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他们这些出生在清末的文人，从小面临着那么多的不平和痛苦。总感到身心特别地压抑，总觉得有一股格格不入的旧势力在与自己对峙。他们愤怒，他们忿忿不平，终于义无反顾地起来反抗。
“嗬！加入暗杀团的仪式还真有点刺激，要像会党结社那样‘歃血盟誓’。记得那天我们跪在地上，面前供着黄帝的牌位和祭品。何海樵领着一句句宣读誓词，然后杀鸡，将血滴于酒中。再用刀划破无名指，把血和酒搅和在一起。最后每人痛饮三口，真是豪情奋发，胆气冲天呀！”
陈独秀的心里也掠过一阵暖流，沉浸在回忆中：
“记得你先发展了爱国女校懂化学的钟观光和俞子夷，他们很快把毒药给研制了出来。你却认为液体毒药使用不便，又要他们研制固体粉末，后来进展不大。不久就转向试制炸药，当时也有个秘密组织，先后加入的有刘师培、章士刈。我是被章士钊叫来的，地点好像是设在一条冷僻的里弄，周围全是贴满招租条子的空屋。我们天天跟着杨笃生搞试验，你也常来商谈，可就是没记住我这安徽小老弟。”
蔡元培被对方一口浓浓的安庆方言惹笑了。他有点喜欢上了这位爽直的汉子，觉得有了这层关系，今天的会谈就多了一份机缘。他稳稳地呷了一口茶房送来的茶水，说：
“其实我对先生心仪已久，记得还是在上海办《俄事警闻》时，就多次听刘师培说起过先生。你当时正在芜湖办《安徽俗话报》，听说后来很艰苦，发起人都因危险和困苦先后离去，最后全凭你一人支撑了好几个月。我是深知一人支撑一份报纸是什么滋味的，所以对先生的精神十分佩服。昨天在和汤尔和闲聊时，还提起这件事呢。”
陈独秀一听此言，才想起身边的另一位客人，忙向他引荐。
“讲起办报，这些年来，全凭孟邹兄为我撑腰呢！”
说起江孟邹，蔡元培是知道的。这位上海滩的报界闻人，瘦长的身上套一件银狐皮褂，腰间环佩丁当，举手投足问，一股名士派头。他与独秀既是同乡，又是多年的密友，两人已记不清相识于何处。但有几件事，至今仍令他记忆犹新。那还是在1903年的夏天，章士钊几经奔波终于筹办了《国民日日报》，以替代刚被查封的《苏报》。那时他也在上海，有一天听章士钊说，当时名义上有几位撰稿人，实际上真正帮他搞编务的主要靠陈独秀。两人蛰居在昌寿里的一间偏楼上，对掌辞笔，足不出户，起居无常，经常是彻夜工作到次日凌晨才能休息。一日晨起，章士钊忽然闻见一股异味，抬头望去，只见蓬头垢面的独秀那身从未换洗的黑衣上，正布满密如繁星的白物，忙骇然相问：
“仲甫，此何物耶？”
想不到对方竟浑然不觉，徐徐自视后坦然笑道：“虱耳。”
三人说到这里，忍不住杨怀大笑。屋内气氛融洽了许多，汪孟邹谈兴正浓，又接着往下说：
“讲到办《安徽俗话报》，我最知仲甫的辛苦。当时我在芜湖，一日，见有位剪了辫子披着长发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科学图书社找我，说是要来办报纸。我见他才二十多岁，就试探着说，这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呢。想不到他听后挺认真地回答，就吃两顿稀粥好。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编好后要先寄上海，待印好了再寄回。每当报纸来时，真够他一人忙的。从分发、卷封到邮寄，他居然都默默地干了下来。嗨！当时的仲甫，真是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一次我推门走进他的小屋，只见墙上挂着他书写的巨幅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有如此气吞山河豪气的人，何惧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也。”
陈独秀自嘲地笑了：“孟邹见对小弟如此厚爱，所以我办《新青年》，自然要请您做后台喽。”
汪孟邹会意地点点头，又想起一桩往事。他这亚东图书馆能有今天，还亏得独秀当年的提醒。柏文蔚任都督后，他和许多朋友都来找陈独秀，觉得该出来做点事了。有的说，做知县去，一宣城，二南陵，三太平，最好去宣城。有的说，还不如拿一个税局痛快。当时那种说话的口气，确有点弹冠相庆的味道。只有陈独秀瞪着双牛眼嚷道：
“做什么！这里是长局吗？马上会变的。回去，都给我回去。这样吧，我找个朋友说说，凑些股子，你还是到上海去再开一个书店的好。”
时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陈独秀的眼光，“二次革命”失败后，袁氏政府很快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后来干脆连中华民国这块招牌也不要了。这对陈独秀刺激很大，一天，他神情沮丧地跑来喝酒。说他苦苦思索中国的出路，在现阶段进行政治革命已没有任何意义。要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要革中国人封建思想的命。他想让亚东图书馆为他办一份刊物，借着酒力还胸有成竹地表示：
“只要给我几年时间，这份刊物一定会名扬天下的。”
当时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又承担了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已无财力再办刊物。出于无奈，汪孟邹只得去找同业老友陈子沛和陈子寿兄弟，最后请他们的群益书社承办了《青年杂志》。不久，陈子寿因刊物名称与《上海青年》有些雷同，又征得陈独秀同意，将《青年杂志》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陈独秀摸不清蔡元培的来意，闲聊了一会儿，便问道：
“外边传闻先生将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不知何日上任？”
“我正是为此事来求助先生呢。”蔡元培见话题已经点破，眉宇间露出一丝喜悦。
“前几天与汤尔和、沈尹默谈起文科学长的人选，汤尔和拿出几本《新青年》向我推荐。说仲甫不愧为青年导师，担任此职最是合适。刊物我都看了，确实办得好。我想恳请先生襄助鄙人，屈就这北大文科学长的位子。”
陈独秀没有料到蔡元培会提出这个要求，由于仓猝无备，只能先委婉地谢绝。
“真是十分感谢先生的厚爱呵，可是，鄙人杂务缠身，上海的杂志又一时无人接手……”
“这样吧，干脆把《新青年》搬到北京，就放在北大校园里办。我会全力支持先生的……”
他的镜片里闪烁出一种执着而慈爱的目光。
陈独秀很快地被这目光感动了，因他从这里看到了一位宽厚长者的情怀。他早已听说过对方的许多轶闻，最令人扼腕的还是那件丧子筹款的事。那还是1903年的秋天吧，南洋公学的学生因“墨水瓶”事件得罪了校方，抗争无效，集体退学。身为特班教师的蔡先生自然同情学生，也一气辞职。为了安置好学生，先生历经艰难创办起爱国学社。苦于经费短缺，又不得不四处奔波。他因忙于办学，很少过问家事。一次，好不容易与友人谈妥一笔借款，正要乘船前去南京。家人哭哭啼啼赶来码头，说长公子已生病气绝。他虽悲痛欲绝，但想想学校正急等着款子开支，还是横下心挥泪而去。三天后，他携六千现款赶回家门，人已形如枯槁。一见爱子亡容，便昏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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