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目光投向了这位唯恐天下不乱的弟子，苦笑地关照道：
“那篇小说就不用发了！”
“琴师，我已送《新申报》，今天都开始连载了。”
林琴南嗔怒地瞥来一眼，又仿佛看到那铺天盖地的声讨文章。他终于哀叹了一声：
“为师老啦！有点乏了。唉！大难临头了！”
张厚载又想到了徐树铮，还要为他鼓劲。
没想到林琴南却说：“又铮来过了，说巴黎和谈可能对政府不利。还要老夫少去惹北大这只马蜂窝呢。”
张厚载这才有点慌乱起来，但他不愧是位敢作敢为的人，凭着少年气盛说：
“我给蔡元培去封函，就说一切都是我干的，与琴师无关。”
当蔡元培收到张厚载的来信时，案头正放着刊登这位学生造谣文章的《神州日报》，还有林琴南的那篇《妖梦》。他真有点被气坏了，痛苦地用手抵住隐隐发痛的胃，额角渗出豆粒大的冷汗。他毕竟是东方人，可是在林琴南的笔下，他居然成了一种叫元绪的大龟。更可鄙的是这位充当内奸，无事生非的学生，不但在信函中直认不讳，还张狂地问他此时有何感想，还油滑气十足地务恳先生将意见与态度赐示呢。难道自己真被钱玄同说准了？他苦恼地提起笔，先给《神州日报》写了封要求澄清事实真相的函。
写完复函，他又想到了那位张厚载。是叫来训斥一顿，还是任其自然，不予理睬？他觉得这些都不是负责任的态度，这位上海青浦人，对旧戏颇有研究，笔杆子也着实厉害。引导的好，应是一块好材料。他想起了自己平时的一句名言：“没有坏的学生，坏学生都是教坏的。”又叹息了一声，提起笔，语重心长地给这位被林琴南教坏的学生写起信来：
得书，如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见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然后，大声地叫来范文澜，请他尽快发出。他正想歇口气，一位预料不到的客人出现了。辜鸿铭正穿着一身簇新的马褂，让罗家伦领着，恭恭敬敬地进门拜访。这可是难得的稀客呀，蔡元培忙起身相迎。只见辜老先生滑稽地行了个大揖，然后一本正经地从衣袖里摸出一份文稿，递了过来。
蔡元培打开一看，真是有点哭笑不得了。这篇题为《北京大学校文字风潮解惑论》，署名为冬烘先生。对自己被视为孔孟罪人深感不服，突发奇论地说自己实为孔孟旧学之大功臣也。在这国学发发可危之际，蔡氏表面上支持新派刊物，实际上用心良苦，是不得已出此倒行逆施，以毒攻毒之法。这位冬烘先生还举例说明，就像打蛔虫，如饮以杀虫之药，又恐伤病者元气。不如以极臭秽之物，使病者饱进，则病者胸中之虫，群起而争食，如此，势必至病者五内作恶，尽积秽而哇之，其病从此霍然而愈。最后老先生呜呼道：“我故曰鹤卿先生别具苦心，不得已用此以毒攻毒之妙剂也。噫，此岂林琴南辈迂儒所能料及哉！”
见蔡元培面露笑容，辜鸿铭又中气十足地说：
“此文由你随便处置，我本想上门痛斥林琴南，又恐伤了身份。这样吧，尽管平日我极鄙视刘申叔当年为人，但这次一定正告他和黄季刚。在北大，只要我等不动，谁敢呼应林琴南？”
他见蔡元培异常感动，又得意地指着两位学生教训道：
“还记得我当初的话吗？这世界上只有两位好人，我不帮蔡元培，谁帮？”
“林、蔡大战”终于因那篇《妖梦》又搞得舆论哗然。各地报纸纷纷谴责林琴南，挖苦他竟堕落到学拖鼻涕的野小孩在人家大门上画乌龟的行径了。在强大的舆论面前，他终于成了孤家寡人。最后不得已写信给各报馆，承认他骂人的错处。为此，陈独秀还在《每周评论》上写了一篇随感录《林琴南很可佩服》，向这位知道认错的先生表示敬意呢。但那位迷不知返的造谣学生张厚载却没有这么好的运气，由于一意孤行，引起学生众怒，终于在三月底由校方刊出布告令其退学。
想不到在军阀势力重压下的北京，这场由“林、蔡大战”引发的新旧思潮的激战，居然会以新派的胜利而告终。
9
梁启超注定要当一回二十世纪的民族英雄，他没有错过历史给他的最后一次机遇，他又一次成为举世瞩目的政治明星。
当他和著名的军事家蒋百里一行，揣着一腔美好的梦幻，在海上孤寂而缓慢的航行中漂泊到巴黎时，想不到举世瞩目的战后和平会议，早在一月前就在华贵的凡尔赛宫隆重开幕了。
他一下码头，就四处奔走，想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角色。他先是吃惊于这次会议的规模，二十七个国家的代表共约一千余人参加了大会。后又惊叹各国关注会议的热情，由于这次将讨论如何分享战争带来的各种实际利益，各国都派出了规模庞大的代表团。美国总统威尔逊亲自出马，代表团的顾问及工作人员竟多达一千三百余人。而日本更是作了充分准备，起用曾任日本首相的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担任首席全权代表。英、法等国就不用说了，反正巴黎所有的大小饭店都人满为患。而值得讽刺的是一个泱泱东方大国，一个想通过外交周旋收回德国被占领土的中国，居然派出了一个超小型的代表团，还有梁启超那个栅栅来迟的六人观察团。
梁启超匆匆赶到中国代表团下榻的饭店。见陆征祥爱理不理，一副支支吾吾的应付样子，便去找驻美专使顾维钧。他对这个团的办事能力本来就不抱希望。惟一看好的就是这位既精明强悍精通西洋事务，又有正义感的年轻外交官。顾维钧见大名鼎鼎的梁任公到了，顿时双眼放光，异常兴奋。见周围人多嘴杂，便相约去一家咖啡馆密谈。
巴黎的夜灯红酒绿，大约又碰上了什么喜庆的日子，人们正沉浸在狂欢之中。而两位肩负特殊使命的中国人，却在一种嘈杂的氛围里，开始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谈。
顾维约长叹了一声，喝了一口苦涩的咖啡，透露出积压多日的苦衷：
“会议开幕后的第十天，我才轮到代表中国政府作了长篇发言。我严正指出中国在对德宣战后，既已声明废止中、德间一切约章，胶州租借条约原系德国以武力强行索得，自当废除。而且条约中也有明文规定，德国不得将此项特权转让给其它国家；因而日本不能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原有权益。”
梁启超赞许地点点头：“你说的很有见地。”
顾维钧苦恼地垂下脑袋，说：“可是我万万没有料到，一个早已预谋好的命运已在等待我们。”
梁启超惊愕地抬起头，听着一个令人震惊的不祥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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