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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名人传记 > 北大之父蔡元培

七五

  “由于北洋政府在去年9月就和日本政府为济顺、高徐两条铁路借款问题秘密议定了《山东问题换文》,规定了日本享有在山东筑路,在青岛和济南驻军等一系列权利。所以日本以此为依据,坚持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并向欧美各国进行了充分的外交疏通。这就使中国的外交活动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地位。我们提出的要求受到了蔑视,山东问题一直拖到第14次会议才提出来讨论呢。”

  梁启超终于愤怒了,愤怒于他曾寄予希望并为其忠心服务过的段氏政权,更愤怒于中国政府的这次外交政策。他“砰”地一拍桌子,责问道:

  “你们来之前政府是如何交底的?陆征祥身为外交总长,怎会一无所知呢?”

  顾维钧的眼眶里突涌出大滴大滴的泪水,委屈地说:

  “我是到巴黎才明白,除陆征祥一人外,我们全被蒙在鼓里了。段祺瑞的态度是,在对日问题上,只能失败,不许成功。而徐世昌呢,因刚上台又没参与私订密约,所以他的想法是能扳回多少算多少,只要将损失缩小到最少就可以回去交差了。所以这些天陆征祥整日吃喝玩乐,非常轻松。梁任公,国之安危,现在只有寄希望于你我二人了!”

  梁启超突然觉得五雷劈顶,眼冒金星,整个世界都疯狂地倒旋起来。他气喘吁吁地扳紧桌子一角,才没摔倒在地。刚痊愈的肺炎又因剧烈的干咳,呕出一大口血痰。想不到自己生不逢时,四万万同胞的命运,将要压在一介书生羸弱的肩上,顿时哀情大恸,与顾维钧抱头痛哭起来。旁边的法国人以为碰到了疯子,忙四处躲避。

  梁启超一回旅社就开始发烧咯血,他已顾不得身体了。慌忙叫来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人商量对策。最后决定一是尽快致电外交委员会和国民外交协会汪大燮、林长民和蔡元培等人,利用舆论压力,谴责政府私订密约,出卖主权的罪行。二是借用梁启超的国际影响,竭尽全力对英、美、法等国开展外交攻势,力争挽回败局。

  蒋百里不愧是位军事战略家,他悲枪地譬喻道:

  “我们好像是一支已被统帅部出卖的军队,惟一的出路就是从巴黎将导火线引向国内,借用民间的力量点燃火种,逼迫敌方投降。”

  丁文江这位留英回国的第一代著名地质学家,一生主张用科学精神做行动的巨人。他已应蔡元培邀请,加盟筹建了北大地质学研究所。他不无感叹地说:

  “我们真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唉!这些年军阀政府忙于争权夺利,穷兵黩武,惟一做的好事是,放松了对大学和报刊的控制。以我之见,汪、林等下台官僚包括中国的工商界,根本没有力量给安福国会施加压力。惟一的希望就是蔡元培的北大,那里有一群思想自由容易激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更有几千爱国的热血青年。他们,才是我们要点燃的火种!”

  梁启超闻言大悦,连夜带病起草电文,拍发给国内。此电迅速在上海《申报》发表,国人大惊。从此国内的爱国力量,一直与梁启超频繁联络,始终保持着行动的高度一致。

  梁启超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外交活动家,他以二十年前那场维新运动领袖的巨大影响,以其“善辩”的外交魅力,很快成为法国上流社会和各国代表团之间争相追逐的政治明星。在众多法国名士中,他最感得意的是见到了十年来梦寐已久的两位大人物。一位是新派哲学巨子拍格森,一位是大外交家笛尔加莎。他特别喜欢同法国学者打交道,有约必赴,甚至与丁文江戏言道:“如果再停留半年,恐怕全巴黎的书呆子都要成为我的知己了。”

  而那位美国国务卿蓝辛,甚至被他的肺腑之言打动了。突然在大会上提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先移交协约国,表现出反对日本吞并山东的倾向。日本政府闻讯急了,慌忙拿出在1917年签订的《英日秘密协定》和《蓝辛——石井协定》胁迫英、美。并严厉训令其全权代表西园寺公望:“如果再不彻底贯彻我方上述要求,则拒签国际联盟章程。”

  一天晚上,这位被梁启超的穿梭外交逼得精疲力尽的老人不无感叹地说:

  “这位梁任公一人之攻势,不亚于十万雄师呵!”

  而最令梁启超感动的还是那封由蔡元培领衔拍来为他辟谣的通电。屈指算来,二十年前活跃政坛和思想界的风流人物,已所剩无几了。当他扶病在榻前反复诵读时,眼眶里满噙着晶莹的泪花。

  上海《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并转各报馆、五十三商团鉴:阅沪商团议决事件,仍致疑于梁任公先生。梁赴欧后,迭次来电报告,并主张山东问题为国家保卫主权,语至激昂。闻其著书演说,极动各国视听。何至有此无根之谣?愿我国人熟察。

  10

  蔡元培辗转反侧,几乎一夜未眠,还是无法接受一个严酷的现实——

  陈独秀居然在他手里下台了!

  但是,陈独秀确实是在他手里下台了。

  就在昨天,清明节刚过后的第三天,在他主持的各教授会主任会议上,决定提前实行三月初评议会通过的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将文理两科合并,从十一位教授会主任中推选一名教务长,襄助校长领导全校的教学,任期为一年。投票结果,马寅初当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陈独秀随同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自然辞职,由学校改聘为教授。

  虽然对外也有公开的理由,一是因为理科代理学长秦汾调任教育部司长,文科学长陈独秀也因事假南归,因此提前变动了内部机构。二是废除学长制是教学体制改革的需要,是迟早的事。按蔡元培当初的设想,第一步先采取加强各科学长的职责,取代过去的学监。第二步改革,就想按学校的行政、教务和事务分别设立各种相关的委员会,主要有以下几个机构。一是设行政会议,作为全校的最高行政机构和执行机关,掌握全校的行政大权,负责实施评议会决策的事项。它的成员以教授为限,由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长及教务长、总务长组成,校长兼行政会议议长。二是设教务会议及教务处,由各学系教授会主任组成,推选教务长一人负责。三是设总务处,设总务长一人,主管全校的人事和事务工作,总务长由校长委任。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想真正保证教授治校。按蔡元培平时的说法,只要学校内部的制度完备了,就是谁来当校长,都不能搞个人专制。即使像德国一年换一个校长,也不成问题了。这些仲甫平时都是赞成的,而且三月初的那次评议会他也亲自参加了,对迟早要废除学长一职应该有思想准备。

  但是,蔡元培扪心自问,仍然无法回答这个严峻的问题。为何要提前采取措施呢?按原定计划是要暑期后实行的。他还为此痛斥过那位张厚载,并要求在《神州日报》上辟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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