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矶时报新闻社1月13日电】（作者：谢伟思）
（原编者按；谢伟思出生于中国，父母是传教士。他在40年代曾经是美国外事官员和附属于美国陆军的中国问题专家，1951年麦卡锡时期被国务院解职，后来最高法院为他恢复了名誉，并复了职。他在1962年退休，现任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刊物的主编。）
几乎凡是亲自会见过周恩来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他身上有一种富于魅力的活力。长得英俊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他的眼睛。在浓密的、向上翘起的黑眉毛下边，他的眼睛炯炯发光，凝神看着你。你会感觉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你所说的话。这是一种使人立即感到亲切的罕有的天赋。
1941年，我在重庆第一次会见他时的感觉就是这样的。他当时是延安共产党人派去的准外交代表，那时共产党人的力量越来越大，但是许多人还没有认真地把他们看作蒋介石的争夺全国权力的对手。我当时是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年轻的官员——三等秘书，这是在外交上等级最低的官员。30年以后的1971年，当我在北京同这位长期任中国总理的人会晤时，情况仍然同以前一样。看来唯一的变化是：他的往上梳的黑发不再有“非中国式的”波浪了，并且花白了；他过去的那个常常文雅地坐在安乐椅上的身躯由于年迈而显得有点不灵活了。
在1941年的那次首次会晤以后直到1945年4月，我曾有很多机会见到他，从而加深了那次动人的首次会晤获得的印象。
在延安、在中国西北部——那个岁月共产党总部所在地——的讨论是重要的。这在共产党内部是如此，因为通过讨论可以消除分歧，估计不断变化的中国政治力量对比，并且使他们的政策适应他们预料将来会出现的局面的需要。进行讨论是重要的，这在他们对待少数在那里的外国人方面也是如此，因为我们——特别是我们美国人——那时是战时中国内部政治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中国的不肯定的前途的一个重要部分。
例如，美国在支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中国政府方面承担了多大义务?当时在周为党执行的几项任务中，同美国人谈话显然是重要的一项。他为此贡献了始终是充沛的精力和无穷的耐心。
在那些年月里，他会见了许多美国客人，有地位高的，也有地位低的；有文职人员，也有军人；有非常通晓中国问题的，也有对中国问题完全不了解的，当他会见这些美国客人的时候，我对他进行了观察。可是看来他并没有因为有人无知而感到吃惊，也没有把任何问题看得过于繁琐或不相干而不予理睬。确实，不管情况多么使他感到为难，我从来设有看到他表现出厌烦、烦恼或疲倦。
当时（像后来在北京那样），无论白天或夜晚，时间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延安的许多人住在山坡上的窑洞里。在延安那种俭朴、不拘礼仪的生活中，他有时走到我和美国陆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巴雷特上校同住的陈设简陋的窑洞里，或者在我到河那边党的总部里的周的窑洞去访问时，他的可爱的妻子、长征和毕生革命的伴侣邓颖超就给我泡茶，并且要我留下来吃便饭。
并没有任何行政上的时间表把谈话打断。谈话是自然而然进行的，参加谈话的人想谈什么就谈什么。令人吃惊的是，这个习惯也一直保持到他在北京活动的晚年，这时他作为政府的行政首脑所担负的重任必定会把比较平庸的人压垮。
在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访问中国前于1971年10月对北京进行第二次访问后离开北京的第二天，也是联合国投票接纳中国的第二天，我的妻子和我突然被请去同他会晤。我们感到吃惊，觉得这一天似乎是最不应该侵占总理时间的一天。尽管如此，这次谈话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了3个小时。
想想吧，曾经有一次谈话被打断，勉强算得上打断。在谈话当中，有一个青年妇女端着一个小盘子走到房间里来，轻轻地走到周的椅子旁边，小盘子里有一杯水和两片药。他喝了一口水，把药片吃了下去，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又接着谈了下去，他的思路并没有被打断。
在重庆和延安同周进行的谈话一向是很费思索的，但却是非常愉快的。他温文优雅、心情愉快，机警而不紧张不安。机智诙谐而没有讥讽或恶意。他令人吃惊地迅速领会了你的想法，但从来不在你结结巴巴努力表达自己想法的时候表现出不耐烦。他头脑敏捷而不滑头，聪明机灵而不夸夸其谈，他总是愿意开门见山地谈问题，而又总是去寻找共同点。
人们看到他头脑机敏，意志坚强，教养有素，思路井井有条。当然，他试图使我们赞同他（和他的党）对中国和世界的看法——他对这些看法是深信不疑的。但是他这样做靠的是冷静的说理、清晰的措辞、温和的谈话、广博的历史知识和世界知识以及对事实和细节的惊人的了解。人们会被说服（或受到教育），但不会被压服，也不会因为持不同意见而受责怪。
同时，人们感到，周认为同美国人进行的所有这些谈话还有另一种价值。我们的反应和态度（不管这种反应和态度可能怎样），对他都有实际用处，因为对于在他们看来是遥远、不可思议和颇为陌生的美国可能执行的政策，他希望深入了解一些更为明确的看法。
这一向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他坦诚直率，他也希望别人这样。他并不因意见分歧而感到恼火（他也许料想会听到大量的不同意见），但是，人们发觉，如果你不能明晰地论证那些不同意见，他会感到失望。
因此，在周看来，我们是在探索如何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中国共产党人，而用则是在通过在华的美国人探索如何了解美国。但是，这种互相了解并不对称；周比我们机敏，善于辞令，他是共产党的权威发言人；我们只是一些低级军官，我们代表的虽是远在华盛顿的决策人，但对他们的想法却了解得很少。
后来，历史开了个玩笑。对周和毛泽东提供给我们的那些权威性情况的重要意义，罗斯福总统和美国的决策者并不认识。周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从在华的美国人那里所能获得的印象——至少在美国新任大使赫尔利将军在中国呆了一段时间并与蒋介石勾结之前——证明并不可靠，因为我们远离华盛顿的决策中心，而且级别很低。
1945年1月，在美国政策还没有最后定下来的时候，周敏锐地意识到问题所在。他要求到华盛顿来，以便同罗斯福总统会谈，从而能从权威方面了解美国在同共产党人有关的重大问题上的立场。赫尔利大使使这一希望成为泡影。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怀疑周在那样晚的时候。访问美国能否改变历史的进程，她的这种看法可能是正确的。但是要是他的访问计划实现的话，我们本来肯定会看到世界上的一位极有才华、极有说服力的外交家进行一次拿手的表演的。
相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罗斯福和斯大林却奇怪地发现，他们对中国所持的都是不现实的看法吻合了。于是有了雅尔塔协议，这个协议使中国的内战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在中国的内战中，美国毫无希望地把自己同蒋介石的国民党拴在一起，从而使美中关系在随后27年处于不愉快的境地，而这本来是不必要的。
周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这一政策已转变过来，并看到他很久以前曾谋求实现的同美国的关系的缓和有了开端。不幸的是，由于美国在履行尼克松总统4年前签署的上海公报方面拖拖拉拉，因而他没有能看到美中关系更接近于正常化。
谢伟思：他全神贯注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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