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名人传记 >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女作家传
七
抗战前，杨刚一直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她“在宿舍里，每天工作十二小时，吃的是干粮和素菜。她只有一件换洗的衬衣，身无长物，一文不名。”①这是包贵思留下的见证。
①胡绳、袁水拍：《追忆杨刚》。
艰苦的生活，忘我的工作，这是杨刚的精神。白色恐怖之下，她毫不悲观。她是一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也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对她来说，重要的是战斗。文学不是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正直的作家，总不能把创作当成消遣。杨刚的创作，既不是娱乐自己，更不是消遣别人。但她的作品绝不是廉价的口号，那是艺术的力量唤起的觉醒。离开北平南下抗战前，她在《国闻周报》、《榴花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肉刑》、《殉》、《爱香》、《母难》、《翁媳》等，翻译出版了英国女作家恩·奥斯登（今译简·奥斯汀）的著名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些作品，写的是苦难的普通人物、革命者，有的是鞭答的力量、揭露的效果，认识的价值。尽管很惨，尽管窗上爬着黑影，但不久就是黎明。《爱香》写一个年轻的使女，她生活在辛酸和打骂之中。但她不愿自己的命运是一头被拴在磨坊里的驴，使生活磨灭自己。她有自己的意识，倔强地寻求报复。在一次毒打后，她想着自己的身世，推测着自己的前途：“既然生命的本身就是自己的仇敌，那么人类的仇恨哪一辈子能消灭呢？人生在世上的苦恼，哪一世能减轻呢？活着岂不是帮助人磨灭自己么？但是也好，活着吧。倚着这仇恨来活下来，虽然是磨灭自己，但是有眼睛的仇恨，必然会领着自己到底去报复一切该报复的！偏偏要活着，为了仇恨。”
这是力量、希望，也是追求！
这是杨刚创作中的思想境界。
1936年，杨刚与丈夫郑侃一起在北平参加由顾颌刚教授主持的《大众知识》杂志的编辑工作，发表创作及评论。当卢沟桥上炮声响起，便吻别只有三岁的女儿，投入抗战一先后在武汉、上海参加救亡运动。
北平，是我们民族的象征。那时，由于爱她，杨刚必须离开她。但当北平落入敌人的魔掌时，她陷入了无限痛苦的深渊。我十分激动地读着她的抒情诗般的散文《北平呵，我的母亲》，她的痛苦、热爱、愤怒、仇恨、抗战的呐喊，她的身心都在燃烧！
我遗失了，遗失了心的颤跳，眼的光明，遗失了一个存在，全
世界从我空落落的感觉中消逝干净。星月都茫然而飞逝了，日光
惘惘，有如哭泣慈母的孤婴。我的心像秋雨一样湿淋凄晦，我的
手，我的脚震颤失次，血流在脉管中嘶鸣！
呵，北平！呵，我的母亲，我用十指尖在砂石里面挖掘，用舌
尖在黄土泥下搜寻。我记得我母亲那温柔甜美的感性，我知道我
一触着，就能认准她是我的母亲。可是，怎样了呢？我的企图是
失败了！即令我的十指和舌尖全因摸索而滴下鲜血了，我仍然不
能触到我的北平！北平呵，知道么？我寻觅你，如觅取我自己的
身心！
……我听见了北平的太息，那悠长、深厚而无言的大息，那
是北平的召唤，是她要她女儿回家的命令！
……中国的皇后被强盗摘去了她尊荣的冕旒，而抛弃在泥
尘里，像一个随营公娼一样蒙受着万骑蹂躏！那是无抵拒的摧
残，那是绝望的强奸！死亡，严重耻辱的死亡，坐在北平头上。北
平，我们庄严华贵的伟大母亲！
……弟兄们，动身吧！……打回北平去！……不是今天，就
是明天，不是明天，就是后天，在我们有生命的日子里，我们一定
能杀尽敌人，回到家乡。在母亲的怀里，在那长安街的雪白大道
上，放下枕头，一觉睡到天亮！
这烈火般的感情，悲壮的声音，必胜的信心，这就是杨刚——一位北平的女儿，赤诚的爱国者！
八
1939年夏天，杨刚到香港，接任萧乾《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当时的《大公报》基本上不为共产党说话，但老板为了拉拢读者，给了副刊一些自由。杨刚就利用这点自由，牢牢“坚守着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与革命人民同呼吸，团结进步的、革命的作家，以可能的方式同反动派作斗争。”她在《重申（文艺）音诣》一文中表示，要让副刊“披上战袍，环上甲胄”，服务于祖国抗日宣传。
在香港，她结识了云集港岛的许多文化名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她与许地山、乔冠华等人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理事。那时期，她创作力旺盛，工作之余还发表了不少“嫉恶如仇，浩气磅礴”的诗歌与散文，人们“经常听到她对国内反动派及其喉舌，对国际法西斯势力的严词谴责。”她的沸腾着强烈爱国主义之情的优秀长篇诗作《我站在地球中央》，就是这时发表、出版的。她的作品是一团烈火；你几乎不能坐下来读，它让你感动、激动、愤怒得坐立不安，让你淌下热泪，与敌人拚搏！由于她的“性格”、作品的“性格”，有的作家给她起了一个“外号”——“浩烈之徒”。四个字，概括了杨刚的一生。
在香港，她兼任岭南大学教授，还和戴望舒等诗人、作家到文协举办的暑期文学讲习会讲课。在《大公报》工作期间，她住在隔海的九龙。1941年12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翌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当九龙已在日寇的铁蹄下呻吟，香港也即将落入魔爪的时候，杨刚“一心只想着同志，从不理会自己”，在敌人的炮击下，冒着危险，日夜奔忙，帮助文化界人士及国际友人（如《中国建设》的爱泼斯坦）隐蔽和撤退。最后，同留港的文化人士偷渡惠州，进入东江游击区，住在阳台山上的草寮里，过着艰苦紧张的生活，为青年讲授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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