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作者：刘敏
假如有人问我为何将房间搞得这样乱，床上，书桌上，地板上到处摊满了有关王安忆的书和杂志，电风扇拧到了最大档，风一个劲儿地吹，风卷起了书的一角，而我却呆呆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这位1954年在南京出生的中国作家，祖籍福建同安，母亲是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王啸平。王安忆一岁多便随父母到上海定居，在那里接受最初的教育，读小学时经常参加区、市的儿歌写作比赛会，对文学产生了很深的感情。1969年初中毕业，翌年赴安徽五河县头铺公社大刘庄大队插队劳动，被选为县、地区和省级积极分子。1972年考入徐州地区文工团，并参加一些创作活动。1976年在《江苏文艺》上发表散文处女作《向前进》。两年后到上海《儿童时代》杂志社任小说编辑，不久发表小说成名作《谁是未来的中队长》和《雨，沙沙沙》。1980年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曾于1983年参加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文学活动。之后，曾任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与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
她的履历表虽然很短，却被生活浸泡得实实在在，成为一个真正丰富的人生。自从发表了小说《本次列车终点》之后，她那支驰骋之笔，内没有了终点；她一路洋洋洒洒，到处是闪光的足迹，一直在超越着她的父母，成为当代中国文坛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我眼前，是她的小说集《雨，沙沙沙》（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黑黑白白》（198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王安忆中短篇小说集》（1983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尾声》（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流逝》（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小鲍庄》（1985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海上繁华梦》（1987年，花城出版社）、《荒山之恋》（1987年，香港三联书店）、《乌托邦诗篇》（1993年，华艺出版社），长篇小说《黄河故道》（1986年，四川文艺出版社）、《69届初中生》（1986年，中国青年出版社）、《流水十三章》（1987年，上海文艺出版社）、《米尼》（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长恨歌》，散文集《母女漫游美利坚》（与茹志鹃合著；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蒲公英》（198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及长篇游记《旅德的故事》（1990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等。她的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本次列车终点》、《流逝》、《小鲍庄》等均获全国大奖；还有多篇小说被译成各种文字。
这就是王安忆，王安忆的发展真快。
我从地上顺手拾起刚寄来的1993年7月29日的《文学报》，那上面有一段王安忆在上海第四届文代会的发言摘要，王安忆说：“在八面来风的环境中，知识分子应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她说作家应有艺术理想，这个巨变的时代需要作家去关注，一味作风花雪月颂是浪费才华和经历，或者是缺乏艺术理想。”是的，王安忆的创作已经走出了小我。她近来不断认为一个作家如果只从极个人的悲欢出发，那纯粹是雕虫小技。她的创作已到了思想收获的时节。而这种思想的成熟，是王安忆开始注重宏大的东西，悲伦的东西，这种创作的变化，是朝着人类审美理想出发的。
从她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开始，王安忆的创作又在自己的基础上有了大的飞跃。她的艺术理想得到了很好发挥，她确实让自己变得大气了，深沉多了。《叔叔的故事》，对当代文学有着重要意义，它拥有了巨大的历史内涵，绝对经得起历史的反复咀嚼，也是王安忆创作思想成熟的标志。
如果一个作家放弃了她的思想追求，就自然会落后于时代，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更不能放弃作家对生活的参与和思考，没有思考就没有有分量作品的出现。而王安忆这几年来，确实写出了有份量的作品。如今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纪实与虚构》，中篇小说《伤心太平洋》，无不表现了作家大手笔和注重人类审美理想的气质，这两部作品标志着王安忆的创作已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王安忆不仅在艺术上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追求，在生活上也相当内向，严谨。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有关，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这恐怕谁都知道。她酷爱读书，待人热情，爱思考，她谈话富有哲理，喜欢实事求是，作为一个正直的作家，她是当之无愧的。
当然，关于王安忆的生平大家早就知道甚多，无须在这里重复。但要真正解读一个作家，决不能忽略了她成长时期的重要作品。那么，对于王安忆来说，“三恋”在她整个文学创作中是值得重视的部分，所以分析“三恋”成了我这篇评论的关键所在。
王安忆引导我进入了一个世界。
一个她认定充满了生命压抑苦难又燃烧着希望光明骚动着的世界—一生命的本体世界。
“三恋”是一个标志，畸形变态的性描写向人们展示了魅力。我得照实承认，她的这种性意识只是在生命的边缘上绕了个圈，并未真正走进人的生命本能。因为她终究没能拗过强烈的道德规劝，在一种自我压抑式的规劝中王安忆似乎找到了自我的心理平衡。
《逐鹿中街》便出现了一种倾斜。她使女人的生命直接倒塌，跌入家庭的怀抱，充当丈夫的陪衬，她们干脆不去意识自我价值的存在。
《岗上的世纪》最直接进入了人的生命本能“性”。在最真实的生命跃动面前，任何虚伪任何遮遮掩掩都显得无济于事。“性”为男人和女人提供了平等做人的权力，就像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结合才构成了人的完整一样，男女双方共同的权力铸造了共同的生命律动。
现在小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大家庭消失了，代之出现的两人组成的小家庭。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代之出现的是丈夫的形象。女人的角色也分别由母亲、女儿改换成了妻子、情人。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家庭关系之内的角色互换，也就是说关于家庭的话语没有变，关于女性的性的萌动意识，在深层心理上依然被笼罩在家庭意识形态之中。
王安忆的世界是一个主体意识极强的世界。她所关心的问题，使用的语言，作品前后叙述方式的变化很大。这里既有对女性自我的贬低，屈服于男性社会的一面；又有一种无法掩饰的骨子里不安分，拼命想解放自我的骚动情绪。但无论如何发展，作者的创作都是在扮演着她自己。而决定这种扮演的是有另一个“缺席”存在者，他（我这里用“他”而不是“她”）决定了王安忆所以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这样，当王安忆用笔写作时，她就再也不是“她”，而是“他”，因为她的写作中的符码秩序必须与“他”的社会符码秩序一致。这就是说，社会是男性的，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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