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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刚(5)

  不久,杨刚取道韶关、衡阳,到达战时文化城桂林,继续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1942年秋,她作为《大公报》的战地旅行记者,与澳大利亚记者贝却敌(WilsredBurchett)同行,到江西、浙江前线与福建战区采访。沿途多风雨、泥泞,历尽辛苦、坎坷,写了不少通讯,展示了东南半壁江山在敌人铁蹄下的血泪图画,记下了敌人的罪行,前方军民舍生抗敌的热情,以及“万木无声待雨来”的渴盼,预示了敌人的末日,“飒飒秋风,为时不久。”文章结集为《东南行》。

  1943年到重庆,仍然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这时,杨刚的才干受到周恩来的器重,并开始在他的领导下,以编辑和记者的身分,“同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和美国记者联系,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她精通英语,才华横溢,议论风生,赢得了国外有识之士的钦佩。”是年冬,日机轰炸福建永安,在那里中央银行工作的郑侃不幸遇难。丈夫的死亡,也曾使这位刚强的女子痛不欲生;但她毕竟是一位革命战士,现实要她从痛苦中拔出来,去从事必须为之捐躯的伟大事业。

  九

  1944年夏,杨刚赴美国留学,并兼《大公报》驻美特派员。那时,辗转几个月才到重庆与她团聚的女儿,又不得不同她告别。当时她心里有个矛盾:是把女儿带到美国,还是送到延安?她选择了后者。只有十岁的女儿是十分依恋妈妈的,但也只有流着泪,在机场送妈妈远行,为妈妈祝福。

  在美国,她在麻省坎布里奇的哈佛大学莱德克列夫女子学院就读,选修的课程有小说、批评、1800年后的抒情诗、德语,还参加亨利·杰姆斯、麦尔维尔及德莱塞作品选读及英文作文。以后,还在哈佛大学本部选修马蒂逊教授的文艺课程。她很想专门研究现代文学,尤其抒情诗比较接近她的理想,但她并不想拿学位,因此也没有奖学金,得靠假期找零活赚点钱才能维持学业。她的生活,除了学习,就是进行社会调查、采访,每天要翻阅许多报纸,然后写成报导、通讯。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我很想了解地球上这部分人们的生活及思想,看看有什么中国可以借鉴之处。我从来不喜欢搞脱离现实的学术研究,我希望两年以后,我可以说,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个国家了。”

  那时,她积极从事新闻及国际统战工作,向美国知识界——报界、文艺界及远东问题专家、学者、华侨、国际友人宣传中国抗战情况,争取他们支持、声援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另外,她还参加中国共产党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参与组织中国民主同盟美洲支部的工作。

  当抗日战争胜利的喜悦正在中国人的心里鼓荡的时候,大洋彼岸的杨刚亦喜亦忧,作为一个新闻家,她清醒地分析、把握了战后中国面临的形势:内战!她利用各种机会和形式向美国人宣传,揭露华盛顿当局支持国民党发动内战。1945年9月3日,她在写给包贵思的信中说:“说实在的,我对战争的结束并不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国人民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统一应占第一位置,但不能一切都恢复原来的秩序,因为那个秩序从不承认我那些成亿的受压迫的同胞的存在。新中国的诞生意味着新的人民的诞生。中国共产党并不是由一小撮不择手段的政客组成的进行肮脏政治角逐的政党。它是一个为自由和尊严(几千年来他们从未得到过的自由和尊严)而进行斗争的伟大民族的化身……过去几个星期的局势使我难过得几乎发疯了……你要知道,当自己的祖国已遭受战争蹂躏之后,如今又要打起内战,这不是那么好受的事。”那时期她写的那首诗歌《辛苦呵,我的祖国》,更是坦露了她的赤诚:

  辛苦呵,我的祖国

  每一个清早,每一个黄昏

  我看见你鲜血淋淋

  ……你卖完了儿女,流尽了汗

  干僵僵的躺在田里

  他们还要来剁你的尸,剥你的皮

  ……你死了,你又还魂

  恶狗们又跳在你的身上

  抽你的血管来吮吸

  ……夏夜里他们睡在女人肚子上

  白天他们爬在酒席周围

  有空他们就红着眼杀人绑票

  ……地上到处发枯、发白

  天上连鸟儿也不敢下来

  他们要把你变成空白,变成大荒

  ……你全身是伤,到处流血

  刚刚挣脱了不平等链子

  他们又把你的喉咙撕开,请洋人挖你五脏

  我的祖国,呵,我的祖国

  这是入木三分的揭露,是呼天号地的控诉,是杨刚那颗拳拳爱国之心!

  十

  1948年9月,她怀着拥抱母亲的心情,横跨太平洋,先到香港,担任《大公报》社评委员。她激动地呼唤着神州速来的晨曦,引导着《大公报》走向新生。当时正在《大公报》工作的萧乾,也是在她的启发下,参与策划《大公报》起义的一个功臣。至今,萧乾还记得,在他处在生命的十字路口时,是杨刚为他排除疑云,指点迷津的。是年底,杨刚飞抵上海,躲过特务的纠缠,进入华北解放区。她一到平山县西柏坡,周恩来就把她介绍给了毛泽东。翌年初,她女儿从哈尔滨叔叔郑佩家里来看她。那时她正在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整天忙着开会、谈话,女儿总是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而且总有一大桌子人。郑光迪回忆说:“尽管这样,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在妈妈身旁,我仍是感到非常踏实,并尽情地去享受一个孩子渴望母亲而得到满足时的幸福。这样,没有过多久,当我刚觉得口中叫出‘妈妈’的声音不似开始时那样生疏的时候,她告诉我,说她要到天津《进步日报》(原天津《大公报》)去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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