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借他们玩几天，我会设法拿回来的。”
这位身材短小，留两撇细胡的“桃园渔父”果然不负众望。先是在国会中提倡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以架空袁氏权力。又以“毁党造党”的气魄解散了同盟会，重建国民党。在上层四处游说，将许多共和党和统一党的要人拉入党内，使新组建的国民党很快成为议会中第一大党。如今，将星纷纷陨落，幸存者的担子陡然加重。
关于这次北上，多数的朋友劝他不去就职。广西马君武尤其反对，说北大太腐败了，是个臭虫窝、大染缸，民国以来不知换了几任校长？如今胡仁源又当不下去了。你去了如整顿不好，反坏了一世清名。但也有少数朋友却说，正因为它的腐败，更应该去整顿。即使失败了，也算尽了心意。
一个秋风萧瑟的夜晚，他来到中山先生的寓所。
客厅的落地窗外，飘来几片落叶，触动了他俩的愁思。以往与中山先生会晤，都是陈其美安排的。这位在上海租界和帮会势力中游刃有余，智勇双全的传奇人物，始终不忘他在邹容纪念塔落成仪式上的演讲。那还是十年前的旧事，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沉闷的夏日。他和蒋维乔等人作了充分准备，先在四马路工部局巡捕房接出了因《苏报》案囚禁三年的章太炎，当夜送他登上赴日本的邮船。又于四日后清晨，率中国教育会和中国公学的三十余名学生，在南市大码头乘船前往一个名华径的小镇。他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那天在邹容墓前却声泪俱下，格外激动。陈其美说他就是被那次特别警策的演说感动了，才毅然回湖州变卖家产投身革命的。如果说宋教仁和黄兴在党务和军事问题上与孙先生还偶有龃龉的话，那么这位在光复沪杭之役中运筹帷幄，屡建奇功的首任上海都督，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却始终是追随先生的忠实信徒。还记得“二次革命”失败后的一个下午，孙先生眼看着辛亥革命成果丧失殆尽，联想以前对袁氏的种种幻想，心有隐痛，也就弥足珍惜地向他讲述起当年陈在争夺都督一职时的胆魄和理智。
这真是民国史上一场罕见的较量，光复上海的有功之臣为了都督这个头衔争执不休，都到了拔枪相向的地步。一方是商团代表和起义军官，坚持说陈其美一进制造局就被拘禁了，仗是靠李英石指挥打胜的。另一方的同盟会党人却非推陈当都督不可。还亏得陈其美事先有安排，紧要关头靠刘福标高举手榴弹，大吼一声：“谁再敢反对大家同归于尽。”才勉强定局。如今，这位一生组织过无数暗杀，为革命党创建了稳固的上海根据地的杰出首领，终于在不久前神秘地消失了，如落叶随风远去。窗外下起迷濛的细雨，去年刚与孙先生结为伉俪的宋庆龄端上了茶水，又悄然离去。只见孙先生喟然长叹道：“天地不仁呵，灭我良士。”他是知道两人关系的，几个月前陈其美残遭暗杀后，孙先生曾在吊视时抚尸大恸，哀容令人心碎。
那天的夜雨下得天地透凉，孙先生沉湎于往事，如一座雕像，很久才从噩梦中苏醒过来。他仔细地听明了自己来意，仿佛又回到了现实世界，用他惯有的语气，精辟地分析起时局。
“北京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虽暂时占了上风，但是在内阁和各省中，仍是旧官僚和军阀政客们的天下。段祺瑞也马上就会组织反扑。所以从长远看，北方应该有像你这样的老同志去传播革命思想。去那历代帝王和官僚气氛笼罩下的北京，主持全国性的教育。去造就一种新的精神，一种真正人类大同社会才有的自由空气。中国自古有时势造英雄的说法，依我之见，现在倒是相对平静的时候，黎元洪为了得天下还需借用各种政治力量。所以，这是你办教育，我们趁势发展力量的最好时机。你几次出国，考察西方教育，对如何办学自有一番宏图大业想择机施展。你应该去北大，我支持你。”
他从孙先生脸上那略显威仪的口髭，那双清澄得水晶似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慑人魂魄的浩然之气。他崇敬先生不光是他的坚毅，更是他的精神。先生是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走向的大英雄，是那种横空出世般敢于孤军作战的大主角。每次见到先生，整个精神就会一下强健和自信起来。
临行前夕，上海的《民国日报》还发表了一位昔日朋友的诗，鼓励他北上就职。
居官三月掉头去，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不应长作老书生。
九时光景，房门终于开了，出来两位先生。他的眼一亮，只见前面那位长着中等身材，肤色黝黑，嘴唇宽而有力，双目炯炯有神。只沉沉地朝他一瞥，就叫嚷起来。
“啊呀！是蔡先生吧？多年不见，失礼得很，快请进。”
“您是……仲甫先生？”
他感到有点纳闷，对方怎么会认识自己呢？他要找的这位客人是安徽人，原名乾生，字仲甫，现已改名独秀。这位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虽小自己十二岁，却在辛亥革命前后组建过岳王会，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是位资深的老革命党人。听说现正在上海主持一份叫《新青年》的杂志，办得很有起色。
陈独秀真是个直性子，一把他请进门，未等寒暄先顾自开了口。
“还记得十几年前你在上海参加暗杀团，研制过炸药吗？哈哈哈……”
记忆之门在这爽朗而充满力度的笑声中倏然洞开。那是爱国女校破旧的木楼，还是法租界的余庆里？1904年秋日的斜阳是那样地瑰丽和壮美。在一间门窗紧闭的密室里，刚从日本回国的何海樵，神色冷峻地透露了一个惊人的秘密。
“蔡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已到了决战时刻。我们东京的军国民教育会考虑再三，立志从暴动和暗杀入手。杨笃生与我等六人已成立了暗杀团，我们拟定的第一个目标是……慈禧。”
这位当年他手下爱国学社的军体教员，正被一种狂热的激情燃烧得面色潮红。在几次的秉烛夜谈中，如一头焦躁不宁的困兽，时而激愤地起立，时而无奈地叹息。那真是一幅惊心动魄的画面。他说：
“我们先在横滨设立了炸药制造所，秘密研制炸药，还订有严密的纪律，互相监督。这次回国，我们已在北京西直门和颐和园一带潜伏了近五个月。妈的，这老贼婆居然深居简出，防备森严，始终不得下手，眼看着经费用完，只好先回上海再作打算。蔡师，凭着您的声望，我们想在这里建立一个据点，不知意下如何？”
面对着这位豹眼怒睁刚勇好死的聂政式人物，他那道貌温和的面容溢出了血色。他当时正因《苏报》案和爱国学社的部分学生与中国教育会的无为争执而心灰意冷。又读了大量有关俄国虚无党的书，对暴风骤雨般的革命充满着向往。教育救国的路，毕竟不如暗杀来得刺激和痛快。他毅然答应了一切，开始了一生中最为激烈的行动。
他的镜片里闪出了兴奋的光芒，好像又认出了旧时的街道，走进了那间充满殖民地风格的小屋。他声音喃喃地对陈独秀说：“真是有点奇怪呀，我们当年怎么会那样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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