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联合国1月11日电】美国《纽约时报》1月11日以《回忆延安时代的周恩来》为题，以《他从不使人感到局促不安》为副题，发表了阿道夫·修斯多夫（AdolphSuesdorD从康涅狄格州索斯伯里写的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阿道夫·修斯多夫在中缅印战区工作了两年后，曾作为美国战时新闻处心理战小组的成员驻在延安，现在是纽约一家出版社的编辑都主任。）
周恩来是一位十分有教养的人物，他温文尔雅，心地坦诚，注意礼仪，但又和蔼可亲；他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但并不畏惧；在行使他的巨大的权力时，我认为他一般是稳健的。我认为，他最没有架子，最不爱搞图腾式的崇拜，十分自然，跟他外表的形象是完全一致的。
我虽然不能妄称非常了解他，但是在1945年有一段时间我作为美国观察组成员驻在延安，因而有机会正式地和非正式地会见他，同他谈话。我对他的记忆和印象仍历历如在目前。
见他并不困难。那时是1945年的头几个月。冬天的月光洒在陕西起伏不平的白雪覆盖的山丘上，当时人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希望：尽管蒋介石不肯让步，还是可以找出一种办法来使动机纯洁、纪律严明的中国红军与盟军一道对日本进行最后打击的。
在蒋介石先生统治的中国地区出现悲观情绪和贪污腐化现象之后，毛先生领导的中国地区则胸襟坦白和热情洋溢，令人振奋。美国人从延安政府的各级人士那里都听到直率的谈话、毫不含糊的回答，看到真诚兴奋的心情，因而感到很受鼓舞。当然，这些并不是共产主义的固有美德，但可以由此看出延安的自信和干劲，而重庆却是萎靡不振的。
通过拨给观察组的4名译员中的任何一人都很容易安排会见。实际上这些译员是有点名望的党的助手。其中一位是周先生的私人秘书。另一位是黄华，即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代表。
许多中国人当时确实在延安有名的山边窑洞里生活和工作，但是也有若干座独立式的土坯砌成的政府建筑物。周的办公室就在其中一座建筑物中，他在那里接见了我。他的办公室不算太小，但是陈设很少：一张桌子。一个书架，几把舒适的椅子——全都是粗制的，黄漆漆得发亮。一个小火盆发出带烟的木炭味儿，其热度仅能煮一点淡黄色的清淡的绿茶。上午的阳光把房间照得很明亮，但是很冷。周先生穿着延安的冬季制服，就是不论男女分发的那种半军装式的蓝色棉衣和棉裤。虽然棉制服使得每个人都显得臃肿，但是周先生却显得整齐，甚至是优雅。那时他大约47岁，是风华正茂的时候，那时他已是一位富有经验和才智的革命家，也是一位老练的外交家。
虽然我相信他的英语讲得比他自己承认的要好，但是他宁可讲法语或德语。最后，我们通过一位译员用汉语和英语谈话。我的工作是从事心理战；他向我讲了一些延安的游击队在华北日本占领的前沿地区的情况和他们促使日本的农民出身的士兵投降的策略；我同他讨论了如果建立起全盘的军事和政治合作体制，美国的部队在这方面展开类似的工作的可能性。
当谈话转向一般性话题时，他略微推测了一下将来的情况。在延安，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是走过了一条艰苦的道路不远万里来到延安的，事情尚未结束。但是他们确信，未来将会证明他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他们不辞辛劳地进行长征是值得的。最终他们从蒋先生手里，从日本人手里，从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魔爪中夺得中国。这一切，他都是满怀信心但是又踌躇地说的。周先生丝毫没有重要人物的那种优越感。他从不使人感到局促不安。
我同他至少进行了另外一次会见和几次非正式会见。中共邀请观察组参加了许多当地的庆祝活动。我们在举行即席招待会时也邀他们参加，招待会上吃的主要是用奶粉做成的冰激凌和美军紧急口粮中的巧克力块。富兰克林·罗斯福逝世那天，他们涉过延安多石的小河来到我们住的院子，以朋友的身份作吊唁。
此后，出于许多原因，气氛变坏了。同延安的联系断了。随之而来的是激烈情绪和敌对，过了大约25年时间，理查德·尼克松才实现了我们在1945年本来可以实现的和解。我不了解周先生在鄂些年头的情况，虽然我始终认为，情况的变化不大可能使他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当再次打开了通往中国的道路时，看到另一代的美国记者和观察家像我过去一样发现这位既温文优雅又坚决的人物的品质，我感到高兴。由于他对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我们大家都是受益者。
修斯多夫；一位十分有教养的人物
子午书屋（www.ziwushuwu.com）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