地占有了她，尔后又甩了她，对她产生更大的恐惧。在叙事者眼里，那个男人便是无能的堕落者，女人便成了受害者，而已是叙事者眼里一个颇具母亲温柔又十分博大而神圣的受害者。
王安忆实际上是通过她的叙事向人们传达出这样一个她潜意识中早已认定了的价值观念：她认为中国现今的女人就应该如此。女性在整个人类中虽是一半，但她却又强烈地依附于另一半。虽然人的需要，尤其性满足是缺一不可的互相满足。但女人却缺少男性的生理特征，因此她没有创造权。“是空间”又没有“填塞空间”的动力。这种生理上的差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社会因素。男人与做女人之间并无不同，而女人与做女人之间却存着尖锐的矛盾。在当今中国，做女人有时往往意味着放弃做人的权力。在这种矛盾面前，女人试图找一条解脱的途径，她们结婚、生育，她们想通过家庭来确认个人的地位，但恰恰相反，反而愈加落入了陷阱。
“家庭”的概念在一些妇女心理认为这就是她们的“上帝”。维护家庭的地位，忠于家庭，便是忠于职守。王安忆的《逐鹿中街》在这方面就显得颇为典型了。她仍然是第三人称的叙事方式，仍然是全知全能上帝一般把自己变成一个守道德的操纵者。
一个颇有素养的中年女教师，一味地将目光紧盯着她的丈夫，学她怀疑到丈夫有外遇时便采取了整天跟踪的方式，仿佛她的整个生命意义就是管住自己的男人。让他全心全意像她一样爱护这个家庭，爱她。只有这样，女主人的心态才能永远保持平稳。她把家庭的稳固看作是她的天职，守住丈夫并管住他让他同她一块在她们共同开辟的乐园中寻求幸福，便是她生命中的最大快乐了。可偏偏她的丈夫不是这样的。他穿牛仔裤和年轻漂亮女孩子下馆子，学跳迪斯科，他口口声声宣传要活得洒脱，而且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地尽力使自己的生命活得洒脱起来。当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的女人整天跟踪着他时，他非旦不收敛，反而更加得意地洒脱起来。像与自己的女人做游戏一般地兜着圈子玩。中国的一些男人就是这样，男人娶个老婆在家，主持家政，但婚后马上就去寻求新欢，马上不满意，马上觉得“妻不如妾，妾不如妓。”而女人却不，她们只要拼命守住家庭，而缺乏男人的冒险精神。男人往往在一种冒险行为中达到快感，而女人永远喜欢过平平稳稳的日子。在她们看来，“一个干干净净的女儿身给了男人”就永远属于他了，这种传统的“贞节”观，被男性社会规定为女人的荣誉。
“家庭”作为模式在中国历史悠久，按部就班的婚姻似乎为女人们找到了安身之处。女人结婚大都不是为了寻求爱的结果，家庭反而是葬送爱的场所。这些“淑女”型的太太们，大凡也不是为了爱，而是通过家庭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其实这种作法本身，就与提高妇女自己地位和巩固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家庭一致起来了。巩固家庭秩序意图只在于巩固它所代表的社会秩序。这样家庭成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无时无刻地控制着各种社会生活，当然也控制着王安忆的写作活动。
王安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自动放弃社会职业，自动离开生产领域，首先在经济上沦为男人的附庸，那么她本人就有希望女人走回家庭小天地的愿望。
她也许认为这样做女人反而会自然些。这在中国也并不足为奇，女作家要想用愚昧落后无知的反面形象来达到一种反思，这样做的魅力不也是很大吗？
但历史终究还是向前发展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作家的意识也在发生着变化。王安忆前后期作品变化很大，但也有充满了矛盾的地方，这也许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缘故。现在谈论男女问题，同样也是个极端复杂的问题。我们大多数女作家写作，是用男人的语言把自己束缚住，缺乏发现自我价值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可以说一些人根本就不想去发现，因为社会化文学传统是很难轻易打破的。她们在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一种“他”人的话语，于是就自然而然地以男人的经验说话也就不以为然了。所以作家在反映男女问题时的矛盾心理就显得那么纷坛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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