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就这样奇迹般地结合了。据当时的报刊评论,婚礼搞得有点不伦不类。如设孔子位,同行三跪九叩首礼,却以朋友的演讲代替了闹房。据说演讲时很热闹,硕儒陈介石则引经据典,阐述男女平等理论。另一硕儒宋恕则站起来反对平等之说,还戏谑道:
“假如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呢?假如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从平等呢?”
最后还是新郎倌出面做和事佬,当时蔡元培含笑答复道:
“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还是平等嘛。”
老友相逢,寒暄几句后便谈起了正事。蔡元培始终搞不懂,围绕一个对德宣战为何要闹得满北京不得安宁。德国人眼看就要垮了,宣战就宣战呗,这不也是正义战胜强权的一种姿态吗?
伍廷芳见他一副书生相,差点没笑出声。心想对付老实人,还是老老实实地将老底抖出为好,便拿出老牌外交家的腔调,娓娓道来:
“从战场局势看,德国必败无疑,对德绝交和宣战应该说毫无风险。开始我们和段祺瑞在对德态度上并没有多大差异。但问题是在这个口号后面,这一点,还是孙文看得透彻哩厂
“中山先生怎么说?”蔡元培一直很尊重孙中山,双眼露出关注的神情。
伍廷芳呷一口茶,轻声说道:“段祺瑞逼黎菩萨表态,黎便暗自先征求各路诸侯意见。他给孙文打电话,没想到对方坚决反对。孙文很清醒,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列强们纷纷游说中国参战,无非是想抢着多瓜分一点德国的在华利益。孙文还在上海公开发表声明,反对段内阁的外交政策。”
伍廷芳又向他透露了一些日本和英国与段内阁的秘密交易,独自隐去了美国不说。蔡元培的脸色凝重起来,感叹地说:
“唉!春秋无义战呢,想不到目前的政治和外交已堕落到如此肮脏的地步。哎!听说梁任公和范静生这次也表现不佳呀?”
伍廷芳点燃一支雪茄,轻蔑地说:“久闻梁任公多变,这回总算领教了。这位研究系首领原是个亲德派,据说还有一本亲德的书要在德国出版呢。没想到段祺瑞设宴请他,几句好话一说,他就转变了,而且转得连老段都大为惊愕。你猜他怎么说?”
见蔡元培不解,伍廷芳便学着梁启超的腔调,绘声绘色地说了起来。
“‘兄弟对于国内问题,是一向支持段总理的。此心耿耿,可昭日月。段总理说该怎样做,我们就怎么做。段总理说对德国要绝交要宣战,我们就得对德国绝交和宣战。’老段连声叫好,有如听戏一般快活。梁启超又说,‘因为不才是书生之见,而总理是高瞻远瞩。百无一用是书生,兄弟这个亲德派是不做的了!那本将要付梓为德国张目的书也决定不排印了!’于是老段及其策士,暴雷似的为梁叫好。梁启超好不得意,又举杯道,‘为了段总理坚持对德宣战,兄弟也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自我宣战!’众人大笑,都把酒干了,于是梁启超就一下变成了段祺瑞的头号策士。”
蔡元培低首沉默不语,心里却很失望。伍廷芳又说起了范源廉,他听得真是非常伤心哩。这范静生本是搞教育的人,为何也要卷进政治旋涡里呢?伍廷芳说两次段内阁通黎元洪表态他都在场,且一次比一次张狂。三月份那次他见段祺瑞遭到黎元洪抢白,气歪了鼻子,就出马代段迎战。只见他横眉怒目,声色俱厉地激烈发言道:
“不错,大总统是有特权,但内阁责任重大!为了这件事,内阁不知开过多少次会议,这才决定对德绝交,希望总统接纳国会意见。”
黎元洪未置可否,瞪了他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已说过多次,凡事要根据国法。根据《临时约法》,大总统有宣战的特权,也有媾和的特权,你们国务院搞的那两个文稿嘛,”他把指头在公文上一阵乱戳,“就不成!”
范源廉这时可不像书生了,见他情不自禁地以掌击桌,拍地一声响,大声怒斥道:
“总统开口国法,闭口约法,但总统并不对国会负责,又可以随便推翻内阁的决议案,请问这种样子的总统,岂非和专制皇帝一个样!”
众人愕然,据说连段祺瑞都觉得他有“做工过火”之感,担心黎元洪大发脾气,把事情弄得更糟。这件事以后,5月6日那天,段祺瑞又带着“对德参战提交国会案”,率内阁成员来找黎元洪盖印。黎元洪随便翻阅一下就递给了一位姓唐的监印官,没想到这位监印官有恃无恐,气呼呼地说:“此案我不能盖印!”竟把文件推了回来。又是范源廉大吼一声,跳将出来:
“尔等人!不配说不盖印!”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跨步向前,猛力一推,就把这位监印官从门里推了出去,门上的玻璃乒乒乓乓地被撞得粉碎。段祺瑞气得一句话没说,掉头就走。黎元洪怕再闹出什么新花样来,就亲自动手盖了大印。堂堂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竟在如此不体面的厮打中处理国事,这在中外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丑闻呀。
蔡元培伤感地叹息道:“想不到身为文人,一有权欲,竟会变得如此浑浊?北京真是个大染缸呵!所以我这次进京,发誓不预闻政治。”
伍廷芳自嘲地说:“鹤卿兄,在您眼里兄弟也是位浊世官僚吧?不过请您相信,待我处理好两件事,一定挂冠回上海潜心研究灵魂学说。一是为了逼段祺瑞下野,我已答应代理几日内阁总理的苦差。二是想求您帮个忙,让我在朱尔典处有个交代,也免得他与段祺瑞勾搭上。”
蔡元培终于明白了他夜访的目的,警觉地问:“你是说那两位解聘的英国教员?”
伍廷芳见话题已经点破,脸色略显尴尬。他摸出一份黎元洪请客的大红帖子,递了过来。
“我也是奉大总统之命来的,这件事令他好为难呀!恕兄弟直言,无非是安置两个人罢了。如果兄认为实在为难,是否可以缓一缓,先稳住英国人再作安排?”
蔡元培为难地摇摇头,面色沉雄地说:“治理北大,犹如曾国藩临湘治军,只要对一位不称职将士手软,将功亏一篑呵!”
他摸出黎元洪的请柬,毫无表情地瞟了一眼,就扔在一边去了。他内心有点激动地说:
“今天的事,让我更觉得教育要独立于政党之外了。麻烦你给大总统传个话,就说我办教育一定不预闻政治,也请他不要来干扰教育。因为教育是提倡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而政党总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来抹杀个性的。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想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这种企图,若控制教育,便是大害。另外,教育是求远效的,如百年之计树人,而政党的政策却是求近功的。再说现在的政党掌握政权,往往不出几年就要更迭,如果把教育权也交给了政党,那么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不也要跟着改变,教育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我说,教育事业是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的。秩公,请你一定要把这些话转告大总统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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